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次别离

我没有专业评论电影的眼界和深度，但是我有一颗真诚的观众的心，和独立自由的思想。

越是明白悲观和痛苦的人，才越能有乐观的态度和快乐的人生。

我是在一个晚上看的电影，当然从整体的角度来说，一些豆友已经把电影的精髓分析的入木三分，非常的深刻，我也不在重复。

也许是我的个人经历和电影某些情节惊人的相似吧，这部电影很是触动了我一直逃避的东西。

表面上看起来很美好在生活的人们，其实内心深处对生活很不满意。

我喜欢看细节，我认为那里藏着最深刻的哲学。

别人看到明媚的阳光的时候，我总是喜欢回头看那身后的黑影。

电影中有这么几个片段：1、当西敏要离开这个家的时候，纳德的父亲紧紧的抓住她的手腕不放手。

2、当西敏在拖着行李走到家门口的时候，突然停下来去找一张CD，纳德就在一旁看着就是坚持不挽留。

3、电影结束时，法官问他们的女儿选择跟谁生活在一起，他们的女儿做出了决定但是几番哽咽，含泪无法说出口。

随着年龄的增长，最恨的电影就是平白的说教，泯灭了人的主动思想，把人当成一个传呼机，我这边发消息，你那边接消息。

忽视了任何一个观众都是有智慧的，他们有能力去发掘、体会的东西。

电影不应该直白地表现。

那种完全不留白的电影，能传达的东西反而是有限的。

就像那些中国古代大师们的水墨画一样，他们没有画出来的才是精髓所在。

整部电影里面纳德患老年痴呆症的父亲，一直就是个配角，被人拉来拉去，摆弄来摆弄去。

很多的影评都绕过了这个敏感的话题，因为一不小心就得面中国几千年的文化斥责。

但是电影中给不少的几个镜头，纳德给爸爸洗澡，去医院等等，老人看着这一切发生却没有办法表达，只能用眼神和紧握的手来挽留家庭的完整。

我猜想，西敏走到门口回去拿CD其实是给纳德一个机会挽留，如果纳德说出挽留的话，她一定是会留下来的，但是纳德是个很有原则很现实的人，面对问题他也痛苦，但是有一些东西，不能改。

于是他只能目送自己妻子离开自己。

让自己的子女选择和谁生活在一起，这是对自由的滥用，对于一个11岁的女孩儿来说这是个什么样的选择，都是深爱自己的父母，选择一个人就意味着得伤害另一个人，法律无情的把这种选择交给了一个孩子，这样合适吗？

这和自己动手在自己心口上插一把刀有什么区别。

家庭中的争吵曾经使我的人生受到过很大的刺激，虽然我没有因此走上混乱的道路，但是我确实是受过伤的。

电影虽然描写的背景伊朗，在亚洲的这边，我们有何尝不是生活在这样一种环境中呢？

我的生活中一直伴随着难以名状疼痛感……是对自己，对亲人朋友，是对人性，是对这个世界的疼痛，人们反反复复的犯着一样的错误，却无法改变它。

人性既然不能胜利，生活的这么痛苦，为何不放任自流、同流合污，看看能造出个什么世界。

但是，有灵魂的人总是可以听到呐喊，对这种事情的的放纵就是湮灭，那是比死亡还卑劣的行为。

然！

人生中有时候就像在独自面临千军万马的冲锋，不管你如何的努力，战阵前小小的你也无法对抗这钢铁的洪流，所以既然终究是一败，那就更无所顾及的亮剑，这也是 “临兵斗者皆阵列前行”的真意。

大家引以为戒，不要从曾经受伤害的人变成未来施加伤害的人，不要忘记，不要忘记，永远不要忘记。

这场官司的导火线就是纳德怀疑女佣瑞兹偷窃，而偷窃的对于虔诚的伊斯兰教信徒是一种罪名。

瑞兹坚决说自己没有偷钱，但纳德抽屉里的零钱确实丢了，钱呢？

对于钱的去向一直是个很有争议的地方，但电影中这类叙事的留白显然很有意思，而且拿钱的绝对不是瑞兹！

其实钱是谁拿的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瑞兹确实没有偷钱，但就是因为这个偷窃的罪名引发了一场官司。

法庭上纳德再三强调丢钱的事实，钱也成了事件的因果——因钱而起，以钱消灾。

电影探讨的其实不仅仅是不同社会阶级间人们的隔阂和难以交流，在两个家庭内部都有同样难以沟通的矛盾。

如果西敏拿了钱，她最终没有说出来，她和纳德之间也存在着沟通问题，两个人离婚问题和伊朗独立女性最看重的尊严；而女佣瑞兹不敢说出流产的真相，可以猜想其家庭的负债累累的困窘和其体贴她丈夫承受的巨大心理压力，这可是同一阶级之间的问题。

颇可玩味的是，《古兰经》在影片中共出现了两次，每一次都对应着一次道德考验，敬畏与否似乎成为了两个阶级面对宗教的分野，相对于把尊严和信仰看得比丢失一个孩子更为重要的瑞茨，纳德更多地将敬畏感视作可以利用的手段而非束缚——无论是在面对法官的质疑还是女儿的哀求时，他一次次地发誓却又一次次地说谎。

而因无法保护自身权益而被激怒的哈德特在影片中向法官喊道：“我在修鞋铺干了十年，被他们解雇，说随便我去告。

我打了一年的官司，最后不了了之，他们让我回去待着。

但这次我不会就这样算了。

我就是不像他那么能说会道。

”但是平民百姓的善良和诚实却是出于对信仰的恐惧，或者说虔诚。

绝对的信仰往往等同于绝对的恐惧，这也是没有接受过教育的结果，辩证起来这本身也是互为矛盾。

知识分子的逻辑与表达更清晰，宗教的影响让位于自身的眼界和判断，文化不高的人更传统，他们诉诸于宗教来求得安宁。

值得注意的是，一个夹在这两段法庭对峙中间的细节此时看起来别有意味：法庭外等候的小女孩索玛耶静静地盯着背诵课文的特梅的嘴唇，机械地重复着她的话：“在萨珊王朝，人们被分为两个阶级，上层阶级和普通百姓。

”在一旁的外婆马上更正道：“平民阶级。

”虽然“普通百姓”和“平民阶级”在波斯语中的差别难以考证，但至少可以说，这个细节暗指着两个家庭之间的冲突所激活的恰是阶级之间的分歧与矛盾。

许多评论甚至导演本人都指出，老迈的父亲便是过去伊朗的隐喻，而女儿则象征着未来。

被法官视角与开放结局推上前台的，无非是伊朗中产阶级的现实困境：面对西方力量以及内部阶级矛盾的双重撕扯，个人选择已不再是走出牢笼的希望。

作为一个影龄较短的Cinephile，总是对家庭题材的影片有种莫名的排斥感。

想是，那么多剑走偏锋的剧情片还来不及享受、为何还要拘泥于“家庭片”这种平实到令人昏昏欲睡的影像？

说白了，其实我一向不对家庭题材影片感冒的原因无非两点：一是孩提时蹭着长辈看那些婆婆妈妈的国产电视剧给我幼小的心灵蒙上了挥之不去的“阴影”；二是因为，身在传统支那家庭，必然深谙这个庞大系统精妙而繁杂的关系网对个体生活的巨大影响。

日子一久、人心一疲，便更不愿在寄寓臆想的光影世界里再次反射那令我厌倦的现实。

《纳德与西敏》并不是一部能让我陷入狂喜的影片，尽管我无权否认它的优秀本质。

区区三十万美金的预算、全篇肩扛摄影辅以主观镜头、实体声音取代传统配乐、各种不知所云的语言、加上本身复杂而沉重的叙事题材...然不得不叹服的是，它成功地将戏里戏外的纠结感通融为一体。

几乎没有一点空间设计感的“长”镜头，却在隐约中记录着那屏息的心跳；间或晃抖而不时模糊的画面，却在摇摆中触及手调变焦环的质感。

朴素到以简至上、真实到身临其境，对于家庭题材的影片来说，这样的表面风格往往更能透彻人心。

《纳德与西敏》的情节内容与曲折程度也许还比不上某些大型国产电视剧，然而它的高明之处就在于、通过导演的叙事技巧与洞察力将所有线索在两个小时内展理清晰，不仅摒弃了“婆婆妈妈”的家庭片通病、更达到“余味无穷”的后续效应。

这就好比张择端《清明上河图》与毕加索《格尔尼卡》的差异，前者不厌其烦地描绘了一张繁复而表面的画卷、后者却以小见大地为叙事平添一些新的维度。

卷轴的单调平铺与精妙堆砌的立体套装，孰庸孰巧、高下立判。

本片的原名为《一次别离》（A Separation），然而纵观全作不难发现，Separation的定义显然包含了多层面的具体映射：主线是纳德与西敏这对中产阶级夫妇的离婚争纷、辅线是为纳德家庭做保姆的Razireh为其失业丈夫还债及养家糊口而不幸陷入艰苦现实的“偏离”；既有中产阶级与基层群众间的显性裂缝、也有传统男权主义与现代资本主义价值观间的隐性对峙。

道德与利益的背道而驰、信仰与法律的互批互斥，在深刻的思辨基础上极力丰满了整个故事的内涵与外延。

全片几无矫揉造作之疵，充实而合理的剧情冲突为较为完整与全面的人物形象塑造敞开了足量空间。

家庭成员众多、社会关系复杂，在这样相对混乱的叙事背景下能有条不紊地糅合进剧情牵涉到的所有人物，其导演技法势必精雕细琢而有所偏侧。

其中有三位角色的形象安排颇具匠心、却也不失灵气。

首先是作为冲突根源的“父亲”——一位体态臃肿、身患重病、神志不清的孤老，令人不由得在揪心之中掺杂进一丝厌恶。

然而作为晚辈的纳德与西敏，又何奈孝道之约而坚持不离不弃？

纳德为父亲被佣人肆意“固定”之后而怒不可遏、看到父亲身上的累累疤痕而不禁嚎啕，无不展现了一位保守而传统的男人对于其长辈根深蒂固的忠诚。

因此宏观而言，“父亲”这个角色的隐喻，很明显就是饱经沧桑而日渐腐朽的国家本身。

纳德所代表的芸芸、即是这个国家的中产阶级群众，作为社会的中坚力量而无时无刻不得不承担最为繁重的“孝道”与职责。

虽难免有思想先进的个体（如西敏）为此大胆地抱怨与反抗，然而对故土的感恩与忠诚让刻意的逃避总是被各种道德枷锁所牵制。

对父亲的责无旁贷，就好比那些普通中产阶级群众：虽存在对于国家体系和社会问题的无尽抱怨，但是相互间的依赖感、促使他们仍然孜孜不倦地为国家的运转而奉献着。

这也是片中纳德可以放弃家庭的一切、却唯独坚持要照顾父亲的根本原因；尽管稍显讽刺的是，到头来直接靠自己双手照顾“父亲”的人，是象征着社会底层民众的女保姆Razireh。

其次是作为局外人搀和其中的女童。

片中为数不多的诙谐桥段几乎都是由这个孩子一手创造：好奇地摆弄着补氧设备、贴着玻璃装猪鼻子玩耍、以及桌上足球的同乐画面。

女童在片中的大部分剧情里都是以无忧无虑的快乐形象出现，然而镜头不断通过对其眼神的近景和特写来展现她心理的微妙变化。

这种表现主义的点缀在整体稍显平淡的镜头语言中不可谓不是一番波澜。

在片末，法院房间外的走廊上，留下了两个未成年女孩互相对视的眼神：一边是无奈的痛楚、一边是受伤的仇恨。

阴沉而绝望的氛围，令人感染、令人震撼。

最后一位是作为家庭关系纽带而频繁出镜的女儿特玫。

11岁，本应该是一心汲取知识的学生年纪，却由于父母婚姻关系的破裂而被迫去亲自面对这世俗困境。

特玫的知书达理多次帮助父亲或母亲圆场；甚至可以断言，如果缺少她的串联与协助，兴许事件的结局会出乎意料地早早崩盘。

然而，特玫所付出的一切，本意只是希望父亲和母亲之间能消除互相的误解而重归于好，但在两者争锋相对的过程中，留下的只是她杯水车薪的劝慰与痛苦到临近绝望的背影。

纵观全片，镜头也不止一次地对准了特玫流泪的场景。

泪水的不断重现，仿佛隐现了其内心深处、从焦虑跌落到无奈的过程。

应该说，特玫在影片的前95%阶段内都是整个事件中的一位无辜的参与者，然而最为巧妙的是，影片的结尾突然把重心倾向了特玫。

面对裁决离婚权利的法官，“选择母亲、还是选择父亲？

”，她依旧止不住那涌眶而出的热泪、却无比坚毅地重复着“我已经做出了选择”。

家事的劫难让少女承担了太多本不属于她的压力与责任，然而在度过风浪之后，却可以真正摒弃父亲与母亲双方的束缚、完全根据自己意愿而勇敢地作出抉择。

这是特玫内心上向着成年的蜕变、也仿佛象征着这个国家的新生一代对于争取自由的美好愿景的奠基。

诠释人物形象的背后铺垫，即是那“罗生门”式的繁杂情节。

以片面之言简而概之：这是个充满不公与谎言的喜剧、也是一个饱含亲情与责任的悲剧。

通过大大小小的人际冲突，故事向观众们传达了这个国家、这个社会中的普通群众所日常经历的种种问题与矛盾。

为了利益、为了亲情、为了“孝道”，各个人物、不计其数的谎言离散成一派扑朔迷离的混沌空间。

然而令人欣慰的是，表面上两个不同社会阶级家庭最终还是将显性的争端化解，尽管从实质意义上而言，是“外伤可医、内患不治”。

解决这场纠纷的本源动力，无疑是宗教信仰的精神束缚；而将这场人际战役延续的“恒力”，影片中并没有给出明确的答案。

是人性弱点？

是逆亲刺痛？

是思想固化？

甚至是社会风气、国家体制？

终究会是众说纷纭、各具一辞。

也许，就像影片那个开放式的结尾镜头一样：纳德与西敏隔着玻璃、面对着面、低头不语。

而作为观众的我们，是否也会随着那诡谲的钢琴旋律、而陷入关于自己的沉思呢？

原文地址：http://i.mtime.com/3436179/blog/7220764/

首发原创中文字幕：http://bit.ly/um0imL 总有人说大师级的电影和小成本电影就是不一样，非要拿这部电影和那些动辄投资上亿，充斥着娴熟手法的电影做横向比较。

殊不知，当泰伦斯·马力克走近了科学Dis了covery，伍迪·艾伦掉起了书袋意淫了巴黎，这样一部安静讲故事的电影的出现是多么得难能可贵。

三十万美元的预算，估计还不够《丁丁》一秒钟花掉的开销。

但是大师的电影依旧在大师的粉丝群中屹立不倒，穷苦的伊朗人民依旧在《可兰经》的庇护下作息辛劳，这并不矛盾，也互不干扰。

就像你可能习惯了富二代千金一掷的锦衣玉食，我也总能在一菜一汤的日子里寻觅温馨。

生活就是这样，朴素自有力量。

于是乎朴素的阿斯哈·法哈蒂冷静地将镜头对准了这么看似稀松平常却又波涛暗涌的两个伊朗家庭，轻松松让他们擦枪走火，自然发生这一场场故事。

到头来，还能让观众胸闷心酸，感同身受，估计电影要的，也就这么点意思。

算算场景，无非纳德家、西敏娘家、瑞兹家、医院和法庭，以及几个车上的镜头。

算算道具服装，不过几辆车和一本《可兰经》。

电影大部分拍摄均为手持摄像，全片没有配乐仅在片尾字幕升起时才响起音乐。

更有意思的是，扮演纳德和西敏女儿11岁的特玫，竟是导演自己的女儿，好家伙，这下连演员的钱也省了。

然而就是这么一部朴素的电影，夺得2011年柏林电影节金熊奖和其他多个奖项，该片将代表伊朗选送2012年第八十四届奥斯卡最佳外语片角逐。

朴素的电影，却依旧充斥着凌厉的剪辑、智慧的对白、坚实有力的戏剧冲突。

导演平视的视角，没有给任何一个角色完全的褒贬，正如电影中每个人都说着谎，而每个人都本性善良。

伊朗的社会等级，仅仅通过这两个家庭的一次交锋，便在大银幕上露出冰山一角，供由有心的观众管中窥豹。

电影中特玫外婆和特玫对于伊朗（波斯）萨珊时期的历史知识有这样一句回溯：“在萨珊王朝时期，人们分为两个阶层......上层特权阶层和普通阶层。

”特玫外婆紧接了句：“普通人”。

通过特玫背诵历史知识，我们看到从波斯王朝的萨珊时期到现在的伊朗，这种等级阶层依旧存在，寥寥数语，对伊朗现状讽刺却十分深刻。

导演从未让角色对着社会制度对着管理阶级恸哭控诉，只是专心着眼于两个家庭在社会现实和宗教约束中应有的表现，可谓点石成金、匠心独运。

电影情节的导火索虽然是“分离”，而实际上串起电影的脉络却是“亲情”。

纳德与西敏明明相爱，却为了幸福各自远扬，对于女儿共同的爱让他们备受煎熬，一石激起千层浪，连带着另一个家庭的卷入竟引发了一场悲剧。

导演并未故意夸大角色的伤痛，并未用一种极端的方式来煽动观众的眼泪，于是当无辜的人们为了自己的幸福而不得不说谎、不得不争斗时，观众感知的痛却更加真实。

冷漠的电影处理却蕴含深深的人文关怀，当最后片尾音乐响起，字幕升起，结局依旧遥未可知之时，我们却明白了电影的意义：这，就是他们的生活。

至少，他们有信仰。

PS：电影中的小Loli实在演太好了，萌翻了！

最后那个怨念的眼神中枪了，太有杀伤力了！

补记：从我看初这部电影的时候，豆瓣上只有几百人想看，数十个人看过，到后来心情激动之下第一个翻译制作了中文字幕，电影也被越来越多的人重视，到现在电影最终斩获奥斯卡最佳外语片，电影也排入IMDB第69名；看着这部电影慢慢得到越来越多的人的肯定以及喜爱，是一个非常感动的过程，这让我相信，朴素的电影也一样有春天。

感动我们的，不需要多么煽情的摄影配乐或者千金一掷的特效，或许仅仅需要，那么一个平凡却有力量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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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钱的去向又看了一遍，还特意查了伊朗货币。

综合N多网友的发言，我赶脚钱是老头子拿的。

（1）妻子拿的货币单位跟保姆上班第一天拿到的工资通过电影截图对比百分之80相吻合，但是妻子数了12张，保姆领的看不清，但目测只有24张。

（2）妻子拿钱是保姆上班的第一天，而男猪脚说丢钱是保姆上班第三天，男猪脚在第一天第二天支付工资时都没发现钱少了，这显然不能让人信服。

（3）同意网友观点2012-03-03 09:01:02 [已注销]　　以为痴呆老头已没有意识，其实他比谁都清楚。

他就是要出去遛弯，去买报纸，这是他最爱做的事情。

可是家里人就是不肯带他出去，每天他都跟在坐牢一样，他偷跑出去那次，去报摊，没钱买报纸，只能空手过马路。

钱是他拿的，他想拿去买报纸。

他无法说话，不能表达。

他听到儿子在骂保姆，心里愧疚，就把自己关在浴室，儿子回过头来，怎么也打不开门。

后来儿子从法院回来在家门口重演当日场景，老头意味深长的看了儿子一眼，那是他全片唯一一次抬眼。

（4）女佣的女儿说妈妈没有拿钱，男猪脚说我知道。

我觉得男猪脚很可能在帮老头洗澡时候发现了少的钱，这也解释了为什么之前男猪脚说佣人偷了钱，后来在法院等到女佣说起丢的钱时才说丢了钱，强调自己没说是女佣偷的。

一个细节，男猪脚在帮老头洗澡时抽泣哭了，很可能是对于发现自己错怪女佣后的自责。

（5）对于什么钱的走向不是关键，没什么意义啊之类的傻逼发言，发言人自觉滚出，你懂个P，最憎恨自以为是的，不喜欢就滚，别扫老子兴，老子就喜欢关注这种细节，就撒乐此不疲！

在伊朗电影《一次别离》中，导演阿斯哈·法哈蒂让两个主角一开场便直面镜头，在争吵中各自申诉离婚的理由。

这时候，观众被迫占据了法官的视角。

也就是说，导演一开始就让观众做好了卷入一场“民事纠纷”的心理准备，并且要求观众对“纠纷”像法官一样作出自己的思考和判断。

这场纠纷发端于：西敏决定要带女儿特梅移民，却遭到丈夫纳德的拒绝，因为他坚持留下来自己照顾痴呆的父亲。

另一个纠纷也由此引起：纳德不得不雇保姆瑞茨照顾父亲，他们之间却因为失职和怀疑而发生推搡，瑞茨流产，原本就已焦头烂额的纳德不得不再次在法庭上为自己辩白，直面各种困境和考验。

于是，一场纠纷从家庭内部开始向家庭外部、不同阶层之间、文化差异之间蔓延，同时也改变着原来家庭内部的关系。

一个意外，像一个突然出现的漩涡一样，让不同性格和生活理念的人物在原本平静的日常生活中突然发生激烈碰撞。

在某种程度上，《一次别离》几乎是现实主义电影的一个完美样本：镜头对准身边的普通人，实景拍摄，自然光效，用质朴的旁观者视角（大量肩扛式镜头）贴近而不动声色地记录事件，同时洞悉每个人物的真实困境以及人与人之间复杂微妙的关系，把大量日常生活的要素和情境升华为一个“惊心动魄”的故事。

与多数伊朗电影的非戏剧化叙事不同，导演阿斯哈·法哈蒂在这部电影中展现了在日常生活语境中塑造人物、编织故事的非凡叙事才能。

这部电影中的每个人物都鲜明而独特。

男主角纳德固执己见，坚持原则，在移民和照顾父亲的选择上他从没犹豫过，不该给的小费他会让女儿重新要回来。

然而，在后续的一系列的事件中，纳德却多次挣扎了：他想打赢官司避免牢狱之灾以便照顾家人，但又希望向女儿保持真诚的人格形象；他不想用钱来最后解决问题，但又不想因自己的固执而失去女儿。

于是，我们看到了一个在重重生活压力下艰难地忠于自己的家庭责任、艰难地试着妥协，对别人不免有点冷漠和粗暴的中产阶级男性形象，真实而复杂。

相比之下，女主角西敏显得灵活通达，易于沟通，也善于用钱来解决问题（比如在搬钢琴的小事上）。

她面临的基本困境是：她向往更好的生活，希望女儿有一个更好的成长环境，然而由于丈夫纳德的固执她必须要付出离婚的代价。

她必须在签证过期前，争取丈夫和女儿或女儿一个人跟她一起移民，或者她自己放弃移民，而突发的“流产纠纷”正为她提供了最后一次争取的机会。

对女儿特梅来说，和母亲一起移民还是跟父亲一起留在伊朗，或者别的选择，她必须做出自己艰难的决定。

在经历了一系列的纠纷后，在特梅眼中，父母其实都做了错误的事情：父亲用暴力和怀疑、谎言伤害了瑞茨和她的家庭，而母亲用金钱伤害了瑞茨的信仰和家庭。

特梅最后的选择，不只是在父母中间二选一，更是是两种生活方式中（国外的、本土的）的选择，更是要对整个事件给出自己的道德判断。

在电影最后一个长镜头中，纳德和西敏在法院的楼道里等待着特梅的决定，电影意味深长地结束于此，仿佛在说：孩子，而不是法官，才是最终的、最重要的判决者。

即使是配角保姆瑞茨和她丈夫的形象也是令人印象深刻的。

瑞茨是一个虔诚的穆斯林，信仰主宰着她的行为。

因为身处社会底层而丈夫又欠了一堆债，她不得不瞒着丈夫带着身孕去当临时工赚钱。

瑞茨的困境是，她必须在她最需要的金钱的考验下坚持自己的诚信，“有疑虑拿钱就是有罪的”。

而丈夫霍贾德则是一个失业鞋匠，在社会最底层饱受贫困和压抑，脾气暴躁，对司法系统和上层阶级抱有天然的不信任感。

忍受着丧子之痛的他一方面渴望着公正和尊严（精神渴求），另一方面需要钱来缓解生存压力。

这些人物塑造之所以成功，就在于导演法哈蒂充分尊重故事中的每个人物（而不是把他们符号化、道具化），为他们都设置了独特的处境（压力和困境），并让每个人以自己的独特的价值观和个性来作出选择。

正如编剧大师罗伯特·麦基所说，“无论他言说什么，无论他们举止如何，我们了解深层的人物性格的唯一办法，就是看他们在压力之下作出的选择。

”好的人物塑造和好的故事构思常常是同一枚硬币的两面。

法哈蒂的高超之处就在于，他把如此多的鲜明人物（看似）轻松地放进了一个日常故事中，而不借助任何超常因素或宏大理念来完成故事的构建。

或者说，导演创造了一个丰满而曲折的故事，在其中的冲突里每一个人的处境都是值得深思和同情的。

而且，这些冲突不是宏大的善恶或正邪或是非之间的较量，而是日常生活中琐碎的善之间、或者卑微的挣扎者（常人、自我保护者）之间的对抗。

“设计故事能够测试作家的成熟程度和洞察力，测试他对社会、自然和人心的知识。

故事要求有生动的想像力和强有力的分析性思维。

”麦基在《故事》中说。

无疑，这部电影显示了法哈蒂对自己的生活世界的独特洞察力。

他看到了生活内部不可剔除的各种矛盾和张力，以及在日常生活中深藏的挫败感和压抑感，包括传统和现代的冲突，宗教信仰在不同阶层和人群中的不同影响力，阶层之间的不信任感，维系生活的谎言和对真诚的渴望之间的张力……而且，他创造出了表达这些洞察的最真诚的故事形式。

法哈蒂说，儿子独自照料痴呆的父亲（据说导演有过类似经历），在浴室中给他冲澡搓背，突然伏在父亲肩上失声痛哭，这是这部电影的核心意象，其中的孤独感和挫折感深深地打动了他，推动着他为这个意象编制出一个动人的故事。

我们可以想象，法哈蒂围绕着这个意象不停地问自己：他为何会独自照顾父亲？

他为何会如此哀伤？

他的家人发生了什么事？

他曾面临怎样的选择？

他将如何解决困难？

他在这种特殊的生活境遇中会作出什么特殊的举动或冲动？

他的生活会变得更糟吗？

他所坚持的东西会不会发生变化？

他会如何影响或受影响于身边的人？

这些被他直接影响着的人又是怎样的人？

……故事正是在这些真诚的追问中慢慢浮现轮廓的。

这些追问中往往深藏着一个导演的独特人生体验和思维方式，也让经验逐渐升华，让日常生活的点滴凝聚进全新的故事形式，迸发出耀眼的光芒。

“故事天才——将生活本身创造性地转化为更有力度、更加明确、更富意味的体验。

它搜寻出我们日常时光的内在特质，将其重新构建成—个使生活更加丰富的故事。

”麦基说。

在影像快餐化时代，我们的眼球多数已经习惯了漏洞百出的虚假故事，它们用玄虚来取代实质，用人工来取代真实，用视觉刺激取代心灵对话。

资本的过度介入让影像变得越来越奢华做作，越来越猥琐暴力，电影沦为毫无感染力的资本短期逐利的工具。

当奥斯卡把最佳外语片奖授予《一次别离》（30万美元成本）时，我们似乎看到即使在这个时代好故事仍然是能“脱颖而出”的，就像麦基的“故事炼金术”仍然是能引起广泛共鸣的，但是这些都不能改变资本和电影的基本游戏，这台疯狂的机器仍然需要用大量劣质故事来喂食，并塑造着我们的文化。

“文化离开诚实而强有力的故事便无从发展。

”麦基写道，“不断地耳濡目染浮华、空洞和虚假的故事的社会必定会走向堕落。

我们需要真诚的讽刺和悲剧、正剧和喜剧，用明丽素洁的光来照亮人性和社会的阴暗角落。

”在这个意义上，《一次离别》正是以“明丽素洁的光”深深地打动了不同国家、不同文化中的观众。

法哈蒂用“诚实而强有力的故事”，让一场虚构的冲突具有了直抵人心的光芒，照亮了日常现实。

http://movie.douban.com/review/5196113/这是大神的作品，对于分离的解释当真好，下面是些我的看法，有几处是大神没有说的。

1、开场蒙太奇老实说我不太了解，如果有人理解了的话请告诉我它的作用。

看样子是签证，不过我不懂阿拉伯文是猜的，应该八九不离十。

2、偷窥的第三者 影片中除了大量的主观镜头之外，还存在一种“偷窥镜头”。

有些是过肩镜头，有些是常规镜头，但摄影机的机位选取的极其巧妙，尤其是开头纳德和瑞茨商量工作，西敏收拾行李的那场，一次次跳切营造出一种房间里还存在一位透明人的感觉，那就是我们，我们作为旁观者在偷窥他们的世界。

从来没有一部电影让我有如此强烈的偷窥感，也许这也跟电影沉重的主旨有关。

3、分离纳德与西敏的分离对白出现的时候纳德和西敏在法庭上争吵，从对话中得知他们闹离婚的理由：他们的签证还有40天过期，西敏想带孩子离开伊朗，而纳德想留下来照顾患了老年痴呆的父亲，不同意离开。

此处导演很狡猾地借法官之口提出一个问题：“孩子生活在这个国家就没有机会吗？

”西敏没有直接回答这个问题，导演避重就轻地略过，一切留给观众思考。

插一句，看到一个人的评论中写道：纳德父亲的角色象征着病态的伊朗。

我想了想后觉得挺有道理的，首先老头子喜欢看报纸，报纸本身代表着国家的声音；老头子后来连话都不能说了，且大小便失禁，而从纳德嘴里可知他原来还是正常的——他嘴里一直念着”西敏“，未尝不代表西敏内心对这个国家的留恋——从这里可以看出伊朗病态的加深，大概是因为这样所以西敏才迫切地想要离开这里吧。

这可以看成是人和国家的分离。

其实纳德和西敏的离婚更像是夫妻吵架闹脾气。

西敏收拾好东西回娘家，开车的时候小声啜泣。

之后有她另一次在车上哭泣的镜头，这次她不再默不作声，而是开始抱怨，抱怨纳德没有挽留她，说离婚干脆地就同意了。

但她依然爱着纳德。

她让瑞茨母女搭顺风车，告诉她纳德是个正经人，劝她接受这份工作。

在纳德进了监狱后也是西敏为他奔走，给他交了4000W保释金。

（4000W换算成RMB是多少求解。。

）另外，在纳德和西敏为了破财消灾的事情争吵时，特梅告诉纳德，“她今天本来是要留下来的，她的东西都在车上，我看见了。

”于是西敏的离婚行为便可以看做是一场赌气了，生气纳德不肯跟他走。

但他们最后还是分开了。

被哈德特砸烂的车窗正好是西敏坐着的位置。

这是否暗示着西敏的心彻底碎了。

大人和孩子的分离不管找怎样的借口，爱孩子也好，生活无奈也好，大人总归是撒了谎的。

而小孩子总是诚实和天真的。

纳德的谎言是特梅拆穿的，在特梅一次次地询问下，纳德不得不承认他知道瑞茨怀孕的事实。

纳德说，如果你让我说，我就说。

在法官让他找特梅作证的时候，他没有告诉特梅法官会问什么，他把选择的权力给了特梅，让她选择帮他圆谎或是说出事实（这里与其说纳德是心灰意冷倒不如说他早知道特梅的选择，他在滥用特梅对他的爱）。

特梅选择了帮纳德圆谎，违背了古兰经的教义，从法院出来，特梅坐在汽车上默默流泪。

特梅一共哭了四次。

第一次是爷爷病情加重以至失言的时候，如果爷爷象征着伊朗，那么这是对国家病入膏肓的痛。

第二次是帮纳德圆谎。

第三次是在纳德和西敏为了破财消灾这件事上争吵的时候，这是纳德和西敏从此再也无法挽回的标志。

最后一次，是在法官反复问她你想跟谁的时候。

每一次哭泣都在逼迫这个戴眼镜的文静小姑娘成长。

另一个小孩是瑞茨家的小萝莉。

背着书包却没有上学，跟着妈妈做家政，为了将要来到世上的弟弟高兴，在黑板上涂鸦。

这样一个小女孩带着白色的头巾，如百合般纯洁。

却在这场纠纷中成了最无辜的受害者，母亲流产，失去了弟弟，父母被带进法院询问，自己一个人在走廊上游荡，周围是一群陌生的高大的人。

小孩的干净大概在听到特梅的奶奶纠正她”普通民众“的时候就丧失了，在一旁学舌般念着这个句子大概是要把它印在心里。

小孩和小孩之间的友情是最干净的，从开头的桌上游戏到最后和解时的碰面，小孩们依旧再一起玩得很开心，只是当长辈吵翻的时候，小萝莉阴郁的目光（太赞了）和特梅对视上的时候，我不禁想，她们的友情还能维系吗？

小萝莉大概终于理解之前听到的那个阶层的意思了吧。

小孩总有一天会长大，在一种叫做现实的东西面前。

男人和女人的分离伊斯兰教对女性的压制是很大的。

影片中瑞茨的丈夫哈德特在得知瑞茨背着他去纳德家做工的时候瞬间从乖宝宝变成了暴力分子，恨不能跟纳德拼了，幸好他还不知道瑞茨给老头子换过裤子。。

撇过这点不谈，影片中的女性是没有说过谎的（瑞茨不能肯定是不是因为纳德推她而导致流产，但也同样不能肯定是因为车祸的缘故，虽然影片最后也没有给出流产的原因和纳德到底把她推在了哪里）。

瑞茨在最后对着古兰经发誓的时候犹豫，她怕拿到这笔罪恶的钱会给孩子带来厄运。

女家教知道事实后果断撤回了自己的证词，并回避着与纳德见面（在她眼里纳德已经丧失了正经人的身份）。

西敏知道了纳德的谎言却没有戳穿他，反而去找瑞茨一家试图达成和解。

女人在电影中是受压迫的，但她们的信仰却让她们比男人高贵。

反观男人，教育女儿要尊重现实的正经人一次次地撒谎。

不知为何欠下大笔债务的男人在金钱面前选择了妥协，同样选择撒谎。

这究竟是因为男人承担太多还是他们敢于承担的太少？

阶层的分离在电影看到瑞茨流产之前，我曾一度以为西敏不是女主了。

因为她之前的戏份太少。

后来明白，原来是主题太沉重，得先铺好基垫。

阶层的分离开头就展示了。

搬钢琴的镜头，工人为了一层楼的工钱与西敏争执，西敏无奈下替买主交付了这笔钱。

瑞茨夫妇两次就30W的工钱与纳德协商，到头来在纳德一句”你不干我可以找别人。

“前卸下了防线。

哈德特带着乞求地看着纳德，妥协地说道，“我可以先干几天，你要觉得可以，在30万的基础上再加点。

不行一分钱不用给。

”这种分蛋糕博弈主动权在纳德手上，因为他们没有钱，拖不起时间。

我看别人评论中有提到：纳德没有直接叫过瑞茨的名字，从来都是小姐，而面对家教老师却能叫出名字。

邻居和家教老师固然说了实话，但说话时多少有些偏袒纳德，因为在他们眼里，纳德是正经人，有身份的人，怎么可能说谎。

而哈德特从穿着上看就不像有地位的样子。

导演虽然没有刻意表现，但他们居住的环境差距是很大的。

哈德特憋屈地说，我没有他能说会道。

以头抢门，拿生命威胁，这何尝不是一种无奈下的妥协。

纳德的保释金4000W，西敏不是很困难地就交上了。

而瑞茨却哭诉着乞求法官放过哈德特。

最经典的，是特梅的奶奶那句“普通阶层”了。

还有”你还年轻，明年可以再生一个“。

影片中无处不在表示着阶层的分离。

看大神的介绍就好，我只是补充了几个点。

4、人物形象纳德纳德有一个句式，很狡猾地推卸着自己的责任，利用着别人的爱。

跟西敏离婚时说，“如果她想离开的话，我同意离婚。

”跟女儿说，“如果你让我说，我就说。

”这样当真狡猾不过。

但他却又真是一个好人。

爱着他父亲，不离不弃，哪怕是跟妻子离婚；给父亲清洗身体的时候痛苦地抱着他哭泣，那是厚重的爱；没有起诉哈德特打了他（还有西敏）（当然在哈德特动手的时候他没有还手，性格上多少有些软弱）；他在看到瑞茨哭诉的时候还帮她说话。

这些他都没让哈德特知道，从这点看他是个正经人没错。

而且最后因为女儿的缘故他还是妥协了。

西敏很有女强人风范。

拥有影片中最丰富色彩的头巾，这是她跟普通伊朗女人的分离。

充满着西方女性的独立与自强精神。

瑞茨可怜的小女人，为了替丈夫还债拖着怀孕的身体每天赶很远的公交做家政，干的都是又脏又累的活，却只能拿一点点钱。

普通阶层女性的代表。

特梅为了家庭勇于牺牲的少女，却在残酷的现实面前被迫长大。

哈德特悲情的普通阶层男子。

只是在我看来他打官司不过是为了出气和拿钱。

5、长镜头在这个镜头前，特梅坐在椅子上，对面一个小男孩趴在母亲的腿上睡觉。

她渴望这样的温馨，但是已经不可能了。

回答问题不需要那么长时间，但长镜头生生造出一种时间上的错觉。

西敏看纳德的次数比纳德看西敏的次数更多。

两人隔着一条走廊一扇玻璃，确是再也无法接近的隔阂。

开始以为是《社会记录》，接着又像《今日说法》，推一下推不到楼梯那，又像是《走进科学》，整部电影都是《对话》，说的是《忏悔录》和《道德观察》。

这是一部神作，是奥斯卡最佳外语片的首选，宗教、法律、道德、伦理、现实、社会、体质、等级、教育、信仰的大集合，遗憾的是所有影评都不给力。

必五星。

一、信仰很重要，没有信仰的民族是可怕的。

（伊朗：100分，国人，100分） 二、教育改变社会。

（伊朗：90分，国人，100分） 三、伦理解决善。

（伊朗：80分，国人，100分） 四、法律解决秩序。

（伊朗：90分，国人：一会120分，一会负120分） 五、体质也是建立在信仰之上的。

警察很安分，法官不受贿，医生很正直，老师很和善。

（伊朗：100分，天国：100分） 六、等级是存在的（伊朗：30分，天国：50分） 七、导演是被气死的（伊朗：100分，天国：气死了）

一、译名的“分离”把英文片名"A Separation"直白地译成“一次别离”似乎是欠妥的，个人觉得译成“分离”或许更为贴切。

一来，导演阿斯哈·法哈蒂在接受采访时也说，“Separation”涵盖了诸多的层面，如何去理解，这个问题需要留给观众自己。

"A Separation of...."这个语法结构提供了一种开放性的解读方式，但中文名“一次别离”却隐约有种一锤定音的意味，弱化了电影本身的多重寓意。

二来，看完整部电影，你会发觉所谓“别离”并没有太多向过去告别的意思，也并非是一个位于时间轴上的重要节点，而是将各种“分离”全都交织在一个故事中，且无论在哪一层面上，都显示出了一道鲜明的分野与裂痕。

导演阿斯哈·法哈蒂正是试图通过两个不同阶层家庭的碰撞来揭示出这道分野与裂痕的存在。

二、精英与精英的分离纳德和西敏所组成的中产阶级家庭，显然是伊朗社会中精英的象征。

他们有房有车，受过良好的教育，有体面的工作，负担得起护工和家庭教师的开销。

但导演阿斯哈通过开篇那接近4分钟的长镜头，透露出这个中产家庭正遭遇到的解体危机。

一反惯例的是，在离婚的当口上，西敏依然承认纳德是一个得体而正派的人。

他们唯一的分歧在于，西敏拿到了出国的签证，因为她不愿女儿在这种环境中成长——至于是何种环境，阿斯哈狡猾地略过不表，点到为止——而纳德不愿离开患有老年痴呆的父亲。

老年痴呆的父亲是个明显的隐喻——一个老迈而病入膏肓的祖国。

西敏质问纳德，你父亲还认得出你这个儿子么？

纳德回答，这又有什么区别呢，我认得出他是我的父亲啊。

国家失序的症状之一，便是中产阶级的逃离。

离开还是留守，纳德和西敏无疑代表了这一群体中两种截然相反的的观点。

颇有意味的是，纳德在法院的长凳上对着女儿Termeh举手起誓时，却不想把身边和他拷在一起的士兵的也牵了起来——选择离开的大可自由地离开，决心留下的却处处为僵硬而强大的体系所掣肘，还有比这更绝妙的讽刺么？

三、民众与精英的分离比起精英内部的裂痕，民众与精英之间已然是一道鸿沟。

而这也是整部电影着墨最多的部分。

护工Razieh和她的丈夫Hodjat无疑是底层民众的象征。

他们在身处精英阶层的纳德和西敏面前，几乎毫无话语权。

Razieh在和纳德的薪资谈判中使出了浑身解数，但所有的努力都在后者的一句“下午之前给我个答复吧，这样我也好找别人”前烟消云散。

而她的丈夫，背了一屁股债的Hodjat也只能祭出“如果我干得不错，能不能加点？

不满意你可以不付钱。

”这种以退为进的策略。

对此，隔着玻璃窗的纳德根本不置可否，他只顾提出自己的要求：你明天来吧，带上身份证。

在精英阶层的眼中，Razieh和Hodjat他们，无疑属于一个和自己全然不同的群体。

如果我没有遗漏的话，在纳德和西敏的对白中，有意一次也没有出现过Razieh和Hodjat的姓名。

对他们来说，民众只是一张张模糊的面孔。

其中一场戏是这样的：纳德下班回家，目不直视地称呼Razieh为“女士”，边敷衍着她的问候，边直奔女儿的家庭教师而去，主动打招呼并称对方为“Ghahraii太太”。

两相对照，区别立现。

另一个更明显的桥段是：纳德的女儿Termeh在法院的走廊里背诵课文：“在萨珊王朝时期，人们被划分为两个阶层：上层特权阶层和普通阶层(the normal class)。

”她的外婆立马纠正说，是"普通民众(the normal folks)”。

而此时占据镜头的，正是Razieh和Hodjat的女儿，她在一旁鹦鹉学舌地附和着Termeh的背诵。

导演的用意再明显不过：分离的阶层观念，不仅是后天的自然演变，更是一种人为的假定和预设。

而在双方的直接交锋中，这种差距更是体现得尤为突出。

在法院里，面对纳德和Ghahraii太太条理清晰的反驳，Hodjat只能愤懑地对法官说，“我没什么可失去的了。

”然后他指着纳德，“我的问题在于，我没法像他一样能说会道。

”他情绪失控，他被判蔑视法庭，可他除了以头撞门之外再无他法。

而他的保释担保人，还必须有公务员或企业主的身份才行。

其后，Hodjat放弃了在法庭上的言辞争辩，转而试图用自己的方式来获取真相。

他闯进学校逼迫Ghahraii太太对着《可兰经》起誓，而誓言完成的那一刻便意味着他最后的出路也被堵死。

另一边的纳德完全不同，他只通过一个简单的实验就证明了，他不可能如Razieh所说的那样，把她从门口推落至台阶，因为这根本不可行。

此时，在民众与精英分离的背后，还隐含了另一种层面上的分离——宗教信仰和世俗规则之间的分离。

而无论从哪种层面上来看，高下立判，胜负已分。

事实如此，在精英阶层面前，普通民众彻底居于被动。

平时，他们处于一种失语的状态；而当他们试图抗争时，又完全力不从心。

但吊诡之处在于，在纳德的父亲——伊朗国家的象征——患病之后，西敏选择离开；有工作有女儿的纳德无暇顾及，只好选择雇人帮忙；因此恰恰正是沉默而弱势的Razieh担负起了最脏最累那些活。

阿斯哈以此完成了一幅无比精确的社会速写。

四、道德与现实的分离在事故发生之后，尽管纳德、西敏与Razieh、Hodjat处于相互对立的立场，但他们都在各自道德的约束下被卷入了这场纷争。

只不过，一方信守的是传统的宗教道德，另一方遵循的则是世俗世界的法律规则和个人道德。

但这还只是一个开端。

Razieh的看护工作受制于宗教道德，在为老人洗澡之前，还需要打电话向宗教权威请教是否可行。

在这个一路狂飙的现代世界里，古老的宗教观依然顽强地延续着它的生命力，传统和现代的裂痕也因此日渐彰显。

而因为顾忌丈夫Hodjat的感受而不敢坦白车祸实情的Razieh，一边要将这出戏继续演下去，一边又暗暗地受到道德的谴责。

这种挣扎一直持续到纳德和西敏愿意出钱赔偿，才触及到她的底线。

讽刺的是，她道出实情的理由并不是担心会给自己的女儿带来负面的影响，而是害怕会招来可怕的诅咒。

她的丈夫Hodjat同样是一个虔诚的信徒，也一个因无力养家而自责的男人。

当Razieh袒露车祸实情后，他想收下赔偿金并独自承担说谎的罪过。

此时，在与宗教道德的冲突中，身为父亲和丈夫的责任感最终占据了上风，赢得了一场近乎自残的胜利。

纳德为女儿温习单词，告诉她写正确的答案，即便因此被扣分也无妨，则是一处用来勾勒人物性格的铺垫戏。

在顺便嘲笑僵硬的学校教育之余，更是在表明纳德是一个有原则的人——他不介意为坚持原则付出小小的代价。

但面对法官的追问时，他却违心地说了假话。

当恪守道德便意味着遭受法律的制裁，当坚持的代价过于高昂时，向现实妥协成了一种无奈的选择。

其后法官要求询问他的女儿Termeh，纳德既没有鼓励她说出真相，也不曾怂恿她为他圆谎。

他没有勇气向上攀升，同时也拒绝继续坠落。

他的不选择，却等同于将选择的重担转移到了Termeh的肩上。

而这一转移，不想却成为了另一种分离的肇因。

五、童年时代与成人世界的分离Termeh和Razieh的女儿一起玩桌上足球的那一场戏，是全片中为数不多的几处亮色之一。

那个时候，她们还生活在一个用童话与课本堆砌出的世界里——那是一个黑白分明的世界。

当她们的父母不约而同地选择用谎言来应对时，灰色出现了。

她们被迫承担起了不该由她们承担的重负，保守着一个昏暗浑浊的秘密，她们成了各自父母沉默的同谋。

而后，Termeh迫不得已在法官面前不动声色地帮着父亲圆谎，转眼又在汽车后座上泪流满面。

她的童年时代从此崩塌，而在它的废墟之上隐约出现了一个不可捉摸的成人世界。

临近结尾时，这两个孩子那阴沉对视的一幕，堪称全片最惊心动魄的画面。

在这沉寂的四目相接中，两个小女孩一同在向她们的童年时代无言地告别。

一个残酷的成年仪式完成了。

六、纳德与西敏的分离纳德与西敏的分离，是整个故事的源头，同时也构成了诸多“分离”中最浅显可见的一个层面。

事实上，分居起初只是种姿态，是一件纳德和西敏用来博弈的武器。

纳德以为女儿和自己更亲，她不走，西敏也不会走；西敏知道女儿为了留住她会呆在父亲的身边，所以除非纳德弃子认输，她也走不了。

两人之间，便维持着这样一种微妙的平衡。

但西敏和纳德在是否该支付赔偿金的问题上相持不下，以至于所有本已被按捺下的矛盾瞬间井喷，情势的发展渐渐超出了两人的控制范围。

当西敏朝堵在门口的女儿大喊：“鬼才答应过！

”时，一切都变得无可挽回了。

影片最后，阿斯哈又安排了一个纳德和西敏在法院长廊里等候判决的长镜头，所有的“分离”都在这里等待观众给出自己的答案。

七、伊朗电影与大陆电影的分离好玩的是，对于大陆电影而言，最后还会多出这一层面上的分离。

那些老是把怀才不遇归咎于投资匮乏的苦主们可以闭嘴了，人家这部基本用手持摄像机拍摄的《分离》才花了不过区区30万美元，这点钱都不够国内某些豪华烂片做宣传的，用来雇水军在网络上刷分可能还差不多吧。

至于把所有症结都推诿到审查制度上的借口，似乎也显得不那么可靠了。

继《三个傻瓜》和《芭萨提的颜色》令我们惊觉，原来印象中只会又跳又唱的印度电影已经远远甩开我们一大截之后，面对受到同样桎梏的伊朗电影，大陆电影还留有多少自辩的余地呢？

整体水准低劣，审查制度当然难辞其咎。

但个人拍不出好电影，恐怕只有怪自己内功不够。

对此，借用卡尔维诺的一段话再合适不过了：“免遭痛苦的办法有两种，对于许多人，第一种很容易：接受地狱，成为它的一部分，直至感觉不到它的存在；第二种有风险，要求持久的警惕和学习：在地狱里寻找非地狱的人和物，学会辨别他们，使他们存在下去，赋予他们空间。

”

本片的导演兼编剧阿斯哈•法哈蒂，被称为伊朗的是枝裕和，向来擅于用作品观察伊朗的家庭、社会宗教以及阶层。

在《一次别离》中，他掀开一层带有神秘色彩的面纱，为观众呈现出当前伊朗（至少是首都德黑兰）的生活样貌。

影片的主线是生活中常有的保姆和雇主间的纠纷，平心静气的叙事下不只是拉瓦萨尼夫妇和哈德特夫妇他们面对亲情与现实，利益与道德的选择，更展现了伊朗社会中方方面面的隔阂和分裂，同时让“别离”这个题眼超越国界，探讨了人性中的普遍元素。

好的电影在不卖弄镜头也不触碰审查制度底线的情况下，把主题升华到一个令人叫绝的高度，由此可见这部电影镜头语言的纯熟。

开头约5分钟的长镜头，简练而又克制，讲述了两夫妻在法院对女儿未来的去留争执不下 ，导演刻意摒弃了特效光与视觉光效的运用，而采用最简洁的自然光 ，将观众带到一个坦诚 、真实与自然的场景。

接下来的短短7分钟里，主演纷纷登场：准备回娘家的西敏和男主纳德，以及他们的女儿特梅，纳德患有老年痴呆的父亲，名为瑞兹的保姆和她的女儿。

导演用了83个镜头，利用空间与演员走位完整地展现了这个家庭的生活状态：富裕又混乱。

在展现彼此视点下的状态时，基本以客厅的一扇玻璃为前景，呈现出一种多视角的写实感。

同时手持摄影的摇晃与不稳定增加了这种写实感，表现出这个家庭内部的一种混乱感。

以痴呆症父亲为代表的这个固化的国家，西敏为代表的逃离者以及纳德为代表的固守者，瑞兹母女为代表的伊朗底层，这一阶层关系已在该片段中初次展现，尤其是瑞兹女儿从窗内望向另一端阳台刮胡子的父子，那种阶层的疏离感已经在这个片段中初现矛头。

完美清晰的开端不仅展现了人物关系，更为故事情节发展做出铺垫。

比如，在电影开场这一段，我们可以看到导演对西敏身份的巧妙处理。

在储物柜前收拾东西的西敏大概只占画面的三分之一，整个人被柜子的两扇门夹在中间，看似自由的她仿佛被禁锢住一样，显得非常渺小。

明明很关心这个家庭，明明自己是这个家庭的女主人，却没有正当理由参与家里的事务，只能躲在柜子后“偷听”纳德和保姆的谈话，看似简单的镜头把西敏尴尬的处境表现了出来。

除了采用自然光、手持摄影和长镜头外，《一次别离》在景别上也没有刻意营造视觉奇观，而是大量使用中景和近景两种景别，营造出一种生活的质感，仿佛每个人都在你的眼前，同时也就奠定了电影现实主义的风格。

比如纳德误以为瑞兹拿走抽屉里的钱要把她赶出门外的时候，使用了三组中景近景镜头和一组近景中景近景的镜头来拍摄二人的争执，用近景客观地表现纳德和瑞兹的愤怒，用景别间的快速切换营造激烈的气氛。

影片几乎所有的镜头都是手持拍摄，从头到尾的晃动将人物命运的变化，善与恶的冲突，道德与法律的纠缠，信仰的动荡，通过另一种直观的形式展现出来。

在影片52:51处，瑞兹的丈夫以为是纳德导致了妻子流产，此时镜头晃动得更加剧烈，导演试图将观众带到故事现场感受矛盾的激烈和人物的愤怒。

让观众有参与感，得到的震撼比任何语言或拍摄技巧都更能打动人心，都更有说服力。

瑞兹夫妇与纳德第一次对簿公堂的那场戏中，也就是影片54:8559:10 的段落，很多画面采用了封闭构图，即通过两个人中间的缝隙去拍摄正在说话的另一个人，位于后景的人物会被前景的两个人物遮挡，处于劣势地位。

这是因为两方在极力证明自己清白无过的过程中都有隐藏的信息，都有撒谎的地方，都是心虚而且毫无底气的。

我们不难看出导演特别喜欢采用虚化前景的方式构造封闭的空间，让人产生一种逼仄的感觉。

在开头的7分钟里还有一处典型的封闭式构图：双方在法官面前争执不下，来到事发地点推测当时瑞兹是怎么摔倒的，在01:02:1801:22:24这场戏里，纳德始终处于居高临下的状态，与瑞兹一家所处的空间是完全不平等的，这种人物站位的处理隐喻了社会中两个阶层的不平衡和分离的现状。

全景中的纳德和西敏来找瑞兹的丈夫哈雷特，他们想让瑞兹想古兰经发誓，可以看出当时伊朗人对宗教的信仰和内心的虔诚。

但在影片1:55:50处，瑞兹不愿对古兰经发誓并对丈夫说出了自己隐藏的真相：流产不是纳德造成的。

西敏的到来不仅让瑞兹脸面全无，答应还债主的钱也没了着落，于是瑞兹开始指责西敏。

此时，瑞兹面前有扇玻璃门将她与客厅里的人隔开了，这是有形的分隔。

导演没有让人物的互相指责处在同一画面中去表现激烈的、让人心碎的场面，而是把他们放在各自单独的画面中分别呈现。

这样不仅拉大了人物间的物理距离，也扩大了双方的心理距离。

即使之前瑞兹把西敏可能做事可信任的对象，并把心里的疑惑全都告诉西敏，但此时，两人的信任感轰然倒塌，无法愈合。

所以西敏和瑞兹既不在同一个画面中，中间还有玻璃的隔挡。

在影片将要结束的最后四分多钟里，纳德和西敏去审判室协商离婚，在这时导演把别离的悲伤渲染到了极致。

女儿梅特坐在走廊的椅子上等他们时，看到对面一个小男孩趴在母亲的腿上睡觉。

她渴望这样的温馨，但是已经不可能了。

对于本片，长镜头是对于烘托浓厚的抒情气氛，并且让观众长时间停留在这种氛围里的最好的语言。

西敏站起来往外走的一段长镜头长达三分钟，一直到影片结束。

这个长镜头将一直存在于影片里的淡淡的哀伤与生活的悲欢离合一同延续到了镜头之外，让观众在为人物的命运唏嘘不已时，也不免感慨一番自己的人生，叹息一声生活的无奈。

而结尾和开头的长镜头形成了一种首尾呼应。

法官问特梅是否想好了跟着父母中的哪一方时，导演没有给法官镜头，而是将镜头一直对着特梅。

这个固定镜头将一个11岁孩子的无助淋漓尽致地呈现在画面中。

要求一个孩子必须在爸爸妈妈之间做个选择，本身就是一件残酷的事，而固定镜头又将人物的这种难过与伤心毫不保留、一点一滴地记录了下来，让特梅压抑的情绪在固定镜头下无处躲藏。

导演精心安排的“别离”主题不露痕迹，门框、窗框、玻璃等等都是他的道具。

例如，在判决室门外等待女儿选择结果的纳德和西敏，又被导演安排到了玻璃门两边。

虽然玻璃门是透明的，透过玻璃可以看到对方，但两人之间已经有了一层隔膜，没有办法走进彼此的心里。

此时两人不仅在形式上是处于别离的状态，在心理上也已将对方排除在外了，这样的构图加剧了影片的别离与伤感的气氛。

影片最后并没有说女儿到底跟了谁，开放性的结局给观众留下悬念和思考的空间，这种艺术手法使影片的紧张混乱且冷漠的气氛得到缓解，同时也表现出社会风貌中道德标准多元化，强权压迫的困顿境况中伊朗社会的茫然失措，不知道在社会浮夸的环境中该去向何处。

导演精心设置的开放性结局对主题的表达也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象征意义也就不言而喻了。

长达两个小时的电影一气呵成，故事的格局看似很小，却又能在细节处解释民族的共性。

值得一提的是，全片仅耗资30万美元，却拿下了30多个国际奖项。

2012年的奥斯卡，《一次别离》以更加普世的主题毫无争议地拿下最佳外语片，笔者认为，比起以复古讨巧的《艺术家》来，它在主题的表达和视听语言的运用上更胜一筹。

正如法哈蒂所言，电影终究还是生活的艺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