第一炉香

那时候我大概13或者14岁，《第一炉香》是我读到的第一篇张爱玲小说，几乎是立刻就被慑住了。

多么惊悚的爱情故事——女孩爱上不爱自己的男人，出卖自己去养他，纸醉金迷，朝不保夕，而这一切都是她心甘情愿的。

岂止三观不正，简直五雷轰顶，可竟然还是中邪一般读了又读。

“我爱你，关你什么事，千怪万怪，也怪不到你身上去”，单向度的、自我成全的爱的范式，几乎像是魔咒般奠定了我此后二十年的爱情基调。

事实上，这也是张爱玲写下的第一则短篇，彼时年仅23岁的她，提笔已老。

不，比老还老，那几乎是一种本质性的衰朽，一写就去到了寸草不生的绝境，但毕竟还年轻，难免对爱抱有强烈的期许，因之，朽坏中又透着深深的妖冶。

仿佛乌云镶金边，分明黑沉沉地压着几欲摧折的天际线，落下时，却是一场阴郁又辉煌的黄金雨——宙斯化身与美人达娜厄缠绵的那一场。

到底不脱华丽缘，尽管，华也不是那个华法，丽也不是那个丽法。

如此这般衰朽的华丽，或者说华丽的衰朽，许鞍华是拍不了的。

她太憨了。

王安忆也改编不了。

她太正常了。

病态的窥视与被窥视，畸形的掌控与被掌控，幽暗的捕获与被捕获，还有毫无出路的爱与被爱，所有这些南国杀气腾腾的植被般盘根错节的关系里，扣着一个又一个畸形的灵魂。

而显然，几个核心人物梁太太、乔琪乔看起来都太健康了，葛薇龙更是——也许我们可以说——营养过剩？

讲真，马思纯穿水蓝长裙那个虎背熊腰的背影差点把我送走，何来半点身世飘零寄人篱下之感？

她能赤手空拳把司徒协捶死你信不信？

俞飞鸿的梁太太固然是漂亮的，但看起来读了太多书，脸上全是知识性的矜持，缺少欲望的啃噬，缺少被啃噬后的那样一种必然的疯态。

陈冲显然是一个更好的选择，还记得她在《太阳照常升起》里那娇嗲的一跺脚，真叫人魂胆俱颤。

葛薇龙的一场病，改得乱七八糟。

掌掴乔琪乔那段戏更是惊人的违和。

人物的心理逻辑整个不通顺——薇龙怎么可能扇乔琪？

她心里哪儿拿得出那个力气。

还记得吗？

“我爱你，关你什么事，千怪万怪，也怪不到你身上去。

”而收束全片的那句，“我爱你，你个没良心的”，绝对可以名垂影史，作为千古笑料。

最令我无法释怀的，是那个“金翠辉煌”的衣橱！

那个捕兽夹一般飞快地钳住了少女灵魂的衣橱，决定性的衣橱。

“毛织品，毛茸茸的像富于挑拨性的爵士舞；厚沉沉的丝绒，像忧郁的古典化的歌剧主题曲；柔滑的软缎，像《蓝色多瑙河》，凉阴阴地匝着人，流遍了全身。

”而在伦巴舞曲里，还有那条紫色电光绸的长裙子。

全是音乐，全是华服，全是无可逃逸的肉身体贴与神思摇荡。

它们哪里是衣衫？

分明是不同场合里的欲望造型。

它又何曾是个衣橱？

分明是潘多拉的魔盒，打开了，再合上，但为时已晚，念头已经觉醒，追杀到梦里来了。

但许鞍华给我们看到的衣橱是什么样呢？

——朴实得不得了，憨厚得不得了，几件花衣裳难看得不得了，我要是葛薇龙，只消打开那衣橱张一眼，能连夜跑路。。。

它还不如花园露台上惊鸿一瞥的许子东老师令我惊艳。

如果说这个衣橱向我揭示了一点什么，那就是许鞍华的笨拙。

我不理解一个对生命中漫天的金粉金沙毫无感触的人，为什么会热衷于《第一炉香》？

仅仅因为它有一点像是爱情的缘故吗？

张爱玲的创作巅峰期比我以为的要短很多，遇到胡兰成前后，几乎就是她的井喷了；终战之后，始终格格不入；去国赴美，更形萎顿。

我所心爱的另一位伟大的作家曹雪芹亦是如此，经历过鲜花着锦的少年，晚景却是贫病交加，在京郊黄叶村“举家食粥酒常赊”。

赫赫扬扬的家族前史，百无一用，但好在他们还有一支生花之笔，便宜了我们这些后来人，目击一场又一场豪华的阶层跌落。

张爱玲实在天纵奇才，十几岁已勘破人生真谛：生命是一袭华美的袍，爬满了虱子。

她的小说，毋宁都是在把一只又一只的虱子指给我们看，而且是搁到放大镜下看，然后三下五除二地把它们解剖掉。

饶是如此，饶是爬满了这样可厌的虱子，我们也打叠起精神，兴高采烈地穿了它一生，可见那袍子到底还是美的。

必须美。

美到不舍得脱下它。

电影版《第一炉香》太长了，在影院中坐了2个多小时后，结尾时，很想鼓一下掌，才惊讶地发现：上座率不足10%，且有几名观众提前退场了……如果让我打分，我会给《第一炉香》100分。

许鞍华太懂张爱玲了，她读出了很多人没读懂的那部分张爱玲，可她的知音并不多——拖沓、演员糟、节奏乱、没故事……各路影评指责下，证明它并非爽剧。

人们要看的是一个尖酸刻薄的张爱玲，而不是有独立自我的张爱玲。

《第一炉香》太棒了，但生不逢时。

该怎么解释这样的落差呢？

过去百余年，是现代文明全面入侵、传统文明步步后退的过程，由此形成两种完全对立的世界。

第一种世界，不妨称为《日出》世界。

对，就是曹禺代表作之一《日出》，从题材看，与《第一炉香》完全相同。

在《日出》中，世界高度清晰——善与恶、真理与谬误、进步与落后、光明与黑暗……如此分明。

只需努力，必然会有一个更好的明天。

于是，《日出》中陈白露的希望是真爱方达生，而方达生能承诺她的，只有“光明”。

陈白露最终选择死，也是因为看不到“明天的阳光”。

将个体救赎与社会改造合一，当然来自男性视角。

另一种世界，不妨称为《第一炉香》式的。

在飞速变迁的时代中，一代人彻底丧失了时间感，命运因此变得不可捉摸（在常态社会中，命运总会循序渐至，似可掌控），于是，总有人会关起门来，努力在小世界中挽留曾经的时间——只有在那种缓慢中，他们才能找到安逸、梦想和自尊。

“三千年未遇之大变局”中，两个世界的对撞在所难免。

遗憾的是，文学史只关注《日出》世界，《第一炉香》世界则被吞噬。

以致后代读者翻开张爱玲的小说，只知其不同，却说不清哪里不同。

其实，《第一炉香》世界才是中国文学的真传统，每到末世，这种对往日颓废、放荡的怀念便会浮起。

不论是《东京梦华录》，还是《陶庵梦忆》，乃至《桃花扇》《红楼梦》《海上花列传》，无不如此。

被时代疾风摧折的花，是有权颓废的，因为曾经的繁华、温存、柔软、天真已成泡影，它们本是文明的成果，自有不可磨灭的价值，可身处末世中，谁又能说清，它们还能不能回归、何时才能回归。

生于暗夜中的人们是如此可悲，不得不接受粗鄙，用遗忘自我的方式，冷冰冰地活下来，只有回忆才能温暖灵魂，才能让心不迅速死去。

颓废是可耻的吗？

我愿抄一段法国诗人魏尔伦的话：我喜欢颓废这个词，它闪耀着姹紫澄金的微光。

它表达了最高文明的种种精细思想，它是高潮的文学化，是一个可以感受深刻欢乐的灵魂。

它是摆脱了喷吐的烈焰和熠熠生光的宝石，使人联想起妓女的胭脂红，想到马戏班的杂耍，想起气喘吁吁的古代斗士，想起野兽的窜跳，想起赛马会上消耗的热情，这种热情在渴求自由地迸发，这种负荷把热情消耗殆尽，正如入侵之敌的号角。

经历颓废的人，会明白《第一炉香》中的葛薇龙为什么选择情欲，因为她没有（或者不相信）改造世界的蓝图，只能沿着感觉（唯一能把握住的东西）前行，即使前方就是毁灭，也在所不惜。

小说结尾处，葛薇龙一句“她们是被迫的，我是自愿的”。

用《日出》眼，看到的是悲哀、堕落；用《第一炉香》眼，看到的则是颓废——当人无法把握命运时，那么超越文明的约束，无矫情、无面具，也是一种自尊。

没有华丽的颓废，就没有张爱玲。

“最是人间留不住，朱颜辞镜花辞树”（王国维句），张爱玲写作的价值，就在于她用现代视角，复活了一片被遗忘的传统。

她笔下的末世苍凉，与《荒原》颇可对勘。

遗憾的是，随着张爱玲远遁异乡，现当代文学史对她的忽视，她坚守的这份传统渐行渐远，等她被重新接受时，她居然成了“女性作家”“怼人高手”“小市民作家”……毕竟，此地已无安放她的可能——一代代只有烦恼、丧气、自失体验的读者，已彻底丧失了体验颓废的能力。

这注定了，许鞍华试图修复这种能力的功夫，可能会白费。

张爱玲小说的一大特点便是故事简单，夹入太多场景描写，在貌似冷静的状物中，揉入浓郁的无力。

在推进情节时，张爱玲常会习惯性地停顿，写人时，又会频繁转换视角。

张爱玲并不真的追求写人的神似，也不想让读者相信所写即真实，只要读者能进入她的情绪中，便已足够——事实是，张爱玲小说的节奏并非严格意义上的小说节奏，而是散文节奏。

这一切，电影《第一炉香》都有准确地把握——乍一看，几无明显的“发生—发展—高潮—结尾”，一切由主观情绪引导，每个转折似乎都不尽合理，可当司徒协当着梁太太面，将手环套在葛薇龙的手臂上时，其中的惊心动魄感——那是葛薇龙命运的转折点——却被完美地呈现了出来。

电影《第一炉香》真正读懂了颓废，它不是消沉，不是堕落。

颓废中有挣扎、有坚持、有渴望，更重要的是，它也有爱。

颓废并不是一种残缺的人生，而是以更大的悲悯与清醒，望向自我与世界。

颓废无望地在飞速的时代中踩着刹车，而那些主动投入洪流的人们，自然会错过这片岸上风光。

对于尚不能将自我剥离出来的人来说，颓废是一种精神奢侈品，即使攥在手中，也不明白它有什么用。

能想象出许鞍华的尴尬：面对女主角是不是太胖了，和原著不一样？

彭于晏的八块腹肌是不是太明显，有点违和？

为什么把故事讲得这么平淡……种种问题，简直来自另一个次元，这和颓废有关系吗？

这让人怎么回答呢？

只能说：现代社会的最大悲剧。

莫过于太多人的精神被格式化，随着个体感受力丧失，粗鄙即王。

于是，人们愿用大声而幼稚的质疑，来掩盖自身无知，并为此洋洋自得。

很想看这部电影，然而人在美国无能为力。

这两天在豆瓣首页看到因《第一炉香》而引起对张爱玲的种种讨论，想贡献一点自己的看法。

下文是今年春季我为许子东在香港大学开设的《张爱玲与现代文学史》课程所写的期末论文。

（没看电影就打分确实不大妥当，但是为了许鞍华，我冲了）導語：對張愛玲與丁玲的既有比較作為同樣曾“紅遍上海灘”、同樣個性孤傲、同樣身世曲折、同樣文筆犀利的兩位現代女作家，張愛玲與丁玲之間的似與不似激發著後世讀者們不斷的討論。

在學術場域內，近四十年來對二者的比較主要從以下兩個角度出發：政治抉擇、女性意識。

在政治抉擇方面，眾所周知，丁玲後期走向左翼革命，至死不曾改變信仰（“飛蛾撲火，非死不止”[1]）；張愛玲則是“政治冷感”，但總體傾向於冷戰的自由主義陣營（美國-台灣-香港），且寫有反共小說兩本（《秧歌》《赤地之戀》）。

對於這兩位作家迥然相異的政治選擇，劉再復的評價具有代表性。

他認為，兩人的早期作品都是出色的天才之作，而後期作品則均淪為了政治宣傳工具，這一變化構成了兩位作家的共同“悲劇”。

在比較了丁玲的《太陽照在桑干河上》和張愛玲的《秧歌》、《赤地之戀》後，劉再復提出，兩人“都是在政治意志的驅使下進入創作，並把小說變成政治工具和時代號筒。

這是中國現代文學史上的一對很有趣的‘悲劇同構’現象，也可以說是‘悲劇反向同構’現象”[2]。

劉再復的評論有兩個值得注意之處。

其一，雖然他將二玲稱為“悲劇同構現象”，卻依然暗含了張愛玲高於丁玲的結論。

不僅他明確提出張愛玲在現代文學史上的地位僅次於魯迅，而且其評價邏輯本身也更利於張愛玲：與將政治進行到底的丁玲相比，張愛玲的晚期創作除《秧歌》、《赤地之戀》外，其餘皆無甚政治意味（《小團圓》在當時還未公諸於眾）。

其二，也是對本文更重要的一點，劉再復僅以二元對立的方式看待“天才寫作”與“政治工具”，從而並未深入分析兩位作家早期和中後期作品之間的延續性。

換言之，她們的早期“純文學”寫作是否已經在某種程度上預示了後來各自的政治抉擇？

在“女性意識”方面，學界普遍認可張愛玲與丁玲是中國現代文學史上最具女性主義意識的作家之二。

這方面最具影響力的評價當屬孟悅、戴錦華合著的《浮出歷史地表》，書中對丁玲和張愛玲均有專章論述，並把兩人分別列為“第二代女作家”和“第三代女作家”的代表人物。

書中認為，丁玲等第二代女作家超越了五四的“父親的逆女”話語，將現代女性文學帶入了一個“性別的醒覺階段”[3]。

這一成長和醒覺有兩個主要標誌：一、女性肉體的醒覺、對現代社會欲望法則的了解；二、對男性的深刻懷疑、“兩性戰爭”的主題取代了此前“自由戀愛”兩性同盟的話語。

而在40年代，淪陷區的女作家（張愛玲、蘇青）則進一步發展深化了這些主題。

在對丁玲、張愛玲的具體評價和比較方面，《浮出歷史地表》亦認為張愛玲作品的女性意識高於丁玲，這不僅出於女性意識覺醒所需要的歷史過程（從“五四”第一代、“30年代”第二代到“40年代”第三代），也與兩人的政治抉擇有關。

對於丁玲的“向左轉”，孟悅和戴錦華認為“她轉向主流意識形態，解決了她的創作困境，但也就此剝奪了她只有站在女性的歷史地位才會獲得的那種異己感和批判性”[4]。

相對地，在淪陷區寫作的張愛玲得以暫時逃離各種主流（男權）意識形態，成就了現代中國女性寫作的巔峰[5]。

可以說，《浮出歷史地表》從女性意識的角度，得出了與劉再復類似的結論。

總的來看，在過去四十年的文學批評場域內，張愛玲受到的評價一直居高不下。

而近年來重估左翼文學和“前三十年”文學的風潮，又引起了學界對丁玲的再度關注。

筆者無意在張愛玲與丁玲之間分出高下，本文關注的重點問題是：同為深具女性意識的作家，張愛玲和丁玲為何走上截然相反的政治道路？

她們早期作品中表露的女性意識有何相似，又有何不同？

兩人早期作品中女性表述的差別，是否已經包含了不同的“政治無意識”（political unconscious）[6]，從而預示了後來政治抉擇的差異？

筆者將通過對《第一爐香》、《夢珂》、《莎菲女士的日記》的文本細讀和比較閱讀，具體展開對這些問題的論述。

從《夢珂》、《莎菲女士的日記》到《第一爐香》：女性意識的承續促使讀者去對比《第一爐香》和《夢珂》的，首先是兩篇小說在情節上的相似之處。

誇張一點說，“中國現代文學史上也許找不出兩篇像《第一爐香》與《夢珂》這樣在情節模式上如此相像的作品”[7]。

在這方面，陳嬌華的論文《試論張愛玲對丁玲創作精神的承續——以<第一爐香>和<夢珂>為考察中心》做出了詳盡的分析，指出夢珂和葛薇龍同樣經歷了離開父母在大城市求學、因缺錢而寄居姑母家、喜歡上一個“渣男”、發現“渣男”出軌、試圖反抗和離開、最終走向墮落等一系列情節事件。

不過，陳嬌華的論文沒有注意到《第一爐香》與丁玲另一篇早期作品《莎菲女士的日記》之間的承續關係。

實際上，喬琪喬的形象和《莎菲》中的凌吉士多有相似之處：凌吉士是新加坡華僑，氣質十分西化；喬琪喬更是中西混血兒。

更重要的是，雖然女主人公明明看穿了他們“不過是一個極普通的浪子”，這兩人的美麗外表卻仍引發了女主人公心中“不可理喻的蠻暴的熱情”[8]。

並且，《第一爐香》中對女性情慾心理的精彩描寫（如性事過後薇龍的心態：“她睡在那裡，一動也不動，可是身子仿佛坐在高速度的汽車上，夏天的風鼓蓬蓬的在臉頰上拍動。

可是那不是風，那是喬琪的吻”[9]），也顯然更多受到《莎菲》而不是《夢珂》的影響。

當然，《第一爐香》與《夢珂》、《莎菲》之間的相似絕不是巧合，而是源於張愛玲對丁玲早期作品的熟悉。

早在張愛玲還是一名高二學生時，就在校刊《國光》上發表過對丁玲早期小說集《在黑暗中》的介紹，其中寫道“丁玲是最惹人愛好的女作家”[10]，並且重點提及了《夢珂》、《莎菲》兩篇小說。

近四十年之後的1974年，當宋淇向張愛玲提及香港中文大學有意找她做丁玲研究後，她在半年之內就多次寫信給夏志清、莊信正等友人，請他們幫忙在大學圖書館裡找丁玲的書。

張愛玲特別強調，她最想找的是丁玲的早期小說，其次是三十年代初“向左轉”時期的，不要延安時期及之後的。

雖然這一研究最終未成，張愛玲願意承擔這個項目並且不避煩難、頻頻向友人開口求助的事實，無疑顯示出她對丁玲非同一般的興趣。

所謂“我做這一類研究當然是為了錢”[11]，當然是作家的口是心非之語。

在女性意識方面，《第一爐香》和《夢珂》、《莎菲》最突出的相似之處在於對封建父權和資本主義男權的雙重揭露和雙重批判。

正如孟悅和戴錦華所言，對30年代及之後的女作家來說，“從反封建到求自由，非但不是一個解放過程，而是一個從封建奴役走向資本主義式性別奴役的過程”[12]。

而且，在中國所謂“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歷史條件下，對女性的封建奴役和資本主義奴役常常是並行不悖的。

《第一爐香》和《夢珂》雖然背景設置在上海和香港這樣的資本主義大都市，小說中的女性人物卻時刻遭遇著過去時代的陰影，封建父權、包辦婚姻離她們只有一步之遙。

夢珂家在酉陽鄉村，在上海遇到的兒時同伴詢問家中近況，她提到：“我大姐嗎，前年就嫁到秀山，近來二伯母一想起她時就哭”[13]。

接到父親來信時，夢珂原本十分高興，但讀到父親提及家鄉有人來向他說親，夢珂心情突然失落， “信紙一張張從手指間慢慢滑了下去”。

她想起“家中親戚中的做媳婦們的規矩，並為避免當面同父親衝突”[14]，於是回信說自己還在讀書，近期都不打算回家了。

《第一爐香》中，薇龍搬進梁太太家的當天，就見證了梁太太如何利用封建父權結構懲罰忤逆的丫頭睇睇。

梁太太向睇睇宣告，她離開了這裡之後肯定永無出頭之日了，“你爹娘自會押你下鄉去嫁人”。

睇睇不屑地回應道：“我爹娘管得住我麼？

”。

梁太太的一席話給她判了死刑：“你娘又不傻。

她還有七八個兒女求我提拔呢…自然不敢不依我的話，把你帶回去嚴加管束”[15]。

不久以後，薇龍自己就重複了睇睇的命運。

薇龍撞見喬琪喬出軌之後決意要回上海，梁太太這時搬出她父親來威懾她：“我並不是阻攔你回家…可是你知道世人的嘴多麼壞，指不定你還沒到家，風裡言，風裡語，倒已經吹到你爸爸耳朵裡去了。

他那暴躁脾氣你是曉得的…你這一向身體就不大好，哪裏禁得住你爸爸零零碎碎逐日給你氣受！

”[16]。

最終，薇龍沒有回上海屈從於父親（封建父權），而是嫁給喬琪喬，屈從於丈夫（現代男權）。

的確，《夢珂》、《莎菲》、《第一爐香》的女主人公在小說中主要的敵手還不是封建奴役，而是資本主義／現代性的奴役。

《夢珂》的開頭就是上海一所新式學校的繪畫女模特遭到男教師的騷擾。

羅崗指出，《夢珂》中的“女模特事件”、夢珂與表哥共看好萊塢電影《茶花女》、夢珂最終成為電影明星這幾個情節都聯繫著現代性的“視覺政制”（scopic regime）——無論是現代繪畫還是電影，都把“男性凝視”（male gaze）作為其視覺產品／文化商品的基石。

由此可見，五四一代女性所追求的現代性並未兌現其自由、平等、解放的承諾，“反而在商業化的環境中把對女性的侮辱‘制度化’了”[17]。

《莎菲》更是在人類靈魂的深度上呈現了資本主義下現代個人／主體的困境。

不僅莎菲為現代愛情神話所困，不由自主地被凌吉士吸引；而且莎菲的整個心靈狀態都反映著現代個人主義話語的某種絕境：她迫切地希望與他人有真正的溝通和理解，卻把他人都變成了自我的客體和工具。

因此，將丁玲早期作品當作某種五四“個性解放”宣言的文學史評價是一種誤讀。

恰恰相反，這些作品“並不是在與‘封建’、‘傳統’的對抗中書寫現代性（制度、欲望、主體），而是要寫出‘現代性’本身的幻滅”[18]。

與丁玲相比，張愛玲對“五四”傳統的拒絕更加為人所知。

然而，很少有論者將她對“五四”的拒絕和她的作品中對現代男權的批判聯繫起來。

實際上，張愛玲在小說《五四遺事》中諷刺的正是五四男性文人如何利用現代愛情神話滿足自己佔有女性的欲望。

《第一爐香》中的殖民地香港從一開始就是現代性的產物，其刻意的“東方”色彩（如小說中梁太太家的裝飾）並非傳統的自然遺留，而是為西方殖民者與本土華人精英的共謀所形構的。

導致薇龍墮落的“交際花”文化也是香港從維多利亞時期的大英帝國模仿來的。

資本主義社會對女性的種種剝削，在《夢珂》、《第一爐香》中都凝聚為了“妓女”這一核心意象。

在《夢珂》鄰近結尾處，主人公驚詫地發現自己“也變成妓女似的在這兒任那些毫不尊重的眼光去觀覽了”[19]。

《第一爐香》中，薇龍剛搬進梁太太家就感歎道：“這跟長三堂子里買進一個人，有什麼分別？

”[20] 鄰近結尾處, 當喝醉的英國水兵將薇龍誤認為站街女的時候，這一意象再次出現：“本來嘛，我跟她們有什麼分別？

…她們是不得已的，我是自願的！

”[21]。

當然，在幾千年的男權社會中，妓女是一項源遠流長、十分古老的職業。

但只有在資本主義商品社會的條件下，“妓女”才成為了理解大多數女性——無論是公共領域中的女模特、女明星、女交際花，還是私人領域中那些“體面”的妻子和家庭主婦——之處境的關鍵詞。

誠如恩格斯所言，在資本主義社會中，賣淫制度和一夫一妻核心家庭制度是互為補充的、無法分割的對立面[22]。

差異與分歧：哪種 “女性主體性”，哪種政治？

除了上文討論的相通之處，《夢珂》、《莎菲》與《第一爐香》之間亦有許多差異，其中包含了某種“政治無意識”，預示了兩位作家此後不同的政治抉擇。

筆者認為，最為關鍵的差異在於兩人如何書寫女性人物的“主體性”。

就敘事形式而言，或許讀者普遍會有這樣的印象：丁玲筆下的女性人物比張愛玲更有主體性。

《莎菲》大胆的第一人稱形式顯然不僅僅是“形式”而已，因為第一人稱“我”涉及到是否能“從女性自身的視角來講述一個女人的體驗”[23]這一關鍵問題。

《夢珂》雖然是第三人稱敘事，其文本中也包含了一個隱性敘事人，這位敘事人“比夢珂這位純情少女更了解在男性那些有如愛情的溫柔體貼、殷勤與追求背後真正的色情動機”[24]。

當這位敘事人略帶諷刺地講述、點評著夢珂身邊男性的行為時，讀者感受到了他們的虛偽和可笑，男性人物實際上在文本中被“去勢”了。

《第一爐香》則有兩個敘事者：一個是讓讀者“點上一爐沉香屑”的顯在敘事者，一個是隱性敘事者。

顯在敘事者的存在已然增添了幾分距離感（如結尾“薇龍的一爐香，也就快燒完了”），而隱性敘事者與小說中人物的距離也十分遙遠，流露出一種“精神上俯視的超然態度”[25]，冷靜地評論著人物命運（如“薇龍…出著神，臉上帶著一點笑，可是眼睛卻是死的”）。

甚至小說的標題已經表明了兩位作家的區別：丁玲將女主人公的名字鮮明地放在標題中（《夢珂》、《莎菲女士的日記》、《阿毛姑娘》），張愛玲的標題《第一爐香》則通過意象強調人生的蒼涼、人的渺小。

不過，從另一個角度看，或許也可以說張愛玲筆下的女性人物比丁玲的更有“主體性”。

這正是孟悅和戴錦華在《浮出歷史地表》中的觀點。

她們認為，張愛玲筆下的女人“有一種前人所未有的清醒”[26]，不僅了然於自己作為女性在社會中的位置、男人對自己的打算，也了然於自己該如何應對、如何鬥爭、如何生存。

丁玲的女性人物“雖則已為成人，但仍習慣於以弱者的身份向男性社會討公正”，而張愛玲的女性人物了悟到“既然這社會男女之間本無公平可言，不如立起腰桿光明正大做女人…表現出一種更為積極的、對男性社會更有抵抗力的態度”[27]。

為了釐清“主體性”這一含混不清的概念，筆者認為有必要區分兩種主體性：女性作為個體的主體性，以及女性作為群體／集體的主體性。

在個體的維度上，可以說張愛玲的女性人物的確更有主體性。

當莎菲突然間一把推開凌吉士，內心極度慌亂，不知下一步該去往何處的時候，《傾城之戀》的白流蘇已經笑吟吟地把蚊香踢到桌子底下去了。

即使是《第一爐香》中薇龍的墮落之路也始終伴隨著她本人極度的清醒。

許子東對比曹禺《日出》和《第一爐香》時指出，男性左翼作家傾向於將“墮落女性”模糊地描繪成無辜的受害者、不公社會的犧牲品，重點落在“墮落”這一結果上；張愛玲則把重點放在“墮落”的過程上，詳盡地寫出了女性每一次做出選擇時“清醒的人性和現實的理由”[28]。

或許可以由此得出結論，即張愛玲筆下的女性主體性體現在她能為自己的墮落“負責”，而不是像男性作家那樣將她寫成一個“純潔無助”的客體。

不過，丁玲筆下的女性在這個二元結構中似乎難以安放。

丁玲也詳盡地寫出了夢珂的墮落過程，而夢珂在很大程度上也要為自己的墮落“負責”。

康宇辰指出，丁玲巧妙地將對女性自戀心理的反諷埋伏在了敘事中：“純潔孤高的夢珂可能並沒有她自許的那樣無辜和不食煙火，因為她是‘有幻想的’ ”[29]。

當夢珂夜晚攬鏡自照、扮演舞女和爵夫人時，她實際上“毫無反感地參與到這種客體角色的扮演之中…這浪漫的女性幻想場面，其實暴露了女性對男權的規約無意識的臣服”[30]。

夢珂攬鏡自照的場景與《第一爐香》中薇龍試穿衣服的場景十分相似。

但是，讀者得出的結論依然是“夢珂是男權社會的受害者”，她的悲劇並不是“人性的缺陷”、“命運的蒼涼”等因素所導致的；因而，這樣的現實、這樣的社會必須被改變。

在集體／群體這一維度上，可以說丁玲的女性人物更具有某種主體性、某種“姐妹情誼”、某種團結的可能。

《夢珂》的開篇便是女主人公對被騷擾的女模特出手相助，導致她被迫輟學。

即使在烏煙瘴氣的姑母家裡，夢珂和表嫂就女性處境的相關話題也有過短暫卻真誠的溝通。

《莎菲》的女主人公更是時時懷想著已逝的好友“蘊姊”。

劉禾指出，莎菲認為只有蘊姊才能真正看懂自己的日記，這表明“寫作被理解為兩個女人情感聯繫的方式”[31]。

對女性之集體主體性的肯定，預示了丁玲後來對左翼集體政治的認同。

相比之下，張愛玲的小說世界中則充滿了女人之間（母女、姐妹…）的競爭、女人對女人的迫害。

《第一爐香》中的梁太太也曾是一位“出走”的女性，她違逆了兄長的意願，選擇了嫁給年老富人做妾；而這一決定也造就了她的悲劇——在人生的華年，被剝奪了愛情和欲望的滿足。

然而，在梁太太和同樣出走父之家（並且此“父”正是彼“兄”）的薇龍之間，卻從來沒有過一句真誠的對話。

相反，正是梁太太執行著男權社會的意志，最大程度地加害於薇龍，如同張愛玲筆下絕大多數的“母親”那樣。

很難在統計學的實證意義上去證明丁玲與張愛玲所書寫的女性主體哪個更“真實”。

在歷史和現實中，女性之間當然既有團結、也有分裂；既有姐妹情誼，也有彼此加害。

關鍵不在於哪種主體更真實，而在於作家想要形塑和召喚的是哪種主體。

話語不僅是現實的反映，它必然會形塑特定的現實、召喚特定的主體。

丁玲與張愛玲選擇了不同的女性主體性，也就選擇了不同的政治出路和人生道路：丁玲最終投身於改變社會、從而改變人心的集體政治，不懈地追尋她心中的烏托邦；張愛玲則始終堅持寫作、堅持自我，在冷戰分界線的另一端、異國的城市裡體味著孤獨的缺陷、孤獨的完滿。

或許，這便是現代文學史上“二玲”公案的謎底。

[1] 瞿秋白對丁玲的評價。

[2] 劉再復：《張愛玲的小說與夏志清的<中國現代小說史>（在香港嶺南大學張愛玲研討會的發言稿）》。

收錄於劉再復：《文學十八題：劉再復文學評論精選集》（北京：中信出版社，2011年），頁169。

[3] 孟悅、戴錦華：《浮出歷史地表：現代婦女文學研究》（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8年，第五版），頁141.[4] 同上，頁145. [5] 《浮出歷史地表》初版於1989年，限於時代因素，當時兩位學者獲取張愛玲相關資料的渠道十分有限。

因此，《浮出歷史地表》書中沒有討論張愛玲1949年之後的海外經歷，以及《秧歌》、《赤地之戀》等作品。

見戴錦華：《2003年再版後記》，《浮出歷史地表》（第五版），頁282-287。

[6] 這一概念由詹明信（Fredric Jameson）提出。

詹明信認為，政治視角構成“一切閱讀和解釋的絕對視域”。

通過對“政治無意識”的閱讀，那些貌似與政治無關的文本也會顯露出其政治內涵。

這一方法不同於去歷史化、去政治化的“審美”閱讀，亦不同於某些機械論的馬克思主義文藝批評（將文藝作品簡單看作“上層建築對經濟基礎的反映”）。

見詹明信（Fredric Jameson）著，王逢振、陳永國譯：《政治無意識：作為社會象徵行為的敘事》（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9年）。

[7] 陳嬌華：《試論張愛玲對丁玲創作精神的承續——以<第一爐香>和<夢珂>為考察中心》，《蘇州科技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7年6期，頁39. [8] 張愛玲著，止庵編訂：《張愛玲全集01: 傾城之戀》（北京：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2012年），頁47. [9] 同上，頁40. [10] 古耜：《張愛玲與丁玲的無緣之“緣”》，《文匯報》，2014年10月5日。

[11] 夏志清編註：《張愛玲給我的信件》（武漢：長江文藝出版社，2014年），頁181。

[12] 孟悅、戴錦華：《浮出歷史地表：現代婦女文學研究》（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8年，第五版），頁147。

[13] 丁玲著，王榮編注：《丁玲集》（廣州：花城出版社，2006年），頁32。

[14] 同上，頁41。

[15] 張愛玲著，止庵編訂：《張愛玲全集01: 傾城之戀》（北京：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2012年）, 頁19。

[16] 同上，頁43。

[17] 羅崗：《視覺“互文”、身體想象和凝視的政治——丁玲的<夢珂>與“後五四”的都市圖景》，《華東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5年5期，頁43.[18] 賀桂梅：《丁玲主體辯證法的生成——以瞿秋白、王劍虹書寫為線索》，《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2018年5期，頁14. [19] 丁玲著，王榮編注：《丁玲集》（廣州：花城出版社，2006年），頁56。

[20] 張愛玲著，止庵編訂：《張愛玲全集01: 傾城之戀》（北京：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2012年），頁16。

[21] 同上，頁53。

[22]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Friedrich Engels）著，中共中央著作編譯局譯：《家庭、私有制與國家的起源》（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年），頁135-139. [23] 劉禾著，宋偉杰等譯：《跨語際實踐——文學、民族文化與被譯介的現代性》（北京：三聯書店，2002年），頁245. [24] 孟悅、戴錦華：《浮出歷史地表：現代婦女文學研究》（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8年，第五版），頁141. [25] 陳嬌華：《試論張愛玲對丁玲創作精神的承續——以<第一爐香>和<夢珂>為考察中心》，《蘇州科技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7年6期，頁45. [26] 孟悅、戴錦華：《浮出歷史地表：現代婦女文學研究》（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8年，第五版），頁240。

[27] 同上，頁241. [28] 許子東：《許子東細讀張愛玲》（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20年），頁33. [29] 康宇辰：《重估浪漫——丁玲早期創作（1927-1931）中的女性、浪漫諦克與革命》，《現代中文學刊》，2020年4期，頁68. [30] 同上，頁69。

[31] 劉禾著，宋偉杰等譯：《跨語際實踐——文學、民族文化與被譯介的現代性》（北京：三聯書店，2002年），頁253.

以前看张爱玲的时候，年纪还小，大概也就十六七岁。

我家里有一套《张爱玲全集》，旧书店买的，四册只要六十元。

当年看《第一炉香》，最惊讶一件事，以前十几岁的女孩，未免太早熟了。

葛薇龙那做派那心眼，难以想象她才十几岁，要为自己谋生计谋前途。

相比起来，同年龄的我像只呆瓜，这么大人只会做一件事，摊手问爹妈要钱。

隔了二十年进电影院看《第一炉香》，最大的感触倒不是这一版薇龙的微胖，而是看了整整两小时小姐的臭脸。

我深深为女主的不懂事感到遗憾，这样的交际花，我这种普通人都看不过眼，到底怎么长的七寸玲珑心？

想来想去，选角的确是一个大问题，问题不是在于男的不够阴沉女的不够美丽，而是他们通通都年纪太大，让整个故事都显得突兀，不可理解。

原著中葛薇龙是一个还在念中学的女孩子，乔琪乔考上了大学，没多久不念了，也不会超过二十岁，他的妹妹周吉婕才15岁，已经是风头很劲的交际花。

现在这般人全由80后演员扮演，马思纯和梁洛施都是88年生人，彭于晏82年，明年就40了。

连扮演睨儿的张钧甯都快40了。

不是说演员不好看，演员都保养得很好，三十多岁一张脸完全没有任何皱纹。

但以前的三十多，跟现在的三十多，完全不是一个概念。

现在三十多岁，照样可以跟二十几看起来没区别。

我看以前的小说，经常觉得心惊肉跳，原著里姑妈梁太太有一句话，用来劝葛薇龙，说普通中等以下人家的女人，一过三四十岁，都变了老太太。

几十年前，三十几岁的女人就跟夕阳一样，差不多已经完了。

三十几岁生小孩，那是要被笑话，足足可以当小孩的外婆。

有钱人，就保养得好些，没钱人，年纪越大越是一败涂地。

这部片却找了一群保养最好的中年人，来演十七八岁的年轻人，这滋味，我真是越品越奇怪。

因为保养极好和青春，还真不是一回事。

电影里葛薇龙最大的败笔，的确是胖。

她本来应该是苗条，清瘦的，她去试穿姑妈的衣服，丫鬟要在背后把衣服用别针夹起来。

这才叫雏凤清于老凤声。

而年逾半百的姑妈，风情应该是有的，但起码应该是一笑，脂粉要卡在皱纹里，才慌得到处找替身。

可怕的就是，当这一版葛薇龙和姑妈同时出现在一个场景中，画面非常残忍。

姑妈精致的小脸，愈发显得葛薇龙大头大面，脑子很不清楚，于是剧情彻底走乱，我看来看去，还是不明白，电影里这葛薇龙的角色，到底图什么？

这个别扭的角色，一天到晚臭着一张脸，好像里面所有人都欠她五百万一样。

这怎么能做交际花呢？

这一版的葛薇龙，扮相更像有钱人家真正的阔小姐，因为从小锦衣玉食，身型略阔了一点，出身极好，所以臭脸也有无数人爱。

但就是不像普通中下等人家，出来自己找活路的葛薇龙，一个十几岁被逼无奈世事自己周全的女孩。

电影越看越觉得可惜，因为演员都是好演员，而且全都正当盛年，看得出来大家都花了不少力气来维持身材和容貌，为的就是不被演艺圈淘汰。

可是再怎么样，去演《第一炉香》还是过了。

再说到电影里的感情戏，更加尴尬。

不说爱还好，梁太太这里全都清清楚楚，一到传说中的爱而不得，我脑袋里全是涌上来的问号。

铺陈半天，愣是没看出来，马思纯到底在绝望什么，痛苦什么，她是怎么爱上的乔琪乔，又是怎么非他不嫁，到电影最后，她扭曲面部仰天长啸我爱你。

怎么回事啊？

原著说得清清楚楚，她明白她了解她全都懂。

为什么马思纯要演绎成，我就是不懂，我就是痛苦？

葛薇龙多精一个人，有啥好不懂的。

张爱玲笔下的感情，几乎全部都是蜻蜓点水式的，她本人压根也不相信有什么长长久久团团圆圆。

一到电影里，好嘛，感觉女主爱上个男人，就开始了撕心裂肺之旅，你为什么不爱我？

我恨，我好恨，你到底为什么不爱我，我恨，我再恨。

恨极了恨死了，恨得观众一脸莫名其妙。

看完电影，我更加坚定原来的想法。

没开拍前，很多人建议原班人马可以去拍《第一炉钢》，我脑海里则想起了原来上海热搜里的一则社会新闻。

一位五十来岁保养极好的大姐，在健身房当着众人面，对一名长相英俊的肌肉男私教又打又骂。

男人一身不吭，任她打骂，据说原委是大姐跟私教原本关系极好，大姐又送钱又送东西，出手极其大方，以为自己迎来第二春。

后来发现私教竟然把钱都打给了自己老婆，说是老婆生病，他才收了大姐的钱。

多好一个故事，彭于晏终于可以大肆展露他练出来的大块胸肌，在《第一炉香》里看到肌肉男真让我有点心理上过不去，所有人都在说乔琪乔整天不务正业，什么都不做。

我心想你们瞎了吗？

就他身上这些肌肉，一天没四小时根本练不出来，他这么勤奋，到底怎么演一个废柴？

换成三十多岁男私教，一心想要讨女学员欢心，这个角色再好不过。

俞飞鸿饰演的姑妈，感觉女明星内卷起来真的不给普通人留条活路，年逾半百，以前是老得不成样子，现在看起来也就三十多，依然美得惊心动魄。

或许可以演一演那位气到失去心智的大姐，原本跟三十几岁的私教好好谈着地下情，结果悔悟到一切都是一场欺骗时，把平日精心打扮起来的体面，全都敲了个粉碎。

马思纯最适合演那些痛苦的，委屈的原配，这下她的痛苦和委屈都有了发挥余地，弄多少出来，都不嫌多。

我极其奇怪一件事，既然现在一线男女明星，都在三十多岁，为什么到他们手里的剧本，都要苦心去演一个初出社会的年轻人？

真的中年人的故事没什么好看，也没什么可演吗？

作者｜毛利，作家，《Vista看天下》长期撰稿人，公众号“和毛利午餐”主理人，著有《结婚练习生》《全职爸爸》《我在三十岁的第一年》等作品，写出多篇10w+，感谢全网读者信任，欢迎加入^_^发于2021.10.27

许鞍华、王安忆版的《第一炉香》剧情架构，整体而言是对照着张爱玲原著小说搭建的，且保留了核心立意：以战前英殖香港为时空背景，涉世未深的上海少女葛薇龙投奔姑妈梁太太，在情、欲、物的几重诱惑下，渐趋陨落沉沦，人性发生惊心动魄的悲剧性深刻蜕变。

但正是顺着原著核心立意拍的缘故，广大网友在剧照曝光初始就开始的海啸级吐槽的选角问题，最终证明并不是莫须有的欲加之罪，一叶障目。

攻击演员当然没有意义，演员没有错，但演员与角色严重违逆，选角失败是板上钉钉。

葛薇龙/马思纯。

葛薇龙的初始状态是涉世未深，但并非被动型人格的傻白甜，她父母离开香港，她却主动留下去找姑妈求助，且知道姑妈的不堪底细，就足以证明她主动性的一面。

外在形象，不论小说给予各人的主观想象如何不同，蜕变后的强烈对照感必须有。

自始至终微胖的马思纯形象绝未体现出这个关键性转变。

乔琪乔/彭于晏。

之前坊间有流传乔琪乔原型是澳门赌王何鸿燊（原始观点来自符立中，张爱玲与何鸿燊是港大同届不同专业的校友），且不论事实究竟如何，彭于晏肯定不合适。

其一，乔琪乔混血乃铁定事实，影片中梁洛施对着彭于晏左一句混血又一句混血，场面尴尬到爆。

其二，除了混血，乔琪乔的外在形象特征，“没血色，连嘴唇都是苍白的”，“脾气有点阴沉沉的，带点丫头气”，这是一个比较标准的颓废，纵欲，沉溺声色世界的卡萨诺瓦式形象。

彭于晏的形象恰好相反，皮肤黝黑，身材健硕，阳光俊朗。

葛薇龙爱上这样一个形象的男子，沉沦感稀释不少。

姑妈/俞飞鸿。

姑妈是典型张爱玲式人物，一个以曹七巧为原型不断凝缩膨胀的人物形象。

俞飞鸿的问题出在其形象非但不是“美人老去，眼睛却没老”，反而是华贵典雅有余。

她与卢兆麟的床上戏，所展现的火辣身材，让人会觉得无比莫名：以她的性魅力为何还要找这些女孩去吊男人。

姑妈所意喻的旧式宗法社会的悲剧性牺牲品形象，从俞飞鸿的光艳形象来看，根本无从谈及。

司徒协/范伟。

形象特色与地域特色都有明显差距。

“干瘦小老儿”，范伟的形象，壮硕，正值壮年的样子。

小说这么写，是要凸显姑妈的不堪，老情人不过是这样一种形象。

“汕头财主”，范伟一说话更是差之千里。

睨儿/张钧甯。

气质勉强吻合，但年近四十的张钧甯明显岁数偏大，并且一说话像是在背台词。

这倒不能完全怪罪张钧甯，因为剧本直接使用了小说中的台词，而张爱玲为了凸显旧中国大家族的气氛，使用了近乎《红楼梦》的古白话文对白（睨儿相当于晴雯），电影直接使用必然生涩（白话不等于白话文）。

周吉婕/梁洛施。

梁洛施符合混血标准，但年龄还是偏大。

周吉婕在小说里只有十五六岁，梁洛施已经没有少女味。

卢兆麟/尹昉。

尹昉学生味有，但没有港味。

秦沛扮演的乔诚爵士没有明显瑕疵，但已无关大局。

简单结论便是，全片的主要角色，没有一个是选角正确的，堪称塌方式溃败。

在这样的大前提下，就是华语电影圈顶级的场面调度大师侯孝贤、王家卫、杜琪峰下场也救不活这台戏。

张爱玲的小说难拍是事实，难点主要在于张爱玲只以男女情爱入手，写人性锐变、陨落过程。

而她主要方法一是出神入化堪比旧俄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契科夫级别的内心描写（但张的源头并非基督教，而是租界空间里资本市场造成的个人主义现代性倾向），二是常常如排山倒海般袭来的繁复意象，跌宕起伏过程中会构成一种映照心绪的感性抽象表达。

早中晚风格的差异表现在，过程性的“一级一级,走进没有光的所在”，渐趋压缩抽离，所涉人事物描写愈发含蓄蕴藉，点到为止，最终演变为经典现代主义风格的瞬间爆破式蜕变。

这两种方法化为影像语言，非影像感觉敏锐的导演不能够驾驭。

许鞍华之前的两次改编（《倾城之恋》《半生缘》），都是顺着张的原著拍，没有像李安那样改变小说原意，大的问题是始终没有抓住人性陨落的要害问题做文章，次要问题是影像气氛营造能力不佳。

《第一炉香》是张早期成名作，为典型“一级一级,走进没有光的所在”的铺排结构。

如许子东总结的，小说的戏剧性结构非常明确，葛薇龙的四次心理转变过程便是四个曲折跌宕的节点。

影片对这四个节点，有留意到，也有轻松放过。

第一个是葛薇龙初入姑妈家房子的心理感觉，白房子变坟山，鬼气森森，再入是“绿幽幽地，一方一方，仿佛薄荷酒里的冰块。

”这第一个节点，影片完全放过。

第二个是葛薇龙在衣橱里发现了一大堆新衣服，突然觉得，“这跟长三堂子里买进一个人，有什么分别？

”，这句很是击中要害的话影片倒没有放过，但改为由丫鬟睇睇说出，效果不咸不淡。

第三个是司徒协送给葛薇龙金刚石手镯（戴手铐隐喻）。

这一段影片中也有，但随之的一些心理描写只能略去。

效果大打折扣。

第四个是葛薇龙病了，在病中，她反复思量，终于还是被征服，源自“他引起的她那不可理喻的蛮暴的热情”。

这是最重大最关键的一次转折。

电影无法表现这个高度深刻、真实、可怖的灵魂折磨过程，代之以表现葛薇龙去船舱被低下阶层奚落后决心接受这个圈子，这等于是强化了物质利益的诱惑面，失之简单粗暴。

四个节点就这么浮皮潦草的处理，选角又是塌方级，剩下的气氛营造……全片没有显出任何港味、沪味、殖民味、东方主义味，这又与演员选择有关，譬如乔琪乔和葛薇龙的对话其实是英文展开的，小说不方便直接写英文以轻度翻译腔代替（归因于语言自有的想象属性），但是直观呈现的电影也这么来……这吐槽影评也是写不下去了，就此打住吧。

（首发于虹膜公号）

在历经附近电影院没场、电影院开场开早了密钥打不开要给我退钱等等坎坷后，我终于冲上了《第一炉香》的首场，满足了自己这该死的好奇心。

首先说明，我本身就是抱着“想去看看拍得能有多烂”的想法去的，所以根本不存在期待值过高，大失所望的情况。

但是...这个情况还是稍——微超过了我的预想🙂这是什么？！

这个故事的主线在哪儿？

这拍的是个啥？

没上映的时候，大家嘲了一波主角，但真正看到影片的时候我发现，主角根本就是小问题。

在许导眼里，葛薇龙是个单纯学生，在感情上还有点傻的那种；乔琪乔是个失去母亲得不到父亲爱的浪荡子，有点“丫头气”的混血儿。

所以在她眼里马和彭这对选角根本没有问题。

如果抛开马有些捉急的演技，我觉得我勉强能接受这个选角。

但是！

大问题根本不在选角啊！

看完电影后我一直在问自己，许导为什么要拍这个片子？

这个题材哪里吸引她了？

是缺钱吗？

她想表达啥？

张爱玲的故事本来就晦涩，结果小说里很多东西许导变都没变直接搬到了电影里，不仅故事七零八碎，而且人物没立住，心理也没刻画出来，更别提背后那深层的寒冷的一面了。

再加上马的演技...成品就是惨不忍睹。

Ps.我后面的观众看到葛薇龙发疯就笑，因为根本get不到葛薇龙的泪与痛。

（其实我也没忍住......这怕不是个喜剧片）说是张爱玲，其实既不是张爱玲，也不是别的什么东西，只是得了张张的皮，根本就是四不像。

要是没读过《第一炉香》，恐怕观众都不知道这拍的是什么，司徒是谁？

乔诚爵士是谁？

葛薇龙和乔琪乔怎么就要结婚了？

葛薇龙怎么就哭了？

云山雾罩，不知所云。

唯二可以称道的，一是俞飞鸿的表演，很有感觉，尤其床戏看的我面红心跳，的的确确是姑妈了，但是展开的不多。

二是摄影，很漂亮。

但是因为马和彭都不是精致的那一挂（不是说不好看，是不太耐琢磨），所以镜头凑近的时候对我是种折磨，因为我连看看颜值都不行。

讲真的，当镜头离开人群，转到景色上时，那种感觉真的是......如听仙乐耳暂明！

暂时打这么多吧，外面有点冷...也不打分了，两星吧，有点对不起这个阵容，三星吧，对不起我的心。

近日贵瓣该片影评与衍生出的各种“不伦不类”的动态令人瞠目结舌。

这部原著作品如一句谶语，仿佛早知几十年后的今日，过于泛滥的互动式阅读和观影，如同鬼魂穿墙，幽灵如厕，遛狗撒尿一样，在一部作品下留下个人痕迹，标记并迅速离开。

作者和导演从某种程度上的死亡，和读者、观众的过度参与，各路喧嚣如“杜鹃花一路摧枯拉朽地（张爱玲）”延伸下去，使得平和的倾听与观赏成为奢望。

而许鞍华与王安忆的《第一炉香》，以它自身的“不伦不类”，与这些光怪陆离的回应产生奇妙应和。

这里绝不打算讨好“影评”读者而发明什么新奇的“骂名”，以我个人对过分浸淫的互动式阅读的憎恶，绝不讲选角暴雷、演员弱智、原著气到自焚、王张穿越争咖位、张迷饭圈化、张爱玲的“小”、萧红的“大”（恕我直言，讨论《第一炉香》也能把萧红抬出来拉踩，也不知道谁才是饭圈卧底），以及疑似神经刀的“上海人”、“安徽人”之争；甚至也不打算说演技尴尬、镜头语言糟糕、剪辑混乱、交代不明、人物塑造。

只想讲一点关于这个故事“不伦不类”的内情，以及许鞍华版本又如何呈现这种不伦不类，何以这部电影呈现出看似完全“背叛”张爱玲，实则大为冤枉的模样。

如果说王安忆与许鞍华在语言与叙事上不忠于张爱玲，实为冤枉。

但把原文前半部分晚清世情小说的语言，老老实实地搬到银幕上，并不加区别的通过台词直白叙述，令观众大呼“尴尬”。

而小说后半部分的批判式叙述，也通过非生活用语叙述，令观众又堕入“青春疼痛观影”体验。

这种近乎勤恳的原著搬运工式的电影创作，令人对这样的“忠诚”是否值得表示怀疑。

原著小说在语言创作上原意是一种“冒险的”风格化实验，而电影在改编上不但没有对其“藏拙”，反倒是夸大了这种不自然。

上世纪四十年代周瘦鹃刊发《第一炉香》时，惊于张爱玲这位年轻作家的特殊才华，但他对这篇作品的欣赏程度有限，连张爱玲本人都感觉到他“并不激赏”自己的小说。

当时周的评价与介绍是“张女士一种特殊情调的作品”，写的是“所谓高等华人的骄奢淫逸的生活”。

也就是说，作为当时的通俗小说重镇编辑，周并没有在作品格调与主旨上过分赞赏这部作品，在当时看来，《第一炉香》的语言显然并未锤炼完善，而这种实验性质的先锋语言，也并未得到编辑的完全认同。

甚至毫不意外地被傅雷诟病到：“至于人物的缺少真实性，全都弥漫着恶俗的漫画气息，更是把他们 ‘看成脚下的泥’。

……她小说中的人物不是外国人便是广东人。

即使地方色彩在用语上无法积极地标识出来，至少也不该把纯粹《金瓶梅》《红楼梦》的用语硬嵌入西方人和广东人嘴里，这种错乱得可笑的化装，真乃不可思议……”。

电影里却不加区分地保留了张的“红语”使用习惯，比如睇睇和睨儿的对话“动脚的是浪蹄子……你这蹄子真踢起人来了”，与《红楼梦》里骂青年女性为“蹄子”、“浪蹄子”、“小蹄子” 如出一辙，如：第三十七回晴雯骂秋纹为“没见过世面的小蹄子”；第五十二回平儿叫晴雯为 “那蹄子”。

葛薇龙“姑妈是水晶心肝玻璃人儿，我在你跟前扯谎也是白扯。

”《红》里《红》第四十五，李纨曾笑对凤组说：“真真你是个水晶心肝玻璃人儿。

”

这种特有的张爱玲式“红语”使用有它更深刻的内情和渊源。

她幼年时期父亲只给她正经读过一部作品，就是《红楼梦》，而她也模仿着写了一部五章小说《摩登红楼》，对“红语”使用非常熟练。

张爱玲对晚清世情小说语言的熟稔可谓是童子功，然而用到《第一炉香》的叙述背景，却令人迷惑不解。

葛薇龙姑妈家久居香港，大多数使用粤语，而她本人又是上海人，而乔琪是混血，应当说话习惯是粤英混杂，若论人物的真实性确是不该出现“红语”官话的。

以张爱玲编撰《海上花列传》的功夫，以及书写大量上海市井生活、香港都市剪影作品佐证，若说她不会处理人物语言未免太过小觑张的生活经历。

如果非要说王安忆更了解上海，而张爱玲是“安徽人”、“天津人”，王是地道的“上海人”，那么更应该在台词的改编处理上下功夫。

而不论是作者本人还是编剧导演，都选择保留了这种奇观叙述，可见这样的语言有其用意。

这不得不回到作品中几组对照关系中去回溯奇观叙事的起源。

张爱玲本身对于作品创作的意图非常清醒，而这种清醒也在小说的开头就近乎直白地阐述给读者。

“这一点东方色彩的存在，显然是看在外国朋友的面上。

英国人老远的来看看中国，不能不给点中国给他们瞧瞧。

但是这里的中国，是西方人心目中的中国，荒诞、精巧、滑稽。

” 葛薇龙作为殖民地的东方“风情”的缩影，她身上的一切也都是滑稽而奇特的，穿着“南英中学别致的制服……还是满清末年的款式，把女学生打扮得像赛金花模样”，无处不关照西方世界想象中的中国。

而这种谄媚式的扮演与想象，在香港体现得尤为淋漓尽致。

与“自甘为娼、无根无本”的香港相比，当时的上海更像是一个曾经被迫沦陷却仍要彰显贞洁与矜持的少妇，暗地里又莫名波涛汹涌。

这与葛薇龙，“一个普通的上海女孩子”，对姑妈的鄙夷和亲近，欲拒还迎，是一种类似“城市拟人”的暗合。

景物描写的叙述上也甚至刻意露骨地体现了这种对照：“香港社会处处模仿英国习惯，然而总喜欢画蛇添足，弄得全失本来面目。

梁太太这园会，便渲染着浓厚的地方色彩。

草地上遍植五尺来高福字大灯笼，黄昏时点上了火，影影绰绰的，正像好莱坞拍摄《清宫秘史》时不可少的道具”、“回头看姑妈的家, 依稀还见那黄地红边的窗棂,绿玻璃窗里映着海色。

那巍巍的白房子, 盖着绿色的琉璃瓦, 很有点象古代的皇陵……”。

那么原著和电影选择保留这样一种奇观对照，来配合东方主义色彩在凝视下的叙事，也就不足为奇。

实际上，张爱玲“前详后略”（许子东）的架构策略，前文大肆铺张“红语”，后文笔锋转向批判式白话叙述，都可谓是用尽心机。

而王、许在电影里保留了这样的语言风格，可见她们对当时张采用的“实验性”写作保留了尊重和还原，可能唯一要承担的风险和代价是，现在进影院的观众，还能不能探究这背后的幽微和用心。

实际上，许鞍华当年拍《倾城之恋》对于张氏用语的“忠诚”就有迹可循，甚至大段地把原著台词或者心理活动，用字幕打在屏幕上，甚至很难说这是愚蠢的忠诚还是狂热的迷恋，是清醒的呈现还是懒惰的托辞。

毕竟，“西方凝视下的东方风情”这个主题在许多电影里有风格突出、自成体系的呈现，如《杀死比尔》、《艺伎回忆录》等。

但《第一炉香》的特别之处在于，它始终对这种凝视有着超脱式的、置身事外的清醒，而且为了表现这种“聪明的清醒”，张爱玲不加“藏拙”地多处直白表达，直抒主题，大写主旨，这种表达无疑大有风险，如今看来也是一部语言处理不成熟的作品。

而大量的西方影视作品中东方形象都是“不清醒”、“不自觉”的凝视，或许王安忆与许鞍华尝试在处理这种凝视时，加入一些天真的清醒，于是我们在电影里直接听到了“揭露”姑妈买卖人的真相：“这与长三堂子买进一个人有什么分别”；听到姑妈亲口说“你来的时候是一个人，现在又是一个人，回不去了”；听到乔琪亲口说“我们的权利和义务有些不公平”、“你会自己哄自己”。

这些完全与“红语”构成两个割裂的世界，带着新文学的批判式口吻，无非是为了凸显张爱玲一直强调的“上海视角”。

如果把这部片子拍成《艺伎回忆录》，那才是彻底背叛了张爱玲。

从小说后半部分笔锋直转的批判清醒，张的意图非常明显：要把香港从英国殖民者的凝视中解脱出来，而放置到中国上海的凝视下。

张说她为上海人写了一本“香港传奇”，说“写它的时候，无时无刻不想到上海人，因为我是试着用上海人的观点来察看香港的。

” 它是一个城市的故事，这个城市是她的“家城”上海的“她者”。

如果说我们需要“他者”来理解自己，那么，香港对于我们理解上海也就非常关键（李欧梵）。

那么王、许版的《第一炉香》有没有设计上海作为“凝视者”，香港作为“他者”，而凝视者借由他者认识自己呢？

当然是有的，甚至还动了些七窍玲珑心思。

比如葛薇龙乔琪结婚时，闪过的姑妈回忆中她作为“家长式上海”的“被凝视”者，给婆婆大房二房敬茶；她参加葬礼时披麻戴孝甩掉高跟鞋的场景，终于完成了从“涵养深厚”的保守少妇到“浮夸谄媚”的奔放娼妓的转变。

弥补了葛薇龙作为一个外来者和不谙世事的晚辈，缺乏凝视力量和立场的视角缺陷，姑妈这个角色借用人物前史，完成了自我凝视。

然而这种设计不可避免的让葛薇龙让渡了大量光彩，而姑妈变得更加厚重、层次丰富。

王、许一定是意识到了这一点，而在葛薇龙进出欢场时，加入了姑妈的黑白剪影，借以平衡二者视角。

我甚至觉得这种精心的“好”，是许多观影者未能体会的。

比如在照片墙特写中，王、许的用心：为什么镜头长时间停留在吉婕的修女像上？

吉婕是香港的喻体，是娼妓的表征，最后却“从良”了。

葛薇龙是上海的喻体，最后却堕落为娼妓。

这仅仅是一组同期对比式的寓言？

还是对过审的预言式的表白？

不得而知。

王、许也有对张爱玲“小”的不满，加入了她们自己理解当中的多视角，使得张爱玲独有的“对照哲学（美学）”逐渐消亡。

如果非要说王、许对张爱玲有什么背叛，可能是引入了原著中不存在的凝视。

比如乔琪爬上了葛薇龙的床，喝水、拉床单，俯拍、正拍镜头显然非葛薇龙视角，而葛薇龙缩在墙角，一脸迷惑无辜。

这是什么视角？

这是谁的凝视？

这是宏大的视角，是坦坦荡荡的视角，藏不住多一点点的心机。

乔琪的凝视，充满着伟大、光明和正确，他拿掉瓶里的花倒入酒，他跟新婚妻子的恩客产生肢体冲突，他真诚无比地说他从不撒谎，最后他是个“没良心”的。

这种全新的、健康的、充满希望和情义的凝视下的“结合”，不就是王、许对时代的忠诚吗？

毕竟，在新的时代凝视下，“上海”和“香港”都得从良，让这种旧凝视下的不伦不类，最终走向“伦”和“类”。

连观众都不禁为葛薇龙的未来鼓掌，怀揣着“虽然有什么不对劲，但怎么我没感觉到一点绝望，反而欢乐了起来”的心情走出影院。

张爱玲有张爱玲笔下“不彻底的人物”，王安忆与许鞍华也有她们笔下（镜头里）的不同于张爱玲的，“新的不彻底的人物”。

不论忠诚与背叛，她们都轰轰烈烈地、自觉自愿地、带着清醒地走进时代的洪流。

《第一炉香》预告片来袭，成为网友群嘲的欢乐之源。

一身肌肉的彭于晏扮演乔琪乔，有些像姜文演了程蝶衣。

马思纯演瘦瘦弱弱的葛薇龙，外形最贴近葛薇龙的性格——“温柔敦厚”。

网友笑称，两人演对手戏，能让《第一炉香》变成《第一炉钢》。

在预告片中，彭于晏对马思纯说，“那我把它翻译成英文给你听吧 ”。

这话成为网友恶搞的素材。

有些像祥子与虎妞，像保安兄弟与保姆之间的爱情，还像健身教练在推销减肥课程。

自己练比较难，需要专业的交流指导，我们这边现在买30节课送10节课，很划算的。

马思纯与俞飞鸿对戏，也成为槽点。

在小说中，梁太太让白瘦幼美的葛薇龙吊小鲜肉。

因为俞马的形象，总给人一种错觉，凭借梁太太的不老容颜，吊小鲜肉轻而易举，反倒是葛薇龙需要梁太太介绍对象。

网友对《第一炉香》不满，也有导演感觉不可思议。

《踏血寻梅》的导演翁子光在接受第一导演的采访时，直接表示，如果他来拍《第一炉香》，会用春夏。

“反正我都得罪人了，我觉得许鞍华的《第一炉香》最适合的就是春夏。

如果我拍，一定用春夏。

”任何一个读过《第一炉香》的人，都很难想到马思纯适合扮演葛薇龙。

葛薇龙是白瘦幼美的代表。

原著有细节，梁太太身材娇小，葛薇龙穿她的衣服，还是大的。

相貌方面，葛薇龙有“平淡而美丽的小凸脸”，“眼睛长而媚，双眼皮的深痕，直扫入鬓角里去。

纤瘦的鼻子，肥圆的小嘴”。

但从外貌看，葛薇龙和刘亦菲是同一卦的。

除此之外，葛薇龙也非常白。

“她的手臂像热腾腾的牛奶似的，从青色的壶里倒了出来，管也管不住，整个的自己全泼出来了”。

身材微壮和皮肤略黑的马思纯，演绎葛薇龙，也算得上影视圈中的迷惑事件了。

更让人迷惑的是，许鞍华不是李少红，没有读过《红楼梦》就敢选红楼梦中人 。

她是导演圈最知名的张爱玲粉丝。

为此，她拍过《倾城之恋》《半生缘》，也执导过《金锁记》的舞台剧。

许鞍华应该明白，张爱玲笔下的女主角，一定会瘦。

《倾城之恋》中的白流苏，有“孩子似的萌芽的乳”，不太年轻的身体，依旧保持着白皮肤。

“从前是白得像磁，现在由磁变为玉──半透明的轻青的玉”。

《色，戒》中的王佳芝，身材高大丰满，但绝不能说是胖，毕竟她有楚楚细腰。

小个子易先生有这样身材如此能打的情人，是可以拿来炫耀的。

《半生缘》的曼桢曼璐有“圆圆的脸，圆中见方”，但没有一处细节证明她们是胖子。

婚后的曼璐多病，反而更瘦了。

即便小说中的女主年老色衰，张爱玲也不会让她们成为胖子。

《红玫瑰与白玫瑰》中的王娇蕊，多年后与振宝再度重相逢，风韵犹存，身材并没到“痴肥的程度”。

振保这才认得是娇蕊，比先前胖了，但也没有如当初担忧的，胖到痴肥的程度。

张爱玲小说中的女主角不能胖，几乎是定理一样的存在。

许鞍华不能从原著角度选角，不代表她不懂张爱玲，而是《第一炉香》的选角极有可能是商业考量的结果。

或许有人说，许鞍华是大导演，能有自己的话语权。

对此，我不乐观。

大家可以看看许鞍华影片在这四五年的票房表现。

《黄金时代》投资7000万 ，票房只有5151万，投资方血亏。

值得一提的是，这部众星云集的电影，并没有花费太多演员片酬。

按照演员咖位，汤唯冯绍峰等30余位明星的片酬，至少要3000万起步。

冯绍峰几乎是零片酬出演，很多演员只是象征性收个红包。

最终明星总片酬只花了370万。

尽管许鞍华用自己的业内口碑压缩了制作成本，但《黄金时代》依旧成为赔钱货。

《明月几时有》有彭于晏和周迅坐镇，票房只有6000万＋。

周迅彭于晏为这部影片自降片酬，但影片的纯制作成本也高达5000万。

许鞍华依旧没有打破口碑好票房差的魔咒。

这个魔咒让许鞍华成为投资人的噩梦，缺钱拍片是许鞍华的日常。

她能用王晶给的一百万拍摄《天水围的日与夜》这样的佳作，也能在王晶刘德华的扶持下，找到3000万资金，拍《桃姐》。

像《黄金时代》和《明月几时有》这种电影，制作经费太高，王晶就直呼投不起。

尽管两部体量中等的大制作接连扑街，《第一炉香》能迅速启动，也能看出资本方对许鞍华的信任。

2020年张爱玲诞辰100周年，整个华语电影圈，能拍张爱玲的导演，似乎也只有许鞍华了。

很多吃瓜群众不满马思纯彭于晏演《第一炉香》，吐槽许鞍华没有选角眼光。

我不太相信，拍片多年的许鞍华眼光会不如普通观众。

我始终觉得，《第一炉香》的选角是资本和艺术综合衡量的最佳结果。

别误会，我也不觉得马思纯彭于晏符合原著形象，只是电影是商业艺术，必须要考虑制作成本和票房。

按照《黄金时代》和《明月几时有》的操作，马思纯和彭于晏也很有可能会自降片酬演戏（目前我没有查到相关报道，只是猜测）。

成本和票房是导演创作的紧箍咒，只有口碑没有票房，许鞍华再拿终生成就奖，也难逃被资本抛弃的命运。

许鞍华不是诺兰，不会为投资发愁，有挑选演员的自由。

她是个有文艺理想，始终缺钱拍片的导演。

大家都知道，1995年许鞍华贡献了生平最好的作品之一《女人四十》。

这部电影让萧芳芳成为威尼斯影后，金马金像两开花。

尽管业内口碑极佳，许鞍华的下一部电影《半生缘》依旧很难找到投资。

在《许鞍华说许鞍华》一书中，她提到为《半生缘》找钱的困境。

1996年，突然杜佑宁同我讲，如果我想拍《半生缘》，大陆方面可以找300万，香港可以再找600万，900万的资金足够拍得成吗？

我说900万一定拍不了，起码要1000万，大约1200万。

结果找到的预算有1100万，就是大陆300万，香港600万，加上台湾卖埠200万。

这就是文艺片导演的悲哀吧。

业内口碑能打，影片票房失意。

就在今年的威尼斯电影节上，许鞍华和蒂尔达·斯文顿同时获得第77届威尼斯电影节终身成就奖。

这是国际电影节对许鞍华的褒奖。

许鞍华的最新作品《第一炉香》也进入了威尼斯的非竞赛单元。

请注意，非竞赛单元不是主竞赛单元，意思就是不评奖只展映，论含金量来说，它甚至不如地平线单元。

打个比方说，非竞赛单元有点像去电影节蹭红毯的某些国内明星，不过是经不起细看的镀金工程。

在宣发物料上，《第一炉香》打上“第七十七届威尼斯国际电影节入围影片”。

这 ，足以看出营销方对语言艺术的把控能力。

2020年9月30日，是张爱玲诞辰100周年。

《第一炉香》定档国庆档的可能性不大。

主旋律大片《夺冠》来势汹汹，很容易让《第一炉香》成为炮灰。

不过，如果《第一炉香》敢定在国庆档，你敢看吗？

“女人的不幸就在于她收到几乎不可抗拒的诱惑包围，一切都促使她走上容易走的斜坡：人们非但不鼓励她奋斗，反而对她说，她只要听之任之滑下去，就会达到极乐天堂。

当她发觉受到海市蜃楼的欺骗时，为时已晚，她的力量在这种冒险中已经消耗殆尽。

”张爱玲的《第一炉香》绝对不可能是个爱情故事，而是千百年来无限上演的女性悲剧，《第一炉香》和以上波伏娃的观点不谋而合。

读完只会深深地叹息，许鞍华却偏偏要“勇敢爱一场”，这下子对Ann的崇拜滤镜也不起作用了。

葛薇龙一开始算得上是涉世未深，但一定没有单纯到傻白甜的地步，她心里打着自己的小算盘，家里供不起她继续留在香港读书，纵使姑妈在娘家名声不好，也拉下脸来低声下气给姑妈请安，原著里还轻施小计，唬住了葛太太和葛豫琨。

葛薇龙打心眼儿里是看不起梁太太的，不过嘴上依旧能说“姑妈把我教育成人了，我就是您的孩子”这般讨好的话语。

但当时她想的还是清者自清，她只管念书就好了。

一不小心，在沉迷于乔琪乔所谓的“爱”之前，葛薇龙先沉沦在物欲里。

梁太太是懂得怎么迅速把握住薇龙这般小姑娘的，葛薇龙偷偷试穿衣服，却发觉织锦袍子、纱的、绸的、软缎的、短外套、长外套、披风、睡衣、浴衣、晚礼服、喝鸡尾酒的下午服、在家见客穿的半正式的晚餐服都是量身为她准备的，色色俱全，光是这些，“薇龙在衣橱里一混就混了两三个月”。

她不知道梁太太的目的何在吗？

她是太清楚了，葛薇龙是个聪明女孩，从睇睇被驱逐出去的时候，她就知道这深宫里的女孩儿们不过都是梁太太用来获取男人的筹码，她和她们并无分别。

所以说到底她是看不上卢兆麟这样的傻男人的，被梁太太勾勾手就跟着走的有什么意思。

可是已经走上这条路，回头何谈容易，葛薇龙的活泼与绚烂逐渐淹没在虚幻的生活里。

乔琪乔不一样，他是一个连姑妈都掌控不了的男人，葛薇龙或许爱他，这种爱也许来源于对乔琪放荡不羁的羡慕，或许来源于乔琪乔对她一瞬间的真诚，或许来源于她掌控了乔琪乔就比姑妈高一等。

无论如何绝对不是纯粹的“想要勇敢爱一场”那种爱。

灯红酒绿、觥筹交错里，葛薇龙在下坠在沉沦，却沉沦的不够彻底，她始终有那么点自视清高。

在梁太的阴影下，她逐渐认同了那种女人的价值需要靠男人来定义的观念。

她的那一点自尊让她不能简简单单委身于Uncle这种有钱但易得的男人，又不敢一人独身打拼找个穷小子过活，害怕没了这养尊处优的日子，乔琪乔刚好满足了她的条件，虽然没钱，但还有身份在，乔琪需要她的钱，她需要乔琪的这种依赖来证明自己，更何况，这还是个连姑妈都征服不了的男人。

可悲的是，葛薇龙不满，她还想要爱，哪怕就要一瞬间，乔琪乔过于“真诚”，以至于不断地将葛薇龙虚假的幸福摔碎在眼前，才导致了这是一场彻彻底底的悲剧。

不知道是编剧王安忆的原因还是许鞍华的原因，这个电影乍一看主要情节都有，但偏偏少了张爱玲那味儿，对人物的刻画极其粗糙，马思纯刚出场憨厚老实的样子也不知怎么在字幕“三个月后”就变成了颐指气使使唤丫头的傲慢小姐，心理刻画几乎没有。

空有一副情节的壳子，张爱玲的确容易被改编成狗血剧。

片子没有那么不堪，选角也没有错。

完全被差评迷惑了。

乔琪。

混血、丫头气，并不非只与白种、文弱对应。

“健身教练”的网络抨击，太过于表象。

乔琪身上最大的特色是：“殖民地”感。

他是殖民地之子。

彭来自TW，有殖民地历史，这是搭的。

（TAIPAI双年展，这些年的主题与都“身份确认”相关。

）殖民地的身份确认，一个宏大话题在这个混血男身上落下了。

他有着非常混乱的身份确认：不仅是种族、地域，连家族内部都是——他就是个杂种（他爹说）。

基于这点，我们大致明白了他的行为逻辑：荷尔蒙旺盛——妹妹吉婕的一个解释——这是表象，更深层的动因是：他在情欲追逐里找到了存在感。

我们可以把乔琪称为“女性的快乐机器”，他知道怎么服务女性、让她们享受情欲的欢欣。

(一个辅证：女仆睨儿，第二天一早洗帕子，神色极愉悦）。

他没有地位（社会的、家庭的），没有谋生技能，唯一能换取好生活的资源是：一副好皮囊。

他把皮囊换钱，挂在嘴上，并无遮掩。

片子结尾，乔琪是黑白的，神色木然，如僵尸。

他是深刻的符号化，在全片，只有几处场景有点人味儿：和亲姐姐撒娇，拿母亲的梳子梳头，为宠物蛇哀求父亲，痛斥父亲赶走妈妈……这些片段让我们窥探他精神世界的一隅。

朋友说，乔琪冲向丫头房时像恶狼。

确实。

其他数次，他都是纯粹的求欢。

这次是强奸。

他与睨儿的阶层差异也一下子展示了。

乔用强奸，显示他的权力（在他的权力被挑战后——妻子要去服务其他男性）。

睨儿是个特别好的角色存在，创作者借她的口，讲出了故事的一个深层逻辑。

（为啥落魄中产家庭之女选了那条路）。

一开场，她对葛薇龙说：在香港，中国人读书没什么用，大学毕业也只能在教会小学教书——这交代了殖民地的中国人的生存困境。

然后，这个困境借睨儿的遭遇进一步展开。

她与乔偷情后，被主子发现，她跪下求情：宁愿单身一辈子，也要留下来打工。

（可见一份温饱工作有多难）。

在生存面前，情欲不值一提。

第三次，她跪下求乔放过她，“不想再做对不起小姐的事情”——这里不是伦理道理，还是生存，小姐是主子，不能得罪主子。

然后说葛薇龙。

有人批评，一个闺秀，怎么主动躺下求欢。

这里不是性，是自救。

她面临的道路是：要做姑母情人的情人。

这对于正常人，是非常难以接受的，无论伦理、情感、生理。

这时候，乔琪，一个同龄的、好看的男生，就是救命稻草。

她抓住他，就是抓住做正常人的机会。

乔琪说，我给你快乐。

这是情欲的快乐。

直白的、直接的、冲击的。

身处异乡、孤独孤立的女生享受了这快乐，把这快乐当成了爱情。

这也是青春疼痛文学的马思纯能演的。

张爱玲写了很多精神变态者。

比如曹七巧。

姑妈也类似曹七巧，受了很多别人施加的苦，然后再还回去。

电影用“回忆”的方式，还给一个坏人“过去”，一个行为的动因。

范伟，演了一个“看似无害”的最坏的人。

操纵故事（情结类似《十八春》里的祝鸿才）。

他豢养小情人，像豢养宠物。

小说是第一视角描述，心理流推动情节。

电影也试图表达“心理流”，比如刚来梁府时的，葛小姐的几次恍惚，这是少女接受巨大动荡的恍惚。

后来“堕落”，也用了黑白色调，非常阴郁、动荡的空镜头，那些海滩、海水，都是内心的外化。

婚礼后，四人一船，是非常混乱的关系，（男女都有性关系、乱伦），画面有噩梦感。

张爱玲的故事，人物的阴冷、变态，对人生无常的冷，电影的表达，是尽力的。

基本是在一个封闭的环境里发生的故事，梁府，也是社会阶层的浓缩。

有主子，有丫头，有主仆矛盾。

主子不仅劳动榨取下人，还有性榨取。

大吵的睇睇，是晴雯，一个挑战权威者。

睨儿是平儿，权力的依附者。

（但乔琪，不是宝玉。

）梁洛施的角色，最具审美性。

整个人是光洁的（造型外观、光效的处理），她又是一个冷静的旁观者，不断的告诫葛小姐。

最后的合影里，她是修女。

她类似妙玉，也像宝玉。

这个腌臜故事的唯一光洁。

张爱玲是20世纪的优秀中文写作者，她有非常光芒的创作力：文字使用的、叙事的。

电影从原著繁盛的文本中提取出了非常当代的框架：殖民地、身份认同、阶层性，然后才是把情欲、女性故事放入。

（若讲市场，后者是吸引人的，很多最初被张爱玲吸引的读者，也是被此吸引。

）批评者们，显然是小瞧了许鞍华。

她是个脉络清晰的创作者。

（没有为取悦什么、改变过脉络）。

她拍过女人四十，天水围，萧红等。

影片的主张是清晰的。

关于堕落之路。

甚至，是否称之“堕落”都值得商榷。

男同学用身体换了前途，并无“耻感”。

面对薇龙，甚至有了优越感：指点薇龙的人生，“香港中学文凭在上海可以找到不错的工作”。

而薇龙的耻感是一直在的，片尾，她将话说出来了，“自己也是娼妓”，处于同等地位的乔琪，静默了，这是一个没有echo的回响。

乔琪和男同学一样，他一开始就坦然“寄生虫”的人生，这是他一早就明确的身份认知。

爱情，只会出现在健全、自由（人格）的人身上。

乔琪对薇龙反复讲的两句：我给不了你爱，我从未对你撒谎。

此言不虚，乔琪的人格是停留在中世纪的；他的父亲，有着十个老婆的父亲，也是；薇龙的姑妈也是。

张爱玲一直有写女性的道德困境。

并将处于性交易两端的人，短兵相接。

清白的公司职员曼桢，她谈了一个同样清白的男朋友，可是，男朋友的爸爸曾经是舞女姐姐的客人。

曼桢讲：要说不道德，妓女与嫖客，谁更不道德。

薇龙拎着来时的藤条箱，穿着来时的学生装，在人海中奋力冲向舱门时，镜头是有《黄金时代》感的。

但她还是折返了。

她讲，“我要回上海，我要重新做人”，这样看，也只是赌气。

她折返，回到自己曾抗拒的世界里。

马思纯用浮夸的表情，少女故作老练，表达了“并未出逃成功的娜拉”。

电影把隐含在张氏繁花般语言后的故事，非常直白的表达了。

一场体面又虚假的婚礼，联想到现实生活中，真是镜子。

一旦开启了联想，再看电影，整个都透着讽刺、黑色幽默了。

许鞍华，一个香港人，在英国读过书，选在这个年纪拍这个香港故事，绝不是什么向大师致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