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西走廊

公元412年，东晋十六国时期，一个年轻的僧人登上了河西走廊东端的天梯山。

他用清澈睿智的眼光审视着祁连山起伏跌宕的景色，心中充满喜悦与激动。

因为一个叫沮渠蒙逊的北凉国君指示他们在这里建造在当时看来举世无双的佛像石窟。

他，就是昙曜，一个杰出的佛教徒，同时，也是一个出色的寺庙建筑工程师和一个富有热情的幻想家。

如此巨大体量的工程让昙曜兴奋不已，他仿佛听到了工匠们的声声斧凿在山中回荡。

佛教徒昙曜长期居住的凉州，就是今天河西走廊最东端的城市武威。

天梯山在武威城南，是祁连山东线的一条支脉，峰峦起伏，山势峻峭，登临之难，犹如上天梯。

昙曜等人开凿的石窟就位于天梯山的岩壁上。

据历史文献考证，天梯山石窟有可能是中国历史上开凿最早的石窟。

20世纪50年代在天梯山下修建黄羊河水库时，文物部门对这座石窟进行了抢救性保护。

于是，今天的人们依然可以在水库边看到数百平方米的壁画，十七个佛龛与一百多尊佛像。

石窟，并不只是石壁上的山洞，有时也指在河畔山壁开凿的佛教寺庙。

有的石窟是供僧人修行住宿的，而有的石窟则是专门供信众进行礼拜。

在环境优美又险峻的石壁上开凿石窟、建造佛像，可以让建造者表达他们的虔诚和奉献，更令来到这里的人们感受到佛教的神圣和美好。

祁连山，恰好就是这样一座理想的山脉。

由于释迦牟尼本人不主张设立偶像，因此佛陀在世时及圆寂后的很长一段时期内，在古印度一直没有出现佛像，只有佛塔、法轮、足印等象征性的表现物。

公元前327年，马其顿帝国亚历山大大帝入侵著东方，同时带来了古希腊雕塑人像的文化和艺术。

古印度的西北边疆有一个名叫犍陀罗的地方——也就是今天的阿富汗南部、巴基斯坦北部及克什米尔地区，那里的艺术家们为希腊艺术的美所感动，开始用石头雕刻自己心目中的圣人。

于是，在释迦牟尼圆寂后约600年左右，他的具体形象开始被人们塑造出来。

他的脸形通常是椭圆的，同时还有高鼻梁和一头波浪形的卷发，他斜披希腊式的大褂，就像一位希腊神平添了几分东方的韵味。

逐渐地，艺术家们将印度用于修行的石窟和巨型佛像结合起来，创造了“石窟佛像综合体”，这就是佛教石窟艺术的发端。

从公元2世纪到3世纪，罗马、安息、贵霜和汉帝国四足鼎立，紧密联系，使得横亘东西的丝绸之路全面繁荣起来。

在这条道路上，驮着丝绸、宝石和香料的商队来往不绝，同时还有怀着崇高信仰的僧侣，他们不畏艰辛，希望像释迦牟尼一样，把了悟的世界带给更多的人。

而佛教真正大规模进入中国的时候，恰逢由中原王朝掌控天下的帝国时代正在黯然结束。

在魏晋南北朝崩溃与混乱的世道下，移民百姓和官宦世家几乎都陷入迷惘之中。

就在此时，那些不辞辛劳、心怀大志的佛教徒们沿着天然通道——河西走廊小心翼翼地进入中原。

鸠摩罗什，就是由西方进入河西走廊的那些僧侣中的一位。

他是中国佛经翻译史上公认的第一大家。

他自西而东的旅程不仅推动了整个汉地佛教的发展，甚至影响到我们今天的语言生活。

鸠摩罗什生于西域龟兹国，他的父亲是从印度迁徙到西域的贵族后裔，母亲是国王的妹妹。

没有人知道第一个来到龟兹的佛教徒是谁，来自哪里，什么时候来的。

当佛教从古印度传到龟兹的时候，龟兹人很快地接受了这个信仰，并开始大规模地开凿石窟，以表达自己的虔诚。

很快，龟兹成为佛教圣地。

鸠摩罗什7岁时就随笃信佛教的母亲一同出家了。

不知是生来聪慧还是天赋使命，12岁的鸠摩罗什已经可以开坛讲法，令远近的信众与国王都聚集到了他的身边。

他的名字被传播开来，许多国家都邀请他做自己的国师，但鸠摩罗什丝毫不动心。

后来，鸠摩罗什被龟兹王誉为国师，名声也从西域传到了中原。

鸠摩罗什的母亲曾经告诉儿子，他将去往东土传经说法，而且，途中将历尽坎坷磨难。

但鸠摩罗什没有料到，自己会以这种方式来到东方。

公元385年，前秦将军吕光带领军队进驻河西走廊的凉州城，并在这里建立了后凉国。

城中的人们时常会看到一个奇怪的情景：一个西域相貌的僧人，不管走到哪里，身边总围绕着一群士兵。

这个僧人就是鸠摩罗什，这些士兵并不是他的手下，而是负责监管他的。

吕光奉前秦皇帝之命从龟兹带走了这个负有盛名的高僧，在将军吕光的眼里，鸠摩罗什只是一件特殊的战利品。

据《高僧传》记载，吕光曾强迫鸠摩罗什娶龟兹公主为妻，还让他在大庭广众之下骑上恶牛烈马，但鸠摩罗什忍辱负重，面不改色，令吕光也感到惭愧了。

吕光为鸠摩罗什定下规矩，外出时间不能太久，还不能离开住地太远，鸠摩罗什没有想到，这样的生活，将会持续17年。

这17年间，鸠摩罗什就如同囚禁在笼中的鸟儿，时常感到前路渺茫。

他离乡背井，来到河西走廊，支撑他的正是传教到中国的使命，但在这样失去自由的情况下如何才能实现去中原传法的宏愿呢？

鸠摩罗什决心不让自己沉沦，他从周围的人开始传法，多让一个人领悟佛法、脱离苦海，就是多做了一件功德。

离鸠摩罗什最近的人就是吕光军队中的士兵。

鸠摩罗什注意到，他们是来自五湖四海的中原人，他们所说的汉语发音五花八门、变化多端。

为了弘扬佛法，鸠摩罗什一边传法一边学会了很多中国方言。

正是在河西走廊的这17年，使鸠摩罗什对中原文化有了深刻的了解，汉语读写能力突飞猛进，中国历史上第一位译经大师正在河西走廊辽阔的土地上悄然成长。

经过漫长的等待，在被困凉州17年之后，鸠摩罗什已经不抱什么离开的希望了。

但他没有想到，就在这一年，自己的命运将要发生巨大的转变。

虽然吕光不重视鸠摩罗什，但是对鸠摩罗什百般景仰的国君却不在少数。

后秦国君姚兴为了要将高僧鸠摩罗什据为己有，不惜在公元401年五月，派遣十万大军讨伐凉州，终于将鸠摩罗什迎到长安。

这一年，鸠摩罗什已经58岁了。

他彻底摆脫了在凉州的半囚徒式生活，成为后秦的精神领袖。

事实上，自汉帝国末期，佛教就已传人中国。

但当时中国的社会秩序完全是按照儒家的规范来建立的，这里的帝王和人民觉得，孔子已经非常深入和全面地思考过现实世界的运行方法，外来的宗教或其他思想就没有必要再来指手画脚。

直到东晋十六国时期。

少数民族的帝王入主中原，这一状况才被完全改变。

对老百姓来说，长期战乱、居无定所使他们感到痛苦，不明白这样的现实世界究竟意味着什么。

而对北方民族的君主来说，从小到大的生活就是弱肉强食、胜者为王，要让他们接受讲究等级秩序、忠孝观念的儒家学说十分困难。

这时候，一个关于寻找生命意义的答案，一种解脱痛苦的方法，一套令社会平稳安定的价值体系，自然就会引起人们的关注与向往。

在后秦的都城长安，皇帝姚兴在城北大兴土木，为鸠摩罗什盖起了说法的场地——“逍遥园”。

广阔的庭院里，有数座高大的楼台，中间布置有假山花草、奇珍异兽，每到鸠摩罗什说法的时候，就有数千人到来听讲。

鸠摩罗什见姚兴愿意为佛教如此投入，趁机向姚兴提出自己在凉州的时候就开始酝酿的一个宏大计划——

重新译经，让佛祖的真知灼见可以准确无误地传达。

姚兴十分赞赏鸠摩罗什的建议，他立即为鸠摩罗什开辟了译经场，还特地选派了800名僧人来配合他的工作。

长安译经场，由此成为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由国家组织的大规模译场。

为了还原佛经的本来面目，鸠摩罗什在弟子们的配合下，首次对佛教全部关键词汇都给出了详细、准确、深入浅出的解释。

鸠摩罗什的译经几乎触及佛教浩繁经文的各个方面，他的译著，大部分成为中国佛教各宗派立宗的经典依据。

“色即是空，空即是色”的名句就出自鸠摩罗什翻译的《心经》。

这位西来的高僧通过对语言的卓越理解．将印度佛经化作优美的汉语经典，1600多年来没人去增减或改变一个字。

在汉传佛教历史上，鸠摩罗什、真谛、玄奘、义净、不空被称为五大译师，其中三位都曾到过河西走廊，鸠摩罗什是年代最早的一位，中国佛教因他的出现而面貌一新。

虽然鸠摩罗什翻译的是佛经典籍，但他的影响却超出了佛教的范围，烦恼、苦海、未来、心田、爱河……这些最初由鸠摩罗什创造出来的汉语词汇今天已经成为了我们生活的一部分，丰富着我们的精神世界。

公元413年，70岁的鸠摩罗什在长安逍遥园圆寂。

临终前，他说：“如果我所传译的经典没有错误，愿我的身体火化之后，舌头不会焦烂。

”果然，他的形骸灰飞烟灭，舌头却真的依然如生。

一千多年后，我们再次来到武威这座以鸠摩罗什命名的寺庙，这里香火依旧，肃穆依然，一代译经大师鸠摩罗什的舌舍利被奉归此处修塔供养，成为纪念他曾经在河西走廊17年沉思默想岁月的历史见证。

他在河西走廊与博大精深的汉文化相遇，又在长安译经场赋予了佛经更丰富的层次，使佛教最终可以在理论基础上与儒家和道家并立，成为中国三大思想体系之一。

公元411年，一位叫作沮渠蒙逊的匈奴勇士带领他的族人攻克凉州，并定都于此，他统一了河西走廊，建立北凉，自称为“河西王”。

此时，距离鸠摩罗什离开凉州已经过去了近十年，佛教已渐渐扎根在河西走廊的土壤。

当年，他曾在吕光的宫廷里见过鸠摩罗什。

当时他就暗自发誓，若自己成为国君，一定要弘扬佛教，让天下人因为信仰而凝聚。

成为一方霸主之后，沮渠蒙逊开始以前所未有的热情大力扶植儒学和佛学，译佛经，立学校，广揽人才。

但遗憾的是，当他成为北凉河西王时，鸠摩罗什已身在长安。

恰好沮渠蒙逊听说有个名叫昙无谶的天竺高僧来到了河西走廊，还随身携带着一本写在桦树皮上的古老佛经《涅槃经》。

他立即将昙无谶迎请到凉州，尊为上宾，并请他翻译这部神奇的佛经。

而就在此时，命运指引昙曜来到凉州修习佛法。

他学习和追随的，就是当时的高僧昙无谶在凉州翻译的《涅槃经》。

这部经卷是昙无谶在凉州翻译的最重要的佛经，在这部著作中谈到了禅修是学习佛法的最佳途径。

而中国的道教与儒家同样注重修行。

因此，佛教的禅修方法很快获得了河西走廊士人学子们的认同并在北凉国流行起来。

但是，要想一心一意地禅修，就需要寻找一个幽雅僻静的地方。

于是，河西走廊的祁连山便成为石窟开凿再理想不过的场所。

作为北凉的国君，沮渠蒙逊开始筹备建造一座规模雄伟的石窟。

昙无谶及昙曜等凉州僧人选定了天梯山，开始召集工匠们开凿石窟，大规模建造佛像。

沮渠蒙逊还特意要求昙曜在窟中为他刚刚逝世的母亲车氏雕凿了一尊5米高的石像。

对于昙曜来说，这座石窟的修建，将成为他非凡事业的起点。

许多年以后，他将前往北魏首都平城，也就是今天的大同。

在那里，他将和自己的工匠们打造一座蜚声世界的巨大石窟。

那就是——云冈石窟。

天梯山石窟不仅成为北凉的佛教圣地，众人修行朝拜的中心，它还在一个历史的瞬问无意中挽救了河西走廊的佛教徒，令这里的寺庙僧人免遭灭顶之灾。

公元429年，北凉皇宫内的沮渠蒙逊接到一个噩耗，出征邻国的太子死于乱军之中。

听到这个消息的沮渠蒙逊大发雷霆，他把征战失败，太子横死的结果归罪于高僧昙无谶——因为出征前他让昙无谶为太子做的占卜是好的结果。

沮渠蒙逊痛骂佛法无用，下令遣散僧人。

在佛教传入的初期，僧侣在某些时候还会被混同于方士，而高僧也不得不兼具大法师的角色，时常要为国君占卜吉凶。

此时，昙死谶并不在意自己的生死，而是对佛教在北凉的命运充满担忧。

如果国君迁怒于佛教，那么佛教在这个地区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地位将荡然无存，僧侣们为弘扬佛法所付出的心血也将付诸东流。

当面对佛祖塑像祈祷的昙无谶偶然抬起头时，看到佛像的面容。

他沉思片刻，派人前去禀告沮渠蒙逊说，在天梯山石窟有神秘的事情出现，请国君立即前来查看。

沮渠蒙逊闻讯火速赶来。

昙无谶告诉他：因为皇上下达了毁灭佛教的命令，大佛泪流不止。

沮渠蒙逊仰望佛像，惊讶地发现自己为母亲造的这尊佛像。

面颊上竟然有深深的泪痕。

沮渠蒙逊幡然醒悟，收回了灭佛的命令。

或许，大佛的眼泪是雨水形成的痕迹。

或许，是僧人精心安排的计策。

无论是人为还是巧合，总之，高僧昙无谶和天梯山石窟的佛像一起，阻止了一场即将发生在河西走廊的大规模灭佛活动。

令佛教文化和艺术可以在这里继续生长，并为中土文化输入源源不断的灵感，更为后世的人们留下无可估量的文化遗产。

就在天梯山石窟造像的同时，祁连山沿线的一批佛教石窟也在五凉时期相继开凿。

它们是——敦煌莫高窟北凉三窟第268、272、275窟；

玉门昌马石窟下窑第4窟；

张掖肃南文殊山石窟千佛、万佛二洞；

肃南马蹄寺石窟群；

金塔寺东、西二窟。

它们和天梯山石窟一起被统称为河西早期石窟。

这些石窟是佛教进入中国的清晰线索和深刻烙印，它们承袭新疆龟兹、于阗等地造像传统，带着鲜明的西域和印度色彩，并最早开始融合汉地艺术，汲取新的元素，形成独具特色的石窟样式。

中国著名考古学家宿白对此极为关注。

1986年，宿自在《考古学报》上正式发表了他的观点——《凉州石窟遗迹和“凉州模式”》。

他把新疆以东、河西走廊上现存的早期佛教石窟造像艺术手法命名为“凉州模式”。

1994年，70多岁的宿白，亲临天梯山石窟实地考察，确认天梯山石窟创立了“凉州模式”。

他认为，凉州模式可分为两个阶段：早期以天梯山残存的遗迹、酒泉等地出土的北凉石塔和炳灵寺第一期龛像为代表；

晚期则以肃南金塔寺、文殊山千佛洞和炳灵寺第二期龛像为典型。

接下来．这种河西特色的艺术风格又由昙曜和内迁的工匠们带到了中原。

从平城的云冈石窟，再到洛阳的龙门石窟，中原佛教石窟艺术的成就，无不闪耀着凉州石窟的熠熠光彩。

通过造像风格的细致比对，专家们发现，南北朝时期佛教艺术在河西走廊兴起后，并非按照最短路线传播，而是由凉州至平城，再由平城至洛阳，接着再回到长安和陇东的有趣路线，而像天水的麦积山北朝石窟和陇东的北石窟寺同样是这条佛教石窟艺术传播路线上留给后人不朽的艺术杰作。

毫无疑问，河西走廊成为西域佛教艺术传播到中国的第一站和驻泊地。

它们停留在这条宽大的通道上。

它们渐渐适应着当地的环境。

它们汲取着新的艺术元素，小心谨慎地尝试着最早的造像形态，渐渐地，一种有着河西走廊风格的凉州特色石窟诞生了。

令人感慨的是，秉持儒家文化的人们，没有排斥这个来自异域的宗教。

相反，他们以兼收并蓄的开阔心胸与气度，在河西走廊培育了深厚温和的文化土壤，令生活在这条通道上的人们对佛教的态度更加宽容。

张掖肃南的马蹄寺石窟群，正是由大儒郭瑀率领弟子为读书讲学而开凿，最终发展成为了佛教圣地。

在河西走廊相对宁静的土地上，儒家文化与佛教如同两条汇聚的河流，开始了它们最初的彼此探索、琢磨、交融与激荡。

通过河西走廊，佛教文化和石窟艺术继续向东传播，进而深刻影响了广袤的东亚大地。

到了南北朝时期，佛教已经流行至整个中国南方，各代帝王都大建石窟、寺院。

此时，中国内地也涌现出不少影响深远的高僧，他们中的一些人开始自东向西穿越河西走廊，回溯佛教的起源，将中原文化对佛教的融合与提炼反哺西方。

自三国时期的高僧朱士行第一次踏上西行求法之路后。

这条走廊见证了无数高僧大德追寻信仰的身影：竺法护、法显、宋云、惠生、玄奘……就这样，西来东往的这两种足迹，在公元四世纪末、五世纪初重叠在了河西走廊。

在今天河西走廊上的金昌市永昌县。

有一座始建于公元561年的寺院一圣容寺。

它原名瑞像寺，与其他供养佛像的寺院不同，在圣容寺正殿内供奉的是一块石壁。

石壁的轮廓形似一位正在行走的僧人。

这尊天然形成的石像被称为“凉州瑞像”，它的由来，与河西走廊上一直流传着的一个神奇传说有关。

公元435年，一个叫刘萨诃的北魏僧人向着落日的方向独自行走。

他来到河西走廊的凉州番和县，也就是今天甘肃境内永昌县城西二十里的水磨关一带。

刘萨诃在这里停住脚步，沉默了很久，说：“此地即将出现天然的佛像。

接着，他又说：“佛像的变化会预示着天下的兴衰。

”在他说过这两句话的86年后，水磨关绝崖石壁上竟然真的显现出一尊石头佛像。

人们惊讶万分，称其为“凉州瑞像”。

通常，佛教徒会把祥瑞圆满的诸佛菩萨的造像称为瑞像，而这尊天然形成的佛像可谓是自然造化的神迹。

从此，刘萨诃被尊为神佛，人们为他和石佛瑞像修建了一座寺院，以示纪念。

据说，公元572年的一天晚上，石佛瑞像的佛首突然自行落地。

两年之后，北周武帝宇文邕就下令焚寺灭法，天下寺院皆遭焚毁，无数僧众受严厉打击，瑞像寺也没有逃过此劫。

刘萨诃的预言似乎一一应验了。

佛教进入中国后，一直积极与知识阶层的雅文化和统治阶级的权力文化进行融合，但佛教在民间的传播和发展状况一直处于朦胧的迷雾之中。

也许，刘萨诃这个特殊的高僧刚好弥补了这个空缺。

他的预言和传奇的故事被普通的老百姓接受，在不断的传颂中变得越来越丰富和神奇，凉州瑞像也一直得到信众的供奉。

今天，在河西走廊的石窟中，仍保存有不少以凉州瑞像为题材的作品。

这是五代末期开凿的敦煌莫高窟第72窟。

在该窟西壁帐门外北侧的北上角，画有一个穿着袈裟的比丘，在深山石窟中打坐。

旁边的题榜表明，这就是“圣者刘萨诃和尚”，在这个洞窟主室的整个南壁，更是用情节繁多、画面宏大的经变画形式表现了刘萨诃的故事。

在今天的河西走廊上，分布着大量佛教石窟遗迹，它们代表了佛教在不同时期经由这里传播所留下的印迹。

敦煌的莫高窟和瓜州的榆林窟，是世界上现存规模最宏大、保存最完好的佛教艺术宝库。

张掖肃南文殊山千佛洞内的北凉壁画运用西域凹凸边晕染法将四壁绘满千佛，万佛洞内的西夏壁画用宏大的气势描绘了佛国世界的神奇景象。

张掖的大佛寺始建于西夏时期，寺内供奉着亚洲最大的室内木胎泥塑卧佛。

肃南的金塔寺东西二窟保存有十六国北凉以来的彩塑260余身，悬空于壁问的立体飞天，将圆雕和浮雕完美结合，时间上比敦煌飞天还早了300牛。

因为这些石窟的存在，河西走廊也被人们称为“石窟走廊”。

尽管顶礼膜拜的时代早已远去，但不朽的岩石却赋予了佛像们一种接近永恒的气质，让千年后偶然到来的游山者依然能感受到超然物外的沉静与智慧。

公元609年，距离天梯山石窟的开凿已经过去了将近200年。

隋朝终于结束了中国数百年分裂动荡的局面，实现了中国的再次统一就在这一年，隋炀帝杨广动身西巡。

他来到河西走廊，亲赴凉州番和县，拜谒了瑞像寺的石佛瑞像，并下旨扩建寺院。

这一次西巡历时9个月。

随行的部队、官员10万余人。

作为中国历史上唯一亲临河西走廊的中原帝王，站在凉州的城楼上向西望去，杨广比任何人都更能感受到这条通道的重大意义。

而河西走廊，也因为他的此次西巡，迎来了新的历史机遇。

第一个和西藏发生关系的蒙古王室成员是阔端，而不是传说中的成吉思汗。

1247年，萨班和阔端在凉州举行了有历史意义的会见。

两人为蒙藏关系史上的拓荒者。

蒙藏两族的最初交往得益于藏传佛教。

正如乌力吉巴雅尔所概括，假如蒙古族和藏族都不崇信佛教，那么，在历史上他们的关系或许是以另一种情形发展。

以佛教为纽带开始的两个民族的来往，特别是格鲁派出现之后，以宗喀巴为旗手，以达赖、班禅为精神领袖的藏传佛教的共同信仰下，两个民族找到了相互利用、彼此照应的契机，共同建立和培育了特殊的关系。

西藏成为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蒙古族起了重要作用。

不懂蒙藏关系史，就无法弄清西藏是如何统一于中国的道理。

西夏被蒙古灭亡后，蒙古的统一战争由成吉思汗的子孙继续进行。

成吉思汗的孙子，即窝阔台之子阔端经略西夏故地河西凉州，1239年阔端派部将多达那波领兵入藏以探虚实。

1240年多达那波返回凉州向阔端报告西藏的情况说，噶丹教派的寺庙最多，达隆教派的僧戒律清整，止贡教派的京俄大师最具法力，萨迦派的班智达学问最高，并请阔端选邀萨迦派首领萨班到凉州商谈西藏归附蒙古事宜。

阔端接受这一建议，命多达那波为信使前往藏区邀请萨班。

1246年萨班等到凉州，次年与阔端在凉州白塔寺会谈，达成吐蕃归附蒙古之协议，与此同时，萨班向阔端讲授藏传佛教教义，阔端接受藏传佛教及灌顶仪式。

在蒙古诸王中，较早接受藏传佛教并确立其在蒙古思想统治地位的是忽必烈。

在阔端与萨班凉州会谈时，萨班的随行八思巴就初会忽必烈，并授以喜金刚法。

1251年，忽必烈受命于蒙哥经营汉地，次年经藏区攻大理，与八思巴会晤，洽谈藏传佛教宗派首领与蒙古皇室关系。

1253年，八思巴为忽必烈一家灌顶。

1254年，下诏保护后藏佛寺，宣布八思巴为上师。

1258年，忽必烈奉蒙哥汗之命在开平主持释道辩论，八思巴作为佛教代表对佛教获胜起了重要作用。

1260年，忽必烈即汗位，封八思巴为国师，授玉印，令其统一释教。

1264年，设总制院（后改为宣政院），管理全国佛教事务及藏区行政，命八思巴以国师领总制院事。

八思巴按蒙古制在西藏设置万户、千户、百户，建立税赋制度，由国师提名报请朝廷任命地方官员，仿照蒙古怯薛制度建立宗教领袖的十三种侍从官职。

这一系列举措的推行，在西藏形成了封建农奴制基础上的政教合一统治。

通过藏传佛教的联络和沟通，加强了对藏区的管理，从而也使蒙古集中力量实施对南宋的战争并赢得了胜利，为蒙古最终实现统一大业创造了条件。

自阔端始，蒙哥、阿里不哥、忽必烈等蒙古汗及诸王率先接受灌顶，不能不是他们内在的一种需求。

在蒙古贵族上层的推崇下，藏传佛教继西夏之后又得到了新的保护，而且随着统一战争的步伐有了一个大力扩展的环境。

各教派高增得以云游各地讲经传法，聚集弟子，并为诸王子弟将臣讲经说教。

萨班生活的时代，青藏高原地区正处于分裂混战时期，各地的王公贵族、诸寨酋帅们为着各自的家族利益，“迭相雄长，不存王臣之分”，彼此角逐，互相斗争。

同时，佛教在西藏广泛传播，并先后派生出许多佛教流派分支（如噶当、噶举、萨迦等），他们形成割据势力，互不统属。

世俗利益结合神权斗争所导致的混乱局面，几乎构成了这一时期西藏地区的历史中心。

这就给西藏僧俗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

诚如藏人福幢所言，王权递减，如冬日之溪水；十善王律，如腐朽之草绳；藏民福分，如油尽灯昏；政事利乐，如虚空虹散；恶劣行为，如恶的暴风雨之来袭；善良意愿，如夜梦之消失。

”此时的中国内地，自唐朝崩溃后，历经五代十国、宋、辽、金长达三百多年的发展，到13世纪初叶，也仍是群雄并竞、地方政权林立的封建割据局面。

与中国内地及青藏高原地区不同的是北方草原的蒙古军事势力迅速崛起，建立起强大的蒙古汗国，并在此后不断地向四方扩张势力，先后灭亡西夏、金国，大有统一中国之势。

阔端与萨班的会谈，确定了西藏地方和平统一于大蒙古国的条件。

因此萨班写了一封《萨迦班智达致蕃人书》，晓谕西藏僧俗各界归顺蒙古。

其主要内容有：意识叙述了蒙古人对佛教的敬重和对自己的优先。

而是向西藏各僧俗首领晓以归顺蒙古的利害和必要性。

三是声明蒙古已经授予萨迦派代其管理西藏的权力。

四是详述归顺蒙古的条件。

五是开列向蒙古纳贡的贡物清单。

经过商谈，西藏地方各政教势力达成一致，接受双方达成的条件。

阔端与西藏宗教领袖正式建立了政治关系。

使蒙藏两族间的密切交往不断加强，将中原、青藏高原、蒙古高原三大地区牢固的连接在一起。

1251年，托雷的长子蒙哥即位称汗，蒙古汗国的汗位继承人便由窝阔台系转至托雷系，漠南汉藏地区的统治权也从窝阔台系的阔端转归蒙哥汗之弟忽必烈。

随后，忽必烈向萨迦派教主发出“愿见之”的邀请。

同年，接替萨迦班智达而成为萨迦派新教主的八思巴与忽必烈首次会见于六盘山。

忽必烈十分喜欢年仅十七岁的八思巴，二人结成了施主与福田的关系。

之后，忽必烈的正后察必也以宗教的礼节礼拜八思巴，这就更加太高了八思巴的地位，且为以后喇嘛教在蒙古地区以及中原内地的广泛传播开辟了广阔路径。

1260年，忽必烈在开平称帝，便立即尊八思巴为国师，授以玉印，任中原法主，统天下教门。

忽必烈的这一举动，不仅增加了国师八思巴的荣誉，赢得了吐蕃僧俗的拥护和信任，同时也为以后历代元朝蒙古皇帝所效法。

这对以后的西藏萨迦派法主兼领世俗政权的政治制度，影响极大。

蒙古皇室为了笼络藏族上层贵族以巩固在西藏的统治，除了在宗教和政治上扶植和利用萨迦派款氏家族外，同时还与款氏家族结为姻亲，互为舅甥，以婚姻的手段来增强藏族对元王朝的向心力和凝聚力。

现在怎么不爱写东西了，书看多了该想要输出才是，许多观点总觉得它们还未形成，因为我没有系统地思考过就不敢说，怕它们漏洞百出，比如上一篇未完成。

所以就在博客写一写吧，这大概是个只有韩寒还在怀念的地方。

下午没去和朋友们K歌而是看完了这部十集纪录片，其中多次感动流泪，现在写读后感的冲动已经过去了，就是和自己聊一聊。

西北是我的家乡。

之前长安与河西走廊是对立的，一个是中原都城，一个是被征服被统治的对象，宋迁都之后一直到改革开放，长安和河西走廊就成一体了，落后的西北五省。

虽然作为一个西安人，从小并没有对故乡感到有什么自豪的，生长在古城又不是就代表我有底蕴有文化，相反我倒是觉得身边的人天然有种固步自封，毕竟八百里秦川是富饶安逸之地，人们对外面的世界没多大兴趣也情有可原。

可是每每看到唐朝的文字或者画面，总是忍不住落泪，好怀念那个我并没有经历过的时代，我几乎确信现在这里的人没有把当时的精神继承下来，虽然城墙还在，不是唐朝的，虽然西市重新建起来了，但只觉得蹩脚，还有曲江、大唐芙蓉园，即便就是大明宫也被复原出来，这个城市还是不及当年长安的十一，因为她的精神内核已经没有了。

当年的长安，包容万象，万国来朝，天下第一。

当年长安城的少年，一胸腔的山河锦绣，心系苍生，广博而自由。

那种自信是因为大唐引领时代的风潮，代表最先进的思想和最发达的生产力，就如现今的欧美。

人类文明数千年，多少朝代更替，人们还是在不懈地违反着发展和繁荣的定律，也许就是人性吧，然而世界大势偏偏是逆着人性而行的，所以繁荣和倒退才能如此匪夷所思地不断更替。

我总希望那股千年前的汉唐心气还是存在在自己内心深处的，虽然也说不上那到底是什么，就比如大唐的自信豪迈如今体现为不卑不亢，自由广博体现为温和宽厚，虽然被时代被环境压抑制约，但内核的东西还是一路的。

只要内核的东西还在，千百年后仍能回到文明的最前列，但如今这内核已经不见了，我再没有见过心中山河锦绣的少年，人们竟不再宽容自由而是相信绝对真理，不再勇敢探索追求真知而是习惯于照抄照搬，感觉像是自折双翼而不觉其痛。

敦煌·莫高窟我们不知道他是谁。

他的名字应该被留在编号220的洞窟里。

但是，按照当时的惯例，绘画的工匠的名字不能出现在他们所做的壁画上。

于是，这个杰出的画工被时间的洪流湮没了。

但，为了呈现发生在莫高窟的这个故事，我们还是为他取了一个名字——李工。

弹指间，沧海桑田。

一刹那，转身千年。

敦煌，河西走廊西端的重镇，它南枕气势雄伟的祁连山，西接浩瀚无垠的塔克拉玛干大沙漠，北靠嶙峋蛇曲的北塞山，东峙峰岩突兀的三危山。

两千年前，因为河西走廊的风云际会向一个年轻的皇帝招手，于是，霍去病两次深入河西走廊，驱逐匈奴。

当他停下来的时候，发现这里恰好有从祁连山流下来的雪山河，有绿洲，是一个理想的防御和出击的基地。

于是，敦煌成为汉帝国向西域迈进的边城。

它很快从汉帝国最初设置的河西走廊两郡中独立出来，成为著名的河西四郡之一。

发源于祁连山积雪和冰川的党河流经敦煌，使这块荒无人烟的戈壁滩变成得天独厚的绿洲。

汉帝国高强度的军屯与经略，丝绸之路的开通，使这里迅速成为西部重镇。

又过了400年。

公元344年的一天黄昏，有一个叫乐僔的和尚途经宕泉河谷时，看见鸣沙山在金光之中千佛显现。

乐僔认为，这个地方是佛教圣地。

他决定不再匆忙赶路了。

要留在这里开窟造像。

正是这个决定让敦煌有了它的第一个石窟。

但他不会想到，从此，这里的开凿与绘制延续了若干个世纪，并且，成为享誉世界的人类艺术宝库。

不仅如此，敦煌，恰好处在丝绸之路的咽喉之地。

通往西域的丝绸之路有北、中、南三条线路，这三条道路都以敦煌为起点，到达中亚、欧洲。

作为沟通欧亚的商业大道、中原王朝的前出基地，敦煌寄托了熙来攘往各色人等的梦想。

而从敦煌再往西进入西域，则要穿越世界第二大沙漠——塔克拉玛干沙漠，生死叵测。

于是，人们在离开敦煌前就在莫高窟捐钱造一个窟，供养神灵佛祖，祈求得到保佑；从西域荒漠里平安过来的人们，为感谢佛祖的保佑和恩赐，也开窟造佛供养；

平民百姓在丰年和平安盛世，希望好景长久，遇荒年战乱亦盼望能摆脱苦难，为精神上的寄托，心理上的满足，也开窟造像，求得安慰。

敦煌的各级官吏、世家大族、高僧大德也会营建属于自己的功德窟，以表达对佛教的虔诚。

也有的是借开凿佛窟炫耀各自的政治、宗教或经济势力。

就这样，三危山下、鸣沙山畔、宕泉河谷的石壁上出现了越来越多的洞窟。

日出日落、斧凿声声，敦煌佛窟的营建从未在如流的岁月中停止。

石窟在不断增加，窟中的佛像在改变着容颜，从雄浑健壮变成秀骨清像，继而转向柔和丰腴，色彩逐渐细致艳丽，构图愈加大胆，佛国世界变得前所未有的宏大欢乐。

一代又一代的僧侣、画匠、供养人将他们的信仰和希望刻绘在石壁之上。

各种各样的山川景物、亭台楼阁、花卉图案等令人目不暇接，这些雄伟瑰丽的画面如果一方方连接起来。

可以排成20多公里长的画廊。

这是上世纪初，一个名叫查尔斯的法国摄影师拍摄于敦煌莫高窟的一张照片。

1908年2月24日，查尔斯和伯希和及另外两位法国人组成的探险队风尘仆仆，来到莫高窟。

他们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长达1700余米的岩壁上遍布密密麻麻的洞窟，其中南区近500个洞窟，每个洞窟中都有彩塑，四壁和窟顶画满佛像、壁画。

当伯希和和查尔斯进入今天被编号为220窟的洞窟时，非同寻常的佛像扑面而来。

3个星期后，精通汉文化的伯希和恋恋不舍地离开了。

他希望以后有机会再来敦煌时，仔细研究一下给他留下深刻印象的220窟。

但，他再也没有机会了。

很快，中国学者启动了一场事关中国文明的抢救运动。

36年后，1944年的夏天，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的工作人员发现220窟北壁瑞像壁画正在逐渐脱落。

而脱落的地方隐约露出色彩艳丽、线条挺秀的早期壁画。

当他们小心翼翼对220窟主室四壁壁画进行了剥离之后，整间石窟四面墙壁上显露出了场面宏大、人物传神、瑰丽无比的初唐壁画。

更令人惊奇的是，多数敦煌壁画中的人物面孔和手臂都已经因为氧化而变黑，但当220窟的初唐壁画展现在世人面前时，却保持着异常鲜亮的色彩——这让所有的研究者激动不已。

在石窟的南壁，绘制着西方极乐世界的美妙图景：天上佛像与菩萨庄严神圣，地下歌伎舞伎身姿翩跹。

在石窟的北壁，七尊药师佛像站在莲台之上，流光溢彩、装饰华美。

东壁上展现了菩萨维摩诘的经典故事，场景中的人物个个神情生动，姿态得体。

虽然画的是佛国景物，但精神却是世俗风貌，供佛的舞蹈者、菩萨面前的帝王臣子，都展现出各自的身份和个性。

所有到过敦煌奠高窟220窟的学者和艺术家都被这里的壁画所震撼。

他们共同的感觉是，220窟的壁画绝非出自普通工匠之手，更像是大师作品。

遗憾的是，并无文献佐证，那一时期有什么大师巨匠来过敦煌。

但如果说这些壁画是由无名工匠所绘制，又的确令人难以置信。

220窟东壁的维摩诘经变画被视为敦煌壁画中的巅峰作品，每当我们看到这幅人物肖像，都会感到一种震撼。

画面中的维摩诘居土身体微向前倾，似乎正与文殊菩萨激烈辩论着佛教哲理。

而另一侧的文殊菩萨则在诸菩萨、大弟子及诸天人的簇拥下，神态自若地与维摩诘对问。

特别是在东壁“汉族帝王听法”的场景中，帝王形象的塑造手法和风格看起来和著名唐代画家阎立本的《历代帝王图》如出一辙。

而令人费解的是，大画家阎立本身在长安，敦煌与长安相距两千公里，220窟的壁画与《历代帝王图》之间会有着怎样的联系呢？

公元637年，在长安的一座寺庙里，李工正在专注地绘制一幅维摩诘经变画。

李工的笔下展现了居士维摩诘与文殊菩萨辩论的场景，神情十分生动，围观的人对他所画的菩萨形象啧啧称奇。

此时，唐太宗李世民登基已有10年光景了。

这，正是被后人称为“贞观之治”的火红岁月，一个全新的时代到来了，一切都显得那么朝气蓬勃。

随着贞观之治带来的经济繁荣，各种各样的建筑被建造出来，开放富足的时代令唐人特别热爱生活，喜欢用色彩来装点墙壁。

从寺庙到官府，从私宅到皇宫，他们将美丽的风景、绚丽的人物、充满神秘色彩的宗教场景绘制到墙壁上。

此时的唐帝国著名画师阎立本就是一位壁画高手，他的画是朝野公认的“神品”。

李工虽然还不是名家，但他是整个画坊最出色的画匠，围观人群中有人说，李工画的人物和宫中的阎立本颇为神似。

李工心中有几分得意，他每日在画坊刻苦临摹宫中的粉本，就是梦想有朝一日可以进入翰林院任职，成为一名有身份的画师。

粉本，多是当时流行的大师作品，或者皇宫中流传出来的画稿。

画匠常常照着这些粉本来画壁画，以满足客户对流行趋势的需求。

临摹粉本是作为一个画匠最基本的功夫，如果不合格将不能独立工作，甚至受到惩罚。

因此一般画匠的水平都必须达到一定标准，这就使得一个时期内，普通画匠的作品在艺术风格及水平方面与大师的作品差距并不遥远。

同时，粉本的流传也使得唐朝长安的绘画一时风靡，从最西面的西域诸国到东海之外的扶桑，都能看到盛唐长安艺术的风采。

尽管李工的绘画技巧已经非常高了，但是要想进入翰林院成为皇家专属的画师几乎没有可能。

有名的寺院或权贵人家为了互相攀比，更愿意邀请有名望的画师。

而不是像李工这种籍籍无名的画匠来画壁。

感觉前途渺茫的李工有时候会想，自己是不是入错了行。

公元639年。

大唐王朝的富庶和开放，使丝绸之路迎来了自汉以来的第二个鼎盛时期，敦煌也成为史书中形容的“华戎所交一大都会”。

就在此时，西域地区和地处新疆吐鲁番东南的高昌国的政治形势发生了变化。

当时西域一带均受蒙古游牧部落西突厥的统治。

西突厥开始出现了与唐朝敌对的势力。

地处西域门户、丝路要冲的高昌国国王麴文泰依附西突厥，拘留西域诸国赴唐朝的使者，试图阻止他们过境与唐帝国交往。

原本“职贡不绝，商旅相继”的丝绸之路也因此阻塞不通。

这是中原王朝所不能接受的。

对唐太宗来说，维护丝绸之路的畅通和西域的安宁是国家战略的既定目标。

唐帝国的远征军迅速集结。

在广泛动员招募士兵的同时，也征召了一批文化人士和手工艺者随行。

大军一路去到河西走廊和西域，作为跨区域的国家军事行动，军队无疑也担负起将大唐的文化和艺术传播到更广阔的土地上的责任。

李工的心中涌起一阵莫名的冲动。

他想，与其在长安城做一个没有名气又不受重视的小小画匠，不如到远方去看看，说不定会有机会做更大的事业。

公元639年，李工带着自己的画笔与粉本。

加入了侯君集大帅的军队。

由于敦煌是距离高昌最近的河西重镇，这里自然成了唐朝大军最重要的后勤补给基地。

李工和其他工匠奉命在敦煌为帝国的军队装配攻打高昌的军械。

唐帝国大军在大帅侯君集率领下很快就攻陷了高昌城。

军队回撤之时，一些工匠选择留在敦煌。

李工便是其中之一。

因为他看到了施展才华的大好机会。

他发现敦煌虽然地处边陲，但田园垦辟、商贸发达，各种肤色和语言的人聚居在这里，是个十分有趣的边疆国际城市。

最特别的是，这里还保留着最初从天竺传来的佛教传统，人们普遍信仰佛教，喜爱开凿石窟，并在石窟中塑像和绘制壁画。

此时的莫高窟经过隋朝的大力营建。

已经出现了上百个洞窟，数量和规模上都达到了非常可观的程度。

李工来到莫高窟，仔细观看这里的壁画，前代的画匠们用他们质朴的笔触画出了自己心目中的佛国世界，让李工深受感动。

李工和他的同伴们开始尝试着为敦煌的寺庙和洞窟绘制壁画。

代表着长安前卫绘画风格的他们带来的这种色彩鲜艳、气势宏大、人物宛若宫廷美人一般的壁画令敦煌居民眼前一亮，有人觉得把神佛画得如此具有世俗感是对佛的不敬。

但更多的人很喜欢这种华丽的风格，神佛就像长安城中的时髦人物，令人备感亲切。

李工画技高超的消息很快就在敦煌传开。

他开始源源不断地接到邀约，去为新开凿的洞窟绘制壁画。

很快他就成为了敦煌画匠中的“都料”。

“都料”是工匠中技术级别最高的人，也是绘画工程的规划、指挥者。

李工通常自己为壁画起底，然后让其他画匠根据粉本来描画颜色。

他感到，敦煌前代的壁画非常精彩，而自己也要把这个时代的风格带给敦煌，一种前所未有的创造力在他的心中涌动。

不久，李工接到了当地大族翟氏出资的一项重要工程。

翟氏家族是敦煌的望族，人口众多，广泛分布于敦煌的各城乡当中。

这些来自中亚粟特九姓或迁自陇西的翟氏于唐初发展为敦煌当地的士族。

他们十分重视儒学，同时也是一个世代崇信佛教的家族。

凭借强大的经济实力，翟氏家族开始在莫高窟开窟造像。

公元642年，唐太宗贞观十六年，朝议郎、敦煌郡司仓参军翟通开始出资建造作为家窟的莫高窟第220窟，这是敦煌比较早的以家族为主导的石窟。

家族是中国古代社会的基本构成单位，一个官宦或贵族家族就是一个社会的缩影。

敦煌石窟的“家窟”中，不仅刻画着其家族的历史，也刻画着古代敦煌乃至整个中国的印记。

据记载，主持翟家窟营建工作的是翟氏家族在敦煌大云寺出家的僧人道弘。

学者们考证，大云寺就是今天莫高窟最大的大佛——35米高的“北大像”所在的第96窟弥勒佛窟。

如今，人们已经无法见到这座寺庙了，但窟前还保存有大型殿堂建筑的遗迹。

受到道弘的委托，李工负责翟家窟的壁画绘制。

一个洞窟从始建到完成，要经过复杂精密的程序，需要李工和石匠、泥匠、塑匠、木匠等不同工种的工匠一起，合作完成。

在古代敦煌有专门的一支施工队伍，他们被称作“打窟人”，负责整修崖面和开凿岩洞，这是营建石窟的第一步。

接着就是修筑与石窟结合的一些殿堂、窟檐、楼阁等土木结构的建筑，这需要木匠与泥匠配合来完成。

然后，由灰匠负责壁画地仗的制作。

地仗是指用黏土和麻棉的混合泥抹在石壁上，使墙壁光滑如纸，最后将白灰层敷在泥皮上，这是绘制壁画的基础。

塑匠专门负责窟内塑像的制作，他们一般用木条或石胎做骨架，再用泥土来塑型。

塑像的内胎完成后，彩绘的工作就交由画匠团队来完成。

彩绘工匠们用的是事先准备好的矿物颜料。

他们将矿物粉碎，用清水研磨成不同颗粒度的色浆，再混以植物胶，就做成了敦煌画匠最常用的颜料。

工匠的笔下，朱砂的红色、雌黄的黄色、青金石的蓝色和云母的白色流淌出来，一幅幅瑰丽的壁画徐徐铺开。

敦煌的画匠一般为集体作业，也有一两名画家独立承担并画完一座佛窟的。

敦煌第220窟从风格上来看，似乎是以同一个人的粉本起稿，由多人上色完成的。

李工观察了石窟的四壁，向石窟负责人道弘建议，是不是按照长安的粉本样式来绘制翟家窟？

这样，一定会给敦煌带来最能代表大唐风格的壁画，这也是李工愿意留下来的目的。

看过李工的草稿之后，道弘完全赞同他的建议。

他们共同确定了洞窟的设计方案：在洞窟东、南、北壁分别绘制维摩诘经变、西方净土变和药师经变画。

那些来自中原长安的画工们将因为他们在莫高窟第220窟的创作，为敦煌的佛教艺术带来巨变。

这也将结束传统地方艺术占主导地位的格局。

在这个历史长河的节点上，敦煌石窟艺术显示出非凡的创造性。

唐代的壁画以规模较大的经变画为主，几乎将整个佛经的复杂内容绘制成为一幅画，基本上改变了魏、隋壁画那种横幅连环故事的结构方式。

盛唐时期，净土宗十分流行，所以，在石窟中绘制西方净土便成为佛教壁画的主流。

所谓净土，就是通常所说的西方极乐世界。

那是一个鸟鸣花香、四季如春的地方，佛陀在这里说法，聆听到真理的众生则享受无限的快乐。

李工开始在翟家窟南壁描绘他的西方净土变——在巨型水池的中央，阿弥陀佛坐于莲花宝座上，周围拥绕着的众多菩萨正在悉心聆听，化生童子游戏其中，空中乐器不鼓自鸣，地下舞伎翩跹。

李工用鲜艳明亮的色彩，流畅而精湛的线描，勾勒出歌舞升乎、华丽灿烂的极乐世界。

从这幅画中，人们可以看出敦煌的艺术风格进入了全新的中原唐风时代，摆脱了印度、波斯的影响后，敦煌艺术完全独立成熟，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境界。

正如敦煌研究院第一任院长常书鸿先生所说：220窟的壁画“构图设色都不亚于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教堂装饰绘画”。

当李工在石窟北壁所绘的药师七佛经变画慢慢成形的时候，观者无不为其构图的新颖、气势的宏大所惊艳。

画面中央的水池碧波荡漾，莲花盛开，水池之上有一宝台，以琉璃铺地，流光溢彩。

平台上一字排列七座莲台，每座莲台上站立着一尊药师佛，合为药师七佛。

自东晋译出《药师经》后，药师信仰便开始在我国萌生和发展。

药师经极具现实意义的宣传，得到了上迄王公、下至平民的一致信奉。

在药师佛的两侧分立着身着天衣、头戴宝冠的协侍菩萨。

宝台下方是奏乐、歌赞，供养药师佛的歌舞伎乐。

著名美学家宗白华认为：敦煌的艺境是音乐意味的，以音乐舞蹈为基本情调。

当人们注目于这幅壁画，沉浸在由光轮、衣带、波浪般的纹理组合成的广大繁复的旋律中时，仿佛真的可以聆听到宇宙的音乐。

有专家辨认出，这些舞者脚踩小圆毯、衣带飘舞、急转如飞，她们的舞蹈极可能就是在唐代盛行的胡旋舞。

随着唐太宗对河西走廊与西域的强力管控，丝绸之路畅通无阻，东西方之间的交流日渐繁荣。

来自中亚的风俗开始传入中原，胡旋舞风靡一时，“人人学圜转”成了大唐的风尚。

今天，胡旋舞已经失传，而在敦煌，胡旋舞却凝固在了石窟壁画之中，令人遐想无限。

在莫高窟第220窟北壁所描绘的盛大舞蹈场面中，还出现了大型的灯树，这一场景与长安等地上元日赏灯的情景十分相似。

唐朝诗人张说在《十五日夜御前口号踏歌词二首》中写道：帝宫三五戏春台，行雨流风莫妒来。

西域灯轮千影合，东华金阙万重开。

诗中记载的是上元日长安城踏歌灯的盛大场景，其中的灯轮恰是两种：分别是西域式的“灯轮”和中土式的“金阙”。

前者为圆形，后者为方形，正是第220窟壁画所反映的形象。

上元夜，长安城中灯楼齐明，来自异域、风情万种的“胡旋女”舞动长裙，人们在歌舞升平、热闹非凡中享受无限的快乐。

敦煌莫高窟第220窟的壁画，将李工记忆中长安的景象永远记录了下来。

有学者根据文献记载认为翟氏家族的220窟营建工作先后长达20年时间，虽然此观点有待进一步探讨，却可以从中看出洞窟营建工作的艰辛。

从翟家窟以后，敦煌的佛窟，多被冠以“家窟”名号，每一座“家窟”都有一段属于自己的历史。

它们是佛教社会化最具体、最深刻的历史见证。

洞窟主室西壁龛下的墨书“翟家窟”三个大字，强烈反映出洞窟营建的家族观念与思想，佛窟成为了家族财富的一部分，世代相传。

翟氏家窟也成就了那些无名的绘画工匠。

李工在这里画下了自己在长安磨炼多年的帝王形象。

30年后，阎立本的《历代帝王图》问世，被世人尊为“神品”。

而李工却湮没在历史当中，没有人知道他的名字。

在宗教信仰和艺术的双重感召下，李工和他的同伴们创造出了220窟的惊人作品，这是莫高窟艺术史上的一座里程碑。

当李工最后一次走进这座他为之奉献了大半生的洞窟时，他或许悲欣交集。

许多曾经的同伴随军参战，或伤或死。

他在洞窟壁画中表现了“九品往生”的情节。

意在为亡者祈福，使他们往生净土。

虽然远隔千里，但敦煌与河西走廊始终跟中原王朝息息相关。

当“安史之乱”令唐帝国由盛转衰之后，敦煌也没能逃脱厄运。

青藏高原上的吐蕃崛起，攻陷河西走廊，对这里进行了长达70多年的统治。

公元848年，敦煌百姓起义，夺回河西走廊。

生活恢复平静以后，翟氏一族在220窟的故事又开始了新的篇章。

翟奉达，翟通的9世孙，唐末五代敦煌人，历法家。

公元925年时，翟奉达的父亲、兄长已亡故，特别是一个儿子和一个孙子也英年早逝。

白发人送黑发人，翟奉达的心情十分沉重，他决定重修先代的洞窟为家族祈福。

此次重修时，翟奉达把自己和亲人们的画像画在了石壁上，并在甬道的另一面工整地写下了“检家谱”，它详细记载了家族经营家窟近300年的历史，成为了今天的人们理解敦煌石窟营建与日常管理的文献证据。

中国艺术在魏晋南北朝时，与来自印度和中亚地区的佛教文化交流融合，获得了一种蓬勃的生命力。

到了隋唐时期，这种混血艺术逐渐完成了本土化的过程，从而酝酿出中国美术的黄金时期。

吴道子，正是这一时期最为传奇的画家，他所绘制的线条既柔软又强劲，为后世的画工创立了示范性的粉本，被称为“吴家样”。

传说中的画圣吴道子的画已经没有留存于世的了。

而今天，第220窟的壁画被公认为具有“吴带当风”、“满壁风动”的“吴家样”神韵，成为美术学院的学生们学习的范本。

唐朝是丝绸之路最繁盛的时期，同时也是敦煌营建的黄金时代。

莫高窟有近一半的洞窟是在唐朝修建的，以220窟为代表的现存127个洞窟，集中反映了唐代文明的宏大辉煌。

从公元4世纪到14世纪的一千年间，历经十六国、北朝、隋、唐、五代、西夏、元等朝代的兴建，在敦煌地区形成了莫高窟、西千佛洞石窟、东千佛洞石窟、榆林窟和五个庙石窟等石窟群。

它们被统称为“敦煌石窟”。

据记载，敦煌石窟数量曾达千余个，现共存812个，单是吳局詹就有735个，其中，492个洞窟中留有壁画或塑像。

共保存了壁画45000多平方米，历代彩塑3390身，以及唐、宋、清、民国等时期的木构建筑10余座。

莫高窟跨越了众多的王朝，最终形成集建筑、雕塑、壁画三位一体的艺术圣地与历史文化宝库。

1900年，在莫高窟居住道士王圆箓无意间打开了封闭近一千年的藏经洞——莫高窟第17窟。

窟内堆满了从公元4世纪到11世纪的历代文书和纸画、绢画、刺绣等古代文物5万多件。

1908年5月27日，伯希和离开了敦煌，6600余卷藏经洞文物和368张莫高窟照片被他一起带回了法国。

莫高窟——这座中国也是世界上现存规模最大、内容最丰富、延续时间最长的佛教艺术和历史文化宝库自此蜚声世界。

以敦煌地区保存、发现的丰富历史文献和艺术、文物为研究对象的敦煌学也因为这些经卷的发现和研究，开始逐渐成为一门国际性的显学。

而形成敦煌石窟群最重要的原因，是因为它在穿越河西走廊的丝绸之路上处于独特的枢纽地位——它是西去的分叉点，也是东来的住泊地。

由此，造就了这里商贸往来的兴盛景象和东西方文化艺术的切磋交融，并最终成就了敦煌莫高窟对中华文化的贡献，以及在世界艺术宝库中的巅峰地位。

两千年前，张骞义无反顾，踏上了西去的探索征程，才有了一个帝国沿着河西走廊金戈铁马的生动岁月，和这条通道日后的别开生面。

从走廊东西两端，同时走来的学者和僧人，携带者古老的典籍和经书，穿越乱世动荡的年代，思想和信念依然生生不息。

儒家与佛教的光芒沿着这里照射到整个东亚。

而东西文化的交融与碰撞也让河西大地变得博大、宽容。

河西走廊像一个楔子，揳入了中国广袤的西部。

和平的使者纷至沓来，以会谈与结盟的方式奠定了今天的中国版图。

身处广袤西部和遥远欧洲海岸的人们，也怀揣着对未来生活的期望，和对未知世界的探求踏上了东行的路途。

从此，穿越了河西走廊的丝路延绵伸展，马帮与驼队日夜兼程。

瓷器和丝绸，黄金和琥珀，僧侣与经卷，财富与憧憬，成为漫漫路途中坚持的梦想。

在这条神奇的河西走廊上，一代又一代行者穿越时光。

激情、欲望、喜悦、悲伤，重复轮回，把一个个遥远的国家，联络成一个更加宏大的格局——天下。

毫无疑问，河西走廊早已不再是单纯意义上的地理概念。

它意味着一种历史、一种文化和一种使命，它是丝绸之路的象征和缩影。

在世界版图上，两条丝绸之路恢宏而壮美。

陆上之路，从中国西安出发，一路向西，跨越高原峡谷，穿越沙漠盆地，经过河西走廊，深入中亚腹地，通连欧洲。

海上丝路，从中国东南沿海，沿马六甲海峡，过印度洋，直抵大西洋岸边。

千年前的丝路辉煌，张骞策马西行，郑和扬帆西下，一段久远的故事，一段让人感怀的岁月沧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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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木棉道（来自豆瓣）来源：https://www.douban.com/doubanapp/dispatch?uri=/review/9585675/很多人只知道汉武帝刘彻。

却不知汉宣帝。

对外，汉武帝只能说是大伤匈奴。

而汉宣帝，这个在中国史料上记载甚少低调的皇帝却正式的把西域并入中国汉朝的版图。

而且正式的打败匈奴。

让匈奴俯首称臣。

犯我大汉者，虽远必诛。

这句话是汉宣帝时期，引用陈汤的名言：凡日月所照支持，皆为汉土。

可见当时汉朝军事名族自豪感是到了极点。

而汉宣帝也把屯田，养民做到了极致。

是汉朝的最鼎盛的时期。

但是为什么这么低调呢。

个人认为一部分原因是因为汉宣帝其实是个外儒内法的实干家。

他的很多策略不被儒家认同。

所以后期在儒家占主导的中国评价这位皇帝并不是那么优秀。

不过现在汉宣帝已经被越来越多人认可。

所以我希望大家记住这伟大的帝君。

这一生 一定要走一趟河西走廊历史从未消失，只是存在于不同的时间和空间里。

2015年夏天，我从甘肃陇南短暂停留，看到了秦巴山地的巍峨曲折，见到了白龙江澈绿的水，却同河西走廊遗憾的擦肩而过。

两年后，我在朋友的推荐下看了《河西走廊》这部纪录片，对两年前的那趟擦肩而过的旅行，愈发的可惜了。

我看过的纪录片不算多，却也不少。

让我感到惊艳的更是屈指可数，而《河西走廊》就是其中的一部。

我遗憾，遗憾时隔两年才看到这部纪录片，但我有庆幸，能有这样一部纪录片，绝美的镜头，梦幻的音乐，细致的故事，落泪的情节，让我每一集都细细品味，期待着珍惜着，沉溺其中。

当我开始写这篇影评的时候，我抬头看到地图上中国西北那道狭长的走廊，伴着雅尼大师的【河西走廊之梦】，好似置身在那段连接西域和中原，伟大神秘的通道上，思绪如风，极目若梦，让人无法醒来。

我看到漫天风雪中的张骞，执着地拿着汉朝的符节，纵使千难险阻，也要向远方的未知开凿而去。

十三年的杳无音讯，九年身处匈奴的羁押，时光却无法泯灭他的忠诚，岁月也无法湮没他的理想。

我看到他手持残破的符节向东跪拜，他是中华文明的《使者》，打通西域则是他名垂千古的使命…………祁连山下，那是年轻的将军纵横驰骋。

年仅十九岁的霍去病率领汉朝骑兵三征匈奴，大漠风沙中是旌旗猎猎的嘶吼，金戈铁马声中是汉军对位置无所畏惧的军歌。

那是一段怎样的峥嵘岁月，又是一段如何的壮怀激烈。

霍去病奔驰在由他打通的《通道》上，不回头地奔向远方的夕阳，奔向历史的长河…………悬泉置忙碌的脚步，中华文明的邮驿系统直到西域。

常惠一次次出使西域的外交，解忧公主家国大义的牺牲，那是无数先驱者的缩影。

当常惠最后经过那个最西端的《驿站》，身后的西域的道路是毕生难忘的辉煌。

丛山之中的洞窟，见证了大儒郭瑀师徒三代的纷乱韶华，他们的文士风骨。

在中原战火纷飞之时，儒家文化在河西走廊扎根发芽，最终反哺中原。

这是我们民族的《根脉》，也是我们守护传承的未来。

无边的戈壁滩上，鸠摩罗什缓缓走来，那是无数僧侣走过的路，也是佛教流传而来的路。

无数僧侣怀着无比虔诚的心，看淡了风沙，看破了苦难，或是译经，或是《造像》，或是弘扬佛法，让中华大地上的文化更加炫目多彩。

堵塞的丝绸之路，隋炀帝西征吐谷浑重新疏通河西走廊，召见西域诸国，尽显中华雄风。

三朝外交家裴矩，风烛残年在长安西眺，那是对河西走廊不舍的眷恋。

历史应该被铭记，被正视，因为在那《丝路》之上，驼铃依旧。

盛唐的莫高窟，敦煌文化的盛世。

无数不知名的工匠和画师，将河西走廊上最美的画卷留予后人。

而这美轮美奂的艺术时代，正是千年前那个盛唐的缩影，让人神往，让人敬仰。

而《敦煌》属于中国，也同样属于世界。

转金桶前滑过念珠的声音，河西走廊将南北一分为二，一面是青藏高原，一面是蒙古高原。

是风，吹过八思巴的面颊，是诵经的声音，净化着那雪山之巅。

凉州《会盟》，连接起两个民族的信仰，更拉近了中华民族的心。

当忽必烈汗和帝师八思巴相视而笑之时，那是跨越时空的热血。

嘉峪关拔地而起，却阻隔了帝国的西方世界，风雨飘摇的清朝，忘不了林则徐被贬河西的无奈和愤懑，也忘不了左宗棠抬棺出征新疆的视死如归，天下《苍生》该何去何从。

听，新时代的号角声，那时将是一片将要用红色染就的神州。

河西走廊蕴藏着无数《宝藏》，石油，镍矿，铜矿，钢铁……孙建初，王进喜，一个个新中国的先驱者，向着河西走廊恶劣的环境义无反顾，才有了今日新中国的日新月异。

从兰新铁路到兰新高铁，从古丝绸之路到“一带一路”，河西走廊再度迎来崛起的契机…………《使者》、《通道》、《驿站》、《根脉》、《造像》、《丝路》、《敦煌》、《会盟》、《苍生》、《宝藏》，十个历史的节点，十篇精彩纷呈的故事，汇成了这条河西走廊，让我动容流泪。

如果真的有时光机器，我多么想让这些在河西走廊留下足迹的人到今天看看，张骞，霍去病，常惠，鸠摩罗什，裴矩，八思巴，左宗棠，和我一同去看一看今天的河西走廊，看一看今天飞速发展的中国。

告诉他们，你们的辛苦值得了。

曾经发生的故事已成永恒，走向未来的脚步仍在继续…………这一生，一定要带着最爱的人走一趟河西走廊。

去看那荒凉的戈壁，去看那延绵的青山，去看那烽烟中的古道，去看那敦煌壁上的飞仙，还有那雪山，流水，星河，日月。

重走前人走过的路，听历史流过的歌……这一生，一定要带着最爱的人走一趟河西走廊。

这一生，一定会怀揣这中华民族的骄傲，昂首阔步地走下去。

一晚上看完的，在河西走廊生活了十八年，而我现在在深圳看完这个纪录片，心情特别复杂。

我记得小学写的作文我的家乡第一句话就是我家在张掖在河西走廊中部，是西北要塞。

看完才终于明白为什么了。

听见那句 "这个星球上除了海洋以外的所有地形地貌，都在这条走廊上呈现。

" 瞬间泪目。

之前都是装逼告诉别人张掖含义是 张国臂掖，以通西域。

第一次这么深入了解为什么，明白它的含义。

河西四郡，武威，张掖，酒泉，敦煌。

两千年多没变过的名字，承载两千年的侵略，战争，繁荣，落寞，孤寂还有落后。

大概西北人才会真真体会到这种无奈，全片我是哭着看完的。

之前最讨厌别人问我哪里人我说甘肃时，都觉得我们很穷很落后，都没水喝，高原红，匈奴后裔，很野蛮。

因为这些偏见一直都对自己家乡很自卑，甚至不愿开口，后来慢慢明白我们河西走廊的历史，然后努力让别人了解我们这里，让别人真的我们这里的好，尤其是河西儒学那集，明白我们的文化底蕴，我们并不是蛮夷不是莽夫，我们的文化不止敦煌。

还有隋炀帝的万国博览会，我们的经济曾是那么繁荣，和现在深圳一样的自由贸易区，是中西方交流中心。

看完这个真的觉得很自豪，当然还有遗憾难受，闭关锁国，还有没有提到的很多战乱，还有马步芳军阀的混战，河西真的是无奈沧桑的包容，生在河西走廊在张掖真的很幸运。

听雅尼的河西走廊之梦，看到家乡熟悉的一景一物都想哭，这些我们没有发现的美还有我们河西走廊被人遗忘的历史只有我们自己知道。

对，我想家了。

不行我要哭。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大概很多人看完之后都会想去河西走廊看一看，作为本地人，有一点小小的祈求。

河西走廊的景观大部分是地质类，地貌都要几千几万年才能形成，麻烦大家尽量不要去碰触它，拍拍照就好，好嘛？

我去年又去了一次丹霞，看到很多游客都用水瓶什么的装丹霞的土，说实话，丹霞地貌的土带走一点和西北随便一个戈壁的没什么区别，它的颜色是属于整个丹霞，说实话真的没有几年前去的时候那么鲜艳了，真的希望大家去的时候别再挖土了，大自然用了几千年孕育出这神奇的地貌，给了我们人类几天就给挖没了。

很心痛（*/∇＼*）2018.5.3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刚刚看完国家宝藏第二季的甘肃省博物馆有点骄傲想叉腰 因为提了很多张掖 我觉得应该和张掖的含义张国臂掖有关吧 纵使铜奔马是隔壁武威的 但是不管怎么说河西四郡永远都是可爱的河西四胞胎谢谢大家喜欢甘肃喜欢河西走廊～当初就是看完随手写的一些小小感受没想到得到这么多人的认同 有点受宠若惊 真的是谢谢大家了 也希望大家多多安利我们小甘肃 小河西2019.1.20——————————————————

最喜欢西汉那一集，汉武帝、张骞、卫青、霍去病，一个个历史人物风云激荡！

只有亲身走在河西走廊，体会这苍茫大地，巍峨雪山，丹霞戈壁，大漠草原！

才能感受霍去病将军那句“匈奴未灭，何以家为”的豪情壮言是何等的悲壮！

泱泱华夏，惟有这西部广阔的大地能带给我如此强烈的认同感。

三千年丝绸之路的兴衰，河西走廊——这丝路的摇篮，如今又将沐浴着复兴的朝阳！

难得的上乘之作：精美的画面，独特的视角，优美如行云流水般的美妙台词，再加上雅尼的气势磅礴的音乐伴奏，直击心灵！

河西走廊，值得再去体会～

（一） | 使者公元前138年·西汉一个风轻云淡的日子。

距离汉帝国首都长安西北120公里之外的甘泉宫里气氛不同寻常。

—个使团即将出征。

朝廷侍从官张骞郑重地从汉武帝刘彻手中接过象征授权的符节。

他将率领使团踏上出使西域的行程。

这一年，他们都很年轻——刘彻19岁。

张骞27岁。

对于距今2100年前的这个帝国来说，“西域”，无疑是个风险重重又令人向往的地方。

在今天的中国版图上，我们可以看到一个由西北至东南走向的省级行政区划。

甘肃省，是中国西部的一个省份，形状犹如一支如意，它的中段，是一条自然形成的地理大通道。

这条通道东西长约1200公里，宽数公里至近百公里不等，东起乌鞘岭，西至星星峡，南侧是祁连山脉，北侧是龙首山、合黎山、马鬃山。

因为地处黄河以西，形似走廊，于是被人们称作——“河西走廊”。

这个星球上除了海洋以外，几乎所有的地形地貌都在这条走廊上呈现。

公元前201年，一支匈奴骑兵突然包围了马邑城，随后又南扰太原。

刚刚统一全国的汉高祖刘邦，亲自率军营救，不想却被困在冰天雪地的白登山七天七夜，虽然军中猛将谋士如云，“马上天子”久经沙场，却险些全军覆没。

“白登之围”是汉匈正式交锋的第一战，竟以如此惨败的结局而告终。

这是汉高祖刘邦始料不及的。

一统天下的豪情化作英雄迟暮的伤感。

经由单于撮合，张骞娶了一个善良的匈奴女子。

这是张骞在单调枯燥的戈壁生活中唯一的一抹亮色。

尽管所有的历史典籍里都没有记载他们的情感故事，但，穿越两千年的时空，我们依然相信，或许正是这段爱情带给了张骞坚持下去的勇气和信心。

“马邑之谋”过去4年后。

公元前129年，当匈奴又一次对汉帝国的北方发起袭击的时候，汉武帝决定派出四路大军回击匈奴。

这是汉帝国面对匈奴袭扰的第一次全面反击。

但结果却是，四路大军中一路无功，两路折损，唯独车骑将军卫青领衔的一支，出其不意地深入险境，直捣匈奴祭天圣地，并且在汉帝国历史上首次俘虏了匈奴将士近千人。

这就是名噪一时的“龙城之战”。

这让汉武帝感到振奋。

但另外三路大军的失败，却让汉武帝陷入沉思。

对于匈奴的不了解和缺乏必要的情报成为了更加迫切的问题。

9年前，当他选派张骞出使西域的时候，他满怀期待。

此时，杳无音讯的张骞不知是否还活着？

时光匆匆，转眼间，张骞已经在匈奴的监管下生活了9年。

9年时光，足以磨灭一个人的雄心壮志。

只有细心的匈奴妻子会发现，张骞偶尔会眺望东方。

那一定是长安，是他对故乡的思念，还有，汉帝国交给他的使命。

一个平常的日子，张骞带着自己的随从堂邑父像往常一样外出打猎。

但他的匈奴妻子还是察觉出一丝异样。

她知道，此一去，自己的汉人丈夫将不再回头。

塔克拉玛干，世界第二大沙漠。

两千年前，张骞和随从堂邑父曾经从这里穿过，前往西域。

茫茫无际的沙漠中时而飞沙走石、时而热浪翻涌，今天的我们依然无法想象，张骞是如何在强大的信念支撑下，横穿大漠，翻越帕米尔高原，来到大月氏的。

这相当于从今天的内蒙古，走到中亚的乌兹别克斯坦。

从甘泉宫出发那一刻算起，一个13年来杳无音信、几乎被遗忘的男人，突然像穿越时空一般，活着回来了。

当这个男人再次望见巍峨的长安城时，匍匐在地、长跪不起。

公元前126年，张骞从遥远的西域神奇归来，京城为之轰动。

此时的他，已经从一个英姿焕发的青年变成年近不惑、饱经风霜的中年人。

当年出使的使团，今天回来的也只有他和堂邑父、匈奴妻子，还有他带回来的西域地图和从未见过的植物种子，以及他未曾泯灭的梦想。

司马迁在《史记》里写道，张骞“知水草处，军得以不乏”，确保了战役的胜利。

战后论功行赏，汉武帝封张骞为“博望侯”。

“博望”是取其能“广博瞻望”的意思。

张骞完成了他的历史使命。

在那个风云激荡的时代，这个星球的亚欧大陆上，几个国家的兴衰故事正在轮番上演——亚洲西部的恒河平原，古印度的孔雀王朝刚刚落下帷幕；波斯，生机勃勃的安息王朝正在崛起；而在欧洲南部，一个名叫“罗马”的伟大国家已经诞生。

历史的巧合，让罗马的东征与地处欧亚大陆东端的汉帝国的西征，在几乎同一时期遥相呼应。

（二） | 通道在帝国丰盈的财政收入保障下，骑兵数量也急剧膨胀，一度竟拥有甲兵45万、军马60万匹，相当于中国现役部队总兵力的五分之—。

公元前123年，大将军卫青率十万大军与匈奴单子主力对决，17岁的霍去病以骠姚校尉的军阶随队出征。

在其中的一次战役中，卫青所率主力部队伤亡惨重。

但初出茅庐的霍去病却率领八百骑兵孤军深人，立下战功。

这次战役引起汉武帝的高度关注，他赐封霍去病为“冠军侯”。

但此时霍去病发现，如此精心策划的第二次河西之战出现了意外——公孙敖部由于在行军中迷失了方向，未能按预定的计划和霍去病会师。

这令霍去病的奇袭之师突然陷入困境。

此时，他只有两种选择：要么罢兵而归；要么全部依靠自己的力量，独立完成河西歼敌的重任。

霍去病决定铤而走险，向匈奴浑邪王和休屠王的部队侧背发动攻击。

焉支山，是祁连山的一条支脉，位于河西走廊中部的张掖市山丹县。

早在两千年前，匈奴人就在焉支山下这片天然的草场上饲养良种战马。

今天，这里仍然是世界上历史最悠久、亚洲规模最大、世界第二大的马场。

这里的人骄傲地告诉我们：“我们的第一任场长就是霍去病。

”被霍去病击溃的匈奴唱着悲凉的歌退出祁连山牧场。

亡我祁连山，使我六畜不蕃息；失我焉支山，使我妇女无颜色。

兴奋的汉武帝刘彻下诏表彰霍去病的战功，并为他建造了一座豪华府第。

听说此事的霍去病向汉武帝上奏说：“匈奴未灭，何以家为？

”史官司马迁记录了霍去病这句话并成为流传千古的铿锵名言。

但，霍去病的辉煌难掩另外一个人的失意。

在这场宏大战役中，作为牵制匈奴人行动的李广与张骞部队，却陷入敌人的重围遭遇惨败。

张骞因贻误战机，免去博望侯，成为庶民。

从巅峰瞬间滑落到低谷，个中滋味，只有经历过的人才能体会。

就在公元前121年即将结束的时候，历经3次河西之战的霍去病和他的精锐部队纵横驰骋，终于全线打通了河西走廊。

著名的“河西之战”落下帷幕。

连续三次河西战役对汉匈双方力量的消长产生无法估量的巨大影响——匈奴再难以依靠西域地区诸国和羌族诸部落的人力、物力、资源从西方发动对汉的进袭。

汉帝国西部边境地区，也由此获得了相对安定发展的有利条件，并形成了从西面屏护京师长安的安全地带。

这一年，汉帝国首次设置武威、酒泉两郡，河西走廊并入中原版图。

而青春洋溢的霍去病刚刚19岁。

经过河西之战后，汉匈战争的攻守态势发生逆转，但北撤的匈奴并未屈服。

公元前119年夏，为巩固河西战果，卫青和霍去病各带一路大军发起了规模空前的“漠北大战”，直击匈奴单于本部。

霍去病的部队在全歼匈奴主力之后，一路冲到被匈奴人视为圣地的狼居胥山，并率大军进行了祭天仪式。

史称“封狼居胥”。

从此，匈奴再也没有能力和汉朝进行大规模的作战。

这一年，霍去病22岁。

此时汉帝国国力强盛，蒸蒸日上，不仅陆续收复了秦帝国时代的领土，还继续开疆拓土，在今天的广东、广西、贵州、云南、宁夏、甘肃设立了郡县行政建制。

在汉武帝心中，他强烈渴望能建立一个疆域万里，远方的人将通过九重翻译来朝见，在邻邦中建立威德的国家。

遗憾的是，河西走廊上出现的繁荣景象，霍去病无缘再见。

公元前117年九月，年仅23岁的霍去病突然去世。

他短暂而又辉煌的一生，犹如一颗耀眼的彗星，光芒四射地划过天宇，又匆匆地消失在茫茫的夜空之中。

悲痛的汉武帝用国礼厚葬了自己的这位爱将，并把他的墓修成了祁连山的样子。

他的灵魂与河西走廊融为一体。

还有伫立在时光斑驳的岁月中的马踏匈奴雕塑。

在霍去病辞世两年后，结束了第二次西域之行的张骞被汉武帝任命为大行令。

只可惜，这样的荣耀来得太晚。

一年后的公元前114年，张骞与世长辞。

由此，一段波澜壮阔的铁血岁月落下帷幕。

公元前111年，汉帝国在河西走廊的四个行政管理区设置完成。

它们是：武威，张掖，酒泉和敦煌。

酒泉、敦煌扼守西部关口；张掖居中；武威则临界古金城府——也就是现在的兰州。

河西四郡的每一个命名都有着独特的含义。

武威，即武功军威之意，以显示汉帝国的武功和军威到达河西。

张掖，断匈奴之臂，张汉朝之臂腋。

酒泉，扼守河西走廊西北要冲，因城下有泉，泉水若酒，故名“酒泉”。

敦煌，即盛大辉煌之意。

汉武帝选择以这样一种方式将他经略西部的梦想留在了河西走廊上。

同时，在河西走廊，汉帝国还设置了两个著名的军事要塞：玉门关和阳关，以此扼守西大门并建立了面向西域的前进基地。

公元前60年，汉帝国设立西域都护府，将今天新疆和中亚一带广大地区并入版图。

至此，通向亚洲腹地与遥远地中海的商路完全打开。

此时，再回望地处河西走廊上的河西四郡的命名，更能感悟到汉武帝的智慧与深远眼光——只有控制了河西四郡，才能通过河西走廊从匈奴手中夺取并完全掌控西域，汉朝的版图才能到达帕米尔高原以西；在此后的两千多年里，这块土地和这条生死攸关的战略通道将在中国历史上扮演重要角色。

而打通河西走廊，对于汉帝国而言，不仅仅具有重要的军事价值，更奠定了东西方文明交融的基本格局。

此时的汉朝已经成为和罗马比肩的伟大帝国，在两个帝国之间，是安息与贵霜两个生机勃勃的王朝。

随着河西四郡的设置，河西走廊也从汉军与匈奴鏖战的战场，急速转变为汉朝抗御匈奴的前沿地域。

为了固守河西走廊，确保往来军民的安全，以长城为主体的防御体系逐步建立。

最早的长城出现在春秋战国时代。

公元前214年，统一中国的秦始皇派将军蒙恬向匈奴发起进攻。

在秦军占据河套后，开始有计划地将秦、赵、魏、燕等各国修筑的旧城墙连接起来，从甘肃临洮到辽东绵延万里。

公元前111年，汉武帝下令在河西走廊修筑东起永登、西至酒泉的长城等防御工程。

已经停滞了一个世纪的长城开始越过黄河向西延伸。

数年后，汉长城又从酒泉延伸到了玉门一带，庞大的防御体系横贯了河西走廊的东西两端。

这个防御体系在当时被称为河西汉塞，它由烽燧、城障、坞院、出入境关卡等组成。

两千年后,1877年,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在其所著的《中国》一书中,第一次将这条横贯亚欧大陆的古代通道命名为丝绸之路（三） | 驿站1990年5月，地处敦煌戈壁荒漠一个叫悬泉的地方发现疑似盗掘迹象。

随着甘肃省考古队展开的抢救性发掘，一座汉帝国时代的西部驿站——悬泉置，呈现在人们面前。

自19世纪以来，中外考古学家在中国境内共发现汉简8万枚，其中6万枚出土于河西走廊。

对照文献记载解读这些汉简，两千年前汉帝国河西走廊的历史镜像逐渐凸显出来。

自春秋战国时代以来，国家邮驿机构就被称为“置”。

汉帝国的“置”不仅仅是传输公文政令的交通驿站，同时也是物资转运站和往来公务人员的接待站。

悬泉置，隶属汉帝国河西重镇敦煌郡。

“啬夫”，是秦帝国与汉帝国时代县级以下官员的称谓。

“置啬夫”就是悬泉置这个邮驿机构的行政长官。

悬泉置由敦煌郡太守派员监领，置啬夫管理日常工作，并有官徒卒御37人，传车15辆，传马40匹，还有宫牛和牛车。

在敦煌郡，像这样的“置”共有9处，它们从东到西，一字摆在通往西部边疆的通衢要道上。

常惠，祖籍山西，是横跨汉武帝、汉昭帝、汉宣帝三个朝代的外交活动家。

公元前100年，他自告奋勇，随苏武一同出使匈奴，试图缓和汉帝国与匈奴的冲突。

但不料被匈奴扣留19年。

公元前61年，已是三朝元老的常惠率领一支使团从京城长安出发，他将途经河西走廊的悬泉置前往西域。

置啬夫记得，这应该是常惠第五次经过悬泉置。

公元前74年，乌孙受到匈奴和西域小国车师的联军攻击。

面对匈奴大军压境，解忧公主挺身而出，上书求汉朝出兵救乌孙。

一封加急信函送抵悬泉置，之后一路快马直奔长安城。

公元前72年，常惠第一次出使西域。

那一年，常惠应该有50岁了，但思维敏锐，气度不凡。

他一路西行，来到了位于河西走廊西端的悬泉置。

那也是置啬夫第一次见到这位传奇英雄。

接到了驿站递来的信函，解忧公主早早地就做好了迎接的准备。

一别几十年，曾经无忧无虑的少年时光早已一去不返，如今两人都已饱经岁月，并且每个人的肩上都担着一份重重的国家使命。

张骞出使西域时，汉武帝就已经意识到河西走廊的军事与经济价值，要确保走廊的安全，首要目标是实现军事移民。

霍去病打通河西走廊后，汉帝国随即启动了屯垦移民。

设置河西四郡后，陆续征调前往河西走廊屯田的官兵高达18万人。

大批部队沿着河西走廊布防，他们“无事则耕，有事则战”，确保这条战略通道的稳定通畅。

《汉书·匈奴传》记载：到汉宣帝时期，河西走廊一带已是“人民炽盛，牛马布野”，成为了中国西部地区的经济中心，有效地支援了从这里出发的中原王朝的部队。

从悬泉置一路向西，到达敦煌后再向西北行约90公里，在茫茫无边的戈壁上，经过千百年的风蚀，仍屹立着一座汉朝储备粮草的军需仓库遗址。

这座仓厍大约百一个足球场的长度，因北临疏勒河，被称为河仓城。

公元前70年，刚刚被封为长罗侯的常惠开始了他第三次西域之行。

常惠到达乌孙，例行封赏后，在随后的密谈中，他将自己此行的计划向解忧公主和盘托出。

虽然汉宣帝拒绝了惩罚龟兹的请求，但常惠还是得到了汉帝国军方的支持。

他将借此次出使乌孙的机会，顺道发动对龟兹的征伐，对于擅自行动的后果，他将独自承担。

解忧公主被常惠的胆识打动，坚定地站在常惠一边，她不仅说服了乌孙首领派出军队参与此次军事行动，而且马上派出自己的使者前往西域诸国，商讨借兵事宜。

两千年后，人们通过持续的考古发掘。

最终还原了悬泉置岁月演变的轨迹：根据对悬泉置遗址的考证，由汉至魏晋，这里一直发挥着作用。

魏晋时期废置后，唐王朝再度恢复建制为“悬泉驿”。

在宋以后，悬泉驿渐次湮没在岁月长河中。

今天，当人们回望历史时，便会更深地体会到汉帝国打通河西走廊的战略是多么重要。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政府开始在西北、东北、西南边疆部署了大量农垦部队。

屯垦戍边再一次成为二十世纪中叶新中国的国策。

历史就这样构建了一个意味深长的重叠（四） | 根 脉【这一集的历史朝代我不太熟悉。

所以记录一下：三国-西晋-东晋十六国-南北朝三国（220年－280年）西晋（265年—317年 ），是中国历史上三国时期之后的统一王朝，首都洛阳。

从晋武帝建国开始，传四帝，国祚51年，与后来的东晋合称晋朝。

西晋是魏晋南北朝长期分裂时期中的短暂统一，所谓“昙花一现”。

西晋王朝灭亡后，公元317年，镇守建康（今江苏省南京市）的司马睿在江南重建晋室，史称东晋；“十六国”史称源出于北魏崔鸿所撰的《十六国春秋》：“五凉、四燕、三秦、二赵，并成、夏为十六”，从公元304年巴氐族李雄建立成汉和匈奴贵族刘渊建立汉国，316年灭掉西晋，到439年鲜卑拓跋部统一北方，这100多年里，北方各民族相互争战，先后建立了前赵（匈奴）、后赵（羯）、前燕（鲜卑）、前凉（汉）、前秦（氐）、后秦（羌）、后燕（鲜卑）、西秦（鲜卑）、后凉（氐）、南凉（鲜卑）、西凉（汉）、北凉（卢水胡）、南燕（鲜卑）、北燕（汉）、夏（匈奴）、成汉（巴氐）等政权，总称十六国。

南北朝（420年～589年 ）是南朝和北朝的统称。

南北朝时期中国南方和北方处于分裂状态，自东晋十六国至隋朝，始于420年刘裕建立南朝宋，止于589年隋灭南朝陈。

南朝（420-589）承自东晋，由汉族建立，有南朝宋、南朝齐、南朝梁、南朝陈四朝，均以建康（今江苏南京）为都；北朝（386-581）承自十六国，由鲜卑族建立，有北魏、东魏、西魏、北齐和北周五朝，北魏分裂为东魏、西魏，北齐取代东魏，北周取代西魏，北周灭北齐。

出身于北周八柱国之一的李唐宗室修《晋书》奉北朝为正统，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则奉南朝为正统。

】公元220年，汉帝国，这个中国历史上最长寿的王朝，在历经409年的统治之后，最终还是崩溃了。

此后的中原，历经三国时期的混战、西晋王朝的短暂统一，迅速迎来了一场更大的灾难。

西晋王朝司马氏家族内部为争夺中央政权而爆发混战。

公元311年，趁混乱之际，匈奴、鲜卑、羯、羌、氐五个游牧部落联盟，向中原发起了大举进攻。

洛阳、长安相继被攻破，史称“永嘉之乱”。

自此，中国陷入前所未有的长达三百多年的大分裂与大混乱的格局中。

血腥屠杀和残酷的民族压迫下，北方人口锐减。

如此乱世，令中国传统文化蒙受巨大冲击，斯文扫地，伦理尽失，千里沃野的中原转眼间已成人间地狱。

那些身世显赫、家学渊博的名门望族不得不面对残酷现实——生存，还是毁灭？

生存，该去哪里生存？

他们被迫做出选择——其中部分大族南下来到长江流域，并在江南建立了东晋王朝；另一部分，则向西北迁徙，渡过黄河，来到河西走廊。

经过汉帝国将近400年的经营，河西走廊农耕、畜牧与商贸发达，是躲避战乱的桃源之地。

西晋末年，公元301年，京城官员张轨主动请求调往武威，就任凉州刺史。

河西走廊就隶属凉州刺史部管辖，州治设在武威郡的姑臧县。

张轨家族世代以专攻儒学著名。

来到河西走廊之后他采取了中原重教化与“拔贤才”的政策，招收河西弟子五百人开办官学；同时，他还屡屡遣使持节，厚礼征聘知名学者任职或讲学，使得河西走廊地区儒学昌盛，井井有条。

就在张轨到达河西的第十年，中原发生了“永嘉之乱”。

而河西走廊因为地处偏远没有受到太多冲击。

在当时的长安，流传着这样一首歌谣：“秦中川，血没腕（读音：wan四声），唯有凉州倚柱观。

”作为一块相对安定、平静的所在，大量人口迁徙至此。

尤其洛阳以西及关中等地，投奔河西走廊的人更是络绎不绝。

抛下了所有家业的郭荷应该就是在这个时候随着逃难的人群来到河西走廊的。

一路同行的，除了追随他的弟子，还有极为珍贵的、数代家传的经史典籍。

随着汉朝的覆灭。

中原的动荡与杀戮使得作为汉朝官学的儒学遭受了重大打击。

但河西儒学却独树一帜，异常繁荣。

武威文庙，是仅次子山东曲阜孔庙和北京孔庙的全国第三大孔庙建筑群，相传最早建于前凉时期，是儒家文化在河西走廊传播繁衍的印证。

此后，尊儒重教的文风在河西更加延绵不断。

郭瑀传承了老师郭荷的做法，在这清幽的山谷中向弟子们传道、授业、解惑，尽自己所学，让他们明白儒家思想的真谛。

学习之余，他还带领门下弟子在马蹄山开凿石窟。

他们并不知道，这一片原本只为安身而建的石窟，在并不遥远的未来，将成为中国重要的佛教造像圣地——马蹄寺石窟群，同时也成为那个时代河西走廊上儒家与佛教两大文明交汇的见证。

公元376年。

张天锡向大举进攻的前秦国君主苻坚投降，自此，前凉张氏对河西走廊延续近80年的统治，宣告结束，河西走廊归于前秦统治。

为了完善前秦国的礼仪制度，崇尚儒学的苻坚让当地太守选派300名河西子弟，拜在郭瑀门下，求学礼制。

公元386年，吕光割据凉州，建立了自己的政权，史称“后凉”。

刘昞目睹了岳父郭瑀出山失利到最终死去的全部过程。

治国平天下从来都是儒家最高的行为准则，儒家也自有“学而优则仕”的传统。

但这难道就是儒家学者实现存在价值的唯一途径吗？

刘昞隐居深山，继续他的讲学和著述，也继续着他的等待。

公元400年，时任敦煌太守的李暠在敦煌自立，在河西走廊西部建立了西凉政权。

李暠通晓经学，擅长文艺，曾创作诗赋数十篇，其中一篇《述志赋》流传至今。

在文章里他深入剖析了自己的内心世界，留下了一个政治家力图统一河西．进而协助晋室恢复中原的胸怀抱负，同时也留下了内心深处的纠结与选择。

他说道：依其本性而言。

自己实在不适宜从事政治，而更适合作一个文人，钟情传统文化与古典文学，不追求功名，愿忘情山水、怡然恬淡，陶渊明、谢灵运都是他生活中的楷模。

但，无奈生不逢时，五胡横行，中原骚乱，民不聊生，大批中原难民涌向河西；在救亡与慕古的艰难选择间，他不得不选择了前者。

这篇发自肺腑的泣血之作，让刘昞产生了深深的共鸣。

此时的河西走廊，也继续着学术文化空前繁荣的局面，并形成了与中原地区相对应的地域文化系统。

成就突出的，不仅是学术，还有以散文、诗歌、辞赋为主的“五凉文学”。

北凉后期，河西地区向东晋朝廷进献了154卷典籍。

《宋书》记载，其中有失传以久的西晋以前的古籍，也有刘昞等河西本土学者的著作。

十六国时期在中原和江南已经失传的魏晋时期名著《人物志》，就是由于刘昞为其作注而在河西走廊保存下来，并得以传回江南。

尽管河西地区政权更替频繁，但战乱造成的破坏相对要小。

而历代统治者皆注重文化教育，使得中原、河西两大士人群体云集河西。

以郭荷、郭瑀、刘昞三代师徒为代表的河西学者，也有了一个属于自己的风云际会的丰富世界。

公元439年。

鲜卑族拓跋氏率领的北魏军队兵临武威城下，北凉灭亡。

河西地区长达140年的割据态势就此结束。

这是中国北方地区自西晋末期中原分崩之后首次迎来统一。

北魏拓跋氏以少数民族的身份入主中原，为赢得广泛的支持，开始推行汉化政策。

作为汉文化的正统思想以及中国诸子百家学说中最具有治国安邦特色的学说，儒学受到了格外的推崇。

此后的隋唐承袭了北朝的政权系统，以强盛之势统一南北，开创了大一统的盛世局面。

河西文化与中原文化、江南文化并列，成为隋唐文化的渊源。

两千年后，中国20世纪国学大师陈寅恪在《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中针对河西文化做出了这样的评价：惟此偏隅之地，保存汉代中原之文化学术，经历东汉末、西晋之大乱及北朝扰攘之长期，能不失坠，卒得辗转灌输，加入隋唐统一之混合之文化，蔚然为独立之一源。

继前启后。

实吾国文化史之一大业。

这是河西走廊对于中原王朝的回馈，更是对整个中华民族的独特贡献。

纷乱颠簸的命运将中原文明引向这里，河西走廊成为中华文明薪火相传的重一极。

它放射出的璀璨光芒照亮了中华历史的轨迹。

儒家贤达们的身影，也成为我们今天追寻的一座座高山。

（五） | 造 像在环境优美又险峻的石壁上开凿石窟、建造佛像，可以让建造者表达他们的虔诚和奉献，更令来到这里的人们感受到佛教的神圣和美好。

祁连山，恰好就是这样一座理想的山脉。

由于释迦牟尼本人不主张设立偶像，因此佛陀在世时及圆寂后的很长一段时期内，在古印度一直没有出现佛像，只有佛塔、法轮、足印等象征性的表现物。

公元前327年，马其顿帝国亚历山大大帝入侵东方，同时带来了古希腊雕塑人像的文化和艺术。

古印度的西北边疆有一个名叫犍陀罗的地方——也就是今天的阿富汗南部、巴基斯坦北部及克什米尔地区，那里的艺术家们为希腊艺术的美所感动，开始用石头雕刻自己心目中的圣人。

于是，在释迦牟尼圆寂后约600年左右，他的具体形象开始被人们塑造出来。

他的脸形通常是椭圆的，同时还有高鼻梁和一头波浪形的卷发，他斜披希腊式的大褂，就像一位希腊神平添了几分东方的韵味。

逐渐地，艺术家们将印度用于修行的石窟和巨型佛像结合起来，创造了“石窟佛像综合体”，这就是佛教石窟艺术的发端。

从公元2世纪到3世纪，罗马、安息、贵霜和汉帝国四足鼎立，紧密联系，使得横亘东西的丝绸之路全面繁荣起来。

在这条道路上，驮着丝绸、宝石和香料的商队来往不绝，同时还有怀着崇高信仰的僧侣，他们不畏艰辛，希望像释迦牟尼一样，把了悟的世界带给更多的人。

而佛教真正大规模进入中国的时候，恰逢由中原王朝掌控天下的帝国时代正在黯然结束。

在魏晋南北朝崩溃与混乱的世道下，移民百姓和官宦世家几乎都陷入迷惘之中。

就在此时，那些不辞辛劳、心怀大志的佛教徒们沿着天然通道——河西走廊小心翼翼地进入中原。

鸠摩罗什，就是由西方进入河西走廊的那些僧侣中的一位。

他是中国佛经翻译史上公认的第一大家。

他自西而东的旅程不仅推动了整个汉地佛教的发展，甚至影响到我们今天的语言生活。

鸠摩罗什生于西域龟兹国，他的父亲是从印度迁徙到西域的贵族后裔，母亲是国王的妹妹。

没有人知道第一个来到龟兹的佛教徒是谁，来自哪里，什么时候来的。

当佛教从古印度传到龟兹的时候，龟兹人很快地接受了这个信仰，并开始大规模地开凿石窟，以表达自己的虔诚。

很快，龟兹成为佛教圣地。

鸠摩罗什7岁时就随笃信佛教的母亲一同出家了。

不知是生来聪慧还是天赋使命，12岁的鸠摩罗什已经可以开坛讲法，令远近的信众与国王都聚集到了他的身边。

他的名字被传播开来，许多国家都邀请他做自己的国师，但鸠摩罗什丝毫不动心。

后来，鸠摩罗什被龟兹王誉为国师，名声也从西域传到了中原。

鸠摩罗什的母亲曾经告诉儿子，他将去往东土传经说法，而且，途中将历尽坎坷磨难。

但鸠摩罗什没有料到，自己会以这种方式来到东方。

公元385年，前秦将军吕光带领军队进驻河西走廊的凉州城，并在这里建立了后凉国。

据《高僧传》记载，吕光曾强迫鸠摩罗什娶龟兹公主为妻，还让他在大庭广众之下骑上恶牛烈马，但鸠摩罗什忍辱负重，面不改色，令吕光也感到惭愧了。

吕光为鸠摩罗什定下规矩，外出时间不能太久，还不能离开住地太远，鸠摩罗什没有想到，这样的生活，将会持续17年。

这17年间，鸠摩罗什就如同囚禁在笼中的鸟儿，时常感到前路渺茫。

他离乡背井，来到河西走廊，支撑他的正是传教到中国的使命，但在这样失去自由的情况下如何才能实现去中原传法的宏愿呢？

鸠摩罗什决心不让自己沉沦，他从周围的人开始传法，多让一个人领悟佛法、脱离苦海，就是多做了一件功德。

离鸠摩罗什最近的人就是吕光军队中的士兵。

鸠摩罗什注意到，他们是来自五湖四海的中原人，他们所说的汉语发音五花八门、变化多端。

为了弘扬佛法，鸠摩罗什一边传法一边学会了很多中国方言。

后秦国君姚兴为了要将高僧鸠摩罗什据为己有，不惜在公元401年五月，派遣十万大军讨伐凉州，终于将鸠摩罗什迎到长安。

这一年，鸠摩罗什已经58岁了。

他彻底摆脫了在凉州的半囚徒式生活，成为后秦的精神领袖。

事实上，自汉帝国末期，佛教就已传人中国。

但当时中国的社会秩序完全是按照儒家的规范来建立的，这里的帝王和人民觉得，孔子已经非常深入和全面地思考过现实世界的运行方法，外来的宗教或其他思想就没有必要再来指手画脚。

直到东晋十六国时期。

少数民族的帝王入主中原，这一状况才被完全改变。

对老百姓来说，长期战乱、居无定所使他们感到痛苦，不明白这样的现实世界究竟意味着什么。

而对北方民族的君主来说，从小到大的生活就是弱肉强食、胜者为王，要让他们接受讲究等级秩序、忠孝观念的儒家学说十分困难。

这时候，一个关于寻找生命意义的答案，一种解脱痛苦的方法，一套令社会平稳安定的价值体系，自然就会引起人们的关注与向往。

姚兴十分赞赏鸠摩罗什的建议，他立即为鸠摩罗什开辟了译经场，还特地选派了800名僧人来配合他的工作。

长安译经场，由此成为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由国家组织的大规模译场。

为了还原佛经的本来面目，鸠摩罗什在弟子们的配合下，首次对佛教全部关键词汇都给出了详细、准确、深入浅出的解释。

鸠摩罗什的译经几乎触及佛教浩繁经文的各个方面，他的译著，大部分成为中国佛教各宗派立宗的经典依据。

“色即是空，空即是色”的名句就出自鸠摩罗什翻译的《心经》。

这位西来的高僧通过对语言的卓越理解．将印度佛经化作优美的汉语经典，1600多年来没人去增减或改变一个字。

在汉传佛教历史上，鸠摩罗什、真谛、玄奘、义净、不空被称为五大译师，其中三位都曾到过河西走廊，鸠摩罗什是年代最早的一位，中国佛教因他的出现而面貌一新。

虽然鸠摩罗什翻译的是佛经典籍，但他的影响却超出了佛教的范围，烦恼、苦海、未来、心田、爱河……这些最初由鸠摩罗什创造出来的汉语词汇今天已经成为了我们生活的一部分，丰富着我们的精神世界。

公元413年，70岁的鸠摩罗什在长安逍遥园圆寂。

临终前，他说：“如果我所传译的经典没有错误，愿我的身体火化之后，舌头不会焦烂。

”果然，他的形骸灰飞烟灭，舌头却真的依然如生。

昙曜学习和追随的，就是当时的高僧昙无谶在凉州翻译的《涅槃经》。

这部经卷是昙无谶在凉州翻译的最重要的佛经，在这部著作中谈到了禅修是学习佛法的最佳途径。

而中国的道教与儒家同样注重修行。

因此，佛教的禅修方法很快获得了河西走廊士人学子们的认同并在北凉国流行起来。

作为北凉的国君，沮渠蒙逊开始筹备建造一座规模雄伟的石窟。

昙无谶及昙曜等凉州僧人选定了天梯山，开始召集工匠们开凿石窟，大规模建造佛像。

对于昙曜来说，这座石窟的修建，将成为他非凡事业的起点。

许多年以后，他将前往北魏首都平城，也就是今天的大同。

在那里，他将和自己的工匠们打造一座蜚声世界的巨大石窟。

那就是——云冈石窟。

就在天梯山石窟造像的同时，祁连山沿线的一批佛教石窟也在五凉时期相继开凿。

它们是——敦煌莫高窟北凉三窟第268、272、275窟；……它们和天梯山石窟一起被统称为河西早期石窟。

这些石窟是佛教进入中国的清晰线索和深刻烙印，它们承袭新疆龟兹、于阗等地造像传统，带着鲜明的西域和印度色彩，并最早开始融合汉地艺术，汲取新的元素，形成独具特色的石窟样式。

接下来．这种河西特色的艺术风格又由昙曜和内迁的工匠们带到了中原。

从平城的云冈石窟，再到洛阳的龙门石窟，中原佛教石窟艺术的成就，无不闪耀着凉州石窟的熠熠光彩。

毫无疑问，河西走廊成为西域佛教艺术传播到中国的第一站和驻泊地。

它们停留在这条宽大的通道上。

它们渐渐适应着当地的环境。

它们汲取着新的艺术元素，小心谨慎地尝试着最早的造像形态，渐渐地，一种有着河西走廊风格的凉州特色石窟诞生了。

令人感慨的是，秉持儒家文化的人们，没有排斥这个来自异域的宗教。

相反，他们以兼收并蓄的开阔心胸与气度，在河西走廊培育了深厚温和的文化土壤，令生活在这条通道上的人们对佛教的态度更加宽容。

尽管顶礼膜拜的时代早已远去，但不朽的岩石却赋予了佛像们一种接近永恒的气质，让千年后偶然到来的游山者依然能感受到超然物外的沉静与智慧。

公元609年，距离天梯山石窟的开凿已经过去了将近200年。

隋朝终于结束了中国数百年分裂动荡的局面，实现了中国的再次统一就在这一年，隋炀帝杨广动身西巡。

他来到河西走廊，亲赴凉州番和县，拜谒了瑞像寺的石佛瑞像，并下旨扩建寺院。

这一次西巡历时9个月。

随行的部队、官员10万余人。

作为中国历史上唯一亲临河西走廊的中原帝王，站在凉州的城楼上向西望去，杨广比任何人都更能感受到这条通道的重大意义。

而河西走廊，也因为他的此次西巡，迎来了新的历史机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