杀戮

生活中随处是暴力，并且真正的暴力是无形的，去年我在和一群素未相识的人相处的时候非常深刻地体会到了这一点。

这样说是因为当你在一个野蛮的环境中和当你未进入成人世界时暴力的形式是相对比较直接的，而恰恰在一个文明、体面、和谐的环境中，这种暴力才浮出水面。

近期一些身边人身边事让我感触颇多。

每个人都很脆弱、自私并本能性的捍卫自尊，每个人每天每时每刻都在说谎，都在忍耐、掩饰和攻击。

一味地坚持己见和自我将中伤他人，击溃他人的虚伪、伪善。

这部电影中的四个人，当每个人都在压抑愤怒、用理智束缚本能的时候，气氛尴尬、僵硬、几乎让人透不过气来，当每个人都撕破伪善的面具咆哮过后，气氛轻松很多，每个人也都可爱许多。

从这部电影中可以得出，成年人解决问题的方式未必适合孩子，也未必适合解决成年人自身的问题。

人们若能学着像孩子一样处理问题，往往问题会简单很多，而每个人也都会轻松许多。

这是部对人物心理和动作描写非常细腻的电影，映射出的伦理问题也很多，四个人展示了生活中矛盾的方方面面。

值得观赏。

天呐！

四个人，一个房间，如此多的戏份、情绪转折及观点输出，太过瘾了吧👍🏻！

过瘾到每一句台词我都想背下来😂！

我的观后感完全是从D & I 角度出发 ，孩子大人、男人女人、已婚未婚、职业背景、兴趣爱好、性格特质、政治信仰、道德观价值观……这个世界居然有那么多的不同，求同存异好难，也未免又开始自省“我以为的未必就是对的”。

最终，当孩子们恢复愉快的玩耍，不由感叹，孩子的世界反而更纯粹，更符合普世法则。

大人接受了更多的教育，体验了更多经历，其实也接受了更多的洗脑与思维固化，被后天形成的政治信仰及人生价值观所绑架左右，才会产生如此之多的冲突、矛盾及敌对。

导演本人就是矛盾体的化身，其作品里探讨的哲学理念、获得的艺术成就与自身的信仰价值观在常人眼中看来也是如此不符。

这本身也是个发人深省的话题……

波兰斯基越境杀入独立导演的行当，除了大牌的演员，怎么看都不象他的风格，话多的倒是有点象唧唧歪歪的伍迪艾伦，只不过伍迪艾伦没这么激昂，总是平静地絮叨着。

不过想想也是，四个人在一个房间里，除了说话还能干什么，不说话就只能拍毛片了。

以前徐静蕾搞了个《梦想照进现实》，王朔操刀编剧，两个人在一个房间里，唇枪舌剑比划了半天，最后留给我的印象只剩下名字。

如果《杀戮》的故事发生在天朝，我觉得这个故事没法演，牵扯到护犊子的事，中国人个个都不含糊。

要么撕破脸皮看谁的国骂水平高，要么群殴肉搏以体力决胜负，当然也可能直接以赔钱了事，显然不论何种结果，必然是天朝式的。

故事发生在美国，这个问题就很复杂了，这个国家太纷繁，种族又多，思想太自由，想法捉摸不定，不可预测。

再加上没在美国生活过，看过的美国电影电视和书都无法提供有效答案。

当然，每个人的解决问题的方式也不同，不过我想这都不重要，最重要的是文明最伟大的产物——虚伪造就了这部电影。

在有限的时间和空间里，四个演员，是时候考验导演、编剧和演员的功力了，抽科打诨废话连篇想蒙混过关简直没门，不卖力就会被毁尸灭迹抛进垃圾堆。

波兰斯基在狭小的空间里，躲闪腾挪，游刃有余，冲突制造张弛有道，对白引人入胜又不失幽默。

瘦福看似公正又有爱心，实际上她的虚伪就在于此，以为称砣在她这边便有权力强迫别人，她略带神经质的表情和腔调，像压抑的火山，爆发是必然的。

肥温太象假人，喝了酒才会复活过来。

呕吐起来气势磅礴，波澜壮阔，堪称本电影的高潮之处。

赖利的懦弱跟瘦福有着直接的联系，看似忠厚乐呵，实则苦不堪言；沃尔兹生活在尔虞我诈的世界，工作就是他的一切，自私自利就是他的本性，他的崩溃只有在没有手机之后才会发生。

其实，孩子和仓鼠都不虚伪，所以他们的世界没有那么脆弱，脆弱的只是虚伪的成人世界，一点小事就能引发杀戮。

豆娘推荐的影片，看了一下预告片觉得有点意思就去找了全片看了。

真是十二分的惊喜，一部一个半小时的电影，不多不少，让我敢说这是我日前看过最棒的一部电影了。

在这部遵从了三一律，极具话剧感的电影中观众一点也没觉得枯燥乏味，只是短短的一个下午，两男两女，两个家庭，一下子点出了种种问题，往深了说，政治、人性、西方的价值观，现代文明的认知水平；往潜了说，男人、女人、家庭、中年危机、婚姻矛盾。

对话中这些问题一一涉猎并且点到为止。

不得不说波兰斯基真是一个天才，就是在这话唠十足的话剧味电影中他仍然没有丢失幽默和笑点，对话的几个阶段，阶段中的小高潮，整个对话的大高潮都起伏有致，每个阶段的起承转合都拿捏的火候适中，永远保持观众的新鲜点。

在四个人的激烈争执中，最主要凸显或者最能引起观众思考的，应该是西方人在对于文明和粗野这两个认知观念的怀疑和辩驳。

同时也是美国人价值观的碰撞，是杀戮还是和平，是英雄主义还是沉默主义。

孩子本是这场争辩的导火索，孩子是传承未来的种子，而成人世界的价值取向在一个下午的争辩中已经初见端倪，文明是否是现实世界的一块遮羞布？

混沌和迷茫是个各抒己见的西方人该思考的问题，因为他们已经具备了思考这些的条件和时间，饱暖之后思的并不只止于淫欲。

中产阶级代表的是主流的话语权和价值观，四个成年人的对话向我们展开的就是美国中场阶级中对于这类问题的几种态度。

理想主义的道德高度和现实主义的道德观永远是无法调和的。

而施暴者和受害者是永远不可能站在同一个平面上和谈的。

所谓的道德和文明可能只是现实暴力上虚掩的一张面具，而这块面具又是极易脱落的。

就如C先生说的，每个人的心中都一个杀戮之神。

杀戮是人的本性，而文明则成为了一种虚伪。

事实上，人人都希望成为一个施暴者，道德的高度永远只是在一个利益集团的相对范围内。

就如剧中被伤害的孩子家长在将自己摆到一个道德高度，认为自己是文明的象征者，因此，他们才会摆出郁金香，摆出馅饼伪造一个和平文明的和谈局面。

但是事实上呢？

他们永远有分歧，他们依旧存在着不满和怨气，他们更希望的其实并不是和谈，而是像最后penny做的那样把nancy的包扔掉，用暴力的方式解决心中的不满。

反过来，carren一家也并没有一种发自内心的愧疚之情，或许开始是有的，但是内心的深处依旧没有感到自己有什么问题，只是迫于“文明”的枷锁不得不道歉和谈。

而当这个四个人永远谈不拢的时候每个阶段的态度都开始暴露出他们内心的真实想法，酒精更是让心中的“杀戮之神”开始苏醒。

nancy的温文尔雅，penny礼貌的极力克制都土崩瓦解，这两个女人的戏里，在对冲突的问题上她们字字玑珠，在对于男人和家庭的问题上她们一拍即合；反过来两位先生也是如此，在孩子的问题上他们剑拔弩张，在女人和家庭的问题上他们显露出无所谓，更希望谈谈威士忌或者抽根雪茄。

这反应的就是男人和女人在家庭问题中的态度以及男人和女人互相的看法。

其中四个人对于社会的认知反映出美国人对政治的看法和几种存在的主流价值取向。

penny的理想主义道德观，penny丈夫的古典主义价值观，nancy的女性主义思维方式以及她丈夫的现世主义价值取向都充分的得到彰显。

在这一下午的几个小时中，在一个纽约布鲁克林区的中产阶级家中一切关于文明的假象都被渐渐扯下，我们看到的是不是就是我们自己的样子呢？

家常的剧情设计，没有任何生死和利益的威胁，却让自诩高尚的中产们逐渐露出人性恶劣的一面。

真不明白肥温演的那对夫妇为何N次欲走还留，一开始看似冷淡的律师在别人家越呆越自在。。。。

在现实生活中我们不也是经常试图去弥补什么，事态却越变越糟么！

飞机上居然把这个片子归为喜剧且只有一个标签，本想轻松一下却变沉重，坑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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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故事情节上看，《杀戮》展现了两对夫妇寻求矛盾解决的过程。

矛盾最初起源于一家孩子把另一家孩子牙打掉了，律师夫妇作为肇事者父母前往受伤男孩家与他的父母寻求和解。

在和解即将达成，律师夫妇准备离开的时候，因为种种原因，4个人又回到了家里，在封闭的空间内进行了进一步的交流，两家表面上试图在寻求合理的和解方式，但实际上冲突在不断升级。

至故事结尾，双方已经完全背离了现代社会行为准则，暴力一触即发。

有意思的是，在这次会面完全没有成果的背景下，争吵中的矛盾却自然而然的得到了解决：两个孩子和好如初，小仓鼠也没有死。

在这70多分钟的会面过程中，虽然双方的关系一直是动态变化的，但可以确定在最初见面时，双方都是出于寻求共识的目的才坐在一起，其中也有很多时间节点，共识即将达成。

但为何双方本着善意解决问题，最终却呈现出“和解屡次中断，共识反复被撕裂”的结果呢？

下面笔者将对4个人的语言、行为及其相互影响进行分析，试图找到和解失败、冲突升级的原因。

为准确回溯角色的语言行为，笔者将肇事男孩扎克的父母称为“律师”和“经纪人”，受伤男孩的父母称为“推销员”和“作家”。

1、词语选择首先，导致冲突升级的各种原因中，最为明显的就是对于词语的选择。

双方在描述“孩子打架”的过程和结果时，常常会因用词问题产生冲突。

例如，在最初的书面声明中，作家选择了“armed”来描述扎克携带木棍的事实，在律师的质疑下才更改成“carrying”。

显然，armed代表了一种主观攻击性，而carrying则是单纯从客观角度描述行为。

以armed和carrying作为起始，双方围绕着是否造成了“disfigure”、“injury” or “deliberately injury”等用词展开了进一步的冲突，与armed一样，disfigure和deliberately也都充满了强烈的主观罪恶，在双方情绪失控后，作家甚至用“victim and criminals”来定义两个孩子的身份。

其实，不论是armed还是carrying都是在描述手持木棒的行为，disfigure和injury也都是在说明伊森受伤的事实，在客观事实层面，双方并无分歧，但在深层次的认识层面，双方存在巨大冲突：律师认为整个事件只是小孩子之间打打闹闹的小事，而在作家眼里，这则是一次富有强烈主观罪恶的反社会攻击行为。

在这种认识冲突尚未被解决的情况下，作家一旦将自己的主观认识带入到客观描述中，就会导致律师的抵触与反感。

同时，由于作家反复、持续性选择这些带有强烈个人认识色彩的词汇（诸如armed、disfigure、deliberately），让律师感觉到交流愈加困难、抗争愈发必要。

所以在“injury” or “deliberately injury”的争执当中，律师说“这正是最让我难以忍受的一点”，可能最初“armed”和“carrying”之争并无大碍，但由于共识之外的词汇反复出现，使得双方的关系恶化程度逐渐由量变升级为质变。

2、信息缺失进一步分析，就会发现信息的缺失与不对称也是导致冲突升级的重要原因。

对于扎克打伊森的原因，在推销员、作家夫妇看来属于“毫无理由”，由此他们理解扎克的行为是一种反社会的暴行。

而扎克讲给律师夫妇的原因则是“因为伊森作为某个小团体的头目，不让扎克进入小团体，此外伊森还打扎克的小报告”。

虽然这个理由未经考证，但该信息的缺失足以使推销员夫妇十分自信的相信自己儿子是一个“毫无过错”的受害者，正是以此为出发点，作家在整个会谈过程中反复使用过界词汇、坚持对方要承认自己的“重大错误”、要求对方严惩自己的孩子，并把整个事件上升为一个反社会的暴力行为。

同样是因为信息的不对称，律师夫妇无法理解对方在看待此事时为何如此偏执。

到了谈话后期，在各种原因的共同作用下，推销员夫妇选择无视自己“可能的缺失信息”，作家在听到经纪人提及“共同承担责任”时，愤怒的将其背包扔至天花板并喊出“滚出我的家”、“victim and criminals就不可能等同”。

此时作家已经完全忽略了伊森也有过错的可能，或者说选择无视了这种可能。

3、问题控制本次会面最初要解决的问题是“扎克把伊森打伤了，如何和解”，由于谈话迟迟没有结束，会谈问题自然扩散到了其他诸多问题上，比如“推销员将仓鼠扔到大街上是否合适”、“医药公司处理公关危机的方法是否正当”，随着事件推移，两对夫妻之间的矛盾甚至演变成了各自夫妻内部的矛盾，作家指责推销员墨守成规、不寻求改变，经纪人指责律师不负家庭责任，只在乎工作。

回过头来看，推销员是否墨守成规、律师是否缺乏担当与“扎克把伊森打伤了，如何和解”这个主要议题并无太大的关联性，这些衍生出来的矛盾既无助于解决眼前问题，也不应该在这样的场合被提及。

同时我们也应该注意到，如果不加控制，矛盾的范围一定会逐渐发散开来。

4、共同点缺乏在会面之初，双方存在着共同目标，即解决孩子间打架的问题。

但随着交流的深入，双方背景中的差异不断显现，律师夫妇由于职业背景，在对话过程中更加注重个人利益、现实利益，而推销员夫妇则更加关注于社会准则，关注暴力行为的罪责程度，尤其是作家，由于其长期从事非洲项目的研究，对奴役、欺压有着更为深刻的体会和认识，这使得她在施暴者、受害者的矛盾中有着自己特殊且强烈的政治立场。

虽然在非洲发生的所有事情与他们目前所要解决的问题之间并没有多大联系，但正是由于这种特定政治立场的存在，作家看待此事的态度被其社会背景所影响，而这种社会背景却是其他三个人所缺乏的，此时矛盾的发生就变得十分有理由。

同理，其余三个当事人（律师、经纪人、作家）也有着自己独特的行为习惯和社会背景，比如推销员对爬行动物、哺乳动物有特定的恐惧。

当会谈进一步展开时，如果双方（或四方）没有专注于寻找共同点，那么就会使分歧扩大、冲突升级。

其实在四个人的交谈过程中，双方有很多次抓住共同点以缓和会谈气氛的机会：律师和推销员都喜欢喝威士忌、都喜欢抽雪茄，经纪人和作家都存在着对家庭的不满……这些都是缓和紧张气氛的契机，只不过双方都把它们错过了。

5、非实体利益受损在谈话过程中，当事人关注的不仅仅是实体利益（如何和解），关系利益和程序利益也是重要的方面，谈话的舒适度与有效性一方面受到矛盾解决进程的影响，另一方面也反过来影响着实体利益的解决。

在此案例中，由于矛盾扩散、冲突升级，谈话过程中的各方均显示或表达出了自己的不适，律师私下里称推销员为绵羊，推销员和妻子说律师马上就要触及他的底线，作家认为经纪人极其虚伪，经纪人因为压力过大当场呕吐。

而呕吐物弄脏了作家珍藏的画册，弄脏了律师的西服。

同时，律师在谈话过程中持续接打电话的行为也严重影响了谈话进程的连贯，虽然这种中断有时避免了矛盾的瞬时升级，但反复的中断也实际影响了会谈的有效性，从而进一步影响了实体利益的解决。

双方在一种不愉快、不连贯的会谈环境下，很难达成令人满意的共识。

人都是情绪化的生物，尤其是当4个普通人进入到谈判环境中时，他们很难能专注于矛盾本身，努力控制问题并用恰当的语言表达。

在以上各种原因的共同作用下，谈话最终走向破裂，冲突也一步一步升级。

当谈话深陷僵局时，双方对于矛盾解决不再抱有希望，甚至已经没有人再记得矛盾是什么，此时威士忌就成了放大冲突的扩音器。

每个人内心隐藏的偏见与愤怒在酒精的作用下喷薄而出，没有人再顾忌现代社会的行为准则。

不过威士忌其实并不是谈话破裂的主要因素，在经纪人和作家向推销员索要威士忌的那一刻，大家其实就已经做好了发泄的准备。

此时的酒精只是一个借口，好让整个事情解释起来更像是“西方文明毁于威士忌”。

无非展现了丑态百出的一面，一面装的像个文明人，一面在捍卫自己的领地。

一面看人笑话，一面向对方施压。。

电影其实挺无聊，要说的事也挺无聊。

演技挺好。

有时候不理解拍这样片子的意义。

说到底无非导演展示一下把一个枯燥，屁大的故事讲得挺好的能力。

演员演技还挺好的。

就电影本身，意义不大，看着也没多大意思，相信没人会看此片多遍吧。

大部分人看一遍也就够了。

豆瓣评论太高，太大，太上。

我呸！

序幕远景镜头下的公园草坪，一群小孩子似乎在争执什么，某个小男孩拿起棍子打了另外一个孩子，那个被打的小男孩痛苦地捂住脸。

一直都是远景镜头，只够观众了解发生的事情，但却无法看清楚他们的表情听不到交谈，只是给后续剧情交代好背景。

友好协商镜头再次出现就是被打孩子母亲，在书桌前撰写协议，双方都非常友好气氛和谐，只是打人男孩父亲对某个措辞提出些疑议。

双方彬彬有礼绅士淑女，对于能够达成这样文明和谐的结局感到满意。

打人孩子父亲似乎很忙碌，一直在电话处理官司，后面这会成为一个冲突点。

原本事情可以这样结束，在走廊告别的时候，直到被打孩子母亲坚持对方父母应该带孩子过来，而且那个男孩应该认识到自己的暴力带给别人的伤害。

至此双方开始发生了争执，被打孩子的父亲缓和气氛，邀请他们回到房间吃妻子做的馅饼。

撕掉面具气氛似乎又变得融洽起来，他们开始进一步交谈各自的家庭和职业。

期间打人者父亲作为律师的电话变得频繁，内容似乎是某种药物有副作用，对方咨询他该如何处理。

频繁的电话不断打断沟通，情绪变得比较烦躁，双方的矛盾在于打人孩子是否真正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

打人父母则抛下客套的面具，暗示被打男孩也有责任，似乎是他先嘲讽那个男孩是告密者。

被打孩子母亲则变得愤怒，对于他们这种狡辩和不以为然很生气，而打人者父母觉得她有些小题大做。

剧情到这个阶段尚属正常，虽然已经不像开始那样和气客套，但家长偏袒爱护自己孩子，也在情理之中。

家庭危机接下来的剧情和冲突似乎脱离了孩子的问题，而是深入到两个家庭的内部矛盾。

打人者夫妻从对话可知是再婚，男人忙着打官司做律师，对孩子向来是不管不问，妻子对此早有怨言，而且在外人面前觉得很丢脸，打人孩子父亲则觉得妻子太过虚伪，认为这个世界和人就是赤裸裸丛林法则，没必要那么虚伪客套，而丈夫不停的接电话处理事物也让人心烦，最高潮是妻子情绪激动呕吐，将被打孩子母亲的绝版画册弄脏，几个人乱成一团，收拾凌乱污浊的画册，整理自己凌乱的衣着。

剧情在逐步转向被打孩子的父母，父亲是五金店经销商，在妻子眼里活着浑浑噩噩的日子，满足于喝喝小酒看看电视，妻子也是心怀理想的作家，关注非洲大屠杀和社区，希望人类彼此有更多的理想道德准则和互相理解，但总是受到挫折和打击。

两个夫妻之间的不能理解，彼此不认可对方的想法和生活。

最终丈夫变得冷漠无所谓，妻子则是痛哭流涕和歇斯底里。

四方乱战剧情不会像整理文档那样清晰，其实几类冲突矛盾常常是交织在一起。

打人孩子父亲，嘲笑贬低被打孩子父亲的五金商职业，对方也反唇相讥。

打人孩子母亲则无法接受被打孩子父亲居然丢弃女儿的仓鼠，并且对于它的惊恐和可能的厄运视而不见，只是因为他不肯接触齿科动物。

被打孩子父亲接到妈妈电话，得知母亲正在服用的药物，就是律师正在出谋划策回避官司和舆论的那种，因此对于对方虚伪欺压消费者更加愤恨。

打人孩子母亲觉得对方母亲太过于站在道德制高点批评别人，而从来没有关注过自己孩子为什么被打。

对方则因为受不了她的指责，把手包丢到墙上，而打人孩子母亲也无法忍受丈夫打电话，而把电话丢到水中。

最终每个人似乎都濒临崩溃状态，度过了人生中最为悲惨的一天。

结尾镜头离开房间切换到阳光明媚的公园，近景镜头下小仓鼠活的很滋润，远景当中两个孩子在讨论着什么，虽然看不清楚容貌，但从衣着来看就是吵架的两个孩子。

他们似乎早已和好，最后骑着车子一起离开。

四个成年人争吵的事件，似乎孩子们早已忘记和平息。

那么这场争吵到底又有什么意义呢？

在这个春天的早晨，我似乎选择了一部不太合乎时宜的电影来看，它的名字叫《杀戮》，我不知道为什么，在春天早晨的明媚阳光里，我不出去散步，而是选择坐在电脑前面，看四个中年男女为了鸡毛蒜皮喋喋不休，但我就是选择了这么做，观察自己或别人，我们不得不承认，人的行为和选择，有太多时候无法解释，我们就是想这么做，正如这部电影的人一样。

这部电影，符合我最喜欢的那种电影的特征，演技扎实的戏骨，火花四溅的碰撞，衔接流畅的对话，狭小的场景把演员困在其中，所有情节全部都要依靠剧本功力，整场电影如同观看一场精彩的网球混合双打，有太多可以回味和分析的细节，它不像一些制作华丽的大片，它调动的不是观众的视觉刺激，而是让你的大脑也真正参与进来，如同引擎被轰然启动，开始跟随噼里啪啦的对话高速运转起来。

类似这样的电影，还有《日落号列车》《与女人们的对话》等等……剧情其实非常简单，就用AB来代替这两对夫妻好了。

A夫妻的11岁的儿子用一根木棍打了B夫妻的儿子，导致B夫妻的儿子嘴唇受伤，掉了两颗门牙，于是A夫妻亲自上门道歉，试图协商一个解决方案。

既然决定要孩子，打算开始要为一个生命的成长负责，这种鸡零狗碎的事，对所有父母来说就在所难免。

显然谁都不想处理这些破事，但我们的一生常常就是被无数的破事牵着走，好像一头被蒙上了眼睛不停转圈的瞎驴，我们有时也巴不得像个孩子一样，抄起木棍痛痛快快的把生活揍一顿，然后一走了之，让别人来收拾烂摊子。

但我们不能这样，因为我们长大了，我们会不停告诉自己，我们是成年人，是文明人，所以我们有责任，必须一件一件处理好这些生活塞给我们的无穷无尽的麻烦事，哪怕珍贵的生命就在这些不情愿中一点点的流失。

所以，A夫妻硬着头皮来给儿子登门道歉了，他们谦逊而充满诚意，把自己的儿子骂的狗血淋头，说他是个疯子，承担了所有的责任，并且提出要给B夫妻的儿子找最好的牙医，本来协商到这里应该可以完美结束了。

但有时，就是某个细节出错了，甚至不能说是出错，只能算得上是有点不对劲。

在这件事里，那个细节就是A先生在协商过程中接了几个电话，因为他是个律师，而他最重要的客户是一家制药公司，在这个早晨爆发了公关危机，他本来应该去处理这件事，却被妻子硬拉来为儿子道歉。

于是，一些情绪开始酝酿起来，B太太开始认为A先生并不尊重这个事件，认为他们需要更有诚意的道歉，于是四人又再次回到室内，寒暄，协商，但情况并没有变的好转，而是越来越失控，最后已经和孩子无关，而是开始互相控诉，控诉婚姻，控诉社会，文明的外衣就这样被一件件剥掉，人们最终都说出了心里真正的想法，互相指责对方是骗子，懦夫，神经病。

这部电影名为《carnage》，意为屠杀，这名字似乎太过严重，毕竟电影里并没有人真正死掉。

但太平盛世，我们所能经历的兵荒马乱也大多就是如此了，观念的交锋，道德的歉疚，价值观的互相屠戮，对彼此生活方式的贬低，试图在相处中争夺道德高地和更大的话语权，战争从来没有消失过，它只是变的看不到硝烟，却未必不带来伤害。

耶稣曾经说，你若恨一个人，就是杀人，那么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四人之间所经历的这种互相捅刀子的过程，也无异于一场杀戮，而且不像真正的杀戮那样一刀毙命，就此结束，它会一直发生，每天重复的发生，发生在校园里，发生在婚姻里，发生在每一次的交谈里，那被杀戮的也许是一些无形而珍贵的东西，我们甚至都未曾意识到它是如何在我们心中死去的。

其实我很同情B太太，她看起来是这四个人里面心理素质最差的一个，最先稳不住阵脚的就是她，最先开始哭泣和崩溃的也是她，当她的丈夫告诉别人，她是个作家，她接过话来，努力表现得像个专业的作家。

但很快，她一转脸就愠怒的责备丈夫，不应该告诉别人她是作家。

她的内心是很矛盾的，一方面她写过一本关于非洲大屠杀的作品，这表现出她有强烈的道德感和世界公民意识，但同时这本书大概并不成功或评价不高，所以她现在只在书店里卖书的小职员。

她坚持的很辛苦，她试图活的鹤立鸡群，她收藏和保存着绝版画册来表现自己的品味，并把它们放在茶几上最显眼的地方，她有着顽固而脆弱的自尊心。

她反对草草和解，反复强调A夫妻的孩子必须真正认错，否则这事没完，她强调她并不关心利益本身，而是在坚持纯粹的公正和普世价值，是在维护社会正义与和平。

朱迪福斯特在这个人物身上确实是用了心的，几乎贡献了她演技的巅峰水准，她并没有整容，但一开始我几乎没有认出她来，她为了演这样的一个女人，几乎连气质都改变了。

那紧张的笑容，那强烈压抑着不满，却又想表现出放松状态的矛盾的肢体语言，让这个女人显得很纠结。

她身上有一种倔强的东西，她的理想主义气质，她固执的想要教训别人，她对何为公正几乎是洁癖般的坚持，她对文艺作品的推崇和珍惜，她的得理不饶人，在交锋逐渐深入的过程中，几乎达到了让人无法忍受的程度。

有一些小细节其实值得玩味，比如A太太呕吐在画册中，我个人觉得那其实是一个隐喻，隐喻着A太太对画册，或对B太太所代表的那一套文化价值的贬低甚至羞辱，虽然A太太一直试图表现的很尊重人，但她其实只是为了解决问题，并非真看的起B夫妻。

她的呕吐当然不是有意为之，只能说是导演的黑色幽默，这背后想要表现得，大概是每一个被称为“文艺青年”的人都曾体验过的羞辱。

B太太固执的想要扮演人民教师，却终于把自己变成了人民公敌，最后连自己的丈夫都站在了对方一边，和他们把酒言欢，躺在沙发上抽着雪茄讥讽自己的妻子。

她不可能不生气，但越生气越显得自己像个玻璃心，显得自己像个笑话，AB先生开始联手嘲笑她所信仰的那些高大上的价值观，他们其实意识不到自己的残酷。

是的，其实很残酷，对这样一个敏感的女人来说，这是一种赤裸裸的霸凌。

这部电影给我的感觉，A太太其实早在评论培根的画作时就说的很准确了：“残酷，华丽，混乱，平衡”，这部电影也正是如此，人们彼此伤害，也在彼此寻求和解，试图平衡各种利益和价值，却把世界搞的残酷而混乱，这样的剧情，只要还有人类活着，大概就会永远继续上演下去。

在经历了A先生和B先生的轮番嘲笑批判，到最后，貌似温和明理的A太太似乎也得了某种鼓励，她借着酒劲，抓起那把郁金香砸的稀烂，也同样可以看做是对这一价值的彻底否定。

不记得是谁的著作中曾谈到过，在每一个家庭中，或每一场争端中，最后一定会有一个人成为“被归罪者”，他会成为众矢之的，大家愿意把所有责任和罪过都推给他，把对生活的不满推给他，而B太太最后就沦为了这一角色。

本来只是协商孩子打架的事，到最后不知道怎么就变成了价值观的高下之争，最后三个人几乎站在了同一边，来攻击B太太的不合时宜与理想主义，攻击她的挑剔和认真，她成为了那个“被归罪者”。

也许，甚至在观影时，你都会被影响，在心里开始归罪给B太太，觉得她真是一个事儿妈。

但你是否也曾有过同样的感受？

每当我们试图谈论优美，谈论文化，谈论和平，谈论一些高贵的价值时，就经常不知为何会引来莫名其妙的敌意，说你装逼啦，说你虚伪啦，说你不合时宜，说你只会空谈其实是个弱者，又或是说你书生造反三年不成，而这些指责和嘲笑，你甚至不知道如何为自己辩护。

它们来自实用主义者，来自权力的拥护者，甚至来自什么都无所谓的简单粗暴者，那一刻他们似乎都有了开始向你扔石头的权力，最后，可能连你自己都开始为这一切感到羞愧，你会哭泣，会觉得孤独，最后你也开始怀疑自己，否定自己，甚至慢慢走入他们的一边。

林奕含曾说：“人类史上最大规模的屠杀，是房思琪式的强暴”，我对这句话的理解，从来不只局限在性侵之上，我理解，她说的是权力，性有时也只是权力的一种表现形式而已，权力和霸凌是会以各种方式反复出现的。

当你生活在某种畸形的文化里，被这种文化压迫着，伤害着，还要被这种文化无声嘲笑着，正如林奕含，她明明是受害者却也承受着某种微妙的污名化，比如荡妇羞辱又或是矫情等等，这些话也许并不总是被直接说出来，但它们一直存在，它们一直在屠杀。

所以我想，真正的和平并不只是收起刀枪吧，而是努力去呼唤一种真正善良的文化，它让我们学会控制内心的权利欲，看清自己也从来不完美，它将带来一种退后，一种谦卑的自省，不要轻易拿起你手中的石头去砸人，因为那石头从高天落下，最终可能砸到的就是你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