切·格瓦拉传：阿根廷人

再次陷入是左还是右的矛盾中。。

间歇性浪漫主义综合症再次发作了。。

就让我们面对现实，忠于理想。

为了永恒的胜利不断上路！！

切：你好！

明天是你的生日，89年前的今天，你出生在那个探戈与足球交织着的世界，那个为了贝隆夫人举国哭泣的拉美国家。

6月14日，北半球正在进入夏季，而在你的故乡，严冬开始来临。

在这么个季节出身，而且还患有终身性的哮喘，似乎已经预示了你将与命运抗争。

为了给你写信，上个月我读完了关于你的三本书，读过之后却什么也写不出来。

你是我的偶像——这个词现在有个时髦的叫法“男神”——很久以前就是。

首先是因为你很帅，帅得让人将你用做头像或者穿在身上，然后去接受其他人诧异的目光，听他叫一声“雷锋”。

这种情况我遇见过很多次，虽然几经解释，但对方始终无法捋直舌头把你的名字念对。

即便是处在一个曾经红星飘遍的国度，你的知名度也并不是很高。

后革命时代的人们，厌倦了革命的浪漫理想，转身加入一场资本全球化的浪潮当中，犬儒庸俗地活着，拥抱来自西方资本世界新一轮的剥削与奴役。

忘了告诉你，雷锋也是一名无产阶级战士，某个特定时期中国人名的“国民男神”。

在最初见到你画像的那一秒钟之内，我也将你认作了他。

但转瞬又明白，你挺拔的鼻子和坚毅的眼神是他所不具有的。

仅仅是因为这一明显的区别，我开始喜欢你。

这些年来我试图描述那种感觉，可是说不出来，可以肯定的是，和看见自己喜欢的姑娘时的感觉不一样。

很难不把那些熟知的故事再梳理一遍。

你出身中产阶级家庭，是个医科大学生，有行医执照。

在当时的阿根廷抑或当今世界的任何一个角落来看都将是前途一片光明。

可是你并没有满足于自身的完满，大学期间游历拉美各国，亲眼目睹了在帝国主义者与军人政府统治下压迫下的拉美人民的生活，最终走向了一条解放他们的道路。

又不得不说回我自己的国家了。

这种浪漫主义的理想曾笼罩过我的祖国，结局是谁也不愿提起的闹剧。

可是你还有你的战友成功了，虽然过程有些阴差阳错，然后你又走了，却再也没有活着回来。

对于青年人来说，你的意义在于对主流价值观的反叛，对强权的抗争和对既得利益者的蔑视，还有对理想的不懈追求。

今年我行将年满24岁，中国人称为“本命年”，有一些特别的意义。

经历和学识让我开始对狂热的偶像崇拜有了质疑，尤其是你这种具有意识形态立场的偶像，往往更令人盲目以成灾难。

现在的很多研究表明，你曾制造过一些小规模的屠杀，我也深知一个被你统治者的世界会多么糟糕。

或许我终将与你告别，所以在拟定这个叫做“偶像：告白已告别”的写作计划时，将你添加到了名单当中。

去年，在我的祖国，一个小偷因造型与你神似且言论惊人而爆红网络。

人们戏谑地将他冠名为“窃-格瓦拉”。

“窃”与“切”同音，在中文里指代一些手段不正当的事物。

这是一个娱乐至死的年代，你无法职责任何人对于偶像的不敬。

相对于此，人们对于他那一句“这辈子不可能打工的”的无限恶搞，无意中却折射出了这个时代青年人的无奈与叹息。

就算是一个曾经红星飘遍的社会主义国家，如今也无法抵御全球化的浪潮。

在资本的压迫下，青年人只有无奈的选择庸碌的生活。

往往是想打工而不可得，何况是拒绝打工。

我们的时代并不你的时代好或者坏，只是人们消极与虚无，再也没有人像你一样正面反抗了。

写了这么多，我也不知道自己究竟想要说些什么。

我想，即使是终有分别日，你身上也总有一些值得留给我的品质。

我想象你一样忠于理想。

让我们忠于理想！

贡水河边的浪荡汉子2017.06.13

作为成功的革命者，切格瓦拉身后的命运可谓是一部传奇。

因为，仿佛还没有哪位政治家会得到全世界草根们近乎神话的顶礼膜拜和在政治世界中的不温不火。

格瓦拉一生成就的不是开国盛世，却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为多个同质个体所积聚的精神力量，甚至成为象征性的支柱。

索德伯格的《切格瓦拉传》更是还原了这个已经符号化的纯粹的精神力量在尚是凡人时的生活记录。

最初认知格瓦拉，是在风靡摇滚的时代，很低级的以为这个戴着贝雷帽的男人是某位摇滚大腕儿。

兀自端详，发觉不妥。

这个男人的目光太坚决，不似搞摇滚之人眼神中的迷蒙颓废以及透着某种欲望的常态。

况且，诸多摇滚青年的白T恤上都是他，而这个人哪有什么作品?这次的无知，仅仅让我知道这个男人和古巴有关系，尚不知他作为革命者的传奇。

后来，看到已经老去的球王巨星身上也纹了那个经典头像。

在世界公认的两位球王中，一位已经正统到了政治家的楷模，而另一位一直在挺着酒足饭饱的腰身以纯粹个体的形式叛逆于社会，理想于自己。

后者球技超人又“离经叛道”，却依然是精神领袖。

所以，当看到那个纹身头像时，不禁困惑，格瓦拉何等魔力，让普天下追求绝对自由却最终还是倒在过度自由里的男人们如此膜拜？

因而，看过切格瓦拉的短暂人生，确实唏嘘。

辅佐卡斯特罗打天下，在成为精神领袖和实权人物并不是没有可能的时候功成身退，带着小票人马去继续开天辟地，蔓延革命的火种。

这本身就是壮举，暂不说革命后的古巴政权是不是也存在着一山不容二虎的人性常态，就是在艰苦游击后不贪恋权利、成就和享受也是古往今来成名政客中的异数。

在1967年10月9日之前，格瓦拉在冷战世界、社会主义阵营以及独裁政治这些明确的时代符号中是身体力行的实践者，是某些人的仇敌和某些人的关注。

索德伯格筹备七年的这套传记电影果然聪慧到大智若愚，几近纪录片式的表现手法围绕着格瓦拉的生活常态和这个人在人间的影响力，朴实无华、甚至可以称为亢长艰涩的记录还原了那个男人、那个时代和那段历史。

对于死后至今，逐步被传奇、被符号、被象征、被商业化的这个人，有着一种从人到神的推动力在支撑。

真实社会的政治家们如何理解不重要，重要的是格瓦拉革命生涯中的行为和最终命运。

他在寡不敌众被俘后被就地枪决，这对于一个早已功成名就颇具影响力的领袖级人物来说无疑是一种侮辱和损害，也是命运的拐点。

在索德伯格展示的荒凉、贫瘠的穷山恶水中挣扎的革命者的不公待遇，无疑更确切了格瓦拉被超人化的浅显理由。

如果，这之前他是英雄和引路人，这之后他的遭遇确实可以成就传奇和神话。

当然，这照旧不是政治圈子里的评价，而是草根人们通过街头巷尾凝聚的口碑和种种传说的变异。

而且很奇怪的是，顶礼膜拜格瓦拉的草根却是西方社会的青年居多并发源于此。

索德伯格的这套传记电影高明在于单纯忠诚的以旁观者的角度推动格瓦拉的人生际遇，不存在任何倾向性的如流水账一般记录格瓦拉的个体行为。

观者可以认为这是新闻，也可以认为这是游记，还可以认为这是浪费胶片的行为。

总之，看不到任何关于格瓦拉传奇生涯的评断和指向。

这就对了，索德伯格很人文的关注个体就代表着神化的格瓦拉的社会影响究竟在哪里。

在运用完全的客观覆盖主题的敏感之时，索德伯格回避的悲悯之心隐然成为影片重量级的点睛之处。

一幕戏是格瓦拉在联合国的发言，面对诸多要素，索德伯格的剪切俨然让影片转为了剧情电影：攻击的、缺席的、拥护的，以及整个环境产生的张力，都在德托罗饰演的格瓦拉固定时间的短短台词（重现历史）中展现，这在影片极具弱化戏剧性的场景中颇见功底。

另一幕就是格瓦拉的最后时刻，摄像机变成了第一视角：行刑者入画、走近、枪响、仆倒，与地面空间形成最后的视觉关系，淡出。

作为革命者的临终时刻抑或就义时刻，如此这般处理，不用说那些高大全的主旋律和一言不发的写实手法，就是在全片都是第三者视角客观乖巧的记录全景之后，冷然如此一番绝对主观的煽情设计，决算得上画龙点睛，也不枉格瓦拉拥趸的关切和对题材政治敏感性的妥协。

喜欢索德伯格作品的重要原因在于他总是可以在“毫不娱乐”的画面中言之有物，而且不管票房如何，照旧做自己的电影。

同样是彻骨的亢长写实，上部《阿根廷》就隐约透着一种向前的希望，而下部《游击队》的萧瑟悲剧性语境逐步慢慢贯穿全片。

这两种味道当然依据于人物命运的转折，但索德伯格在枯燥写实中成功控制了这些涉及主观情感且容易跑偏的细节，只是一切于无形而已。

此文原发于公众号甲10号，转载于此，作为对影片背景的补充……1967年4月的一天，在弗吉尼亚州兰利那幢著名的神秘大楼里，一份密码电报刚刚译出：“一名与卡斯特罗关系密切的游击队员确认：切·格瓦拉在玻利维亚。

”这份情报，揭开了后来故事的序幕。

对电报进行研究后，中情局分析专家选择不相信情报的内容。

『他在哪里』自从卡斯特罗领导的革命取得胜利后，美国就深切感受到了他这位阿根廷籍亲密战友的莫大威胁。

格瓦拉的影响，远远超越拉丁美洲，越过加勒比海，越过墨西哥湾，降临美利坚大地。

美国大学校园里，充满叛逆精神的年轻学生争相传阅格瓦拉的名著《游击战》，振振有辞吟诵着书本里激荡人心的句子：“游击战是群众斗争，它是人民的斗争。

”美国国务院发出警告：格瓦拉是“民主国家最危险的敌人”。

美国政府责成中央情报局对这个最危险敌人进行追捕。

但是，这个危险敌人两年前离开古巴后，就不知所终。

成为一个幽灵，无处不在，却又无迹可寻。

中情局搜集掌握了格瓦拉几乎所有的资料，就是不知道他眼下在哪里，甚至不知道他到底是死是活。

综合多方面情报，中情局占上风的看法是格瓦拉已经死亡，掩埋在多米尼加共和国一个没有标记的坟墓里。

不料，年初从南美洲传来消息，玻利维亚政府军在东南部热带丛林中遭到不明武装袭击，里面有外国人。

玻利维亚总统请求美国提供紧急军事援助。

美国特种部队“绿色贝雷帽”派出一支13人小分队前往玻利维亚，训练政府军突击队，掌握对付游击队的战术。

这份电报就是受训后的政府军突击队与游击队交锋取得的一个成果。

格瓦拉还活着？

就在玻利维亚？

中情局分析师无法相信这一点。

他们无论如何也搞不懂，他怎么会冒着危险跑到玻利维亚这个落后国家的穷乡僻壤里。

他出身富裕，教育良好，职业体面，英俊潇洒，本可以拥有世间的一切，华服，金钱，跑车，豪宅，美女。

但是，他却选择四处流亡，战斗，革命，吃苦，流血。

这究竟是为什么？

据说他是为了穷苦人民的解放，十年前抛弃在阿根廷的优裕生活，放弃令人羡慕的医生职业，和81名志同道合的青年登上几乎快要散架的“格拉玛”号旧游艇，穿过波涛汹涌的大海，奔向古巴。

两年后，他和卡斯特罗率领的游击队在古巴建立了新政权。

胜利果实到手，该纵情享受了，他却出人意料地辞去在古巴党和政府担任的所有要职，给卡斯特罗留下一封信，离开古巴，去更贫穷的国家进行新的革命。

一个罕见的纯粹的理想主义者。

取得浴血奋战的成功后，又义无反顾地去更贫困的地方进行艰苦斗争，掌握了巨大权力却不屑于在政治圈子里争权夺利。

自此他从公众视野消失了。

没有人知道他的下落。

这份来自玻利维亚的最新情报，中情局不愿相信，也不敢轻易否定。

两名古巴裔中情局特工被选中，派往南美中部这个贫穷国家寻找格瓦拉。

费利克斯·罗德里格斯和古斯塔沃·维洛多精神振奋地接受了任务。

两人对格瓦拉都有切身之仇。

他们的家庭本来都是古巴富裕的统治阶层，卡斯特罗和格瓦拉的革命使他们失去了财产和权力，失去了家园，成为难民逃到美国。

维洛多对格瓦拉的仇恨更加直接深刻。

格瓦拉率领游击队包围了他们家，格瓦拉亲自审讯他的父亲，给这位富有的工厂主兼农场主两个选择：要么把家族财产交给国家，自己安度晚年；要么把两个儿子交给行刑队处死。

这个资本家无法理解这个事实：把自己辛苦赚来的资产，拿走分给那些社会的寄生虫。

第二天早上，维洛多发现父亲死在床上，身边一个空的安眠药瓶。

维洛多发誓要让格瓦拉偿命。

格瓦拉的激进使他多了一些敌人，少了一些朋友。

罗德里格斯以古巴难民身份加入中情局，很快成为情报专家。

他善于讯问，善于从不愿配合者口中挖出重要情报。

到达玻利维亚后，他下功夫研究了德布雷的档案和审讯记录。

电报说的“与卡斯特罗关系密切的游击队员”，就是这位法国共产党党员：朱尔斯·雷吉斯·德布雷。

他是法国一位有些名气的马克思主义学者，撰写过一本《革命中的革命》，讲述游击战策略。

多年书斋研究中陶冶出的革命情怀，以及对革命偶像格瓦拉的敬仰，促动他来到玻利维亚的丛林深处，投身游击战。

虽然见到仰慕已久的偶像，但是革命的真实景象还是让他震惊。

太恐怖了！

几个月来，他生活在污秽的营地里，蚊虫叮咬，燥热不堪，臭气熏天。

加上战斗，流血，甚至死亡。

他感到从文明世界一下子跌入了原始社会的野蛮深渊。

德布雷在营地还有一个共鸣者，西罗·罗伯托·布斯托斯。

这位阿根廷画家对革命和游击战怀着浪漫的幻想，喜欢夸夸其谈马克思和斯大林，用离经叛道的言辞吸引聚会上的女性。

这个浅薄的革命者投身游击战后，发现这是一个完全陌生的世界，需要扛枪，行军，要忍受肮脏、野蛮和各种不适。

他根本没有为革命动真格的打算，他对革命没有丝毫的真正兴趣。

这两位凑到一起，牢骚不断，整天筹划着如何离开营地，重返文明世界。

1967年4月，一位找到游击队营地采访的英国记者要离开时，他俩打算随行。

格瓦拉的态度是：“天要下雨，娘要嫁人，由它去吧！

”格瓦拉的浪漫气质并不适应残酷斗争的生存法则。

他没有料到，这两位的离开，撞倒了第一块多米诺骨牌。

经过“绿色贝雷帽”训练的玻利维亚政府军突击队，学到了对付游击战的经验。

两位知识分子革命者离开游击队营地不久，就落到了政府军突击队手里。

两人坐在牢房里，不知道哪天会死去。

他们屈服了，向美国人和玻利维亚军人说出了知道的一切。

『他在这里』德布雷最关键的一句话是：“格瓦拉就在玻利维亚，在格兰德河谷的丛林里。

”罗德里格斯在精心研究德布雷的审讯记录时，注意到了一个人。

德布雷说，游击队里有一个化名“帕高”的年轻人，总是抱怨他被玻利维亚共产党骗了。

因为介绍他加入游击队的那个人，说是通过这个途径可以得到去哈瓦那和莫斯科受教育的机会。

到达游击队后，没有人再跟他提起什么出国学习的事，只是发给他一把毛瑟枪，120发子弹，还有一个沉重的背包，然后是没完没了地翻山越岭，行军打仗。

罗德里格斯的职业敏感使他意识到，帕高是一个极佳的情报来源。

布斯托斯充分施展他的美术才华，给审讯者绘制了一张精确的游击队营地地图，并加上详细注释。

根据这张地图，玻利维亚军队找到了游击队藏匿武器的几个据点，发现了医疗用品、护照、电报、密码本，还有一些照片，一个雪茄烟头。

中情局专家对一份护照上的照片格外感兴趣。

这个男子胡子刮得干干净净，戴着眼镜，发际线后退。

他们很激动，他们知道这可能是谁，但是，出于慎重，还需要再研究确认。

他们又对那个雪茄烟头进行了各种分析，再与格瓦拉的档案进行对照，答案基本出来了。

格瓦拉此时还不知道，两位投奔革命的知识分子出卖了他们仰慕的英雄。

罗德里格斯仔细梳理了从游击队缴获的每一片纸，为每个已知的游击队员建立了档案。

姓名，昵称，代号，军衔，年龄，国籍，是否抽烟，携带什么武器，穿什么衣服，说话和行为习惯，有什么怪癖。

他还研究游击队员如何拉帮结派，他们之间的隔阂，谁喜欢谁，他们喜欢格瓦拉吗？

他希望再能捕获一名游击队员，获得尽可能多的关于格瓦拉的情报。

最好能抓到帕高。

机会来了。

机会是一名农民提供的。

格瓦拉不远万里，来到玻利维亚，要帮助这里的贫苦农民摆脱资本主义的统治与剥削。

但是，这里的农民却不大领情，他们对外来的陌生人抱有天然的警惕，他们只关心如何赚钱养活家人。

这天，在瓦耶格朗德一带行军的游击队打算徒步越过格兰德河，队员找到一位农民问路。

这个农民答应到河边为游击队寻找安全的渡河地点。

但是，这位名叫奥诺拉托·罗哈斯的农民没有去探路，却悄悄地跑到了政府军突击队的驻地。

结果，游击队遭到伏击，9名身亡，1名被捕。

被捕的年轻队员交代说，他在营地名字叫“帕高”。

罗德里格斯此前已经为帕高建立了数厘米厚的档案，一页一页认真研究过。

罗德里格斯作为讯问行家，善于突破不同对象的心理防线。

他察觉到帕高不是一名坚定的革命者，虽然向往革命，却又抱怨被人欺骗。

他的信仰和遭遇之间有个缝隙，罗德里格斯决定在此插进一个楔子，撬开他的嘴。

罗德里格斯成功了。

帕高交代的内容丰富而详细。

他说，名为雷蒙的游击队领导人，就是切·格瓦拉。

他说格瓦拉把总共50多人的队伍分成三部分：先头部队，中央部队，后卫部队。

三支队伍之间保持数百米距离。

先头部队6-8人，中央部队是主力和格瓦拉。

罗德里格斯提取了所有阵亡游击队员的指纹，与档案一一比对后，确认其中一名是米格尔。

帕高交待，米格尔在不久前被格瓦拉任命为先头部队指挥。

格瓦拉的行踪不再是谜。

他就在附近。

罗德里格斯对玻利维亚政府军森特诺上校说：突击队可以出发了。

目标：瓦耶格朗德。

格瓦拉在那里。

在玻利维亚南部这个地区，格瓦拉的革命有些水土不服。

他们想发动群众，但是很不成功。

他们要扩充兵源，但无人响应。

游击队在占领地区向村民发表征兵宣讲：你们叫我们土匪，但我们是在为你们而战，为工人阶级而战，为那些收入微薄的工人农民而战。

此时，玻利维亚军方领取极高的薪水。

你们为他们工作，但是，告诉我，他们为你们做过什么？

你们这里没有水，没有电。

你们被遗弃了。

这就是我们要战斗的原因。

村民们一片沉默。

格瓦拉认为：农民的无知落后使他们无法理解美洲大陆正发生的事情，他们的解放尚需时日。

贫穷限制了他们的想象力？

或许。

村民们也有感兴趣的东西。

他们对官方在无线电广播里发布的一条消息，听得十分仔细。

玻利维亚政府悬赏抓获一名外国人，名叫切·格瓦拉，这个人就在瓦耶格朗德一带。

政府为他的首级开出的价格是50000玻利维亚诺，合4200美元。

这是一个极具诱惑力的数字。

许多农民开始寻找这个外国人。

1967年10月8日上午6：30分左右，一个当地农民兴奋地来到政府军突击队驻地。

他说，黎明前，他在一条小溪边上灌溉土豆田时，看见十多个陌生男人沿着河岸行走，里面有外国人。

政府军突击队立即出发。

天时，地利，人和，他们都有了。

游击队被打垮了。

被捕的游击队员中，有一名无疑是外国人。

胡须浓密，眼睛清澈，凝视的目光令人印象深刻。

他独特的胡须和面容，见过他照片的人一眼就能认出来。

“你是谁？

”突击队指挥官心脏狂跳，努力保持冷静。

“我是切·格瓦拉。

”即使衣衫褴褛，腿部负伤，流着鲜血，这个男人仍然散发出超凡的魅力。

指挥官请他伸出左手。

一道长长的疤痕，与情报描述相同。

失败成为定局。

格瓦拉如果选择另一个地区发动革命，在一个靠近工矿和城市网络的地方，还可能有获胜的机会。

那里的民众对统治者深怀不满，反感军人政权。

可能成为革命的土壤。

但是，他却选择了玻利维亚东南部这个人烟稀少的丛林地带，这里的农民封闭保守，对外来人心存防备。

格瓦拉没有能够动员当地农民成为对抗统治者的力量，反而被他们出卖。

还有游击队内部的裂痕，加速了格瓦拉的失败。

罗德里格斯以胜利者的姿态，怀着家仇国恨，来到关押格瓦拉的乡村小学校。

“切·格瓦拉，我想和你谈谈。

”“没有人能够质问我。

”绳索紧捆，伤口流血，都掩盖不了格瓦拉的尊严。

“司令官，我来不是审问你。

我们的理想不同，但我很佩服你。

我还是想和你谈谈。

你曾是古巴的一名部长，看你现在的样子！

你成了这样，是因为你自己的理想。

尽管我认为它是错的，不过我还是想和你谈谈。

”罗德里格斯让看守为格瓦拉解开绳索。

先找了一个不太尖锐的话题；“你，一个医生，做了古巴国家银行行长。

医生懂经济学吗？

”“你知道我如何成为古巴国家银行行长吗？

” 格瓦拉笑了起来，“有一天，我们开会，卡斯特罗进来说，要找一个恪尽职守的经济学家（economist）。

我听错了，以为他说要找一个恪尽职守的共产主义者（communist），所以我举起了手。

卡斯特罗就选择我做了古巴经济的领军人。

”难怪，这位革命银行家上任之后，就提出废除货币的主张，要建立 “不用钱的文明”。

罗德里格斯话锋一转：“你是一个外国人，你入侵了玻利维亚的主权领土。

”格瓦拉十分轻蔑：“你不可能理解革命的原因。

”“我在为玻利维亚流血。

”格瓦拉指着身边的一具尸体，那是他的战友奥卡：“看看这个人，他在古巴，得到了他想要的一切。

然而，他来到这里，就这样死了。

甘愿牺牲，因为他相信他的理想。

”信仰激烈对抗，讯问无法深入。

如何处置世界上这位最令人闻风丧胆的革命家？

玻利维亚总统府会议争论不休。

审判格瓦拉，必将引起国际风暴，成为一场灾难。

“而且，玻利维亚没有死刑，最多只能判处30年徒刑。

”总司令奥万多提醒总统巴里恩托斯，“我们在哪里关押他30年呢？

”玻利维亚没有一个监狱足够安全，革命者会冲击监狱，古巴可能派兵来救他。

别无选择，只能杀掉他。

1967年10月9日上午10点左右，一名突击队士兵来到罗德里格斯身边：“电话！

司令部要跟这里级别最高的军官讲话。

”罗德里格斯佩有玻利维亚上尉军衔，此时此地是级别最高的军官。

“我是拉莫斯上尉。

”他使用自己的化名。

“拉莫斯，你被上司授权执行行动500和行动600。

”500是格瓦拉的代号，600是死刑的代码。

如果要他活着，指令是700。

“请重复一遍。

”美国政府给罗德里格斯的指令是，要让他活着。

美国政府想把格瓦拉偷渡到巴拿马审讯。

仍是500和600。

罗德里格斯无可奈何。

他只是一名派到玻利维亚的美国中情局顾问。

这是别人的国家，有他们的规矩。

他想起格瓦拉的足智多谋。

卡斯特罗也被囚禁过，最后却脱身颠覆了古巴。

只要格瓦拉活着，就非常危险。

罗德里格斯再次走进囚禁格瓦拉的教室：“司令官，这是玻利维亚最高司令部的命令。

”“这样更好。

我本不应该让自己被活捉。

”格瓦拉十分镇定。

他知道，死神站到了门口。

“有什么转告你家人的吗?”“告诉我妻子让她再婚，过得幸福。

”格瓦拉走近罗德里格斯，与他握手，然后拥抱了一下。

生命的最后时刻，他尊严依然。

罗德里格斯已经没有了仇恨。

他走到门外，给持枪的士兵下达指令：“这个人应该死于战伤，不要朝脸上开枪。

”持枪士兵走进教室。

格瓦拉毫无惧色。

“我知道你是来杀我的。

懦夫，开枪呀！

你只是在杀死一个男人！

”即使是坚定的反共主义者也钦佩他面对死亡的风度——毫不辩解，反抗到底。

几声短促的枪声传来，罗德里格斯看了看表，下午1点10分。

任务结束了。

罗德里格斯在天黑返回住地时，发生了一件奇异的事情。

他突然感到胸膛内发出一种奇怪的绞痛，肺部紧缩，喘息不止。

后来医生告诉他，这是哮喘。

但是，他以前从未有过哮喘。

他恐惧地想起了格瓦拉档案里的记载：切·格瓦拉患有严重的先天性哮喘。

之后的岁月里，罗德里格斯每一次哮喘发作，都会想起结束格瓦拉生命那个夜晚的恐惧时刻。

三天后的午夜，那位发誓要让格瓦拉偿命的古巴裔中情局特工维洛多，带着两个玻利维亚士兵，驾驶一辆卡车从当地医院驶出，开往正在扩建的瓦耶格朗德机场工地。

后面的车厢用帆布蒙得严严实实。

帆布下面，是格瓦拉。

卡车停在新建跑道附近一块洼地边缘。

右侧10多米处有一个新挖的大坑，9米宽，5.5米深。

他们把格瓦拉遗体扔进坑里，推土机将坑填平。

天空开始飘雨。

维洛多庆幸自己穿着毛衣，其他人冻得瑟瑟发抖。

格瓦拉消失在了潮湿的黑暗之中。

坟墓没有任何标记。

他们认为格瓦拉已经是个句号。

一切都结束了。

『他无处不在』但是，一切都没有消失，一切都没有结束。

“我们打垮了格瓦拉，杀了他。

即使是死，他还是得到了所有的荣耀，我们没能得到任何称赞。

”许多年以后，一个参加追捕的政府军突击队员感慨万端。

光阴荏苒，凶手早已无人知晓，死者却成了超级名星。

格瓦拉成了一个超级大IP。

在他被出卖被杀害的玻利维亚，在他深切同情的贫穷国家，在他深恶痛绝的资本主义世界，在繁华的都市和偏僻的乡野，嗅觉机敏的商人们纷纷投入营销格瓦拉神话的热潮中。

消费他的人遍及全球各个角落，覆盖各个阶层。

年轻消费者即使不知道格瓦拉到底是谁，也丝毫不影响对他的追捧。

那个头戴贝雷帽、长发披肩、神情坚毅、目光深遂的著名头像风靡全球，印在T恤、海报、咖啡杯和钥匙圈上。

卖给不知道他是谁的潮男潮女们。

被称为“全球最有革命性与战斗性”的那张头像，出自摄影师Alberto Kord之手。

“仿佛有一股无以言表的力量寄宿在他的神情里，在经历了那么多死亡后，这股力量化作愤怒呈现在他的视线之中。

” Alberto Kord念念不忘镜头前格瓦拉留给他的强烈印象。

不了解这些也没有关系。

格瓦拉的逆天颜值、不羁风采，再加上艺术家Jim Fitzpatrick使用红、白、黑三色对照片的再创作，使这个形象的视觉冲击力爆棚，炫酷异常，成为全球流行的文化符号，成为席卷全球的自由、独立精神的标志。

酷，仅此足以！

什么理想、信仰，管它那些！

一个德国籍委内瑞拉富翁不以为然：“他就是长得好看而已，西方那些把他的头像做衣服的人完全不了解他的思想，就因为他长得好，所以才这么受欢迎。

”当然有了解他的人。

有些人喜欢他，不仅仅是头像。

许多讲情怀的人，深深地着迷于格瓦拉的浪漫主义和理想主义。

他的革命热情是那样激荡人心。

富家出身却放弃安逸生活，革命胜利却远赴异国他乡，大权在手却转身投入艰苦的游击战争，非洲失败后仍不屈不挠再度进入玻利维亚继续战斗，直至牺牲。

他振臂一呼，多少人心甘情愿放弃高官厚禄跟随他奔赴刚果，转战玻利维亚。

这般跌宕起伏的传奇，是多少人幻想的壮阔人生。

他的个人魅力是那么奇异迷人。

《时代周刊》写道：“他的脸上充满着使妇女为之动心的伤感微笑。

”他异常勇敢，对于危险有着神秘的痴迷。

他在家信里写道：“战争的枪声从来不让我恐惧，反而让我兴奋。

”古巴战争期间，卡斯特罗甚至下令他不许冲到前线直接参战。

无所畏惧都不能形容他，他几乎是热爱危险，热衷于挑战危险，战胜危险。

他代表古巴参加联合国大会，军装皮靴雪茄，会场舌战群儒，惊艳国际舞台。

没有多少国家领导人像他一样性感，不拘一格，放荡不羁。

甚至他的失败也成了他魅力的一部分。

“格瓦拉的失败确立了他的偶像地位。

他的故事讲述了失败和孤立，这就是为什么它如此诱人。

如果他还在世的话，格瓦拉的传奇早就被遗忘了。

”他面对死亡的尊严，更是赢得了人们广泛的敬重。

他的空想气质使得他的失败具有必然性。

他的敌人因此有些喜欢他。

一个缺乏现实危险的对手，是一种很实惠的政治装饰品。

认可他政治理念的人，像朝圣者一样重温格瓦拉的战斗足迹，走过玻利维亚南部的山路、丛林、小镇。

瓦耶格朗德这个格瓦拉被杀害的地方，镇广场最醒目的位置矗立起格瓦拉博物馆。

当年那些不欢迎他、出卖他的村民以及他们的后代，在发现这个死去的外国人已经成为赚钱的商品后，彻底改变了对他的态度。

格瓦拉现在成了这里最受热爱的人。

他给当地带来众多的旅游者，消费者，他成了一个财源滚滚的畅销品牌。

枪杀格瓦拉的校舍前，竖起了一座格瓦拉半身塑像。

镇上那家医院的洗衣房是当年格瓦拉遗体被陈列的地方，现在也成了旅游胜地。

墙壁成了革命崇拜者的涂鸦板。

“格瓦拉万岁”涂在玻利维亚许多城市和乡村的墙壁上。

格瓦拉被杀害不到一年，巴黎爆发了五月风暴，对现实强烈不满的年轻人举着他的肖像，呼喊他的名字，走向街头，向统治者说“不”！

玻利维亚共产党人纪念格瓦拉的方式直接而简洁。

他们在1969年7月处死了奥诺拉托·罗哈斯，就是这个农民，两年前向政府军出卖游击队，点燃了格瓦拉被捕的导火索。

1997年7月，格瓦拉埋葬地点的秘密泄露，古巴地质学家和阿根廷法医人类学家组成团队来到玻利维亚，在瓦耶格朗德机场边的乱葬岗中找到了他的遗骨。

古巴在圣克拉拉市建起陵墓，格瓦拉和六名战友被隆重安葬。

哈瓦那革命广场内政部前面，5层楼高的格瓦拉塑像巍然矗立。

对政治毫无兴趣的人也不耽误对格瓦拉的深厚兴趣。

每年的10月9日的格瓦拉逝世纪念日，成千上万的人聚集到瓦耶格朗德，举办五花八门的纪念活动，音乐、舞蹈、讲座、演讲、艺术展览，各种各样的纪念品销路极好。

消费者用狂欢来追捧他们的偶像。

有人说他是20世纪最浪漫的男人。

他的浪漫不是为了爱情，而是为了梦想。

明星大腕、摇滚歌手、政要名流都把他当做个性自由的象征。

这位伟大的革命英雄，现在扮演着极具资本主义色彩的角色。

这是格瓦拉生前万万没有想到的。

他为之奋斗流血的阶级兄弟出卖了他，伙同敌人杀害了他。

这些人和他们的后代又把他供上神坛，消费他，娱乐他，用他赚钱，享受他所憎恶所要推翻的那种腐朽的生活方式。

我相信很多人对这个名字很陌生，包括我看完上下两部传记电影，都没办法准确地记住这个名字。

但我相信很多人跟我一样曾经看过那张在国际广为流传的照片，那张照片的名字叫《英勇的游击队员》，是一个头戴金色五星贝雷帽的人物肖像，它广泛地出现在T恤、水杯、海报等艺术工艺品上，很多人并不知道这个人是谁他有什么故事，只是当做时尚潮流的东西。

我也是在看完两部电影，再去查阅相关背景资料，才将这个伟大的人物跟那张照片联系上。

那个人就是切·格瓦拉，阿根廷籍共产主义战士、游击队员、军事理论家、古巴革命核心人物、医师和作家。

这部长达4个多小时的电影，就是他充满光辉人生的传记。

电影的上部主要是讲古巴革命和切·格瓦拉在其中发挥的作用，电影是采用切·格瓦拉在联合国演讲跟古巴革命进程交叉的方式演绎；下部主要是讲古巴革命胜利后，切·格瓦拉由于怀抱着革命的理想，对古巴革命胜利后的官僚化不满以及跟卡斯特罗在古巴发展方向持相反的想法，于是离开古巴到玻利维亚开展游击斗争和背负就义的过程。

为了更好地理解电影和人物，很有必要大概了解下切·格瓦拉的早期生活，才能更好理解他后来的很多行为和想法。

切·格瓦拉是阿根廷人，父母是来自西班牙和爱尔兰族裔的贵族家庭，在他很小的时候，没有经验的目前带着他去游泳，由此患上了哮喘病，这也是电影里他一直咳嗽哮喘的缘故。

切·格瓦拉受家庭左翼思想影响比较大，尤其是他的姨父母是阿根廷的共产党人。

但真正让他思想产生深刻变化的是读书期间对拉丁美洲的周游，那时候拉丁美洲刚刚从殖民主义中解脱出来，到处是贫穷和痛苦，就像电影里说的缺少医疗教育和生活保障，这使得切·格瓦拉对人民充满了同情，希望通过革命的方法来解救他们。

真正让切·格瓦拉转变为国际共产主义战士，是在他为了逃避国内独裁政府的兵役去了危地马拉，在哪里是美洲唯一的左翼总统当政的国家，但在美国中央情报局的干预下，当时推行改革的左翼政府被雇佣军推翻，人民生活和国家陷入动荡之中。

这促使切·格瓦拉彻底坚定了通过暴力革命解决美洲问题的信念。

在电影的上部当中，切·格瓦拉跟随卡斯特罗从墨西哥前往古巴，当时船上有82个人，在古巴登陆后幸存下来仅有12人，但正是这12人在古巴山区迅速发展起了游击队，他们的主张得到了当地农民的支持，并且通过跟城市里的工人运动领袖达成了联盟，这也是为什么古巴的革命运动推进得非常顺利的缘故。

卡斯特罗的政治和斗争经验能够把各个阶层的力量凝聚起来，通过主动出击袭击政府军营地，让所有人都知道了游击队的存在，极大鼓舞了古巴的革命士气，最重要的是跟工人阶级形成了很好的互动和联合。

切·格瓦拉则展现了很好的革命战士的素质，丰富的战斗经验，善于演说和宣传革命信仰，跟战士们同甘共苦，对待敌人和叛徒冷酷无情，逐渐成为古巴革命的核心人物。

最终游击队占领了古巴首都哈瓦那，宣告了古巴革命的胜利。

而电影中穿插的切·格瓦拉在联合国演讲的历程，正是在古巴革命胜利后，切·格瓦拉出使苏联获得支持，并且说服苏联将核弹运往古巴，避免美国干涉古巴的革命，在联合国为古巴的独立和自主做出精彩的演讲。

在电影的下半部开篇就是讲切·格瓦拉离开古巴，并且留了信件给卡斯特罗说明自己继续革命的立场。

这说明切·格瓦拉不被古巴胜利后的舒适安逸生活所羁绊，勇于投入到新的革命当中，同时也说明他跟卡斯特罗在古巴革命的发展方向存在严重分歧，同时也看不惯革命者胜利后的官僚作风，这跟他早期生活经历有很大关系。

他是怀抱着解救美洲各国百姓于水火中的信念的，所以不可能停留在古巴的胜利中安心度日，所以放弃了工业部长的高官继续去非洲和美洲的国家进行革命。

当时正是冷战时期，有苏联倡导的共产国际输出革命理论，希望推动第三世界国家人民进行革命，推翻独裁腐朽的政府。

正是在这样复杂的背景下，切·格瓦拉最开始去非洲的刚果推动革命，但是由于各种原因失败，而电影是讲述他带着古巴游击队去南美玻利维亚革命的过程。

玻利维亚革命最开始就不是很顺利，当地的共产党领导人对切·格瓦拉的暴力革命理论持反对态度，希望通过谈判来取得妥协，所以最初承诺的200人游击战士没有提供，而切·格瓦拉带来的古巴人很容易被当地人排斥，军政府也积极宣扬他们是外国人干涉玻利维亚内政的论调，而且美国中央情报局从古巴革命中吸取经验，从开始就组织特种部队训练玻利维亚政府军，从情报军事宣传上进行围剿。

游击队不得不分成几个分队进行战斗，由于当地农民的出卖政府军获知他们的动向，很快派出大部队围剿。

从影片中可以看到附近矿山工人罢工的事件，并且捐款支持游击队，但始终没有双方进行更深入和做的下文。

或许这就是玻利维亚革命失败的原因吧。

最终切·格瓦拉也在战斗中受伤被捕和牺牲。

切·格瓦拉曾经访问过中国并且受到毛主席和周总理的接见，周总理在谈论切·格瓦拉在玻利维亚和刚果的革命游击战时，曾经提出批评的意见。

认为有冒险主义和革命投机主义的问题，在当地条件没有成熟的情况下，寄希望于游击战就能推动革命的大幅度转变，这是冒险和碰运气的事情。

但从个人来看，切·格瓦拉堪称完美的革命形象，为了解救美洲的百姓，先是放弃了家庭的幸福生活，在去的古巴革命胜利后，不被高官厚禄和优越的生活所吸引和羁绊，坚持自己的革命理想。

在做人方面极为廉洁政治嫉恶如仇生活简朴。

那张流传全球的革命战士肖像，是他在古巴革命胜利后参加纪念活动时，由卡斯特罗的专用摄影社抓拍到的，登上了《时代》杂志，并且被评为20世纪改变世界的100名人物之一。

后来照片在全球范围内广泛流传并被广泛应用，他不仅仅象征着近乎完美的人格力量，也代表对主流意识形态的抗争。

但很多人已经不知道这个头像主人的身份和故事了。

怀抱着理想的革命战士，坚定不移的信念和人格，尽管有诸多争议和悲惨的结局，我们不应该只是停留在追随潮流地拿他的肖像当头像，购买那些带有他头像的纪念品，仍然是值得我们去深刻了解他的人生和他的故事

《切·格瓦拉：阿根廷》中的中心-外围论思想与古巴革命内容摘要：上世纪50-60年代，中心-外围论作为一种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关系的理论学说首先产生于拉美。

该学说认为世界分为中心（发达）国家和外围（发展中）国家，前者在世界经济中占据支配地位，而后者依附于前者并受到剥削。

该理论提出后引起巨大反响，被认为是不发达世界像发达世界的现代化思想的有力回击。

2008年的戛纳电影节上，由史蒂文·索德伯格执导的影片《切·格瓦拉：阿根廷》获得最佳影片“金棕榈奖”提名，主演本尼西奥·德·托罗（Benicio Del Toro）获得最佳男主角奖。

作为格瓦拉系列电影的上部，重点描写了切积极投身的由菲德尔·卡斯特罗领导的古巴革命，影片力求真实地再现格瓦拉的传奇一生，特别重视描写切的思想。

其中我们不难看到这种理论的影子。

关键词：切·格瓦拉 中心-外围论 古巴 卡斯特罗拉丁美洲的独立运动兴起较早，许多国家在19世纪就获得了独立，但古巴的独立最晚。

1901年1898年美国赢得对西班牙的战争后占领古巴。

1901年古巴新宪法被迫接受“普拉特修正案”，允许美保留干预古内政的权利。

1902年5月20日，美扶植成立古巴共和国。

到了20世纪50年代，巴蒂斯塔独裁政权统治古巴，对抗议示威的人民群众采取高压政策，国家高层腐化堕落，大量侵吞国家财产存入欧洲或美国的银行。

此时的古巴完完全全沦为美国的资本、商品市场和原料产地，而古巴人民长期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其中20%的古巴人永久失业，1.5%的地主控制着46%的土地，一半的人用不上电，超过一半的人住在Bohio（一种简陋的窝棚）里，37%的人是文盲，婴儿死亡率居高不下。

与此同时，美国和古巴之间的贸易顺差已达到10亿美元。

用电影中菲德尔·卡斯特罗的话说：“这个可怜的加勒比小岛，正在帮助支持着世界上最发达国家的经济”。

而正是这种内外交困引发了古巴的革命风暴。

而革命领导者们看到了国家政治经济并不独立的现实，正是受到当时提出的中心-外围理论的影响，格瓦拉就是其中之一。

一、青年时期的格瓦拉埃内斯托·格瓦拉1928年6月14日出生于阿根廷的罗萨里奥的一个富裕的医生家庭；1947-1953年，子承父业的她进入布宜诺斯艾利斯国立大学医学系读书；1951年，格瓦拉和他最好的朋友阿尔贝托·格拉纳多一起骑着摩托车游历了阿根廷、智利、秘鲁、哥伦比亚、委内瑞拉五国，亲眼目睹了拉丁美洲的贫穷与落后，人民极端贫困的生活，归程后写出《革命前夕的摩托车之旅》一书，已可以看出在那个时候，他那种朴素的社会良心与人道关怀已经开始萌芽生根。

[ 师永刚、詹涓《切·格瓦拉画传》，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2010年6月，P11] 但此时年轻的格瓦拉还远远没有意识到南美国家的经济地位实际上处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的控制之下。

与此同时，距1949年5月，普雷维什向联合国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经济委员会《简称拉美经委会》递交题为《拉丁美洲的经济发展及其主要问题》的报告，系统和完整地阐述了他的“中心—外围”理论也不过才经历了2年。

此时的格瓦拉与其说称之为以为马克思主义者，倒不如称其为国际主义者，他的国际主义思想正在渐渐定型。

[ 同上，P62] 这其中不得不提到一个人——乌戈·佩斯塞医生，他不仅仅是秘鲁的著名的治疗麻风病医生，也是秘鲁共产党的党员。

1952年5月1日格瓦拉和格拉纳多二人来到利马的麻风病院，受到了佩斯塞医生的极大帮助，期间格瓦拉聆听了佩斯塞关于社会斗争中土著人和农民作用的思想后大受启发。

就像10年后他在送给医生的《游击战》一书中写到的：“给乌戈·佩斯塞医生，也许他本人也不知道，他是如何影响了我对生活的态度。

从此，虽然我的斗争精神一如既往，但我开始懂得如何将目标与拉美人民的需要更切实际地结合起来。

”由此可见，格瓦拉早年就受到了社会主义思想的影响，但基本上在他人生的前24年里，还没有意识到依附论思想对于拉美反帝斗争的重要性。

但这种转变已经开始，就像他自己在日记中写到的那样：“写下这些日记的人，再重新踏上阿根廷的土地时，就已经死去。

我，已经不再是我，至少不是原来的那个我。

这次漫游南美的旅行，对我的改变比我想象中的还要深刻和剧烈。

”而格瓦拉一家的反庇隆倾向也帮了他的大忙，母亲坚持让他洗冷水澡的决定家中了他的哮喘，从而免除了兵役之苦。

二、中心—外围学说与革命1951年，年仅37岁的危地马拉总统阿本兹开始了激进的改革，上来就拿这个国家的贵族和美国资本开刀。

新颁布的土地改革法案规定：凡占有90公顷以上土地的，其中的未耕地和休耕地都要被国家征用，将矛头直接指向了后台老板为美国的联合国品公司。

格瓦拉对此感到十分兴奋，两年以后他来到了这个国家，在这里他结识了第一任妻子伊尔达·加德亚，以及古巴流亡革命者安东尼奥·洛佩斯（尼科）。

也正是在危地马拉的这段时间他得到了一个新的名字——切，在阿根廷的方言中就是“老兄”的意思。

在这段时间他潜心研读马克思、恩格斯、列宁、高尔基、托尔斯泰甚至是萨特、弗洛伊德、阿德勒和荣格等人的著作，在大量的阅读中，他越来越倾向于马克思主义。

[ 师永刚、詹涓《切·格瓦拉画传》，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2010年6月，P69] 1955年，切·格瓦拉与菲德尔·卡斯特罗相识于墨西哥城，第一次见面二人就进行了长达10小时的长谈，可谓一见如故，电影中很好地再现了这一场景，而在二人的交谈中，都对古巴遭受美国的经济和政治压迫有目共睹。

正是这次会面造就了古巴革命的黄金搭档。

1956年11月25日，载着包括菲德尔·卡斯特罗、劳尔·卡斯特罗和切·格瓦拉共82名战士的小船“格拉玛”号驶离墨西哥，前往革命的目的地——古巴，这其中，只有12人坚持到胜利。

事实上古巴和其他拉美国家一样，都面临着相同的经济和政治处境。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拉美国家普遍采用商品出口换取外汇，或者利用廉价的劳动力为发达国家加工产品的方法实现国家的现代化，在政治层面上则出现了军人政府国家和民主选举国家并存的局面。

尽管军人政府统治下的拉美国家能够保持政治上的稳定，但民主的缺失、国家财富大量外流、两极分化的状况却严重困扰着军政府。

而文人组成的民主政府尽管为国家的民主化作出了贡献，但他们面对着和军政府同样的问题，还要加上国内政局的不稳定。

劳尔·普雷维什提出的中心-外围学说的大行其道差不多与古巴革命及建设同时，这个观点支持拉美的经济直到70年代，它认为初级产品的价格由于对初级产品需求的增长不如受益的增长那样快而下降，同时工业品的价格不断上升。

[ 谢里尔·E·马丁、马可·瓦塞尔曼著，黄磷译《拉丁美洲史》，海口，海南出版社，2007年7月，P406] 而古巴的重点经济作物就是甘蔗，每年古巴出口的蔗糖成为国家经济的主要支柱。

此外拥有美国大量投资，它的统治者是加勒比海最强大的统治者，他的居民是拉丁美洲最富裕、最兴旺发达、教育程度最高者之一。

[ 谢里尔·E·马丁、马可·瓦塞尔曼著，黄磷译《拉丁美洲史》，海口，海南出版社，2007年7月，P383]故古巴的革命，震动了整个世界。

三、古巴革命的独特性在电影中出现了这样一个场景：当革命者们来到一个村庄，切义务为村民们进行体检。

衣衫褴褛、骨瘦嶙峋的村民们纷纷排队前来，切对其中一位叫玛利亚的妇女说道：“重度劳累和营养不良，玛利亚有机会就多吃点肉。

”这时玛利亚的女儿小声对母亲呢喃：“妈妈，这个人是骗子，他对每个人都这么说。

”还有一幅场景令人印象深刻，一位农民在面对革命者们倾诉自己家的遭遇：“我老爹用四年的光景换回了100比索（古巴货币单位）！

”这些都很好地再现了当时的历史事实，尽管古巴在美国的实际控制下成为拉美较发达的国家之一，但并没有给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和土著人带来任何实际好处。

在整个拉美也是如此，跨国公司在其中的影响巨大，跨国公司在拉美的扩张严重影响了拉美国家经济健全、稳定的发展；并造成跨国公司所在国的贸易支付出现巨额逆差，同时跨国公司的产品多在当地销售，也就逐渐占领了当地市场；此外跨国公司还以其经济实力派及当地民族企业，控制重要经济部门。

而这一切必然要反映到政治方面。

[ 高铦《战后拉丁美洲经济思潮概述》，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6年7月，P52] 巴蒂斯塔无疑就是政治方面的代理人，而绝大多数古巴人民没有在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取得任何好处，所以这场革命自然而然地受到人民的支持。

前人总结古巴革命的特点是：首先，这是一次民族民主革命。

领导这场革命的主要组织是卡斯特罗领导的、具有激进思想的“七·二六”运动，而不是1925年就已成立的古巴共产党（后改称人民社会党）。

第二，古巴革命的道路是武装斗争的道路，而不是议会斗争或其他和平过渡的道路。

第三，古巴革命的道路是在农村开展游击斗争、建立根据地，从农村到城市，直至取得全国胜利。

第四，古巴革命的胜利，是以“七·二六”运动为核心，建立反对巴蒂斯塔独裁统治各种政治力量联合统一战线的胜利。

[ 徐世澄《拉丁美洲政治》，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7月，P120] 值得注意的是古巴的革命和世界上任何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革命背景都不相同：其一，古巴处在世界上最强大资本主义国家美国的眼皮底下，距美国仅90海里，且地处西半球，不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相连，革命过程中也没有受到来自社会主义阵营的直接支持；其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人民民主政权的建立均是在世界大战之后，而古巴革命是在对不合理的世界政治经济秩序和国内独裁高压统治下的武装斗争取得的胜利；其三，古巴在革命成功后面临着道路的选择问题，而不像其他国家一样人民民主政权的建立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过渡时期。

第三点尤为重要，因为在古巴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选择中，格瓦拉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直到1960年，卡斯特罗仍然表示他并不支持“社会主义”，而格瓦拉则是“七·二六”运动中对政治思考得最多的人。

他在与墨西哥的一位医生朋友大卫·米特拉尼的谈话中表示，他希望将古巴改造成社会主义国家，而卡斯特罗并不支持。

[ 师永刚、詹涓《切·格瓦拉画传》，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2010年6月，P98] 而在这期间美国的态度也是暧昧的，有种种证据表明，在1957年至1958年间，CIA（美国中央情报局）暗地里向“七·二六”运动提供了大笔资金。

[ 同上，P103]四、理论与现实的落差当时赫鲁晓夫曾经讲过一个笑话颇为著名：上帝召见古巴的领导人，问道，“你们谁是共产党人？

出列！

”格瓦拉第一个出列，紧接着劳尔（劳尔·卡斯特罗）也出列了，但菲德尔·卡斯特罗无动于衷。

于是上帝质问道：“你怎么不出列，你不是共产党吗？

”卡斯特罗委屈的哭喊道：“上帝啊，我怎么成了共产党了？

我不是啊！

”这个笑话生动说明了古巴革命成功后的领导人之间的思想差异，卡斯特罗曾经公开表示他实行的土地改革是基于“人道主义”而非“社会主义”。

他不愿古巴受到左的专制，也不愿受到右的专制。

格瓦拉的意见与其相左，他认为这场土改就是“反对帝国主义的正义战争。

土地改革剥夺的是那些强占别人土地的人，而强占的最多的，是国家部门中的权贵，获美国政府中的人。

”[ 同上，P124] 这中思想实质上与中心-外围理论不谋而合，虽然没有证据表明格瓦拉本人与劳尔·普雷威什有过直接交往，但从侧面也可以印证了当时这一思想的广泛影响。

中心-外围理论的提出本质上是为了能使拉美国家寻找到一条适合自身的独立发展之路。

古巴的革命领导人们显然也是希望如此的，但由于古巴缺乏相应的工业基础，想要发展困难重重。

卡斯特罗对社会的改造一开始并不激进，也就是说，还无法和美国完全撕破脸皮。

但由于1960年情况出现了变化，此时冷战达到了高潮，他从苏联那里找到了抵消美国压力的平衡力量。

[ 谢里尔·E·马丁、马可·瓦塞尔曼著，黄磷译《拉丁美洲史》，海口，海南出版社，2007年7月，P385] 于是卡斯特罗敢于在经济政策中抛弃美国，并于同年与苏联签订了互惠条约，将原本销售给美国的糖转售苏联，以换取苏联对新生古巴政权的支持。

到了第二年，卡斯特罗宣布古巴为社会主义国家。

从中不难看到的是，尽管革命成功了，但并不意味着古巴从此摆脱了依附地位，只不过是换了一个后台老板。

那么在这个过程中间，格瓦拉起到了什么作用呢？

1960年8月8日出版的《时代》杂志曾有有过这样一段话：“卡斯特罗是古巴的心脏和灵魂，劳尔是革命的拳头，而格瓦拉则是将古巴革命推向左翼的大脑。

”在新成立的古巴政权里，格瓦拉担任工业部长兼国家银行总裁，他毫不掩饰自己的共产主义信仰，他宣称早在1953年他就信仰了马克思主义，但尚未理解其中精髓，夺取政权后，世界范围内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统治是他进一步对马克思主义的正确性深信不疑。

[ 师永刚、詹涓《切·格瓦拉画传》，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2010年6月，P132] 他本来对苏联模式抱有信心，1960年11月他第一次访问苏联，但这一次出访却让他大失所望。

赫鲁晓夫对帮助古巴建立完整工业体系的含糊其辞和苏联官员和百姓的差距让格瓦拉感到十分不舒服，用他自己的话说：“苏联就是个狗窝！

”这次访问苏联之旅让他的思想发生了变化。

他的思想无疑是理想化的，他所希望的是世界革命，而苏联的做法仅仅是将古巴作为其世界战略中的棋子，尤其是苏联企图全面控制在古巴的导弹部队、军港和机场时，切更是坚决反对。

以至于赫鲁晓夫指着他的鼻子怒斥道：“格瓦拉同志，你的名字在我们的亚美尼亚语中就是‘不’的意思，请你离开吧，我们之间合作也一笔勾销，而责任全在你一个人！

”尽管在苏联发生了种种令他不愉快的事情，但1960年11月17日的中国之行却让他获益良多。

来到中国后他的第一个要求就是想见一见毛泽东，当两位游击战的大师会面的时候，切已经“因紧张说不出话来”，而毛泽东用湖南话问候他：“切，你好年轻哟！

”[ 同上，P136]而看到中国的财政部长李先念也是一名军人时，他倍受鼓舞。

这期间他不仅走访了北京，还到西安、成都、上海等地进行了访问。

他看到了中国和古巴两个社会主义国家都为传统的农业国家的现实让他倍感亲切，这使他的立场向中国有所倾斜。

再后来的中苏论战中，他站在中国一边，这或许成为他最终离开古巴的一个原因。

但此时，古巴投入苏联的怀抱已是不可逆转。

五古巴的革命成功了，但美国绝不会允许第二个古巴出现，迅速加强了对其他拉美国家政权的支持，企图共同形成一个联合体系以阻止革命的蔓延，无心当中也加强了南美的威权主义政体发展。

1964年，切·格瓦拉作为古巴代表出现在第19次联大上，受到了媒体的热烈欢迎，同时也有许多许多尖锐的问题等待着他。

电影当中有这样一个情节：一位女记者问道,如果美国最近帮助拉丁美洲人民的计划成功了怎么办？

如果统治阶级同意进行土地和税制改革，如果生活水平得到提高，那么古巴革命的宗旨不就失去其效力了吗？

事实上也确实是如此的。

美国一方面制造武装干涉事件企图颠覆古巴革命政权，最著名的就是“猪湾事件”。

电影中格瓦拉在美国会见了大名鼎鼎的反共参议员尤金·麦卡锡，双方友好地握手致意，切对麦卡锡表示了感谢，感谢美国组织了“猪湾事件”，因为“没有什么方法能比革命更有效地巩固人民主权”。

另一方面由于古巴导弹危机，险些将世界拖进三次大战。

危机最终得以成功解决，美国方面作出的让步就是默认古巴政权，但同时一直没有放松对古巴实行贸易禁运。

[ 谢里尔·E·马丁、马可·瓦塞尔曼著，黄磷译《拉丁美洲史》，海口，海南出版社，2007年7月，P385] 对共产主义感到恐惧的并不仅仅是美国，还有拉美各国的上层阶级-军人联盟。

在古巴革命成功后的20多年里，拉美出现了左翼运动风起云涌，1970年智利社会党人萨尔瓦多·阿连德当选总统，在尼加拉瓜桑迪诺民族解放阵线建立了政权，萨尔瓦多和秘鲁的革命者无限接近了国家政权，当然不能不提的是格瓦拉本人也投入了这场拉美大陆轰轰烈烈的解放运动，最终于1967年10月9日牺牲在玻利维亚。

游击队不断扩大势力也引起了军人政权的报复，但是在20世纪的60至80年代军政府严密的威权统治之下，拉美各国的政局得以相对稳定，至少说明了拉丁美洲的多数国家——开始寻求建立没有民众组织和政党的新型社会。

[ 同上，P382] 但到了80年代以后，在民众的压力下军人政权纷纷下台，90年代拉丁美洲所有的国家都实现了民主化。

与之相对应的是在这一时期中心-外围理论在拉美受到了极大冲击，由于进口替代型工业的失败，一些拉丁美洲国家（如智利）接受了自由主义经济思想，到了90年代随着苏联东欧的剧变，自由主义在拉美占据了主要市场，但这显然也不是万能的灵药，中心-外围论的影响尽管降低，但也不是完全消失，与此同时世界体系论也代替了中心-外围理论的位置。

“显然，要打败帝国主义，却不消灭其根源美国是行不通的，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人们生活在无形的牢笼之中，举个例子，你相信自力更生的神话，却不理解绝大多数人的机会是由无形的力量决定的。

”电影中的这段台词是切对于女记者提问的最好回答。

不仅仅是个人，这种牢笼同样可以引申到国家层面，针对二战后西方国家提出的现代化理论，中心-外围论可以说是最好的回击。

在过去的50年里，西方打着现代化的旗号将畸形的、不可持续发展的工业模式向外输出，在全球蔓延。

[ 威尔·赫顿、安东尼·吉登斯【英】《在边缘——全球资本主义生活》，北京，三联书店，2003年8月， P155] 或许现实当中最威胁人类生存发展的就是环境的恶化。

在全球化浪潮席卷世界的今天，从环境意义上讲，“国际竞争”意味着世界大公司为争夺资源而互相竞争，而这正是第三世界的穷人赖以生存的资源。

[ 同上，P157] 发达国家为此还宣扬全球化贸易将促进各国经济的增长，最终使世界各国均能得到发展，最终消除贫困。

可以说——全球化就是资本主义的共产主义！

但这种全球化是以破坏边缘地区的环境及可持续发展为代价的，成千上万的高耗能、高污染企业被迁移到发展中的国家和地区，加剧了这些地区的贫困，甚至更严重的后果。

就连发达国家也有学者在惊呼：“如果在自由贸易状态下，污染和废弃物流向南方国家，生物多样性、财富和知识控制着知识产权的体制（例如GATT等‘自由贸易’协定相联系的制度）流向发达国家，那么全球化带来的后果必然是环境上的种族隔离。

”[ 同上，P158]格瓦拉显然认识到了上述情况，他在1965年2月24日阿尔及尔举行的亚非团结组织经济讨论会上提出了“全新的国际关系”概念：第一，知识与技术应公平转让（即放弃现行的专利许可制度，让发展中国家能以较低的代价得到技术支持），第二，尊重各国的文化传统、环境、语言、风俗习惯等；第三，重启债务谈判。

这一设想一经提出就引起了巨大反响，甚至连在巴黎的左派大学生们都争先恐后传阅他的演讲稿。

结语中心-外围理论的提出，可是说对古巴的革命和格瓦拉本人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虽然没有证据直接表明格瓦拉读过此类著作或与持此理论的学者们有过直接接触，但他在革命前后对未来国家发展模式的设想实质上是与其不谋而合的，双方的不同之处在于实现这一目标的道路选择问题。

作为一名国际主义的革命者，切·格瓦拉全心全意地贯彻自己的世界革命，他放弃了工业部长的头衔离开古巴，给卡斯特罗留下了情真意切的辞行信，先后前往非洲和南美洲，他希望整个非洲、美洲都能在他的引领下走向革命的道路，遗憾的是这种尝试最终失败。

但是，这种为使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走向民族独立、富强，敢于和压迫者进行斗争的精神始终鼓舞着全世界人民。

尽管选择社会主义道路的拉丁美洲国家仅有古巴取得了成功，尽管古巴还没有摆脱经济依附的地位，加之苏东剧变和美国经济封锁的巨大打击，进入20世纪90年代之后，古巴进行了经济改革，特别是2001年以来，古巴逐渐走出了经济困难时期。

而与此同时拉美国家左翼势力有了极大发展，可以说格瓦拉的理想在一定程度上得以实现。

参考文献：①师永刚、詹涓《切·格瓦拉画传》，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2010年6月②威尔·赫顿、安东尼·吉登斯【英】《在边缘——全球资本主义生活》，北京，三联书店，2003年8月③谢里尔·E·马丁、马可·瓦塞尔曼著，黄磷译《拉丁美洲史》，海口，海南出版社，2007年7月④徐世澄《拉丁美洲政治》，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7月⑤中科院拉美研究所：《拉美研究：追寻历史的轨迹》，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6年7月

（这是一篇去年给杂志写的旧影评，拿出来再贴一遍）原载《新民周刊》2009年8月CHE: 阿根廷人•游击队宋明炜《切》是我在2008年最想看的一部电影，但直等到它在戛纳得了奖、在纽约电影节引起一番轰动，又苦等它的院线发行达半年之久以后，才在剑桥市专放艺术电影的Kendall Square Cinema看到由独立电影公司（IFC）发行的完整版本。

四个半小时的电影分成上下两集：《阿根廷人》和《游击队》。

果然很好——好到我第二天把下集又看了一遍。

导演索德伯格（Steven Soderbergh）曾经拍出过《卡夫卡》和《性、谎言、录像带》这些影像和立意都前卫超凡的作品，近年来在“十一——到十多个罗汉”系列电影中越来越趋向主流，好莱坞得让人头皮发麻。

但《切》不可思议地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它是返璞归真的现实主义电影，在数字化、魔幻化空前的影像时代，以冷静真实的激情、抹平了技巧痕迹的长镜头和场面调度、质朴含蓄的本色表演，将一个“革命电影”变成了一场电影的革命。

我说把下集又重看了一遍，实在是因为后半部分的电影，最具美学和思想的力度，而写实的形式自然、感人，更超越了前半部分稍嫌有遵传记片“常规”的处理方式。

电影前半部分《阿根廷人》，在时空交错中描绘了主人公的革命生涯，仍含有历史的线性痕迹：阿根廷青年恩斯托•切•格瓦拉，在五十年代后期到古巴打游击战，一场场战斗打下来，从沉默寡言的“外国人”变成镇定自若的指挥官，这既是他个人的成长历史，也是古巴革命走向胜利的过程。

上集结束在格瓦拉指挥的“圣克拉拉战役”大捷之后，经历了一年多苦战的游击队已经走出丛林，来到大路上；格瓦拉的车队正在逼近哈瓦那，一片金黄色的绚丽秋景预示着革命的最终成功。

《阿根廷人》的素材取自格瓦拉的自传《古巴革命战争回忆录》，而《游击队》不仅根据格瓦拉的《波利瓦尔日记》改编，更是索德伯格在重返现场大量采访之后、试图重现格瓦拉生命中最后三百四十二天的影像“纪录”。

这个纪录在《游击队》中逐日推进、展开——这种看似平铺直叙的叙事形式，是毫不含糊的大胆行为，它紧跟着格瓦拉的身影，追随他在一九六六年化妆潜入波利瓦尔，深入安第斯山脉的农村中策动游击战争，训练新兵，宣传革命，联系群众，谋取发动新的一场南美解放战争，直到遇阻、生病、被捕、被杀，这中间没有多少情节旁支，甚至没有音乐和情绪上的渲染，而是严谨遵循着事件内在的“现实”时间，以随着“动作”积累、加快到令人不禁屏息的紧张节奏，让观众“目睹”了格瓦拉最后一场革命的全过程。

《游击队》重现了“真实电影”（Cinéma vérité）的辉煌成就，它无意于制造幻觉，而是从历史记忆的迷思中拯救了“真实”——人的真实，包括他的理想、爱、努力、痛苦和他的限度。

传记电影多要呈现人物的一生一世，但《切》仅取格瓦拉生活中的两段经历，且在后一部分中仅仅专注于一个场景，却活生生地从中写出了这位早被神化的革命家的性格气质，这是极具艺术气魄的大手笔。

在很大程度上，这也归功于主演戴尔多罗（Benicio Del Toro）不“演”而成的表演。

戴尔多罗是这部电影的真正策划者，身为波多黎各人的他，说服索德伯格来制作该片，而与其说他扮演了格瓦拉，不如说他“经历”了格瓦拉的人生。

在电影画面中的戴尔多罗，不是“溢出”自己的演技派明星，而仿佛在“吸入”格瓦拉的灵魂。

大多数时候，他面无表情，言语不多，但他的身体与身体动作，或平淡，或冷静，或沉思，或痛苦，或（偶尔的）快乐，与“情境”紧密合为一体，举重若轻地塑造了人物的“真实”。

电影中直到最后，格瓦拉被杀之后，感情才突然释放出来。

格瓦拉的尸体被送上直升飞机，机翼转动扇起尘土，镜头转向站在不远处的一群“旁观者”：波利瓦尔的农村妇女们。

她们目光茫然地看着这位来“解救”她们的革命者的躯体，举起袖子遮挡满天的飞尘。

格瓦拉被绑在飞机降落支架上，随着起飞，他的身体越来越高地远离了青山和峡谷。

他被蒙住了脸孔，而他死去的眼睛已经看不见他为之战斗的土地和人群，这时响起了荡气回肠的南美民歌。

“真实电影”本身已是一个潮流——远的不说，众多中国新导演在近作中对现实的影像记录都有着这方面的追求。

但如《切》这样，在历史中再现“真实”，面面俱到却不琐碎，尽可能地脱离叙事成规却仍有“故事”好讲——并讲得那样令人神往，以平凡的画面打破革命神话、却仍旧能够让理想的激情继续燃烧在画面之中——这本身就是超越了题材和技艺的“革命”。

许多人都对这个革命者有争议，当然我们在看历史的时候很多事情很难在当今在重新评价了，至于这些真真假假的盖棺定论，你爱不爱听，完全取决于你对事件的了解渠道。

很能细细品味的一个电影，也可以多看几遍。

切讲到关于革命的看法时，就说了一点。

革命，需要的最基本的，就是爱，出于爱而革命，出于爱而暴力，否则，他就不是一个革命者。

很多细节都在无形间显露了他的本性，如果是单纯的，名义上的共产者，他肯定抢了这些有钱人的东西，据为己有，切，就不是这样的伪共产。

他想证明的，战争着的，永远是一种精神，因为虽然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精神才是唯一可以永存的。

即使实践早已失败，理念却永远可以再次用实践去挑战。

后面到了城里的战役很精彩，游击战居然不光适用于乡下。

一直以来，小资和愤青在审美情趣上几乎是水火不容，其趣味始终朝向分岔的方向，但在他们开列自己的偶像排行榜时，常常会难能可贵的出现一个交叉点：切•格瓦拉。

套用一句耳熟能详的话来总结：为人不知格瓦拉，识尽名流也白搭。

在死去三十多年间，切•格瓦拉演变为世界最知名的肖像，那幅带有红星贝雷帽、坚毅眼睛和长头发的肖像，在世界内在的影响力，远远比雷锋和梦露头像更为知名。

以至于肖像成为一种具有神祉意义的符号，使切•格瓦拉的革命史本身被有意无意的忽视、遗忘。

这样看来，电影《切•格瓦拉》在纪念切•格瓦拉的同时，也起到了“钩沉”古巴革命往事，普及切•格瓦拉英雄事迹的作用。

在切•格瓦拉偶像崇拜的累积过程中，传记曾起到了不小的作用，我自己在前些年就读过两三种版本切•格瓦拉传记，其中有美国人写的，法国人写的，也有古巴人自己写的，还包括切自己所写的日记。

当然，这种热闹的事，肯定也不会少了中国人，陶竦在写格瓦拉传记时，为之冠以“完美的人”的称号，《凤凰周刊》的师永刚做了一系列的画传， 图文并茂地将切•格瓦拉加入了流行明星之列：邓丽君、雷锋、梁朝伟、蒋介石……流行性与话题性是他们共有的特点。

有理想主义倾向的中国导演张广天也曾拍出一部话剧《切•格瓦拉》，该话剧的台词时而像温柔如抒情散文，时而又激昂如战斗檄文，基本上可以理解为：张广天并没有把世人对切•格瓦拉的两种普通误解消化掉，并调兑好。

史蒂文•索德伯格在26岁那年，凭借《性•谎言•录像带》一举成名，并被誉为电影金童之后，拍了一些诸如《毒品网络》、《卡夫卡》、“罗汉”系列之类的二流电影，从独立到主流的路途中，他迫切需要一部作品来证明自己，因此筹备五年，选取了切•格瓦拉的题材，可谓是一次精明的选择，占尽了先天优势——随着全球化的推进、消费主义的甚嚣尘上，切•格瓦拉身上所代言的那种理想主义气质，几乎可以隔代相传地，成为物质时代文艺青年的迷幻药和镇定剂。

《切•格瓦拉》也顺应了近几年来多集电影的趋势，上下两集分别被命名为“阿根延”和“游击队”，分别对应格瓦拉的与卡斯特罗一起推翻古巴独裁统治和他离开古巴在拉美地区推行游击战争最终死于玻利维亚的两段历程。

电影开始于切•格瓦拉在墨西哥结识卡斯特罗开始，也就是说，电影的重心着力表现切•格瓦拉“革命家”的一面。

而他的成长过程，或许是为了规避巴西导演沙利斯所拍的《摩托日记》，完全没有展示。

或许是为了配合切•格瓦拉的革命性，电影中，索德伯格的叙事方式也充满“革命性”，他并不按照编年体的方式老老实实的讲故事，尤其是上半卷，所有的情节，似乎都只是切•格瓦拉在出席联合国大会后接受西方记者时回答的闪回。

电影的某些镜头，可谓是切•格瓦拉知名肖像的投射与放大：雪茄烟、高腰皮靴、浓密胡须、坚毅眼神、贝雷帽……除此之外，对切•格瓦拉的命运的讲述，总处于一种“断断续续”的状态，情节的跳跃之下，留下很多空白，需要影迷引用自己对切•格瓦拉的了解来填空。

之所以出现这样纠结的局面，或许是因为索德伯格过于自信世人对切•格瓦拉的熟悉程度，但是他弄错了，即使每个人都对切•格瓦拉在生命史了如指掌，想在看电影的同时重温对切•格瓦拉的崇拜，但谁都想一帆风顺、舒舒服服地看完一部，而不是磕磕碰碰。

对比之下，几乎让人怀念起《摩托日记》里那种叙事的简洁和清新。

——即使像我这样，拥有几件印有切•格瓦拉头像T恤的人也不例外。

一早就知道切格瓦拉还是在艺术区，在大街上的T印着格瓦拉的头像。

后来是在电影课的讲述中。

记者问他，革命者最重要的是什么？

Che : 一种大爱，一种对于人性，对正义和真相的热爱，如果没有这种爱，他很难成为一个真正的革命者。

关于格瓦拉的传奇性的故事和事实数不胜数，也许索德伯格在电影中片段的描述都不足以展现一个真实的，鲜活的Che，在电影开始人们怒喊着，杀人狂，是的，他的确杀了人，那些本有罪的人，那些伪装的警察。

他在革命中，作为医生救死扶伤，作为首领为民族独立而战。

也许这段历史，只有少数人记起，因为大家对于历史的记忆有断层，也有刻意回避，因为有一种声音是：我们现在生活在一个美好的时代，提那些惨痛历史有什么用？

但正因为如此，过去的真实才应该再次被看到不是吗？

Che在这个世界上是无比存粹和有着远大理想的人。

可以一辈子为自己的信仰理想而战。

美好时代的我们还记得哪怕是为了自己生活的目标而战吗？

这部影片，包括（下）我也会继续看完，因为，我觉得有某些对于生活熄灭的火焰又重新燃起了。

我们需要时时自省。

记得任何时候社会都需要独立思考并用一生去实践的人是多么重要。

无祖国，毋宁死。

影片结尾，记者问他：被人当作标志的感觉如何？

Che：什么标志？

记者：革命的标志。

切格瓦拉说：我可以告诉你一件事，我们清楚的意识到，我们代表的是：底层拉美人民的希望。

那些压迫者和被压迫者的一双双眼睛，都在看着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