柔情史

七年前的一部短片《女导演》，让我记住了两个人。

一个是片中的主演郭月，也是因为这部短片，郭月被毕赣导演相中，参演了《路边野餐》；另一个人是短片的导演及主演杨明明。

没想到，杨明明的长片处女作《柔情史》，时隔这么久才问世。

当初《女导演》刚出来时，是令人惊艳的。

影片采用伪纪录片风格，拍了一对闺蜜的感情纠葛。

给我印象很深的是，摄影机与演员的距离很近，几乎是贴在脸和身体上。

更难得的是，演员在镜头前非常自然，一点也没有表演痕迹，就像是记录了一段真实的生活。

也因此，有人又重提“私电影”的概念。

所谓“私电影”，顾名思义，私人加真实。

要表现真实的“私”，杨明明的着力点在于“撕”。

《女导演》讲的是闺蜜俩的“撕”，《柔情史》讲的是母女俩的“撕”。

还有一点不同，《柔情史》不是伪纪录片，而是一部标准的剧情片。

在拍摄方式上，杨明明依然延续了步步紧逼式的镜头风格，我把它总结为“用身体创作”。

这里的“用身体”并不是裸露的意思，而是将镜头作为显微镜，着重呈现面部表情和肢体语言，以此来书写情绪。

影片讲的是中国式母女关系，但我并觉得它很典型。

因为影片中的母女虽是普通人，但她们身上有一层自诩的隐形身份，就是“文艺青年”。

这部电影呢，实际上是一部文艺青年片。

对，是文艺青年片，不是文艺片。

文艺青年片的代表人物是岩井俊二，其特点是自我陶醉又自怨自艾，背后还有一种骄傲。

杨明明导演也是带着这样的文青特质，展开自己的叙事的。

这也让影片呈现出一种矛盾的质感：一方面，在镜头风格上，它是很写实的，甚至是直面冲突的；但另一方面，在情节设置上，它又是矫情的，是过分浪漫化的。

这也使得演员的全素颜表演，显得有些尴尬。

因为失去了戏剧的真实后，表演的真实也就无从谈起，而只会显得做作。

其实影片借角色之口，提出了类似的问题：究竟什么是美？

是否真实自然才是最美的？

是不是最美我不知道，但它必然是美的。

而且这种美，杨明明导演在前作《女导演》上是触摸过的，可是在新作中又有一点失去。

全片采用三种食物，作为三段式的标题，分别是：奶、羊蝎子、瓜。

这三种食物，形成了一个有趣的链条。

奶是母女间的最初联系；羊蝎子是在一个锅里吃饭的亲密，但也难免筷子间的碰撞；瓜既有共同的部分，又有分食的部分，或许才是最和谐的相处方式。

具体到影片中的这对母女。

女儿学导演出身，酷爱写诗，后来转行做了编剧；母亲也爱写诗，爱创作。

丈夫去世后，她得了笔拆迁费，一直攥在手里，舍不得买房，眼看着不断贬值。

这两个人活得都很拧巴，内心清高又总被现实贬低。

她们就像是“文青”这只香烟的两头，一个烧得正旺，一个即将燃尽。

也正是因为她们过于相像又如此不同，她们之间才会爆发激烈的冲突。

影片最后，母女俩达成了一定的谅解。

因为她们都意识到彼此的相似性，女儿不过是年轻时的母亲，母亲也不过是老了之后的女儿。

于是她们之间的战争，就在这种无奈的轮回式的宿命下，稍稍平息。

这部电影我可以给及格分。

推荐给那些在北京胡同里长大的八零九零后们，还有对母女关系话题感兴趣的观众，特别是女性观众。

此外，还有那些对独立电影有情结的影迷们。

毕竟，影片中的母亲是由著名独立制作人，此前制作过娄烨的《苏州河》《春风沉醉的夜晚》《推拿》等影片的耐安扮演的；女儿的男朋友是由著名独立电影评论人张献民扮演的，他曾出演过的最有名的角色，是章明电影《巫山云雨》里的麦强。

看见这两个独立电影人同片演出，也算不可多得的体验吧。

《柔情史》海报这部片子的中文名字叫做《柔情史》，英文名字叫做《Girls always happy》。

可影片却描写了一段让人极度不适的畸形的母女关系。

一边是自我模糊但控制欲极强的母亲，另一边是抗拒但不曾真正意义上主动改变的女儿，我第一次这么讨厌两个主演角色。

这种矛盾感也延伸贯穿整个影片。

这对母女的人物性格，一边有着极致的浪漫，一边被浓重的市井气紧紧缠住。

母亲尽管迈入老年，依然向往文学创作，还会陷入恋爱后，露出小女生一般娇嗔的笑容。

但另一边，两人每次的聊天话题都绕不开「年迈爷爷的遗嘱」。

她们不停算计着，惦念着那套爷爷的老房子。

但行动言语里，充满了对老人的嫌弃。

小市民的神情和语气都让人生厌。

这种复杂或许也是人性的真实写照，是真实生活的一体两面。

杨明明饰演的女儿，导演专业毕业，转行做编剧，但却始终没有一部像样的作品。

每一次恋爱都失败。

最接近婚姻的一次爱情，也以分手告终。

原因是：因为他们都太好了。

她在影片后半程和母亲的谈话中说：怎么会有这么好的人呢？

你看，她的潜意识里，世界是不会这么美好的，疼痛才是真实的。

唯有疼痛，她们才可以始终作出攻击的姿态。

在这一点上，两个人本质上没有什么不同。

让我最最不舒服的地方是，我在这部影片里看到了一段畸形共生的亲子关系。

有人会堂而皇之地冠上「中国式母女」关系。

我举双手双脚反对！！

亲子关系从不应该一概而论。

不是所有的亲子关系都充满了伤害，也不是都充满了无条件的爱。

前者是不幸的，但不是没有机会改变。

后者是幸运的，但也不应被过分赞扬。

亲子关系就是在彼此不断自我完善/互动中，渐渐探索成立的。

孩子是父母的选择，但不应成为父母的延续。

我眼中真正好的亲子关系，应该是互相独立而互相支持。

最后聊一聊总体感受，故事立意很好，一个脱胎于北京胡同的故事，充斥着一种粗粝的美感。

但中间过渡的一些镜头和故事本身联系不大， 使观看体验有割裂感。

人物对白不够口语化。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也不知道是为了什么。

中国文艺作者电影流行起了文不对题。

致敬我喜欢的两部书名《路边野餐 》《地球最后的夜晚》，所以我用来做我电影的名字。

书有扉页，电影最后有感谢。

为什么一定要拿来做题目呢？

《柔情史》导演自己说的：早想好这个题目了，特喜欢这个题目。

那时没剧本，写好了剧本不管什么内容就用这题目。

和《柔情史》同样写一对母女的是《送我上青云》这要吊点书袋了。

取之红楼宝钗的：好风凭借力，送我上青云。

这是要你入仕途，姚晨好像最后是跳下去自杀了吧。

他就是用了送我上青云的字面意思。

还用了一个中国的梗：生我之门死我之户。

不是说不能说性，这个没什么太高级的表达吧？

对八股的误解太大：破题、承题、起讲、入题、起股、中股、后股、束股这个多少个题相关。

我是刚说过故乡的野菜，还是多吸收点自己文化的东西比较好。

如果像送我上青云一样，那简单点还是煎块牛排我吃吧。

看不惯的多了就是不IN了，老了。

本来以为老去是慢慢的渐进的，其实是一瞬间的事情。

非常接地气的一部电影，真实到给人一种看纪录片的感觉。

北京胡同里的一对相爱相杀的母女，上演了同一个屋檐下鸡毛蒜皮的日常和无休止的争吵，生活化的对白能引起强烈的共鸣和代入感，但有的地方也显得突兀。

主线故事之外插入的母女各自的感情戏也很真实，甚至出现了磁疗这种专骗老年人的情节，很多细节都耐人寻味，比如屋里的老鼠、停电后点蜡烛让上帝高兴、闻到隔壁做饭就知道换了炒菜油等等。

片子有种罗马尼亚新现实主义的味道，聚焦女性群体，在这个各种直播泡沫剧横行的时代，很难看到这类题材的电影了。

但也要指出的是，片子整体不够圆润，没有起承转合，剥离了戏剧冲突，如果能把这种家庭戏拍好，那就得多看看侯孝贤或者是枝裕和是如何处理的了。

值得一提的是，全片没有采用一点配乐，演员的脸都是素颜。

最后一个夜幕下公交车的长镜头意味深长，仿佛是在暗喻母子二人今后的路。

胡同里的迷路暗示二人的人生。

胡同版的《女人四十》，没有花里胡哨的拍摄技法，镜头语言很平实，让观众感同身受，也拉近了与观众之间的距离，这么做的缺陷是会显得沉闷无聊，如果要在艺术和家庭片之间找到一个平衡，做到雅俗共赏，这很考验导演的功力，分寸很难掌握。

但话说回来，电影在贴合时代语境这个层次是值得褒奖的，不过剧本还是应该在打磨一下，这样就不会给人感觉只是母女日常生活的拼接，让它既生活化，又有电影感，一个成熟的导演不仅要有对生活的触觉，还要具备电影的嗅觉，二者合一才能拍出一部好的家庭片。

从五一回家期间和父亲的争吵，到开始反思自己和父母之间的关系：为什么每次回家都会争吵？

为什么父亲在我眼里那么不堪？

我在这个家庭中应当承担怎么样的角色和责任？

......带着一连串的疑惑和不解开始去寻找解答。

首先是自己分析父亲的成长经历，父亲在家里的责任，我在家里的责任，在和父母之间已经有了大的代沟时该如何和他们有亲近的关系。

对以上问题有了一定的解答之后，我开始再去寻找一些书和影视作品，想要更深一层的理解，在回学校的第一天，在返程路上以及到校后断断续续把《柔情史》这部电影看完了。

以下是我的影评🌿🌿🌿🌿大致情况：家庭情况：父亲已经去世，家里有母女二人，女儿已经国外大学毕业几年，有一个“没有血缘关系”的爷爷（是亲爷爷）。

家庭关系：家在北京，家庭经历过拆迁，爷爷拿钱买了两室一厅的房子，（家里有三个人），母亲拿拆迁款买了基金，也再没有去工作，基金也没有起色。

女儿毕业后没有工作，写作是在北京租房子，母亲不愿在和老爷子住一起，开始和女儿一起住，两人一起住在一个还算舒适、宽敞的出租房内。

爷爷一人住在较远的房子里，两母女为了拿到遗产会陪伴爷爷，时不时回去爷爷房子里住，每天打电话确认爷爷是否去世，这可能是母女两人为数不多的相同点。

母女俩恋爱状况：母亲：伴侣死后没有找过，但又十分渴望，影片中有一段被骗的经历。

女儿：谈过多个男友，因为他们太好，反而不敢结婚，房租多是靠男友补贴。

母女两人爱好：女儿喜欢写作，片尾是靠写自己并不喜欢的《抗战剧》拿了三万五稿费。

不知道是自己喜欢还是女儿喜欢所以自己也要试试，母亲也写作。

🌿🌿🌿观后感：女儿追求者自己的梦想，母亲虽然在支持着她，但也在折磨着她，母亲喜欢和自己的女儿比较,希望自己的女儿好，但又不希望自己太差，开始了和女儿之间的比较，爱和嫉妒并行。

母亲没有太多朋友，注意力大多在女儿身上，女儿不够自由，开始争吵。

由于单亲和敏感的性格，母亲不接受批评，怕自己的女儿离开自己。

同时害怕孤独，要求女儿陪伴着她，精神上支持，年老之后可以物质上满足。

女儿没有目前没有这个能力，或者说暂时看不到以后有这个能力的苗头。

🌿🌿🌿感悟：父母首先要在精神上和物质上独立，才能更好的教育子女，让其自由发展。

子女要反思和父母之间的争吵,理解父母亲的经历，站在他们的角度去思考问题，然后再反过来寻求解决方案。

在在追求精神上独立的同时也要注意培养自己的财商，这样才可以有自行其是的权利。

“家庭”变成了一个令人无法喘息的黑洞，在这里，“爱”以一种挣扎的方式呈现，城市中的景观成为居住在其中的两个女人上演相爱相杀大戏的小剧场。

这是一部“挑观众”的电影，因为它将一种并不被中国观众所习惯的残忍直接抛上了大银幕。

在主流影像中，很少看见如此苦涩又生猛的情绪表达。

当“母爱”被文学作品反复称颂为世界上最伟大的感情，人人必须顶礼膜拜的时候，《柔情史》仿佛则似一篇出自豆瓣“父母皆祸害小组”的影像檄文，提请观众另一种形态的亲子关系的存在。

《柔情史》2018密集的对话、凌厉的剪辑，以及毫不畏惧地将摄影机贴近人物的脸部，《柔情史》给我们的第一印象是不舒服。

那些被精致的艺术电影投喂并塑造的观众看到这般粗粝的影像，引发的甚至会是一种生理的不适。

我们在银幕上看到了两张丝毫未作任何修饰的活生生的脸：粗大的毛孔、厚重的眼袋……原本可以被遮掩的自然之秽如今以成百倍放大的方式呈现在我们面前；还有母女两在餐桌上相互较劲时发出“砸吧”声，直接引发了一种生理上的厌恶感。

整部电影毫不避讳地展示普通人生活中平常又私密的一面。

想一想你何时在艺术电影中看到过如下的生活细节：比如咀嚼食物、吸袋奶、洗脚……而且这些甚少出现在银幕上的“不雅”细节被聚焦、被放大，如同纪录片般真实地呈现在观众面前。

不适是肯定的，不舒服是必须的，杨明明所要展现的是自己作为一位青年导演本应该具有的“反”姿态。

这种“反”姿态无疑隐秘地指向着法国“新浪潮”。

无论是有意还是无意，它都逃脱不了这个评定。

法国“新浪潮”远非如意大利“新现实主义”那样乃是一套拍摄理念，而是一种青年电影人的姿态。

这种姿态反对之前传统老旧的东西，希望给电影艺术输送新鲜血液，无论这是新的电影人、新的拍摄方式，还是新的艺术理念。

总之，新浪潮确定并凸显了艺术发展中惯已有之的“反”姿态，并将其传播了世界各地，帮助每块地狱的青年电影人拍出自己民族的新电影。

“反”姿态在中国大陆电影中向来是缺少的，因此我们从未有过新浪潮。

“台湾新电影”、“香港新浪潮”是人家的“反”姿态，但我们没有。

第五代电影人走出校园，在八十年代初开始拍电影，很少有什么需要反对的，他们面对的是几近空白的状态。

他们要反对什么呢？

什么也不需要，只需要好好向电影大师们学习，如何将中国大陆电影的水准提升到当时的国际水准即可。

第六代只展示出了很少一点“反”姿态，昙花一现。

而且也无非是学习法国“新浪潮”的拍摄模式来反对第五代的制片模式。

这很可能是历史必然，独立电影必然随着时代变化自然出现，拍摄方式必然会发生转变，这种转变也必然会影响到影像风格。

这是为何第六代的一些电影身上虽然有些新浪潮的影子，但这很可能不是导演刻意追求，更多是是制片模式（低成本、不走市场）限定的。

当下的中国艺术电影（暂不谈纪录片），正陷在两种模式中“不可自拔”。

一种是贾樟柯式的“新现实主义”变奏模式，走一条还原时代与人之间复杂关系的现实之路，往往从物质现实的角度来表达人的生存状态，这同样也是中国传统儒家文论的深刻遗留：文以载道。

另一种则是精致的影像建构主义，不探寻外在的意义，更多专注于影像美学上的建构，学习对象自然是那些伟大的导演：塔可夫斯基、贝拉塔尔、锡兰……这两种模式恰好形成对比，于艺术的自治上分出两条叉路。

之所以会走向这两极，无非是因为这两种类型的中国电影在国际影坛上最被认可。

贾樟柯的成功虽然在第五代电影之后进一步引发了国际影坛对中国电影的关注，但与此同时，成功所引发的模仿效应也无形中侵害中国电影本应具有的丰富性。

而对于后者，则非基于一种独特的民族效应，而是艺术自身内部的逻辑使然。

打造出一部精致的伪艺术品，在哪都可以获得瞩目。

（比如《清水里的刀子》那种极端形态）于是，中国电影缺少一次真正的变革。

这得留待未来，还是现在正在来临？

我们暂时不做判定，至少一些苗头已经出现了。

中国的青年电影人如果可以、并且愿意，我相信新的浪潮会到来。

当然，受制于当下强力的资本，这种可能性显得微妙。

但在还复中国电影的丰富性上，青年电影人还是可以做出自己的努力。

《鸡蛋和石头》（2012）《心迷宫》（2014）《八月》（2016）《米花之味》（2017）《柔情史》（2018）……我想都提供了一些可供我们进一步思考的迹象。

首先是“反现实”，这我在写《米花之味》的评论时已经着重提到了。

必须要从贾樟柯表现“真实”的老套模式中走出来，用新颖“反现实”的方式来捕捉更高真实。

《柔情史》中的母女关系难道真的像现实生活中一对母女可能具有的关系吗？

这里有放大、堆砌、加速等戏剧化呈现在里面，这其实是一种小说的表达方式。

至少母女间暗地里较劲的样子让我想起的是埃莱娜费兰特《那不勒斯四部曲》中”我“和莉拉之间亦敌亦友的复杂关系。

标题中的“柔情”在此与影像间形成了反讽式的关系。

同样，整部电影从头到尾似乎都在“原地踏步”：母女间密集的对话，戏剧冲突点的铺陈。

但这里没有我们惯常所见的通过剧情发展来深化母女亲情实质性的变化，从而产生出一种教义。

不如说，冲突一直在重复、循环，观众看到的是从广阔生活场景和时间脉络中截取出的片段，这难道不是一种更真实的呈现？

这也是对标题中“史”字的反讽式呈现。

同样在拍摄方式上，“反”姿态也是非常明显的。

《柔情史》不去追求一种精益求精的艺术建构，反而让粗糙变成它的优势，从中焕发出一种青年电影应该具有的活力和野性。

在某种程度上，《柔情史》延续着《女导演》“游击式”的拍摄方式：摄影机如同强一样对准着演员的脸部，声音效果也毫不讲究，演员的台词过于书面化，听起来明显是后期配音的……它不还原真实的生活本身（如侯孝贤），而是在破坏、滑移、溢出中捕捉另一种更高的真实。

这真正具有了一种“新浪潮”的姿态。

戈达尔、特吕弗、侯麦等电影手册派的导演们虽然每位风格迥异，但有一点是相同的：他们共享着“自由”的拍摄理念，来反对中规中轨的拍摄模式。

因而低成本、没设备不再是问题，粗糙、混乱、跳跃等也不再是批评一部电影的贬义词，反而成为了鲜明的亮点。

这就无怪乎诹访敦彦在香港国际电影节将“火鸟大奖”颁给了《柔情史》，诹访敦彦实则是日本导演中最有新浪潮精神的一位。

因此杨明明的这种“反”姿态，我们可以说：虽然《柔情史》制作很粗糙、声画不对位、台词过度书面化、表演让人出戏（尤其是一些客串名人的表演，比如张献民、汪民安）、剪辑节奏不太对……但这都不再是问题。

难道会有人为此指责《筋疲力尽》吗？

不，这一切原本对一部艺术电影来说是致命问题的东西现在反而成了它有趣的地方，因为从中诞生出新意，给出了一种真正自由的东西，就像在短片《女导演》中出现过的那样。

虽然描写的很真实 但真的很难以下咽啊 就好比给你一个又老又丑的女人逼你和他做爱一样，但是在飞机上播放这个电影 无聊又没办法看别的 看了一个小时有点让人不舒服后来看这帮奇葩真的好想吐 恶心 但也要给三分 因为我要凑够140个字 擦 你说这个影评写的 我的影评处女座 吗蛋居然还是不够140个字 我疯了 直接退了又白写了 可见我在飞机上多无聊啊 因为刚落地所以才能发 如果一直有网络 我才不看这个电影 应该够了 再不够的话 我就直接关掉了

2018一整年，《柔情史》拿奖拿到手软，不仅入围柏林电影节、西雅图电影节，还获首尔女性影展最佳导演奖、香港国际电影节火鸟大奖、国际影评人费比西奖。

这是一个女孩自编自导自演的长片处女作，剧组大部分成员都是女生。

故事主人公是一对缺乏安全感的母女，因为种种原因，不得不同住一个屋檐下，互相折磨、伤害，看不到出路。

这部电影堪称今年最硬核的国产女性电影，以“令人震惊的真实度”剖析了母女关系的真相，“我的电影当中没有岁月静好的粉饰，我同情女性，也在反思和批判，女人的焦虑是伴随终生的，女性总是更把伤害面向自己”。

自述 杨明明 编辑 陈星

《柔情史》讲的是居住在北京胡同里的一对普通母女，因为种种原因，不得不蜗居在同一屋檐下，互相争吵、折磨的故事。

女儿小雾是一个大龄文艺女青年，自由编剧，没有固定的职业和稳定的收入。

意外获得一笔稿费，她在胡同里租了一个小房子独居，继续搞创作。

母亲已经退休，无业，婚姻失败，事业也失败，可以说一个彻头彻尾失败的女性。

她原本和家中老人同住，因为无法忍受与老人相处，女儿租房后便搬去和女儿同住。

女儿小雾是个大龄文艺女青年

母亲无法忍受和家中老人相处她们看上去都是那种很争强好胜、易怒的人，但同时也过度敏感、脆弱、容易受伤。

她们发生最大矛盾的时候，往往是她们对于自己经济状况担忧的时刻。

女儿分手，母亲就会陷入极度恐慌，因为失去了金钱的依靠。

矛盾还有一个重要根源，是她们两人对于母女关系不一样的理解。

其实她们两个也许都不太清楚人跟人该怎么相处，这可能是更大层面的社会性的人和人相处的问题。

我当初拍这个电影，也是因为想透过这样一个家庭的亲密关系去看待整个社会的人际关系。

家庭其实蕴含着很多秘密。

最早我是想写一个中国版《被嫌弃的松子的一生》的故事。

我好奇的是：为什么会有种人没有人爱？

我们人和人之间的爱到底是什么样子？

吃、吃、吃电影里吃饭的戏特别多。

全片第一场戏，就是母女二人在饭桌上对坐着吃饭。

母亲一边大嚼特嚼，一边絮絮教训着女儿：“你不能相信男人”，“不要让男朋友见到你的母亲，母亲是你的底牌”，“要注意体态，你的屁股又下垂了”……

其实母亲是一个生活的失败者，她没有任何存在感，她唯一能够找到自己存在感的地方就是她的生活经验，于是她拿食物当成一个武器。

因为我活得比你长，吃得比你多，那么我在你的生活上，就有发言权。

“吃”象征了母亲的控制欲。

她们两个人长期相处，两个人唯一可以心平气和在一起说话的时刻其实就是在餐桌上。

在餐桌上，母亲就要树立自己的权威。

只要是她看不惯的事情，她都要发泄出来。

整部片子，用“奶、羊蝎子、瓜”三种食物切分了整体的结构。

这是剧本一开始就有的设定。

我就是想把食物跟他们的生活联系起来。

食物象征着贫瘠和缺乏，可以体现出生活的苍白。

似乎除了吃以外，没有别的东西值得投入和讨论。

牛奶，是最便捷、最便宜，又可以补充营养的东西。

外国人肯定没听说过“羊蝎子”是什么东西，但是中国人历史上有很深刻的关于饥饿的记忆，其实吃肉在一定程度上就是改善生活，就是幸福，所以甚至连骨头都会啃得很干净。

最后一段选择瓜，是因为我想留点希望，有点甜的东西在。

两个人都是巨婴母女两个人都有一点巨婴的意思，都不成熟。

可能父母生孩子的时候，都不知道为什么，他们只是要一个孩子。

很多母亲，在一定程度上可能没有做好当一个母亲的准备。

而中国社会里代际关系又算是主要关系，夫妻关系其实是居于第二位的。

当父母在社会中受到压力和挫折，或者说遇到生存层面的问题时，很容易就把这个东西强加给下一代。

这就导致人际关系的界限很模糊，很容易受侵犯。

我想呈现一个对仗。

两个人在生活中互相折磨，直到彼此都受不了了，就转而分别去谈恋爱。

恋爱中两人也都失败了，于是不得不又回家，继续折磨对方。

母亲偶然遇到自己的老情人，以为可以焕发“第二春”，结果还是无疾而终，还被骗着买了很多保健用具。

女儿拒绝了男朋友的爱情。

其实她的男朋友并没有发生实质性的背叛，甚至他可能是一个改变她命运的人，但是最后她还是离开了他。

母亲问女儿为什么老是跟男朋友分手，女儿说“他们都太好了，像假的”。

有些观众听了这句台词发笑，他们可能不太懂，其实女儿说这句话，并不是在开玩笑。

她是认为日子就应该坏着过。

她已经习惯了和她母亲在互相伤害中度日，她不相信美好。

她认为世界上不太存在那么好的东西，“好”都是有代价的，都是有目的可图的。

表面上看，这是女性对自己感情的自主选择，其实深处蕴藏着这个家庭一点点很悲剧的东西在里面。

说到底母亲其实并不是一个天生庸俗的人。

她不去跳广场舞，也不像很多大妈一样去聊大天。

她心气很高，梦想自己老年还可以成为一名作家。

她也写点东西，下雨的时候她说牛把草一起吃进去，那一瞬间母亲其实还是展现出了写作天赋的。

但是她最终还是被社会变得市侩而鸡贼。

她很痛苦也没有办法，如果不是经历了那么多伤害——男人的伤害、邻里的伤害、历史的伤害，她是不是有机会变成另外一个不一样的人？

女儿可能觉得自己和母亲不是同一类人。

她厌弃母亲，但是其实她长大了就会变成母亲，继续重复母亲的命运，一个性格导致的家庭悲剧。

电影里面有一张席勒的海报，可以反面理解：孩子是母亲，那个母亲其实是她的孩子，就像一个双生胎。

当你的母亲逐渐衰老的时候，会呈现一种反哺的这样一种状态。

我不粉饰岁月静好片子的英文片名是“Girls Always Happy”，“女孩永远开心”，但是电影里面，她们明明都不太开心，是有一点讽刺的。

这对母女的关系，和我们传统理解的东方式的温情是有着天壤之别的。

她们的争吵、她们的世界观，可能会让一部分人觉得不太舒服。

有一次女儿终于拿到了一笔稿费，两人去购物。

女儿对母亲说我们要买这个，她是真的想买点东西给她妈妈，结果母亲一问价钱说不买。

理由是买了之后，那些服务员就该高兴了，她不想让别人高兴。

其实这部电影是有一些黑色的东西在里面。

我觉得它其实没有什么情感，很冷血。

很多人看完电影，觉得力度像是男生拍的。

拍这个电影，想表达的一个核心，就是揭开日常家庭生活中岁月静好的假象。

“柔情”肯定不是字面意思，不如说是从日常生活的伤害和绝望中萃取的几滴足以让她们继续生活下去的希望。

至于“史”字，是因为她们之所以形成今天这种状况，都在之前有很多很多的积累，很多细节一点一滴累积所导致的。

不是说帝王将相的历史才是历史，我们这种平凡日常，也可以构成一部个人生活史。

胡同最fashion《柔情史》最开始没有故事，我就只想拍胡同。

因为我自己小时候在北京南城长大，5岁时搬进胡同，住到16岁才离开。

有很多在那种环境下发生的故事，街坊邻居的，完全是一个不一样的生存状态，也是不一样的景观。

拍北京胡同的电影除了谢飞导演的《本命年》之外，其实很难再看到描写胡同里的平民老百姓故事了。

胡同里面的人都很暴露，这里的暴露是指隐私的部分。

四五户人家，挤在一个院子里面，每一家都认识，声音也能听见，隐私是很少的。

但是胡同生活又很神秘。

那个门常年紧闭，不知里面住的是什么人，临时开一下门，短暂地瞥见一下里面，是很富有生活气息、很丰富的一个场所。

影片里选的一些景都是我平时很喜欢去的地方。

西四的白塔，西海、后海的胡同，我都去那里遛弯。

妙音寺白塔，那个塔体积特别大，穿过两条胡同之后就会发现一个巨大的白塔竖立在胡同里，下面是一个可爱的厕所，很魔幻的感觉。

里面有一个长镜头，小雾骑着滑板车在一个胡同里拐了七个弯。

在胡同里骑滑板车的时候，她觉得自己是一个大王，或者是一个女王的形象。

胡同是她的领地。

女性永远处于焦虑状态《柔情史》是我自编自导自演的第一部长片作品。

先是入围了柏林电影节最佳处女作提名，后面在香港、首尔也都拿了奖，我也跟着去展映参赛。

于是过去的一整年我都在环游世界，而且是免费的。

《柔情史》参加各类影展在各种各样的影展上，看到那么多不同肤色、年龄的女性过来和我说，她们的母亲也是这样对待她们的，我自己也很吃惊。

我一开始怕他们对中国式的这种家庭关系看不太懂，但是其实并没有。

我发现世界上所有的母女关系都是一样的，女儿经常跟自己的母亲过不去。

我自己经历过一段时期的单亲家庭。

我母亲算是一个职业女性，她对我要求很严格。

我知道她其实不想要孩子，她觉得我中断了她如火如荼的事业。

日常生活中，我自己与母亲也存在某种紧迫感。

《柔情史》其实到现在都不敢给我妈看，我觉得那会颠覆她对自己的认识。

导演杨明明我一直对亲密关系很感兴趣，尤其是对女人之间的亲密关系很有感触。

很多母女关系，包括我自己，有时候是内耗、消耗的。

我觉得要尽量避免那种内耗。

好的母女关系，应该两个人都是独立的个体，追求自己的生活，健康的关系，哪怕是亲情，也应该像朋友一样可以交谈、交流。

我觉得不论是成功的女性，还是失败的女性，她们其实永远处在焦虑的一个状态。

女性的那种焦虑好像更把伤害面向自己，是伴随终生的。

原因很复杂，可能和生理构造有关。

女人可以孕育一个生命，这本身就意味着她可能需要像大地一样，去承受更多的东西。

她受到的压力会更大，承受力需要变得更宽广。

《柔情史》里的这对母女，她们之间到底有没有爱？

肯定还是有的。

到最后女儿其实已经发现了，她没法再向她母亲这个年龄的人去提出任何的要求，或者希望她们改变自己，那种正义、批判都已经并不重要了，重要的就是她们能够彼此接受。

柔情和无望几乎是同时发生，这就是爱的双重含义。

其实我拍电影，是想留住那些人性当中的那些闪光点。

我觉得爱一个人是很难的，所以那些美好的时刻，那些人性很优美的时刻，我都想通过电影这种方式把它记录下来。

本文首发于《幕味儿》微信公众号代际传递下的女性贫困纪实青年导演杨明明的处女长片《柔情史》在去年游历过各大电影节之后，终于来到院线银幕跟国内观众见面。

新作延续了她对青年女性生活的关注，从友情层面向亲情进阶，将一对母女复杂的爱恨关系放置在一个窄狭空间中行进着演化着，让观众如照镜般直面最真实却又令人啼笑皆非的代际关系问题。

影片选定的独特空间——北京二环内胡同里一间雨天会漏水的廉租平房——成为了这种“中式女性贫困”故事发生的最佳场所。

房间既是卧室也是厨房和餐厅，一包牛奶要喝得一滴不剩，一锅羊蝎子要留着分成两顿，洗衣机放在廊院里甩干时摇晃得需要一个人全力摁住，住在这里的人们还在使用夜壶。

导演用极大的耐心向我们展现了这对母女的日常生活，从事无巨细的衣食住行到各自的工作与爱情，在看似闲散的叙事节奏里，以充满生活气息的三种食物为章节，勾勒出一幅当代都市中低层女性的生活肖像。

《柔情史》试图通过一些讨巧的视听手段（声画对位、快速横摇、环境声混响）摆脱同类型题材的电视感，但为了表现这对“文青”母女的姿态，在人物对话中加入了很多非日常的台词，在这种纠结和矛盾中，同时讨论着文艺创作中“真实”与“审美”的关系。

所以，在影像的创作意图上，导演一方面想让影像看上去没那么乏味、低级，一方面又倾向于保留、还原生活的纪实感。

这使得成片时观众与影片的距离被拉近，它的切入点极其细微，姿态也很低，人们就像在看自己的家庭日常实录一样（有映后的观众笑言：导演在自己家装了监控摄像头）。

而影片之所以能引起观众共鸣的原因，除了所呈现的生活细节和母女感情羁绊以外，它还展现了很多国产同类型电影里，没有正面涉及到的“女性贫困”问题，尤其是城市中的年轻女性贫困。

何为“女性贫困”？

日本的NHK电视台早在2014年就做过一档名为《看不见明天——越来越严重的年轻女性之贫困》的社会调查节目，在节目中，记者采访了日本各地区年龄在18-45周岁的年轻女性，她们由于家庭等各方面原因导致自身经济状况窘困，生活艰辛。

有的人因为出身贫困一边身兼数职一边函授学位，有的人正值青春却因为背负巨额助学贷款不想结婚，有的人与伴侣离异或伴侣意外身亡后独立抚养孩子，在精神与金钱上孤立无援，有的人由于意外妊娠被夺走了生活的一切最终只能投身色情行业。

在这类贫困的年轻女性群体中，有一大部分人来自单亲家庭，而有另一大部分人，正在成为单亲家庭。

她们中的大多数人尽管经济拮据，却十分注重自己的仪容外形，在服装和发型上颇下功夫，乍看上去跟普通女性相差无几。

她们尽力保持着对生活的热情，追求一定意义上的“体面”，但往往需要寻求心理咨询与援助，通过少量药物稳定精神状况。

在长期的跟踪调查中，记者发现，作为今后社会的支柱、未来孩子们的母亲——年轻女性这个群体在男性优先的企业文化里，成为了普遍贫困的社会族群。

而这种现象，则导致了贫困的代际传递。

因为不同原因成为单身妈妈的女性，在得不到足够经济援助的情况下，将贫困传递给下一代。

为此，节目组进行了后续报道《女性贫困——代际传递效应的冲击》。

与此同时，随着越来越多的女性踏入社会，大部分工作稳定的高学历女性也要面临着“如何工作和生孩子两不误”的问题。

当今社会，女性通过婚姻与生育实现生存物质交换已不再是主流，但“嫁个好男人保障一生”与“养儿防老”这样的观念依然根深蒂固，支撑一个女性作为独立个体生存下去的社会构造发育不良，而年轻女性的贫困问题又在逐渐扩大。

总有一天，女性贫困会成为社会可持续发展体制内一个肉眼可见的囊肿。

虽然中国和日本的具体国情不同，但可以比对的是，在当下全民热议“996”工作制的大环境中，城市年轻女性群体的生活状态和经济状况，以及同样会在单亲家庭里进行代际传递的贫困问题。

无论是在中国还是日本，越来越多的年轻人选择不婚、丁克，抑或无恋爱欲望、忙于工作而导致无时间社交结识新的人从而长期保持单身状态。

这与国家的某些政策或许有相悖之处，但重点是，作为未来社会的一大支柱，广大年轻女性的生活状况并不像我们想象中那么乐观。

较于男性普遍更少的就业方向、岗位数量和薪资水平，大多数的城市女“白领”过得并不如表面那样光鲜亮丽，“年轻女性贫困”问题在中国同样严重。

因此， 杨明明导演的《柔情史》的出现，多少有一点为中国当代“女性贫困”著书立传的意味。

至少在目前的华语电影范畴里，还鲜少有这类个性突出、重点分明地描写女性日常生活的作品。

影片让观众不仅看到了一出母女之间的疯狂Drama，它还让观众（尤其是生活在大城市的年轻女性群体）深切地感受到近在咫尺的窘迫生存状况。

从事业晋升到恋爱婚姻再到赡养老人、福利保障，《柔情史》一一地向观众抛出这些与他们自身息息相关的问题，影片对于年轻女性自我价值认定的启发意义，或许远比只将其作为一部中式家庭伦理情节剧，要来得大且多。

一直以来，女性角色无论戏份大小，其形象定位和发展塑造都是依傍在某个故事类型或者其他的强社会话题之下的，影片在结构故事和宣传的时候，也注重于影片所依傍的那个更加引人注目的社会话题，而不是人物本身。

即使是一个大女主的戏，她们也并不成为一个完全的独立个体活跃于银幕上，因为她们身上承担着过重的叙事功能。

比如《宝贝儿》中关注“无肛女孩”这样的医疗事件，《淡蓝琥珀》借用一个丧夫女性的遭遇来探讨社会阶级贫富差距，《嘉年华》聚焦女童性侵案和流浪未成年人问题，《亲爱的》主要呈现拐卖儿童对不同家庭造成的伤害与影响，而《过春天》则是在融合青春与犯罪类型的架构中完成对跨境学童和“走水客”现象的社会话题讨论。

在电影里我们能看到不少的女性主人公，也能看到不少的“贫困女性”形象，但那往往是一些出于叙事上的戏剧性目的而量身定制的角色，更多的是为了整体故事的发展而特意设计的人物出场背景，影片中所表现的她们的贫穷状态和其所处的底层周遭社会关系也是一种合理推演后的结果。

以往的电影创作者们都意在创造一个可供观众想象且用以同情的贫困女性形象，并希望引导观众走向影片既定的故事情感氛围里去，完成共情已经是他们能做的最大努力，留给观众对单个角色形象背后的思考空间便几乎不存在了。

这其中难免带有着创作者创作时和观众观影时，一种自上而下的“精英主义”式关怀。

并不是说，这类电影中的女性形象塑造是失败或者糟糕的，里面依然有十分动人、出彩的部分，只是在这些文本中，女性的存在感来源于创作者的“我需要”，而这个“需要”多是出于叙事目的。

所以关于“女人们的故事”基本只停留在“设定”阶段，观众都有一套严密智能的心理补全机制，创作者在这样的预设下，只要让观众接受“她是这样的一个人”，就可以展开后续的故事发展了。

角色与其在各自环境中的真实互动，和由这些互动所产生的发展变化是很少被提及的，往往人们看到的都是一往而深的苦难，一往无前的“圣母”，和义无反顾地挣扎。

所以，到了《柔情史》这里，一切变得不再温柔，也不再刻板。

所有能让你会心一笑的瞬间，都来源于自身的生活体验，你觉得银幕上正在发生的故事就是你与母亲的日常，你觉得影片里的母女怎么拥有这么多缺点，这么不招人喜欢，影片在挑逗和玩弄的，正是观影关系里的仿真性和冒犯感。

点睛之处或者说尤其造作之处，就来自于片中人物谈论“真实”与“审美”之间关系的姿态，小雾认为，真实比美有力量，所以她并不信任任何一种太过美好的东西。

生活对她来说，必须时刻充满着危机感，而这个危机感的最主要来源，便是一种身处底层的贫困。

不是所有的北京人都有钱。

母女俩作为北京土著，没有因为拆迁占到便宜而反被房市浪潮吞没，暂时蜗居在二环内的某个胡同小院里，每天谨慎地打量着邻里关系和警惕地审视着院里院外的来人。

早亡的父亲留下了一个没有血缘关系的爷爷，但因为惦记着他名下的那套房产，母亲多年来亲身照顾着老人的饮食起居。

不是所有的文艺女青年都只知道风花雪月。

女作家与女编剧，她不愿意自己的诗作在交流会上被朗读，生怕被人偷去什么，她不愿意站在观众的立场去创作剧本，企图坚持着作品的自觉。

但当维持生活的第一笔稿费下来，还是会立马激动到相拥而泣，大声高喊着抗日剧里的念白。

生活中最振奋人心的，永远是实打实的金钱，不论你是能通读《斯通纳》，还是喜欢阿布拉莫维奇。

《柔情史》让两个小市民脾性的女人迎面相撞，毫无顾忌地相互憎恶、损耗、撕扯，又不可避免地相互怜惜、理解、扶持。

这个由女儿小雾与母亲一同组成的低收入阶层的单亲家庭，其实始终维持着一个极其稳定的相互依赖关系，她们之间的关系看似每日都在经受着各种考验，但这对母女情感上的需要程度和粘合程度要远大于一般双亲健全的三口、四口之家。

在小雾和母亲之间，存在着一种旁人无法参与和融入的绝对磁场，无论是其他外围的男性家庭成员，还是企图进入她们生活的男性，两人都表现出了明显的“排他性”，他们最后以不同方式被母女俩排除在这个家庭单元的情感体认之外。

无论她们在发生矛盾争执和各自进入一段感情后，如何去试图离开对方，她们的生活到最后能够拥有的，依然只有彼此。

你可以说这是命运遭遇使然，也可以认为是外部环境促使，但你倒不如承认，这是她们潜意识之下的内向需求和自主选择。

家庭成员间发生的战争多起于生活小事，但这些小事皆源自生活的贫困。

经济状况的拮据加剧了母女俩在生活各种细节处的紧张程度和对抗心态。

如果她们不是住在如此狭窄的四合院里，如果她们不需要为房租发愁，如果她们拥有想买什么就买什么的经济能力，那么，小雾和母亲就不会因为“先洗碗还是先洗锅”“一个碗要洗多久”这样鸡毛蒜皮的小事而引发一场恼人的争吵了。

贫困给生活带来了一场又一场无聊的战役，她们就在这样的日常里合久必分，分久必合。

同时，电影像我们展现了那种NHK电视台节目报道所说的能传递的代际贫困。

确切地说，小雾和母亲，其实是一种人，她们贫穷，却无力改变现状；母亲将自己的生活状态和经济能力悉数传递给了女儿，即使她的下一代接受了良好的教育，但女儿依然无法通过自身努力摆脱经济束缚，完成阶级上升。

在母亲控制欲极强的严格教诲下，她将自己的“人生经验”传达给女儿，虽然女儿时常有反抗和质疑，但大方向上的东西，几乎是毫无保留地被女儿继承，甚至是发扬光大。

或许母女俩生活的变数在于男人，女儿通过与教授的婚姻来“拯救”自己和家庭，至少可以让目前的生活得到一些改善，但她性格中的孤傲又促使其放弃了这条捷径。

于是母女俩在各自经历了一段不太愉快的感情后，再次重归家庭，继续守望着对方。

两个人还是一样的磕绊，一样的穷，一起在胡同里迷路，一同踏上旅途未知的公交夜车。

贫穷，势必会在这个家庭里继续延续下去，这多少带有着一丝宿命的意味。

所以，小雾与母亲的对抗，其实并不来自于价值观念的对立，她们性格中矫情、脆弱、尖酸、自卑的特质是一样的，对待异性的交往态度也是一样的，对家中老人的赡养问题和财产继承是处于同一阵营的，甚至连喝奶、吃瓜、啃羊蝎子的动作都一模一样，一幅越进食越饥饿，越贪婪就越空虚的模样。

这对母女是太过相像导致了水火不容，影片里表现母女冲突的段落，多少带有些生涩感，彷佛人物说的每一句话都要成为引爆点，这便成为了追求不做作之下的做作了，而人物间一味的争执也会使故事本身陷入一种重复叙事和审美疲劳，导致结尾的难以收束。

这一点，成为了《柔情史》的减分项。

《柔情史》诠释了亲子关系中一种另类的“血浓于水”和“青出于蓝”，这种凸显小市民习性的精明算计和锱铢必较，是对中国底层女性形象的生动描摹，也是对这些女性的贫瘠生活的切肤之感。

影片既不对人物的姿态作道德评价，也不施加所谓的外界压力来促成某些戏剧性的转变。

它只是将一家女人的事摊开来说，满足了角色的口腹之欲，满足了观众的猎奇心理，也满足了创作者追求的文本与生活的互文性。

上一部拥有如此复杂的女性形象的电影，可能要追溯到王竞的《万箭穿心》，颜丙燕饰演的武汉嫂子李宝莉是我们母辈集体血泪史的缩影，它关于性别权利失衡的夫妻关系，关于控制欲尺度的亲子关系，更关于广大中低层的贫困女性群体。

我们什么时候能发现她们——贫困的女性人口，从电影开始吧。

陈好康2019.05.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