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佰

不涉及任何历史问题。

《八佰》叙事完全不及格。

举个例子，如果是二战电影，你问这个电影里，特定的人物/士兵的目的是什么，回答打德国佬，或者世界和平，那是不及格的。

是在问你，打败邪恶轴心，你接下来的任务是救一个人，还是到一个地方，到了一个地方之后是不是要到另一个地方，到一个地方是为了另一些人可以怎么怎么样。

孙元良把人留在四行仓库，最该交代的用几行字就敷衍过去了。

影片的开头好像花了15分钟决定到底该从哪里开始。

一个人或者一个团队，要有具体的目标，具体两个字画重点。

我们观众是跟着人还是跟着事？

跟人跟哪个？

守仓库，是为什么？

告诉我为什么这个地方重要，战略意义还是精神意义。

这是电影前20分钟内就必须解决掉的问题，让观众在乎动机，在乎为什么。

动机可以加深，可以扭曲，变化，颠覆（subvert），但如果一开始没讲清楚，你给我的理由仅仅是打鬼子抗日，我作为观众根本不会投入我的情绪，在乎一帮人打斗2个小时，最后半个小时说一句，是表演，是政治。

这是整个电影的问题。

具体到每个士兵和所谓的群像也一样千疮百孔。

士兵方面，完全不知道在打什么，这个等会具体讲。

群众方面，都显得莫名其妙，举两个例子。

比如，电话线这个桥段简直到了可笑的地步。

为什么还要装电话线？

其他人如果是为了钱，那赌场老板的弟弟为什么要牺牲自己，去送电话线？

（这个角色飞奔过去还扎小辫子，我这里直接笑出了声。

）装完了电话线用了么？

再比如送旗子，为什么要送这面国旗？

旗子是刘晓庆的就一定要冒死送过去么？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护旗虽然是尴尬的房间里的大象，反而是唯一说得通的场景。

长官有比较具体的部署（只能说比较），每个士兵的行动也相对有目的性。

接着说最大的也是相当基础的问题，就是空间和时间。

以一系列问题就能展示：空间：大场在哪里？

闸北在哪里？

四行仓库在闸北的哪里？

租界在哪里？

选择四行仓库守，为什么？

那仓库构造是怎么样的？

到底有几楼？

到了仓库怎么布防呢？

哪里强？

哪里弱？

下水道在哪儿？

没有人放哨么？

为什么是被新到的逃兵发现的？

在战斗的过程中，士兵提到东西楼，那东楼西楼分别在哪里？

有区别么？

从护旗的片段看出来，顶楼有机枪，是影片里一直在强调的德械么？

怎么会在那儿的？

电话线装上了，那能打电话那为什么特使要亲自来？

黄晓明演的特使和谢晋元谈的时候有一间有维纳斯的诞生壁画的房间。

这间房间到底在仓库哪里？

是谢晋元的指挥室么？

时间：第一日到第四日，如果第四日算他撤退，都是苦战，是否有任何本质区别？

那为什么要把电影按天数来架构？

14小时前的这个蹩脚的倒叙到底是为什么？

意义在哪里？

这些重要么？

太重要了，因为这些问题导致的后果最终还是影响了电影的故事和人物。

没有清晰的因为所以，导致任何共情需要借助宏大的身份叙事认同的外力。

所有明星煞有其事的背身特写都在破坏（sabotage）故事起反作用。

连煽情都没及格。

电影里的人物可以因为战局混乱稀里糊涂，但观众不能。

没有关于仓库空间的信息，直接体现的是谢晋元没有任何的部署和指挥，除了最后集体冲桥，那是不是说这个长官作为领袖除了发表演讲没有任何作用？

中日实力悬殊，那为什么打不过，是士气，是不够战狼么？

显然不是，那是武器装备？

临阵指挥？

那到底缺什么？

受过教育的德械和剩下的杂牌军区别在哪儿？

中央军的德械到底是什么呢？

跟敌方的装备差距在哪里？

不会只是德军的钢盔吧？

另外还有一些问题，比如意向的重叠。

外面也唱戏，里面也唱戏，脑子里还唱戏，唱两次。

读信和唱戏，只取一个，分开来两个桥段都行，要放在一起，就两个相互打扰，还打扰观众。

白马是中国人的精神么？

真的有必要么？

整个电影结束，是一种看完变形金刚的累和烦躁。

全片两个半小时，不如结尾真实场景的几秒钟。

这不是在说电影制作者技术不精（或许有，但这里不评判）。

是电影创作上智识的参与（intellectual engagement）几乎为零，以为把几个东西符号一样地放置组合在一起，并加以美化和精修，就是讽刺，就是意象，就是感动，观众就该自动得出许许多多的深刻，但这不是观众的责任，不该把你没有做到的一部分完成。

是笨还是懒惰，我不知道该不该相信是后者。

很多年后，当我回忆起那夜《八佰》的放映现场时，将会萦绕着一股香油味。

好吧，是我旁边一位女士的食物增添了另一种感官维度。

趁着这股意犹未尽的味道，我散漫地谈谈脑海中留下的印象。

以下观点仅代表昨夜的我，与今天的我无关。

总体而言，这部影片的叙事视角都是基于小人物，依然没有给国军官长以直面不讳的主角待遇。

我等了一个小时候才终于有一个有力的特写，来自一个即将死去的中国军人。

除了笑张译对一个懦弱者活灵活现却难免油滑的表现之外，观众一直很平静。

整部电影没有专心经营好一个人物，与其说是群像表演，不如说更接近于印象式的表现。

像张译的出色，也是和故事本身关系不大的出色。

我很怀疑里头的每个人物能够真正走进观众的内心，叩寻到真切的认同感。

这部电影只拍八百壮士的故事，淞沪会战的正面战场完全没有提及。

当电影进入主体叙事时，大场早就沦陷，国军大部已是撤退的尾声。

今日四行仓库遗址和晋元纪念广场守卫四行仓库的是88师262旅524团的一营。

电影中提到，88师曾补员五次，八百壮士的主体已经是各省保安团。

真实历史中，更准确地说，已经是湖北保安团。

片中赋予他们具体化的人格，他们并不是王牌军，也不是地方派系，而更像是临时凑补的壮丁。

他们嘴里念的是水稻，他们就是普通农民。

除此之外，他们中还有东北军旧部，被表现成很孬种的角色。

仓库中的四五百国军，在各种陈述口吻中都被视为壮士、英雄，但在几个主角身上，得到了合理地人性化地展现，他们之中也有弱者、怯夫。

当然，事实上，里面还有一部分中央军骨干。

我们听到有一个片段，几个黄埔同学围坐在一起，轻声哼唱黄埔军歌的情形——轻声哼唱，而且没有字幕，歌声和镜头一闪即没，显露出有趣的意识形态上的忌惮。

谢晋元与守卫四行仓库的四位连长，从左至右：邓英、雷雄、上官志标、唐棣机枪连的雷雄连长，上官志标连长，背着手榴弹跳楼的陈树生，甚至是壮士的指挥官与精神代表谢晋元，这些国军官、兵的形象通通都是模糊、薄弱的。

很大程度上，与其说他们是一个人物，不如说他们只是一串姓名符号的借尸还魂。

大多数时候，谢晋元是不在场的，在场的时候，一半时间他站在二楼，对楼下空地上的士兵作着一场又一场只具有符号意义的讲话。

一束强光从他的脑后逆射而来，使得他的面目和身躯完全沉浸在光晕之中。

他的声音是如此无力，而他的形象是如此模糊。

可以说，四行仓库中最重要的一个人物，在片中是最缺乏力度的角色。

但这和演员的关系真的不大，我认为片中没有一个没发挥好的演员。

你可以说杜淳塑造的谢晋元在有限的发挥余地中是出色的，谢晋元在他的演绎下是一个无限寂寥、凄凉的悲剧英雄，但这个形象显得非常地脆弱，远未能表现出他阳刚、壮烈的一面。

当你听到他说话时，你会觉得他的躯体里是空虚的，好像没有重量。

虽然所有人物都缺乏血肉，但谢晋元毫无疑问是最缺乏内容的。

造成这种效果的，是镜头的拍法，更是创作意识的怯懦。

当你拍八百壮士时，是不可能绕过谢晋元、杨瑞符、上官志标这些国军长官的。

但是当你不敢重笔描摹这些人物时，这部影片的价值就已经大打折扣了。

如果是艺术家的话，这部电影就不该拍了。

本来放弃对淞沪会战的整体呈现，只表现对整体局势并无左右之能的一营孤军已经是很大的退让。

可是现在，还要更进一步地退让。

那些确有其名的人、实有其事的段落，退位成背景和符号，本该属于他们的时间和空间只能由被虚构出来的人物和动作所填补。

既然中国军人的形象都如此单薄，日本人的形象我们就更难去苛求了。

开始的时候我一直在等待，看它是否会展露出日本人的人性。

我确实等到了，在影片一个并不高明的虚构情节中，士兵被要求杀俘，一个年轻日本士兵的恐惧和求饶在那一刻是人性的。

但仅此而已，此外，日本人有形象的只剩下一位长官，这个形象完全没有超出过去影视作品中对日本人的扁平刻画。

其余的日本士兵，都只是战场上跳动的人影和数字而已。

主题上也毫无突破和新意。

基本上主题就是，原本只具外交意义的四行孤军，通过四天五夜的奋战，为溃退无能的国军挽回颜面，令列强对中国军队刮目相看，也唤醒和振作了国民抗战御辱的意识和信心。

影片通过各行各业、各种各色的人物来说明，全面抗战是全体国民之责。

这些人物不光有军人，有童子兵，有农民，还有商人、黑帮、妓女。

但是这能否立得住脚，得依靠逻辑链的最初一环——国军真的无所作为。

取得国际尊重并不是八百壮士的事迹才有的，在此之前淞沪会战打了近三个月。

但八百壮士确实具有特殊性，就像一部天时地利人和的大片，在各国势力、中外媒体的注视下，成为巨大的新闻事件和抗战标志。

但影片最后租界内的洋人武装也受到感召，为孤军开枪助阵，这个情节实在令我怀疑其可能性。

国际上感佩孤军的忠勇善战，是真实的，但以资料中显现出的租界势力之软弱、自私、蛮横，开枪助阵实在过于艺术化。

要知道，各国租界代表的是各国的政治立场，蒋介石用那么大代价打这一场大会战，包括最后大军撤退还留下一支孤军，很大程度上，就是想以战促和，打给国际社会看。

倒不是和日本人直接谈，而是敦促国联能够干预日本的侵略。

然而三月战罢，边战边寻求外交施舍，最终是两头落空。

脊梁骨头都打断了，也没换来各国对日方的实质制裁。

所以，会战期间，国联九国之绥靖已经展露无疑，以他们对日军的忌惮、恐惧，很难有开枪助阵此种强硬的行为。

事实上，后来八百壮士退入英租界，怕事的英国人当场就将中国军队的武器给缴了，谢晋元部沦为孤军营，陷身租界，不得自由。

数年中种种监禁、控制、冲突更不必说了，而这一切都是基于对日军的畏惧。

杨惠敏片中充满演绎、虚构成分。

对于一部艺术作品，哪怕是一部重要的历史作品，你也不能要求它一定要忠于史实，但如果演绎和虚构削弱了真实原本具备的力量，我们为什么不能反问：为什么不遵循史实？

一个一个背着手榴弹从窗口跳下的士兵，那是一种苍白的悲壮。

时代往前飞逝，而创作者的意识和手法还停滞在十几年前，实在悲哀。

中国军人在抗战中的表现，其懦弱，其英勇，其活生生的真实的细节，根本毋须脱离实际的渲染、夸大，已然是力道充沛的素材。

冒死拉电话线的情节可能是离现实性最为遥远的一段虚构。

这一段悲壮有余，却好比《三国演义》与《三国志》的差别。

其实仓库中本就有电话线。

要知道，四行仓库这么好的地理位置，这么坚固的掩护条件，原本就是88师的指挥部，能不配备电话系统吗？

不过从电影处处自由发挥的风格来看，倒也不应苛责。

杨惠敏献旗的故事，可能是这四天五夜的故事中流传得最广，却最为失真的一个。

这是受当时的的报道策略，后来杨惠敏的夸大，其他次要当事人的知情所限的影响。

最需要强调的一点是，游泳献旗的事是没有的。

片中至关重要的场面垃圾桥，很多百姓死在这里，日军开枪杀了很多人，但是事实上除了最后撤离的那一场战斗，垃圾桥平时恐怕并没有这么危险，杨惠敏也无需将旗帜裹在身上，渡河泅献。

电影中还将杨惠敏脱下外衣，取下国旗的一幕，处理成“姜武”偷窥看胸的情节。

真实情况是，杨惠敏的确很勇敢，很热心，不过她不是十七岁的少女，有二十多了。

27日晚，她站在桥上，冒着生命危险，朝仓库大声喊话，要求进入仓库服务。

雷雄请示谢晋元，谢晋元不许。

但杨惠敏不走，还问守军需要什么。

谢晋元让雷雄转告：“只要一根旗杆和一面国旗。

”天亮前，旗帜送到，次日上午从仓库楼顶升起。

但紧接着谢晋元就打电话，要求提供一面更大的国旗。

当天下午，谢晋元派人与杨惠敏再次取得联系，拿到一面巨幅国旗，当时就升了上去。

原先那面国旗改挂在靠近租界的侧面。

当晚深夜，童子服务团在叶春年带领下开车绕道而来，再次送来一面他们手中最大的国旗，杨惠敏和记者曹聚仁也随同来了，但谢晋元忙于军事，没有接见他们，由雷雄代为接见。

负伤的士兵被转往租界医治，事先已统一口径，当被问到仓库有多少人时，回答：“八百人。

”电影中也有一名上海本地的方记者进入了仓库，仓库有多少人这个问题就是由他问的，这名记者的原型应该就是战地记者曹聚仁。

可见献旗一事之所以叙述混乱，是因为送了三次，而且献旗者不止一人。

出于众人人身安全的考虑，也可能有媒体追求英雄叙事的本能，杨惠敏被推到了前台，凝练成整个事件中一颗闪亮的符号。

被淹没在日军太阳旗之中的四行仓库楼顶突然高悬起飘扬的国旗，且一面比一面大，这激怒了日军。

影片中据此演绎出在敌军飞机轰炸下的护旗壮举，只能说这很符合商业片的戏剧化逻辑。

但我没有看到日军出动飞机轰炸的叙述，日军主要在一旁的交通银行窗口对我军攻击，并派出了坦克、掘土机和驾着机枪、迫击炮驶入苏州河的汽船——但由于忌惮租界，河道狭窄，加上中国百姓集中船只，设卡阻挠，水面攻势没有得逞。

只是，日军的进攻并没有专注于楼顶的国旗。

影片中这种高度意识形态化的情节还有中日两方指挥官，分骑黑白马，于战场对峙喊话的情节。

日军指挥官向谢晋元强调，这是一场事关你我二人的荣誉之战。

这又落入了以往刻板叙事的巢穴——对日本人的个人荣誉感过分的渲染。

当然，在二马对峙的那一刻，我们能感受到的是两个民族仿若正邪对立的较量。

这匹莫名出现在银行仓库的白马，贯穿全片，它象征的是谢晋元为代表的每一个为抗战付出努力的中国军人的精神，你也可以称之为“民族的脊梁”。

这固然雄浑，但还是一种套路并太过简化的英雄叙事和民族叙事。

观众绝不是为了这样一个宏大的概念走进电影院，安静地坐下来等待的。

我们当然希望看到的是更复杂，更细微，更新颖的表达。

就这个情节展现出来的意识而言，它与片中的戏曲元素是相仿的。

片中的戏曲艺人、戏曲唱词、单骑闯关的赵子龙，都是这种二元化与刻板概念化意识的体现。

当然，你也可以说它出自底层平民视角，体现的是一种朴素的国民意识。

影片中的戏曲元素，演绎成分，在套路化和戏剧化的层面上看是非常好的，但无疑却在削弱影片的精神性，让它始终只能停留在肤浅的状态，无法深潜下去，讲述出一些更为冷静、更为丰富的东西。

身骑白马的谢晋元影片中刻意赋予人物方言口音，却又缩手缩脚，不敢彻底方言化，使得每一种口音都沦为普通话和方言蹩脚的杂交。

当然我也认为彻底方言化绝不是明智之举，影视剧中对方言的选用本就是一门难度很高的学问，我认为一般最好还是使用普通话，想要试图融入一点地域特色加强真实感，反而提醒了观众，你们看的是一场假戏。

一场戏看下来，最令人出戏的恐怕就是谢晋元的口音了。

谢晋元是广东梅县人，似乎应该是客家人，我不知道是不是一定应该讲客家话，但片中的谢晋元带的口音似乎是通常意义上的广东话。

我还是要强调一遍，杜淳是一个不错的演员，但当片中的谢晋元说出蔡少芬式的普通话时，我会疑虑影片对谢晋元的态度是否有一种无法言明的暧昧。

按理说，谢晋元是民族英雄无疑了，但片中对他的刻画都是充满“阴影”的，而且频频不在场。

当这难免有些滑稽的口音出现时，你心里会闪过疑问，这究竟是一种正面的呈现还是负面的呈现？

难道我们在用一种负面的手法表现一个英雄人物吗？

果真如此，那真是影史上的一出“壮举”。

我想这已经无关乎电影，就像片中最后，谢晋元被告知的一样，一切都是政治。

对最应该被凸显的谢晋元如此处理，体现的正是如今的政治尺度。

当我们说到电影中的政治，不得不被说到的就是那面飘扬的民国国旗。

升旗、护旗的情节在片中是一个高潮段落，但这一段最令我饶有趣味地注视的却是对这面旗帜的展现。

不揣冒昧地说，片中的外国国旗都能得到从容的展现，片尾甚至有超大幅的外国旗帜，这面民国国旗却是犹抱琵琶半遮面。

给它的镜头着实不少，可见是想痛快地展现，但大多数时候它只是远远的模糊一团。

显然摄制组为此也费了一番心思，有一次给了个背面镜头，隐隐绰绰地映出其图徽。

还有一次对旗帜非常近距离的展现，我印象中是旗帜炸倒后被重新扶起的桥段，那一个镜头主要是落在旗杆上，随着旗杆上抬，将将露出迎风招展的红色一角。

就在图徽将要露出的一刹，镜头切掉，好险！

这一段是为讴歌护旗壮举，但壮士们护的却是一面不能被我们看清的旗。

影片中最令人失望的政治，还是对抗战中国军的整体评价仍是负面的。

这从一开始对国军溃退这一段的截取已经明确表意。

之后在片中也在暗示淞沪会战中的国军是懦弱的和令人失望的。

一路顺下来的逻辑就是，因此他们没能唤醒那些醉生梦死、麻木不仁的租界人士，没能凝聚起国人百姓共御外侮的力量。

是坚守四行仓库的战士们替国军挽尊，重塑了民众的信心，打动了寰海内外。

可是，如此脓包的国军，将淞沪会战打了三个月。

一味的赞美毫无必要，但基本的尊重必不可少。

对国军这一长久的负面印象也影响到了八百壮士。

其实早在当时，毛泽东就将八百壮士定性为“民族革命的典型”，号召广为宣传。

八百壮士的事迹直到如今，也令人感怀，人们的情感是依托在真实的人物身上的。

虚构人物依然具有代表性和真实性，但比不上真实人物的说服力。

可是这些哪怕只是低级国军官长的人物，也没能得到客观大方地表现，我也只好忍不住一边看一边连声叹息。

其实固守仓库前的淞沪主战场可以拍出史诗性的大片，孤军退入租界后的几年也完全可以拍出很厉害的生活化电视剧，像《风骚律师》那样精彩的。

我看过一些极为翔实、具体的资料，充满完全打破刻板印象的真实细节。

一边看一边想，这一笔一笔的才是应该被拍背呈现的人性，而不是除了歌颂就是批判，总是表现一些宏观的、激烈的、煽情的方面。

比起八百壮士死守四行仓库，我更想看的反而是困在租界中的谢晋元如何苦苦周旋于工部局、求全于国政大计，以及孤军营中悄然滋长的那些他也无法控制的变化。

比如，被概念化的八百壮士退入租界后也曾军纪涣散、官佐丧志，连上官志标在孤军营中都和谢晋元爆发过矛盾。

可是我也不知道我们什么时候能等到那样自然的作品和那样自在的叙事出现。

时值今日，我们也只是在拍、在看八个样板的一千种翻版。

但我不会否定《八佰》，我认为它在这个时代依然有超出影片本身的代表性。

它依然奉献出了大气和写实的战争场面，每一位演员都贡献了充沛的情感和出色的表演，明星没有光环，彼此毫不抢戏，配合得很默契。

影片中最精彩的细节还是形容第一次碰女人的感觉，那是来自中国古典文学的丰富养分，中国的文艺作品，对性描写那是一出手就有的。

最精彩的角色还是张译的老算盘，那股郑重其事的油滑制造出的笑料，令观众没有白来。

更为重要的是，《八佰》在文献上的价值，它用它的叙事方法、意识形态和政治遭遇，在映射着这个时代。

对于未来，我们永远都要有信心。

历史不是洪水猛兽，历史不是政治。

历史是养料，是桥梁，是纽带，是我们每天早上起床自然而然就会面对的东西。

（公众号：段雪生）相比凝练、恢弘的叙述，令我沉迷的将永远是细节，无尽的细节。

那么，退守租界之后，壮士经历了怎样的凶险和磨难？

英雄又为何命丧宵小之手？

请看——壮士八佰归何处，将军孤愤几人知？

从点映到现在正式上映看到的各种乌七八糟的关于八佰“黑点”的宣传居然也有不少，虽然没一个能打的。

至少在我看，八佰招人记恨令一些人格外害怕的点根本不是孙元良，不是国军抗日，也不是各路人马东拉西扯编派的“历史失实”，而是因为这部电影反宏大叙事、反意识形态、反英雄、反战。

即使已经是一退再退、再三妥协后的成片依旧能看得出，这部电影想拍的，是人。

是那些被贴上标签被简单归类的敌我，好人和坏人，自己人和外人。

以至于影片最糟糕的部分反而是最后落入窠臼的英雄化特别是对谢晋元的强行拔高。

即使在现在这种程度的妥协之后，它依旧满足不了一些人需要的那种可以担负起“教化任务”的政治需求。

怎么能容忍人们去想呢？

意识到战士也是人就会想是什么把他们从田野从石匠铺从母亲的身边拖进战场送死，意识到敌人也是人就难以把子弹把刺刀插进对方的身体。

现代战争讲的战争法，那些谈判桌上制定出来的虚伪规则，却永远回避不了一件事：不管代表的是何种高贵的精神、冠冕堂皇的借口，人被杀，就会死。

八佰并不是一部成功贯彻了创作理念的作品，限制太多决定了它没法伟大，商业的考量、过审的考量、观众眼界和接受度的考量，以至于看得出在被删的13分钟前就一直在妥协。

即使如此，在妥协和阉割后留下的这点力量都能让一些人如此惧怕，反倒是显得更加讽刺了。

*补充一个似乎没出现在片尾字幕的“彩蛋”：当辛柏青出现在侵华日军军营里，远处背景传来的歌声是文部省唱歌的「故郷（ふるさと）」，这是当时日本小学课本上的歌，也是太平洋战争期间作为思乡曲被传唱最广的歌。

为什么要拍穷凶极恶的敌人整理尸体、家属哀悼亡灵、为什么要允许侵略者也唱着思乡的歌？

反省战争对人性的摧残并不是战败者的“特权”。

不是最辉煌的时刻，才配写入历史。

那些最惨痛的记忆，将成为史诗万世传唱。

“八百孤军血战四行仓库”的事迹，是中国抗战史上最震动人心的一幕之一。

从10月27日孤军奉令留守闸北开始，到10月30日接到命令撤入租界，四天惨烈的战斗，让苏州河畔的四行仓库，成为了举世瞩目的焦点。

在之后长达八年的抗战中，只要提到“孤军精神”、“八百壮士”，就足以让人血脉贲张，斗志昂然。

它俨然成为了中国人民抗击外来侵略的爱国精神的象征。

直到今天，这段英勇的历史已经成为了一段珍贵的国家记忆。

根据这段历史改编的电影《八佰》于8月21日公映，引爆票房热潮。

但本专题并没有使用“八佰”这个热门数字，而是使用经过历史学者严谨考证出的四行孤军真实的人数“四百二十”。

这是四百二十条鲜活的生命。

即使今天的我们，与他们已经相隔83年的时光。

但如果他们脱下军装，你会发现这些后世敬仰的英雄，与我们并无不同。

他们也有暴躁的脾气、有年轻人的躁动，他们也会背地里说长官的坏话，会因敌人逼近而恐惧得瑟瑟发抖。

但就在那四天中，他们每个人都迸发出人类身上最英勇无畏的品格。

他们清楚强敌围攻之下，再坚固的工事也难以坚持长久；他们也明知自己是孤军奋战，永远不会有援军来解救他们。

当他们接受命令的那一刻，死亡就是注定的结局。

但正是他们，在那四天里，以自己的勇敢坚毅，扛起了这个国家抗战到底的希望和决心。

尽管在今天看来，这场战斗在整个抗战史上，可谓微乎其微，但它的影响，却超越了那些以千万为计量单位的重大会战。

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

它让人相信，人类身上总有些事物是如此的神圣不可亵渎。

哪怕这亵渎的诬妄之辞，打着“质疑”“求真”的旗号。

历史并非容不下神话，但诬妄之辞，终将随风而逝。

唯有真实的历史所构建的神话，才能成为史诗，流传千古。

2020年8月22日《新京报书评周刊》四百廿 历史与神话中的四行孤军 撰文 | 李夏恩烟柱腾空而起，与低垂的乌云相接，连成一片厚重的烟墙，在残垣断壁间蜿蜒，所经之处，炽烈的火焰贪婪地吞噬着一切，将深秋十月的瑟瑟寒风化作灼人的热浪。

但灰白的余烬，却如凛冬的雪花一样，带着余温，缓缓落在这片焦黑色的大地上。

宽阔的街道变成了坑坑洼洼的小径，小径则被瓦砾掩埋，成了高低不平的山丘，摇摇欲圮的建筑物不时落下碎石残砖，绝望地为这片废墟添砖加瓦。

战后的闸北，只剩一片残垣断壁。

这就是张秋明眼前所见的一切。

他是一名普通士兵，隶属于88师524团一营二连，在过去的七十多天里，他亲眼目睹闸北，这片上海华界繁华喧嚷的所在，如何在频繁的轰炸和激烈的巷战中化为废墟。

在战事最严酷的两周里，平均每天有超过两百枚炸弹倾泻在这片土地上。

在这片死亡的杀戮场上，他身边的同袍弟兄像麦秆一样被整片收割，几乎每五名士兵中就有两人会牺牲。

张秋明能安然活到现在，可以说一半是靠运气。

放眼四周，那些熟悉的身影已经长眠沙场，而新的面孔，他尚未曾熟悉，就已阴阳两隔。

当兵推上战场的普通人张秋明可以算得上是营队里的一名老兵了。

但仅仅两个多月前，他还不过是上海的一个平凡铜匠，唯一和士兵这个职业沾边的地方，就是他曾在汉阳兵工厂做过修理枪械的工作。

他当兵的经历也颇为偶然，作为一名靠双手吃饭的手艺人，他不必像那些贫民将“当兵吃粮”当成谋生出路。

“他妈的，上战场去！

”这个念头，在“八一三”事变爆发前开战风声日紧时，也曾在张秋明的脑海里转悠过，但却没有付诸实践。

直到8月11日那天，他正在路上走，突然被军队拉了壮丁，硬拖去扛麻袋。

张秋明“没有休息的接连一天半，只吃了一顿饭”，没拿到一分工钱，却吃了不少棍子，“我后来实在做不动了，木棍子抽得我一条条多粗的痕，我怨透了，我的脾气使我受不下去，才决心报仇”。

于是，在8月12日下午两点钟，他趁机逃跑，直奔88师的征兵处，自愿投军。

88师原本是战前中国最精锐的4个德械师之一。

在留存至今的照片中，可以看到这支威武之师头戴德式钢盔，身穿挺括制服，手持枪械的勃勃雄姿。

但张秋明的加入，多少打破了这一威武雄壮的表象。

这样一个毫无战斗经验的毛头小兵，仅凭能操弄几下儿轻机枪，就“很够资格”顺利入伍。

可以推想这支精锐之师，在临战前紧急征召了多少张秋明这样的新人，简单地训练后，就将他们投入激烈的杀戮战场，用脆弱的肉身闪避密集的炮弹来获得经验值。

许多人被无情地淘汰。

经过两个多月的激战，最初投入战场的老兵已经寥寥无几。

“原先的军官和士兵骨干现在只剩下两三成”，在10月26日向第三战区副司令顾祝同的汇报中，88师的参谋长张柏亭表示“本师已经先后补充了六次，目前老兵只有十分之二三”。

他将这一情形比作沏茶，老兵是茶叶，而新兵是开水：“初沏时味道很浓，但经过六次冲开水，冲一次淡一次，越冲越淡”。

一名88师的老兵，正在悠闲地抽着香烟。

88师战斗力的急剧退化，一名友军士兵形容这些增补的新兵们连打仗时匍匐前进都不懂得，还大声嘲笑这种“趴着打仗”是“藏头缩尾，有点儿怕死”，而自己则是挺胸抬头“站立着打”。

尽管站立打仗看上去确实英勇无畏，但冲锋上阵，“敌人枪炮声，他们的哀嚎声，不幸地已谱上了交响曲”。

士兵的军容，自然也不复从前一般挺括威武。

《字林西报》的记者罗德兹·法默近距离采访了一群88师的士兵后写道：“他们看起来似乎弱不禁风，一些人背着油纸伞；有一名士兵竟然带着一只金丝雀。

很多士兵走路手牵手。

滑稽的是，这些身形瘦弱、衣衫褴褛的男孩儿们，都是中国的英雄。

”焦友三就是这些增补进来“中国英雄”之一，他来自于湖北通城一个名叫羊镇的小村镇，是湖北省保安队的一名队员。

保安队并非正式的军事组织，而是地方维持治安组建的部队，类似于乡村警察和民兵组织的综合体。

作家汪曾祺在《大淖记事》中描述的保安队可谓典型，他们就像一群集合起来的散兵游勇，多半在形同虚设的训练、无聊的擦枪和赌博中虚掷光阴，偶尔和当地小股土匪的干仗就算军事实践。

这些保安队员被简单地集合、整编，就在乡亲们的欢送声中登上用树枝伪装车头的火车，经过七天七夜的舟车劳顿，抵达上海。

焦友三被补进一营第三连，他很快发现在这个营里，湖北人占了十分之八的人数。

与他一起的通城老乡则占到了其中的百分之六七十，共有一百五十多人。

而他的同乡樊城则注意到，在他们抵达之前，这支部队牺牲惨重，“每连一般只剩下了五、六个人，最多也不过七、八个人”。

战事的惨烈可想而知，他们自然也能意识到自己即将面对的是何等残酷的战况。

简单地训练后，这些新兵旋即被投入闸北战场，接受死亡的试炼。

他们每人拿到了一支中正步枪，三百发子弹，两箱手榴弹。

寥寥无几的战斗经验就是“敌人冲锋时，隔远就用步枪射击，离近就扔手榴弹”。

一名典型的中国士兵形象，胸前的弹药袋里放着两枚手榴弹。

勇气和信念，多少弥补了训练、经验和战术上的不足。

10月18日，88师组织了一场大规模的突袭，在大炮和迫击炮的轰炸掩护下，轻装上阵的士兵们沿着火车北站大街急速行军，在日军尚在惊愕无定之时，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占领了四川北路的一段，切断了日军的补给链。

但短短五天后，情势逆转。

日军进行了猛烈的反扑，占据空中绝对优势的日本战机对中方阵地进行轮番轰炸，许多士兵来不及还击就粉身碎骨，或是被炮弹气浪掀起的地皮砸进土里。

10月26日，在日军强大的压制性火力和精良的装甲部队的攻势下，大场陷落，随即陷入一片火海。

苏州河以北的军事压力几乎全部压到了闸北守军身上。

日军对闸北实行大规模空袭。

一名中国记者站在公共租界通往闸北的新垃圾桥上向北张望，他看到凌晨五点开始，日军就派出四五十架飞机进行狂轰滥炸，直到下午五点半空袭才告一段落，“敌人引起的火焰高数丈，整个都在红光的围绕中”。

溃败已经无可避免，对中方来说，唯一合理的方案就只有尽量保证有序地撤退，保存有生力量。

24日晚，中国军队的总撤退以一种近乎悄无声息的方式进行。

前方以激战作为掩护来保证大部队的撤退得以隐秘而有序地进行，大批士兵和辎重车马不断转移。

10月26日晚，几乎全部军队都撤出了苏州河以北的阵地。

令人费解的是，日军几乎没有觉察到中国军队大规模转移的迹象，在对闸北进行了一番狂轰滥炸后，他们没有乘胜追击，而是正忙着在废墟上插满太阳旗。

张秋明这样的88师的老兵和焦友三这样增补不久的新兵，如果不出意外，也会跟随大部队一起撤离，转移阵地。

至少这天晚上10时，他们所在的第一营得到的命令是：“大场已失守，我们部队今晚有转移新阵地的消息，各营可马上命令各连准备妥当，在原阵地待命，工具器具弹药等，一概不准遗失”。

但仅仅一个小时后，他们的命运即将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

命令小人物的命运与大人物的算计两枚炮弹呼啸着从正面飞来，杨瑞符敏锐地卧倒在地，闪身躲过炸弹，但爆炸震起的尘土和弥漫的烟火却险些让他窒息。

四周枪炮声愈加紧张，他鼓起勇气，冒着弹片冲到位于上海北站的团部大楼。

35岁的杨瑞符，是88师524团第一营的营长。

如果现存的照片可做参考，那么他看起来更像是个戴着金边眼镜、温文尔雅的书生模样。

但事实上，他已是久经战场、经验丰富的老兵。

自19岁入伍以来，从吴佩孚的军队一路辗转，北伐战争中转投国民革命军麾下，直到淞沪会战前不久才晋升为营长。

杨瑞符像一个小时前，他刚奉令前往团部接受部队当晚转移新阵地的命令。

这条命令让杨瑞符内心“好像失了一种宝贵的东西一样，形容不出地苦痛着”。

回到营部，他拨通给团长韩宪元的电话，诉说自己对撤退命令的不满。

他列举自开战以来的两个月里，我军成功击退了敌人以大量炮火进行的四次总攻，他反问道：“今天，我军虽有伤亡，可是还有许多巩固工事和实力，难道就这样白白地把我们的大场丢掉吗？

”团长以“战略上的关系”为由，拒绝了他坚守阵地的请求。

杨瑞符只得无奈答道：“好吧！

”但一个小时后，他冒着枪林弹雨再次前往团部，看到的却是一副紧张而奇怪的场面：“我见到团长敬礼毕，两目注视团长很久，可是团长一言不发，观其神色，私有欲言而难言的苦衷”。

二十分钟后，团附谢晋元从师部回来，同样神情紧张地将一张小纸条交到他的手中——谜底终于揭晓，纸条上写的是88师师长孙元良下令524团第一营死守闸北的命令。

对杨瑞符和524团的军官来说，这道命令突如其来。

但它却并非临时起意，而是一番思虑权衡后得出的结果。

10月26日上午，第88师师部接到了战区副司令官顾祝同的来电。

顾在电话中征询师长孙元良的意见，有意将88师留置在闸北地区，分散据守，相机展开游击战。

孙元良却认为此举是在无意义地浪费兵力。

他深知88师早非战前精良的德械师，而是由保安队和新兵拼凑起来的队伍。

在他的备受非议的回忆录《亿万光年中的一瞬》中，他写道自己当时直截了当拒绝了顾祝同的征询：“我不同意。

为什么呢？

如果我们死一人，敌人也死一人，甚至我们死十人，敌人死一人，我就愿意留在闸北，死守上海。

最可虑的是，我们孤立在这里，于激战之后，干部伤亡了，联络隔绝了，在组织解体，粮弹不继，混乱而无指挥的状态下，被敌军任意屠杀，那才不值，更不光荣啊！

第八十八师的士气固然很高，并且表现了坚守闸北两个多月的战绩，但我们也经过了五次的补充啊！

新兵虽然一样忠勇爱国，但训练时间较短，缺乏各自为战的技能——这是实际情况，所以我不能同意。

”如果孙元良的回忆可靠，他的反对确实无可辩驳。

将一群缺乏训练的新兵拆散送上装备精良的敌军盘踞的阵地，无异于集体送死。

他特意派出参谋长张柏亭面见顾祝同进行详细的说明。

前往司令部的路上，张柏亭看到三五成群从大场阵地溃散的伤兵正在仓皇逃散，敌机不断在空中盘旋扫射。

在经过了反复的停车躲避后，张柏亭终于抵达司令部。

他首先向顾祝同报告了沿途所见的溃散情形，打算以此触动顾祝同改变让88师留守闸北的想法。

但顾祝同却告诉他，这并非他个人意见，而是来自最高指挥官委员长蒋介石的指示。

顾祝同解释说，国际联盟十一月初要在日内瓦开会，会中接受我国控诉，将讨论如何制止日军侵略行为。

所以蒋介石有意让88师留守继续作战：“寸土必争，要敌人付出血的代价；并相机游击，尽量争取时间，唤起友邦同情。

”张柏亭在多年后对他与顾祝同这场谈话的回忆，很容易让读者产生一种印象，认定留守闸北作战的88师将士浴血奋战的目的，不过是一场用来取悦西方列强，博取“友邦同情”的“表演战”，并且进一步得出结论，认定军方高层就是牺牲将士血肉媚外求和。

毕竟，“国际联盟”以软弱无能著称于世，这种无能还有众多先例，两年前，当意大利入侵埃塞俄比亚时，尽管国联做出制裁决定，但根本未能践行。

更早的四年前，当国联委派的李顿调查团赴东北对日本炮制的伪满洲国进行调查，尽管调查后做出了谴责日本的声明，但日本的反应是直接退出国联。

如今，自卢沟桥事变后，日本已侵占华北，上海及苏嘉地区也岌岌可危。

国联除了开会和发表一些看似不疼不痒的声明外，似乎更是一无是处。

卢沟桥事变爆发后，7月14日，驻英大使郭泰祺奉命向英国政府提出向国联申诉的问题，但遭到英法两国的共同婉拒。

直到淞沪会战爆发初期，外交家顾维钧奔走游说，但各国首脑仍然只是口头声称同情中国抗战事业，但“谁也不能单独地采取任何行动”。

然而，淞沪会战爆发一个月后，9月13日开幕的国联第十八届大会，却宣布将中国申诉纳入大会议程。

顾维钧作为中国首席代表在会上发言要求国际社会援助中国抵抗日本侵略。

16日，大会决定将中国的申诉提交远东顾问委员会进行调查。

28日，国联大会通过决议，谴责日本飞机滥炸无辜。

10月6日，国联大会通过决议：“对中国表示道义上的支持，并建议国联各成员国不得采取任何足以削弱中国抵抗力量和增加它在当前这场冲突中困难的行动。

建议各成员国应考虑通过何种途径分别给中国的援助。

”并建议尽速召开会议进行进一步探讨。

同一天，美国正式宣布日本为侵略国，破坏了《九国公约》和《洛迦诺非战公约》。

为何国际社会的态度会发生如此转变？

答案就在淞沪会战的爆发。

棋子通往四行仓库的国际抉择“我感到没脸见人，中国将成为笑柄。

”顾维钧感到孤立无援。

7月29日，在得知北平陷落的消息后，这位一向巧舌如簧的外交家在各国政要面前处处碰壁。

法国驻英大使科尔宾对他的拜访冷面以对，英国首相艾登在下院的报告宣称日本有权在华北任何地点驻军，而当前的危机并非日本人挑起的。

美国大使蒲立德对中国表面予以同情却虚与委蛇。

美国的态度，直到淞沪会战的两天前，还是“小心翼翼，缄口不言”。

现代战争最令人无奈的一点是，就是只有镜头下的战争才是真正的战争。

对国际社会来说，中国纵然领土辽阔，但它的国家形象却浓缩在北平、上海这样的国际都会中。

只有在那里发生战争，才足以引起国际社会的瞩目。

但七月爆发的平津战役，中国军队的仓皇落败让国际社会认为，中国作为失败的命运已经无可避免，没有人会冒险把赌注押在注定失败的一方。

但战事在上海的爆发，让世界看到了一个屡挫屡战、百折不挠的中国形象，尽管付出的代价巨大，但中国军人却寸土必争，视死如归。

这种顽强的信念和九月几场及时的胜利，给了国际社会以信心，让他们相信中国有最终获胜的潜能。

国际势利的天平也逐渐偏向正义的一方。

1937年淞沪会战中，中国外交阵容。

从上至下，从右至左：外交部长王宠惠、出席九国公约首席代表顾维钧、驻英大使郭泰祺、驻比大使钱泰、驻美大使王正廷、驻苏大使蒋廷黻（中）。

但前面提到的国联做出的这些决议和声明，毕竟只是口惠而非实至。

作为当时中国最高军事统帅的蒋介石深知这一点。

10月24日，准备在11月初参加国际会议的顾维钧等人，得到蒋介石发来训令，其中明确指出：“依照目前形势，会议无成功希望，此层我方必须认识清楚”。

但认清失败并非没有需要达到的目的：“我方应付会议之目的在使各国于会议失败后对日采取制裁方法。

”这一点，在次日召开的国防最高会议上做出的决议，进行了更细致的说明：“（一）维持运动各参加国政府及社会加紧对日一致之经济压迫，即积极地抵制日货，消极地不以财力物力帮助日本，务使国联谴责日本之决议事实化。

（二）向参加各大国请求战费借款及军械贷款，尽量予以满足之条件，关于运输事项，尤须随时予以中国以最大之便利，务使国联不减少中国抵抗力，并帮助中国之决议具体化。

”决议的后一条尤为重要，几乎可以说是关系到中国抗战的未来走向。

根据抗战史学者霍安治的研究，对当时的中国来说，武器装备可以说是最大的短板。

尽管中国从1931年开始就制定了建设国防工业的计划，投入巨资购买武器设备，建立工厂。

但纵然如此，按照计划，工厂预计也只能在1939年前完工。

然而1937年爆发的战争，猝然打断了这一进程。

抗战爆发之初，中国就陷入武器短缺危机。

1937年8月1日，兵工署署长俞大维向蒋介石提出紧急报告，国内现存弹药只能支撑三个月时间。

而与此同时，目睹中国平津战事溃败的欧美各国军火商，却纷纷推掉了中国紧急发来的武器订单。

害怕他们因接下中国军购订单而开罪日本。

欧美各国对中国进行事实上的武器禁运。

更雪上加霜的状况发生在北平沦陷的次日。

7月30日，顾维钧拜会法属印度支那总督瓦伦纳，询问他如果中日开战，日本封锁中国港口，法国是否允许中国自由使用印度支那海岸以进口武器。

日本对中国各海港的轰炸和封锁，让这一问题变得迫在眉睫。

但瓦伦纳却拒绝了顾维钧的请求，他表示如果允许中国武器和军用物资过境，可能使法日发生很大纠纷。

不仅如此，法国甚至“倾向于不让中国使用印度支那海岸线”。

国内强敌凭陵，国外友邦袖手，中国孤立无援。

但在上海战场上，中国军队的英勇表现，提振了欧美各国的信心。

10月6日，国联大会通过各国应考虑对中国进行援助的支援。

两天后，顾维钧启程前往巴黎，会见法国领导人，商谈中国物资通过印度支那过境运输的问题。

随着淞沪会战的战事扩大，法国的态度正在软化，但仍然摇摆不定。

10月19日，在与法国外交部秘书长莱热的谈判中，顾维钧几乎说服了莱热打消日本报复的顾虑。

但莱热在谈话的最后表示，他希望可以等到10月30日之后在召开的国际会议，如果与会各国都同意对援助中国采取更为积极的态度，那么法国也愿意重新考虑军备物资在印度支那的过境问题。

但就在此时，10月26日大场之战的猝然溃败，让中国在战事中陡然处于劣势。

国际社会势利的天平再次摇摆。

中国亟须一场战役在国际社会眼前挽回名誉，提振信心。

以便在即将召开的国际会议上有足够的底气达成获得外援和战备支持的目标。

当顾祝同提到“唤起友邦同情”这个理由时，张柏亭敏锐地捕捉到了这一点。

他一针见血地指出，“委员长的训示是政略目的”，而非作战时的战略考虑。

因此，只要能起到吸引中外视听的政治宣传目的，那么“不必要硬性地规定兵力，也不必要拘泥何种方式，尽可授权担当部队，斟酌战场实际状况，来作适切的措置。

”虽然张柏亭与顾祝同经过商议后，决定只留下一个团的兵力进行据守，但孙元良在一番踱步之后，感到一团兵力未免让他自己失之过多，因此更缩减为一个加强营——524团第一营。

由中校团附谢晋元、少校团附上官志标和少校营长杨瑞符率领，肩负起这个艰巨的任务。

对接到命令的杨瑞符和谢晋元来说，他们自然未必知道命令背后隐藏的权衡博弈。

国际社会的势利与算计，中国政府寻求外援的迫切和努力，以及渴盼一场胜利来坚定信心的中国民众的殷切期望。

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确实是棋子，是国际舞台上表演的提线傀儡，是大人物用以实现目的的工具。

无论这目的有多崇高，多重要，但他们就是作为工具的棋子。

谢晋元像但有一点毫无疑问，在全军撤退的情况下，唯一留守坚据的他们，是援军永远不会出现的孤军。

孤军对战强敌，最可能的命运就是全军覆没。

接到命令的那一刻，死亡就已经把镰刀横在了每一名士兵的脖颈前，随时等待收割他们的性命。

这一点他们的内心必然洞若观火——他们很清楚自己即将面对的是什么。

当团长韩宪元将命令交到杨瑞符手里时，他表示非常难过，他深知这是道送死的命令。

但杨瑞符却表现得很激昂：“请团长放心，我誓以最后一滴血，为中华民族争人格。

”话未完，团长迅速地走过来握住他的手说：“好！

你在这地和敌人作最后一拼吧！

”没有抱怨、没有愤怒、没有懊丧，只是平静，甚至兴奋地接受了这一孤立无援的赴死重任。

当中国民众真诚希望的目光，倾注到他们同样真诚赴死的身体里时，他们便不再是棋子，不再是傀儡，也不是工具，而是一个个有血有肉，有着独立意识的鲜活的人。

这固然是对命令的服从，但也是出于个人意志的抉择。

当谢晋元对士兵们喊道：“谁愿意死守的举手。

”张秋明看到许多同志都热烈地举起手来，“我也把手举得高高的”。

1937年10月27日零时二十分，这四百二十名士兵，将走向那个注定会将历史浇筑成神话的宿命之地——四行仓库。

火蛇狂舞，扭动着灼热的身体，气焰汹汹地包围着这些年轻的中国士兵。

浓烟裹着劈啪作响的火星，在四面徘徊，伺机突袭。

10月27日上午7点，占领了几乎全部闸北的日军，开始有目的地四下纵火。

截至中午，一道6公里长的烟墙拔地而起。

数千条火蛇在风的助势下四处游走，寻找着一切可以吞噬的易燃物。

它们当然也相中了这些年轻的躯体，尤其是在枪弹的伴奏下，显得更为咄咄逼人。

这是张秋明在这场战斗中与死亡的首次零距离接触。

他和几名同袍正在外围执行掩护任务，负责掩护所有的士兵都赶到四行仓库。

但却遭遇了突如其来的烈焰攻势。

“我们像稻子似的裹在中间，眼见得立刻要死了”。

就在走投无路的绝境之中，张秋明和他的同袍们决心勇敢直面狂暴的命运，死里求生。

而生机竟然藏在与死亡最切近的地方——一座正在被烈火吞噬的木行里。

手艺人的出身让他意识到，越是易燃的场所就越会安放灭火设施。

“我在火烧得最旺的木行里寻出七八架灭火机，自己背了两架，一路浇过去。

”在灭火自救的一片忙乱中，张秋明和他的同袍们终于等来了这道迟到的命令——本应负责传令的传令兵已经受伤挂彩——连长不得不亲自传达命令，让他们这些负责外围掩护的士兵们退到四行仓库去。

苏州河畔的四行仓库四行仓库自1935年落成以来，就是上海最坚固的钢筋水泥建筑之一。

长久以来，它被误认为出自天才的匈牙利建筑师邬达克的设计，但事实上，这座简洁庞大的仓库出自苏格兰通和洋行之手。

作为四大银行的仓库，在设计兴建时，它就完全考虑了坚固和实用两大特点。

占地超过20000平方米，内部空间巨大，共有五层，是方圆0.53英亩内最高的建筑之一。

虽然它当初的选址完全是出于商业、交通和地价三大考虑，而特意选在了上海交通枢纽北站附近，苏州河畔，与公共租界只是一座新垃圾桥之遥。

但却阴错阳差地在战时成为占尽地利的防御工事。

负责修筑工事的杨瑞符看到这座仓库颇感兴奋：“这座仓库，真是一个‘天然堡垒’，储存了几千万包粮食，第一、二、三层都是小麦杂粮之类，四层与五层是牛皮与丝茧，都是很有用处。

一层至三层，我们作了三天就完全告成。

将每个窗户门口封闭了，南墙边的麻包，推挤了五公尺厚，北边各门口，筑有十几公尺厚，是从地板到屋顶。

第四层因为材料不够，并为引诱敌人多多消耗弹药，实际我们无人住在第四层，第五层工事昨天已经完成，这层工事非常好，比敌人侵占的交通银行仓库高得多，我们完全可以控制敌人，敌人对我们没有办法。

”杨瑞符没有提到的一点是，这座“天然堡垒”除了交通便利之外，它还毗邻一个巨大的易燃危险品：大英自来火房巨大的煤气储存槽。

如果日军对四行仓库贸然进行炮击，万一误中煤气储存槽引起爆炸，势必会震动河对岸的公共租界，引来西方列强的国际交涉。

即使出于投鼠忌器的考虑，日军在进攻四行仓库时也不得不畏首畏尾，不敢轻举妄动。

这种以绑架公共租界为挡箭牌的措施，虽然看似狡黠，但却在防守中起到必不可少的重要作用。

但守卫仓库的孤军不至担心重炮攻击。

临近租界的位置，也让日本战机不敢轻易投弹，以免误中河对岸的租界和巨大的煤气储存槽。

日军绘制的《四行仓库进击图》，见上海海军特别陆战队司令部整理的战报《支那事变上海战迹案内骨子》“天然堡垒”外墙坚固，占尽地利，解决了中国守军面临两个最大危险。

但时不我待。

就在仓库第一层工事赶筑之时，清晨八点十分，在外侦察的警戒部队报告敌人已占领原先团部所在的北站大楼，并且插上了太阳旗。

三个小时后，第一批敌人逼近四行仓库。

他们手持太阳旗，气势汹汹，似乎对这些孤守仓库的中国士兵轻蔑小觑，但他们的高傲旋即遭遇在外围阵地守兵的迎头痛击。

杨瑞符声称他们旗开得胜，击毙了五名敌军，其他则落荒而逃。

一个小时后，日军再度集结部队，卷土重来。

这一次他们吸取了轻敌的教训，倍加小心。

记者罗德兹·法默在河对岸安全的租界里，与数千名闻风而来的中国人一起欣赏这场隔河相望的激战。

他看到这群日本兵缓慢而小心翼翼地在碎石瓦砾中匍匐前行，从一个掩体爬向另一个掩体，40多米的距离花了他们50分钟。

但他们没有想到的是，隐蔽在暗处的中国守军一直关注着他们的一举一动，一旦日军靠得够近，中国士兵就运用起他们刚入伍时学到的基本克敌法，手榴弹如暴雨般砸向他们。

待烟尘散尽后，那些依然能动的日本兵被步枪一一解决掉。

几个试图解救伤员的日本兵也被毫不留情地击毙。

战争就是如此残酷。

日军的手段更加残忍，张秋明看到九名警戒部队的弟兄未及撤入仓库中，被日军俘获，反绑双臂，杀害在苏州河边。

在这一轮攻势中，士兵们不得不放弃外围阵地，撤入仓库内。

日军的猛攻仍未间断，数名敌兵甚至冲进仓库。

四行仓库内，第一场血战也拉开序幕。

负责把手大门的三连连长石美豪全身蒙了一层面粉，“面部被弹射穿，血淋满面，他仍然用毛巾敷着，不离阵地”，不久之后，他的后腿也被子弹打穿。

七八名攻进仓库的日兵被张秋明看到，此时只有他独自守岗，其他人都在里面加固第二道防御工事。

这是死亡第二次寻衅而来，尽管在过去两个多月里，他在闸北战场上已经历经枪林弹雨，但迫在眉睫的危机还是让他心生恐惧，他轻轻爬进了麻袋，但身体却不由自主地颤抖起来：“我用力抱紧柱子，不使抖动，同时慢慢地把枪举起来，上端贴着脸孔，下端贴着屁股，摸一摸腰边，还好，还剩下几颗子弹，很困难地没有气息地装了进去，再把麻袋戳个洞，把枪口对准了敌人，外面枪炮轰炸声，在这时的我听来，特别地响亮，可怕，身体滚烫，仿佛浸在沸水里，皮肤发着烧，从麻袋里看出去的一切都是恐怖和狰狞，我等着等着，等他们集合到门边的机会，‘拍拍拍’枪机发动了，三四个敌人应声倒在地上，其余的狼狈逃去。

我这才松了一口气。

”张秋明死里逃生击毙敌兵的机智之举，得到了同袍们的齐声赞扬，尽管射击时的声响震坏了他的神经，但这是他一生中最光荣的事了。

但对这位死里逃生的士兵来说，印象最深的，却是他目睹的一位同袍惨烈的牺牲：“有一个同志，很老的年纪，在身边围了七八个手榴弹，手里也拿着一个，爬到最高楼，看，看见一群敌人来了时，纵身跳下，同时手榴弹也掷了出去。

敌人都死了，他自己可也牺牲了。

”这个身绑炸弹从高楼跳下，与敌人同归于尽的故事，是四行仓库战斗中最惨烈的一幕。

除了张秋明在战斗一年后的采访中提及此事外，还至少得到了两位同袍的支持。

一名叫章渭源的老兵，在54年后的回忆中，提到这位牺牲的同袍名叫陈树生，他是将炸弹绑在身上，从六楼窗口跳下，但炸死的不仅是敌人，而是一辆敌人坦克。

而另一位名叫焦友三的老兵，在50年后的回忆中提出身捆炸弹纵身跃下的不止陈树生一人，至少还有张秋民、杨顺广两人，他们一共炸死了200余名敌军，跃下的楼层也从六楼变成了七楼——但就像前面指出的那样，仓库本身只有五层。

一些研究者因此怀疑这个细节的真实性，他们指出仓库的窗户在当时安有金属网格，仓促之间砸碎玻璃根本不可能，更况且高层窗户由于仓库特制，本身无法全部打开，自然也没有空间能容纳一个成人跳出去。

因此这个身绑炸弹跳窗牺牲的故事，完全是一些不了解仓库结构的小报媒体为宣传四行守军英勇气概编造出来的神话。

这些神话流传开来，甚至渗入亲历老兵们的记忆中，制造出混在真实回忆中的虚假记忆。

但如果仔细查考来龙去脉，就会发现，这个惨烈的牺牲故事，至少在这场战斗结束的次月，就已经流传开来。

1937年11月初版的一本图册《八百好汉死守闸北》中，编著者赵景深就已经讲述了这个故事：“我军一兵瞥见拼一死，手榴子弹缚在腰，突由六楼往下跃，一阵青烟，敌我一同烟火消”。

赵景深编《八百好汉死守闸北》中的插图，一名战士身绑手榴弹从楼上跃下，与敌人同归于尽。

赵景深在序言中特别声明，这本书虽然起稿是在孤军退出四行之前，但他特意等到孤军撤出四行仓库之后，请指挥这场战斗的杨瑞符营长亲自修改并增加了内容，才予以付印。

因此，至少在真实性上，这个故事应该得到了亲历者的认可。

张秋明在一年后的回忆，尽管未提及人名，但再次复述了这个故事。

查阅杨瑞符的记述就会发现与张秋明回忆，会发现具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杨瑞符安排战士向下投掷手榴弹和张秋明看到战友身绑炸弹跳楼的地方，都是在顶层。

因此，这位牺牲者并非从窗户跃出，而是从楼顶跳下，与敌人同归于尽。

无论这个故事最终的真相究竟如何，伤亡始终萦绕着守军的头顶，不时俯冲下来试炼他们紧张的神经。

10月28日，下午三点，第二场血战在蒙蒙细雨中开始，杨瑞符记述道：“仓库各楼，枪弹横飞，烟焰闭目”。

伤亡人数在迅速增加，但仓库简陋的环境无法为他们提供必要的救治。

一名叫周福其的士兵，只能和战友眼睁睁地看着受伤的战友痛苦呻吟，“他们一个接一个死去，我们却一点办法都没有，有的伤员甚至请求战友给他一枪，尽快结束他的痛苦。

”条件愈发艰苦。

直到晚上九点，他们才找到一部电话，与外界联系，请求近在咫尺的租界英美驻军协助，将伤兵运入租界救治。

在伤兵离开前，杨瑞符特意叮嘱他们，如果有人询问四行仓库究竟有多少人，“就说有八百人，决不可说只有一营人，以免敌人知道我们人数少而更加凶横”——“八百壮士”的神话由此诞生。

同时送出去的，还有捆好的一束书信——这是仓库里的士兵们写下的遗书。

大部分中国士兵出身寒微，几乎不识字。

周福其回忆道，他当时只能让识字的同袍帮忙代写，“无非是一些对父母宽慰的话”。

一些士兵甚至不会写自己的名字，他们只能咬破手指，在应该签名的地方摁上手印——如果他们就此牺牲，这就是他们留在人世唯一的遗迹。

但也有一些受过教育的士兵，面对死亡的迫近时，用简短却深情的笔墨，留下自己在人世间的最后嘱托：“现在我们就在这里留守了；死是一定要死的，不过我要一个机会，死我一个时，换日本兵廿几条命。

妻：别再想我回来，也别想我一个全尸。

孩子还小，这是我的悬念。

不过我你都受高等教育，我幸而不必担忧你以后的生活，是我剪断我自己的生命的线，你收起你的泪珠。

永别了。

”

捐助民众的热望“死”这个字，在琴歌的脑海里一晃而过。

他脑海中迸出几句歌词：“我们流完最后一滴热血，为我们心爱的祖国战到最后一口呼吸！

”但还未等他哼唱出来，旁边一个年轻的孩子却不由自主地越唱越高兴：“前途无限光明！

走上去……”“喂！

别唱！

”司机的一声怒喝将歌声拦腰斩断。

除了发动机的声音，四周一片沉寂。

此时是夜晚八点半，暮色已深。

战时的租界虽然不比往日繁华，但与河对岸笼罩在一片黑暗中死寂的闸北相比，仍然显得灯火璀璨。

遥望闸北，只能看到未熄灭的战火在残垣中时隐时现。

以及四行仓库中倏忽明暗的微光——为了防止敌人窥探，进驻仓库的第一天，杨瑞符就下令打破了所有电灯。

那是不眠的四行孤军们，赶在次日敌军的突袭前修筑工事照亮的煤油灯。

三辆卡车一路向北行驶，愈向北行，“夜黑得愈凄凉，愈悲壮。

靠近北边的路上，只有几个巡捕竦竦的影儿在微弱的灯光里移动”。

他们已经抵达了从租界通往闸北的垃圾桥。

驻守英军知道这些车辆的目的，他们将拦在中央的铁丝网拉开一条路。

汽车缓缓地滑向桥对过的黑暗中。

车夫们驾轻就熟地把车辆开到最轻最慢，熄灭了前后车灯，以免引起敌军的注意。

但纵使如此，仍然有恼人的声音从车底钻出来，让琴歌和其他同伴的心，“像熔化的铅块一样忽然沉重了下来。

”琴歌一行夤夜前往闸北如此提心吊胆，所冒风险自然并非心中幻想。

他们所承担的是一项危险而艰巨的任务，将白天民众援助四行孤军的物资，趁夜送到仓库中。

尽管孤军占领的四行仓库中物资丰沛，并不缺少米麦食粮，但其他物资却相当匮乏。

很可能是敌军切断了供水，导致仓库守军连基本洗漱饮水都出现困难。

杨瑞符不得不下令将所有污水小便都收集起来，妥善保存，以备消防之用。

自然也没有多余的水可以烹煮食物。

自从自来水断后，士兵们连续两天持续作战，却粒米未进。

他们亟须食物和水的补给。

而这些，正是在整个白天站在河对岸租界安全区内隔水观战的民众最力所能及也最心甘情愿的义举。

正在吃光饼的中国士兵为四行孤军捐献物资的场景，可能是战争中最富有激情的景象之一。

它充分体现出了民众对抗战的热忱绝非几句振臂高呼的口号，而是实实在在地尽己所能。

从琴歌和他的同志们开设后方办事处开始，办公室里的电话铃便络绎不绝，“各式各样的人一群一群地涌进来，各界的慰问品直接间接好像挑山倒海的滚滚而来，我简直会想到将要开一家规模顶大的百货公司。

”品种琳琅满目到骇人的地步，“饮料有啤酒、汽水、鲜橘汁、可口可乐，食品有光饼、面包、饼干、馒头、蛋糕、咖啡、糖、油焖笋、什锦菜、菠萝蜜、水果、鸡蛋、牛奶、盐、糖……”，甚至还包括在当时价格不菲的鱼肝油和白木耳。

捐助者也覆盖了社会的各个阶层，从商贾大户到贩夫走卒。

有赤贫的老式店家的学徒，新式商店的店员，许多可爱的儿童与小姐，有阔人用银行存款成批地购买，也有工人用自己的血汗钱买来。

在捐助者中，甚至包括难民收容所里的全体难民，他们发起了绝食一天的运动，将省下的粮食钱款捐赠给孤军们。

光饼即重一斤，直径一尺的面饼，是一种易于保存又能扛饿的方便军粮。

这种全民热情的捐助运动，背后是军人形象在现代中国的重新塑造。

传统中国，士兵这一职业一直以来被视为低等人从事的贱业。

所谓“丘八”就是对士兵的蔑称。

而自清末以降兵连祸结、军阀混战的现实，也让民众对士兵的印象一再跌落。

认为他们不过是一群为了饭碗杀戮抢掠的土匪。

士兵与打家劫舍的土匪之间唯一的区别就是前者在抢劫时身穿制服。

1920年代，一位评论者指出，中国的几大祸患之一就是“兵匪一家”。

但淞沪会战彻底改变了民众对军人这一职业的看法。

民众看着这些身穿制服的人为了保卫家园冲锋陷阵，与侵略者肉搏厮杀。

尤其是战争初期那些受过严格军事训练的精锐德械式，他们奔赴战场的威武雄姿令人倾倒。

为国家寸土必争而不是为抢夺地盘权势的国家军队的正面形象，在抗战初期被迅速塑造出来。

《密勒氏评论报》报道称：“数百万的中国人团结起来，热情地支持他们的士兵。

上流社会男士捐款；女士为士兵们准备衣服并带去慰问；男孩和女孩作为‘童子军’提供力所能及的服务，为前线的士兵筹款。

现在中国人开始说，这是‘我们的军队’，这是‘我们的战士’和‘我们的英雄’。

”军人本身的自我意识也发生了变化，他们的效忠对象不再是某个统治集团，而是上升为国家本身。

从军的目的不再是当兵吃粮而是保家卫国，成为现代军人的一个常识。

传统中国的“忠”的道德观念与现代国家意识结合在一起，形成了现代中国的军人观念。

成仁取义，为国捐躯，成为了军人的天职。

一如杨瑞符在日记中所写的那样：“我想：这次假如我成了功，我不愧为一个国家的革命军人……我相信我成了仁以后，只要中华民族的历史不断绝，我一定会在历史上留下一个光荣的名字。

”……

1938年电影《八百壮士》中四行孤军与女童子军杨惠敏在一起运送物资的卡车终于在夜色的掩护下，滑到四行仓库的外面。

他们爬进仓库外面的一家店铺，爬过沙袋堆，终于在黑暗中看见了等待物资的四行孤军的士兵：“他们穿得那样单薄，腰上挂满了手榴弹，他们强烈的眼光投射过来，仿佛几盏明灯，他们都是二十岁的光景，沉毅而且勇壮，他们有着一个永恒的生命，仿佛海阔天空的浪潮阵阵汹涌。

死神的魔手虽然在他们面前乱抓，可是没有一丝一毫的恐惧和悲哀。

”当琴歌把……和香烟一同交到他们手里时，这些年轻的士兵们“忽然心花怒放地叫着，身体像野孩子一样蹦跳起来”。

血战尚未结束的战斗

著名版画家胡一川于1938年作版画《八百壮士》“大家有三天没有睡觉，弄得精神疲倦，那是事实，但是我们不拼命的将工事完成，敌寇就会马上要我们的命，试问大家要睡觉还是要命？

以后我假若看见不服从命令而睡觉的人，我绝对地严加惩罚。

”疲劳正在蔓延，消耗着孤军们的斗志。

10月29日凌晨三点，当杨瑞符到各连视察加固工事进程时，发现有的士兵已经疲惫不堪地睡在地上，如同死人一般，他不得不发出严厉警告，强迫他们起来继续工作。

但不久之后，杨瑞符就发现，这些疲惫已极的士兵已经学会了阳奉阴违，他们建立了攻守联盟，一个偷睡，一个放哨，看到营长过来便赶紧将对方弄醒。

而一些士兵，甚至在杨瑞符过来督工时，仍然坐着不动，用嬉笑的姿态对他说：“营长啊！

我们刚才休息，实在没有睡觉。

”没人知道孤军独守的日子会维持多久。

他们只能努力抓紧每一秒时间。

通过外面送来的报纸，他们已经知道自己在这里的坚守，成为了整个上海乃至全世界瞩目的焦点。

他们身上肩负的不仅是守住整个仓库，还有全国民众抗战到底的信念和决心。

但他们也非常清楚，自己在国际社会树立的光辉形象，已经让日军颜面尽失。

如果说开始的两天，四行仓库不过是日军手指的一根毛刺，那么现在，经过舆论媒体的反复渲染，这座废墟上旗帜飞扬的孤独堡垒，俨然成为日军心头的一根倒刺。

他们无法容忍这样一根小小倒刺竟然成为自己的腹心之患。

下午两点，日军发动第一波总攻，密集的枪炮砸向仓库，但却被坚固的外墙挡在外面。

一位顽皮的士兵，用长竹竿将自己的钢盔挑到窗外，作出窥探的样子，竟引得敌军以机枪集中射击。

成为了孤军疲累交加的战斗中开怀大笑的一刻。

敌人的枪炮声彻夜未绝。

但杨瑞符发现一些极度疲惫的士兵，竟然将凶猛的炮火置之度外，甜蜜地睡在地上。

时间终于到了10月30日。

猛烈的炮火，甚至让垃圾桥上驻守的英军士兵也不得不撤退。

这天，日军终于使用平射炮向墙壁开火，并且轰开了几个洞眼。

但这些洞眼在杨瑞符看来，可谓“感谢极了”。

他立刻让士兵在洞口架设机关枪，对敌军聚集之处进行扫射。

但这种乐观并没有持续太长时间。

深夜11时许，日军开始用重迫击炮和平射炮对仓库进行猛轰。

“最激烈时，每秒钟发炮一响。

轰轰之声，震破了长夜的沉寂。

”就在交战最激烈的时刻，突然，他们得到了来自军事最高统帅直接下达的撤退命令。

此时是深夜12点。

突如其来的撤退令就像当初的留守令一样，让杨瑞符和谢晋元莫可名状。

但他们只能尽快服从命令从仓库撤出。

尽管连日来阅读报章让这些孤军将士们知道，自己留守仓库的重要原因之一，是以英勇无畏的抵抗精神，吸引世界目光，进而博得国际社会的同情，以抵消连日来战略溃败造成的不良影响。

但他们没有想到的是，目的达成得如此之快。

全球享有盛誉的伦敦《泰晤士报》，在10月29日发表社论，一改之前故作客观甚至揶揄中国的口吻，赞颂道：“中国军人现已从滑稽故事之迷雾中脱颖而出，此为近世史中之第一次。

虽中国军人大部分现犹训练未充足，武装未齐备，并因无力置备雨衣，犹携伞与俱，然扼守人所认为不能支持一周之阵地，竟至十周之久，而其退却也，在任何新式陆军不能抵抗的猛烈炮火轰炸之下。

吾人于此，将见上海华军之抵抗，将在中国各处发生精神上影响，不独今日如是，即在将来亦然。

”在之后召开的九国公约国际会议上，中国的顽强抵抗，受到了与会各国的认可和同情。

一如顾维钧在对战局和国际关系的分析中所指出的，上海的战斗给了全世界一种印象，中国是有力量回击的：“这件事不仅引起了布鲁塞尔国际会议的与会各国重视，而且也引起了全世界的重视。

西方确信中国的潜力到底还是很大的。

”

中国首席代表顾维钧在九国公约国际会议上为中国据理力争，获得各国对中国抗战事业的支持。

最重要的一点是，他们扭转了之前对中国不团结和斗志差的偏见，这些西方国家相信，“如果从物资上给予适当的帮助，中国可望依靠自己进行战斗。

于是，出现了向中国提供军需供应的新的可能性”。

与日本没有直接利害冲突的欧洲国家，首先向中国提供急需的军备物资。

比利时火速出售大批79步枪与轻机枪，全部现货交运；奥地利出售一批迫击炮；丹麦政府则放行丹麦步枪集团公司的军火大订单，包括320门麦德森20毫米小炮、一批麦德森机枪，以及一个麦德森机枪厂的全套机台设备。

捷克总统贝纳斯亲自指示将中国渴求已久的捷克轻机枪的图纸，无偿赠送给中国。

法国在不久后，也开放了印度支那作为军资用品运抵中国的交通线。

国际社会的天平虽然势利，但这一次终于选择偏向正义的一方。

尽管令人悲哀的是，充当砝码的，是像四平孤军一样成千上万普通中国士兵舍命奋战流淌的鲜血。

这些鲜血，从战略上看，很容易被事后聪明的人认定是平白浪费。

在诸多对四平仓库血战贬斥的观点中，有一个最刺耳，也最能迷惑那些对不谙史料的读者视听。

根据一份日文史料上海海军特别陆战队司令部整理的战报《支那事变上海战迹案内骨子》的记载，四行仓库之战以日军占领仓库，大获全胜告终，在整场战斗中，日军的损失仅有“重伤三人、轻伤二十四人、微伤十四人，总计四十二人”（原文如此，按这三项数字相加应为四十一人）的轻微损失。

战后，由日本学者编纂的权威战史著作《战史丛书》第72卷引用了这一数据。

另一份同样由海军编纂的《支那事变尽忠録》卷三中，则提到这场战斗仅有一名死者，是一名叫田中士陆的海军特务少尉，重伤而死。

上海海军特别陆战队司令部整理的战报《支那事变上海战迹案内骨子》中“闸北进击战”中登记战果的一页。

写明中方留下100具尸体，而日军总计伤42人。

在这份报告的前一页写着中方军队人数为800名。

如果认定日军战报中的数字真实无误，那么只能遗憾地得出结论。

中方的数据，尤其是孤军将士提供的报告是完全不正确的。

10月27日，谢晋元在给孙元良的报告中写道：“廿七日敌攻击结果，据瞭望哨报告，毙敌在八十名以上。

廿八日晨六时许，职亲手狙击，毙敌一名”。

杨瑞符的日记也同样证实了谢晋元的说法。

但仅此一天中方报告的数字，就超过日军战报的统计数字。

那么究竟谁在撒谎呢？

战争时期，为了起到宣传作用，双方在整理战报时，都有可能掺杂水分，夸大对方的伤亡，减少己方的损失。

谢晋元呈递的报告自然不能无夸大之处，但日军的报告中仅死亡一人同样经不起推敲，在当时从旁观战的外国记者就目击到至少有两名日军士兵毙命。

而且，就在《支那事变上海战迹案内骨子》这份战报中，日军宣称，他们发现了一百多具中国士兵尸体。

而这一点，在战斗结束三天后，谢晋元接受外报记者采访时就指出它的不实之处：“据日方宣传，谓在日兵入内时，搜查堆栈房屋内，有我士兵尸体百余具，是否确实。

据答，敌方宣传，完全不确，四行堆栈内，除有若干沙袋外，并无如许尸体，我在内士军，共为四百二十名，撤退时为三百七十七人，其中除有十余名已殉难外，余者入医院治疗中，而敌方被我孤军击毙者，确有一百名以上，因敌方不知我究竟有多少官兵，故心信口造谣，绝不可信。

”但诚如谢晋元在采访中坦诚的那样，许多孤军士兵在撤退时牺牲。

日军用密集炮火阻住孤军退路。

大开探照灯追踪企图撤入租界的孤军士兵，进行扫射。

这是一场残忍的单方面屠杀。

尽管驻守租界的英军想要为这些他们敬佩多日的中国英雄们提供帮助，但交织的子弹阻挡了他们救人的脚步。

他们只能等待这些撤离的孤军足够幸运，通过密集的火力封锁抵达英军防线。

杨瑞符在即将抵达防线时被击穿左腿。

数日以来指挥战斗的紧张神经，让他直到发现手上沾满了鲜血，才意识到大腿被子弹洞穿，剧痛倒地。

张秋明因为战友被火熏倒，决定替代他的任务，每隔十分钟丢一颗炸弹，作为战友撤退的火力掩护。

但就在他准备跳出沙袋掩体时，一颗子弹射中了他的左臂，手榴弹从手中滑落。

尽管他机警地从沙袋上滚下去，但炸弹还是爆炸了。

“摸一摸手臂，嘿，手臂已经像毛巾似的可以绞过来，肉和血都混糊了，软绵绵的一团”。

看着同袍已经撤离殆尽，他支撑着走了几步，终于倒了下来。

一个外国人以为他已经死了，于是过来想取走他的枪：“我的枪是挎着胸背的——枪就是我的性命，即使我真的死了，也要背着他。

”他被连枪带人拖了过去，外国人发现这个血肉模糊的孤军战士居然还有呼吸，于是把他送进医院。

他的手臂截了一次又一次，重伤感染让他“好几次到了太平间又出来”。

但张秋明还是努力活了下来，并且学会了画画：“我残废了，没有关系，再去作战，还有嘴巴可以把我的经验讲给小弟弟小妹妹听。

左臂没有了，还有右臂，就利用我的右手，我现在正在研究无线电报、肥皂和图画，万一不能生活的时候，就靠它们过活。

”战争的磨炼告一段落，而对这些孤军战士来说，生存的磨炼才刚刚开始。

本文特别感谢霍安治、谌旭彬、吴京昴在史料和论述上提供的大力帮助。

▼关于本文使用资料的说明下面所开列的一些资料为撰写本文时所使用的个人采访、自述和回忆录（不包括相关论著），谨开列于下，供对这一问题感兴趣者做进一步研究。

时间较近的采访与自述：谢晋元：《闸北孤军指挥官长访问记》，1937年11月2日，《闸北的血史》杨瑞符：《闸北孤军退出记》，1937年11月1日，《大公报》（上海版），1937年11月1日，第3版。

与《孤军奋斗始末记》（《闸北孤军记》）内容几乎相同杨瑞符：《杨营长访问记》，1937年11月，《八百孤军》杨瑞符：《杨营官佐的自述》，1937年11月，《八百孤军》杨瑞符：《孤军奋斗四日记》，1939年6月，《八一三淞沪抗战》 ，另《孤军血战四日记》（《大侠魂》1939年分四期刊载），内容一致张秋明：《孤军张秋明访问记》，1938年，《上海妇女》老兵回忆胡雍伯：《四行仓库坚守战》，《岳阳县文史资料》 第1辑樊城：《参加淞沪战役四行仓库战斗的回忆》，《通城文史资料》， 第4辑万连卿：《参加四行仓库保卫战的回忆》，《通城文史资料》， 第4辑万连卿：《八百壮士报国记》，《记忆中的淞沪抗战》中卷卢逢胜：《我们退出四行仓库以后》，《通城文史资料》， 第4辑章渭源：《跟随谢晋元团附浴血四行仓库的回忆》，《蕉岭文史 》，第8辑章渭源：《忠肝烈胆昭日月——忆孤军营中的谢晋元》，《蕉岭文史》， 第14辑焦友三：《忆守卫四行仓库的前前后后》，《通山文史》， 第1辑陈德松：《从坚守四行仓库到远征缅甸——八百壮士一位幸存者的自述》，《皖东文史》，第1辑田际钿：《八百壮士——幸存者的自述》，《记忆中的淞沪抗战》中卷田有收：《将军百战死，壮士十年归——四行仓库保卫战一老兵的回忆》，《蒲圻文史》，第4辑张明秋、张青轩、李锦堂、周俊明、余长寿、曹明忠口述，戴广德整理：《上海四行孤军抗战纪事》，《南明文史资料选辑》 第4辑杨根奎：《我也参加了四行仓库保卫战》，《最后的川军：老兵口述实录》（疑伪，见毛剑杰考证文章《寻找最后的八佰壮士杨根奎：我们沉默了十年的真相》）杨养正口述，朱春先整理：《杨养正在四行仓库保卫战中坚守四天午夜，左眼被炸瞎》，《寻找最后的抗战老兵》杨养正：《四行孤军，八百壮士》，《最后的川军：老兵口述实录》见证者：凌维诚：《今日纵死，而男之英灵必流芳千古——回忆我的丈夫谢晋元》，《蕉岭文史》，第1辑凌维诚：《怀念抗日英雄谢晋元暨八百壮士》，《通城文史资料》， 第1辑凌维诚：《怀念抗日英雄谢晋元》，《记忆中的淞沪抗战》中卷郑侠飞：《八百壮士对敌战斗之我见》，《通城文史资料》，第1辑郑侠飞：《谢晋元团长与八百壮士》，《记忆中的淞沪抗战》中卷陈临庄：《四行孤军壮士行——我的所闻与所见》，《记忆中的淞沪抗战》中卷杨慧敏：《八百壮士与我》谢继民：《我的父亲谢晋元将军》关于资料使用的说明：首先，一般认为，史料记述离事件发生时间越近，就越可信；越远，记述就会遭到遗忘或是扭曲污染的可能性就会增加。

但这一观点并非完全放诸皆准。

有很多重大历史事件，当时因为档案尚未公开，或是重要关系人尚在人世，反而难以做出正确的理解和判断，只有等到这一页彻底翻篇，档案文献公开，这一历史事件的真相才能浮出水面。

但就孤军四行血战这一历史事件而言，由于这场战斗的目的，在很大程度上，是中国为提振西方各国对中国信心，以及鼓舞民众抗战到底的信念。

因此，在当时确实难免出现一些对战况、战果的夸张和虚构，以配合宣传需要。

但另一方面，作为个人经历，在很大程度上仍会遵循“越近越真实，越远越模糊”的一般原则。

从这一角度讲，只要不是明显夸张不合实际的内容，如果找不到合理的质疑点，那么本文在史料选取时，仍然尽量采用时间更早的记述作为主要材料，而将时代更晚的回忆录作为补充材料使用。

其次，若不同记述者因立场、政见、私怨等原因互相对立，而在各自的记述中对对方进行诋毁和侮辱。

如果这些带有诋毁侮辱的史料，找不到第三方中立者的证据加以证明，一般不加以采信。

个人记述中，对本人带有美化、回护之辞的史料，但由于本人是重要亲历者，因此，在没有严重扭曲事实的情况下直接引用，但不作为重要证据，并指出疑点。

譬如文中提到的孙元良，坊间所有对他指责嘲讽的文章，其史料几乎全部来源于三篇文章，最主要是时任88师军械处主任兼南京通讯处主任的葛天，在战犯劳改所特赦出狱后撰写的《我所知道的孙元良》、其次是郭汝瑰撰写的《郭汝瑰回忆录》以及宋希濂的《南京守城战役亲历记》。

但这三篇文章的记述，不仅与当时报刊以及现存档案的记述不相符合，而且其他人对孙元良的记述，譬如张柏亭、恪敬、万方澄、余一苗、曹聚仁等人的记述不置一词，同时对同一事件的记述也相互矛盾。

但另一方面，孙元良自传《亿万光年中的一瞬》里面有明显美化回护自己的内容，因此也无法完全采信。

本文原载于8月22日《新京报书评周刊》B02-B03版。

撰文：李夏恩；编辑：徐学勤；校对：刘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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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佰》上映的消息一传出，豆瓣和知乎两大精英平台，完全是不一样的声音。

豆瓣网友如同过年，知乎网友一片骂声。

当然这一切都是电影上映前的猜想。

如今电影上映后，朋友圈、豆瓣以及整个社交媒体的一致好评，让我恍惚了。

每次看完电影，个人感受和大多数网友的意见不一样时，我就会怀疑自己。

难道是我自己有问题？

以至于看完这部电影后，我都不敢发评论。

后来思索再三，还是坚持己见了。

这是一部很拧巴的电影，导演既想将主旋律进行到底，又试着去批判电影里政府的不作为。

那么问题就来了，主旋律本身和diss政府是矛盾的。

如果你想批判国民政府，那应该力度更大一点，而不是通过黄特派员的几句话一笔带过；当然弘扬主旋律那更不可能，国军的先天条件不允许。

用主旋律的方式去拍一部反主旋律的电影，本身就不合适。

——这是我的豆瓣短评。

《八佰》算主旋律吗？

什么是主旋律？

国、府、军、民，四位一体，谓之主旋律。

回顾一下我国主旋律战争电影的发展，无一不是如此。

从最早的《上甘岭》、《英雄儿女》，到90年代的《大决战》，再到新世纪的“大业”三部曲、《战狼》都是如此。

那《八佰》呢？

这四位一体里，别的暂且不提，这“府”肯定不包括在内。

那你说这是主旋律，我不认同。

因为主旋律和diss政府是背道而驰的。

这就涉及到第二个问题，批判国民政府。

有一说一，这部电影大可不必向主旋律靠拢，因为不管是电影还是历史，国民政府的错误指挥使得这四百多人无援无助。

导演完全可以把这部电影拍成一部反思性的战争电影。

今年我在上影节看了一部俄罗斯战争电影，名字是《勒热夫战役》。

勒热夫战役是二战苏德战场上的一次战役，苏联和俄罗斯虽然有承袭关系，但终究不是一家。

那么俄罗斯导演就可以毫无忌惮地“黑化”苏联。

其实，也不能叫“黑化”了，苏联确实比纳粹德国好不到哪儿去。

《八佰》完全可以按照《勒热夫战役》的模式去拍，骂上级、骂国府、骂老蒋。

大家可以一起骂啊！

可惜，这些在电影里一点儿都没有体现。

导演只派了一个“黄特派员”告诉谢晋元，政府不管你们了，一笔带过。

同样有批判精神的电影，在中国也有，比如和《八佰》同属一公司的《集结号》。

张涵予饰演的谷子地就是一个反传统型的军人形象，他在面对上级的指令和同志生死时，表现出的心理状态也是电影的一大矛盾。

甚至在战后，他对着曾经上级领导的灵位破口大骂，正是因为他的失信，全连战士除了他之外，一个都没留下。

可惜这些在《八佰》里通通没有体现。

顺便说一嘴，《集结号》的故事发生在我军。

有人会说事实就是如此。

《八佰》几乎是对历史的完全还原。

事实如此，但电影是艺术，艺术可以再加工。

当然这种加工不是篡改，可以厚此薄彼。

导演可以把重点核心放在某一个点上，而不是像现在这样，电影前后完全两张皮。

看的人不知道导演想说什么，观众看完不知道该说什么。

你觉得应该为八佰壮士鼓掌喝彩，可他们的牺牲完全是国民政府不作为下的悲剧；那你觉得国民政府很可恨，但却没有展开来讲。

关于被很多人夸上天的“群像戏”， 我也有话要说。

电影里没有谁是绝对的主角，尤其前半段更是如此。

导演很想把所有人都面面俱到。

如果条件允许，他估计能把这四百多人都当成主角。

这就犯了大忌。

所谓的“群像戏”只是相对而言，任何艺术作品，都会有一个相对而言的主角。

《水浒传》，是不是群像戏？

可唯一的主角依旧是宋江。

“群像戏”的塑造使电影前半段失去了主次之分。

尤其是那段八百壮士和日军在仓库内外搏斗的戏份，导演东一榔头西一棒头，让银幕前的观众风中凌乱。

为什么有一些影视改编，会将一些人物删除，或者将几个人物的性格事迹合并在一个人物上，正是因为影视作品需要主次之分。

很多经典的战争电影都是群像戏，可依旧有主次之分。

《拯救大兵瑞恩》难道不是群像戏吗？

可米勒上尉依旧是绝对的主角！

如果一味追求群像戏，使得电影没有主次，那就有些顾此失彼了！

《八佰》在人物塑造上也很失败，尤其是张译饰演的这个角色。

他努力想让人物复杂化，向反思战争电影靠拢。

在电影里，张译饰演的老算盘几次逃跑、几次失败，依旧锲而不舍。

可在最后，还是回到了主旋律的框架之中。

你就让他逃了又能怎地！

中国最好的战争电影，《八佰》当不上，当然也不是《集结号》。

而是这部电影——《高山下的花环》。

我觉得每一个想拍战争电影的导演，都应该看一下《高山下的花环》。

看看谢晋大师是怎么拍战争电影的！

来自现在的主角团统统死在了未来。

来自未来的谢晋元团长，带着他的战士们正逃出未来，冲向安全的现在。

我在桥那头的现在热泪盈眶，恨不得伸手拉他们一把。

可是在真实的历史中，谢团长率部到达租界后，却被缴了械，受到俘虏般的待遇，不久就遇刺身亡。

一个从未来逃到现在的预言者，想来结局也大致类似。

我不喜欢《八佰》，但凭良心，我得承认它拍得好。

阎锡山在三个鸡蛋上跳舞尚且跳得如履薄冰，按现在意识形态的潜在复杂性，管导脚下那是鸡蛋成堆，可是人跳得比《芳华》还好。

关键是脚丫子要抠住最大的那个蛋。

但即便抠住了民族主义，你要跳舞那还是得八面逢迎，变身奇美拉，尾巴一扫就碎掉几个小蛋，给微博豆瓣溅上黄白秽物。

无伤大雅，开播后票房能飞就行。

焉知《八佰》不是今后国产战争片的新范式？

这个拼贴混杂的缝合怪实在是人文学科爱好者的福音，肥沃试验田，因为能插进去划拉开的缝隙实在太多了。

于是我也把最近摸到的加速主义刀子伸过去比划。

刀子挑开一道缝，我立刻就看到了很吓人的东西。

比电影里战争场面的血呼啦哧更吓人，更不寒而栗。

这肯定不是管导本意，但也绝非我个人主观臆断。

在这样一个语境里，电影的客观性就在那里。

八佰勇士的逃离，是在逃离未来，逃向现在。

这看着有点迷糊。

先从那条河说起，苏州河。

管导想要的是票房，越高越好；要高票房就要唤起观众的情感强度，越强越好；要唤起情感就需要打破“观看”的冷静对立，让观众切身“参与”到电影中去。

于是观众在电影里就有了两种化身，其一是主角团，被收进四行仓库的散兵游勇，好莱坞式现代个体群像；其二就是苏州河对岸的上海市民，在电影的大多数时间保持着一个安全的观看距离。

而暗如黑镜的苏州河，就是横亘在影院观众和电影之间的那面屏幕。

于是主角团试图逃跑，归鸟恋旧林，是现代人希望逃回到现代的安全的玻璃罩子里。

但对岸居然不断有人跑过桥、游过河，奔向地狱般的四行仓库，在屏幕内外建起纵横交织的关联，这就很让人头疼了。

到影片最后，这种奔向地狱的冲动具体化为侯勇教授替了望远镜的步枪，化为一条条伸向战士们的手臂。

这一条条的都是伸进屏幕的观众的手臂，是来自现代文明的戴着手表涂着美甲的手臂；而手臂的主人安稳坐在沙发椅上，憋着冲动盈着热泪为战士们加油。

他们终究没法冲过栏杆，冲进屏幕里去。

确立了屏幕内外/河流两岸的对立和互动，紧随而来的问题是：屏幕内外，处在什么样的时间关系中？

管导当然得往样板戏主旋律上靠，但又舍不得小布尔乔亚那部分票房。

于是《八佰》不是连续性、因果性的历史主义叙事，不是“烈士鲜血染成的红领巾”、不是“为了新中国前进”的舍生取义。

黄晓明特派员的“历史人民会记住你们”因为缺了旁证支持空洞无力，影片结尾的老上海/新上海切换也显得勉勉强强。

民族主义当然是有的，但必不可少的对手却缺席了，因而民族仇恨也不再有。

作为敌人的日本，在这个电影里成了遮遮掩掩的符号，刺杀俘虏与其说为了激发民族仇恨，不如说是承担主角团蜕变的叙事功能。

而与日军统帅的会面，也说明这场战斗只是“服从上级命令”和个人主义的“男人之间的对决”。

《八佰》所展现的，并非历史-当下的关系，它更多立足在当下自身。

在民族仇恨上避实就虚，相应的，电影里来自欧美世界的“现代人”戏份颇多，甚至这场战斗整个儿都是表演给外国人看的血腥真人秀。

从这个角度上，甚至可以说《八佰》其实是现实主义的时代寓言。

在电影的时间线里，八佰勇士浴血奋战，白人老爷抽着雪茄作壁上观；但好景不长，不久之后欧洲文明世界也都将卷入大战，与远东战场同样凄惨酷烈。

在现实世界，远东抗疫的时候不少白人老爷也作壁上观，但好景不长……说立足当下，不如更进一步，说这个故事是无时空的。

如果剥掉吉光片羽的老上海奇观、挡住洋人的摄影机和飞艇，将视线集中在阴郁可怖的四行仓库，那么在这里，时空背景是被悬置的，庞大的仓库仿佛漂浮在真空中。

这种悬置处境，是参与电影的各方力量拼贴、拉扯与妥协的结果。

在仓库里，无论是各怀心事的主角团，武装到牙齿的德械部队，还是大义凛然的谢团长，他们的敌人是来自外太空的未知而命定的灾难，早晚落下的达摩克利斯之剑，而仓库则成了存在主义式的荒谬地狱。

《八佰》讲的是，在一个危机迫近、极端狭小空间内，人类被逼无奈而各不相同的反应。

大部分来观光的，成了视死如归的战士；来了害怕的烂泥糊不上墙的，跑就跑了；德械部队也不是天然就视死如归，人体炸弹是被逼无奈又杀红了眼；谢团长，本来义正言辞，最后却戏剧性地陷入存在主义三问：我是谁，我在干啥，我要去哪？

在这无时空的处境里发生着残酷的故事。

为了最大程度地提高观影的情感强度，《八佰》把观众按在座位上，扒开眼睛给我们看那些最血腥最暴力、最能引起生理不适的战争画面，又强迫我们合上嘴巴，把这些引起不适的异物慢慢化入体内。

这比《湄公河行动》这样专注丝滑爽感的大众文化套路高明多了。

先引起痛感再转化为快感，此之谓崇高，这是《勇敢的心》、《血战钢锯岭》的梅尔·吉布森式成神之路。

不指向神，那么这种崇高感指向何方呢？

指向已被各方力量拉拉扯扯减弱了势头、丢失了对手的民族主义？

还是指向躲躲闪闪、最终由谢团长在桥上悟到的存在主义？

残酷就是残酷本身，它悬置了时空，不指向宗教，不指向民族主义，不指向西西弗斯，崇高化的升天之路最终无所归依。

或者能不能说，这残酷里头包含了一点点现实主义？

用拉康式的话来说，现实主义就是现实（reality）将实在界（the real）逐出视野之外，将现实自身看作唯一真实的思维方式。

如Mark Fisher所分析，在浪漫主义者科特·柯本自杀身亡后，反抗性的摇滚在现实主义的嘻哈面前黯然失色；而对新一代嘻哈歌手来说，对青年文化革命性的任何天真希望，都被对残忍现实的冷静拥抱所取代。

所有感伤浪漫都是需要剥除的幻觉，一切人反对一切人、丛林法则、剥削与被剥削才是唯一的现实。

这是种抑郁症式的狭窄视野：一切积极状态，一切未来，一切希望，皆为幻象；认识真相，就是认同并接受这世界的残忍与荒芜。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刘慈欣的《三体》正是这么一部现实主义科幻小说，它得以流行的条件是窃格瓦拉和三和大神。

在这一点上，可以说《八佰》也是一部现实主义电影。

它是悬置了时空的现实，无民族的民族主义，无主义的存在主义，碰了壁的崇高感。

中枪就伤口炸裂，命中要害就死。

在《八佰》中，观众是河对岸的围观市民，也是银幕外的观影人；要打破河流的界限、屏幕的界限，就得让观众对战士的痛苦感同身受，让观众将残酷消化为自身的一部分，让观众怀着受虐狂的炽烈情感扑向地狱。

这是种脱敏的电影医学，它想要观众挥泪认同的，是观众的现实生活中从未有过的酷烈。

如果说《八佰》的时空悬置、历史淡化不属于过去，其凄惨酷烈的程度又显然并非观影人的现实，那么是否可以猜测，这种现实主义是一种来自未来的现实主义？

从未来返回现在——这是一种加速主义的时间观念。

加速主义是克苏鲁的哲学，是对一个必然到来的人类末日的预感；Nick Land这样的巫毒术士，在谵妄中收集信仰的力量，强化海底克苏鲁与地面现实的关联，好让那巨大的触手早点撕裂僵死的现实。

也是终结者的哲学，来自未来的人形杀戮机器，提前解决一切反抗力量，为机器的统治铺平道路。

让那命定的末日早点到来吧。

从未来回到现在，再从现在冲向未来，这构成了一个循环往复的回路（Circuitries），不断加速、逐渐炽烈灼热，最终熔毁在混乱的地狱中。

对《八佰》这样一个意识形态奇美拉来说，那些通常的单一路径阐释都无法贯彻到底，这反而给加速主义式略显单薄的阐释腾出了空间。

不妨将《八佰》倒过来，把它视为一个未来主义现实主义电影，如何？

那末日般断壁残垣的上海因此得到了解释。

被战争毁灭的仿佛不是1937年前的上海，而是2020之后的上海。

在电影中并未现身，而只是通过方言出现，通过口音召唤着观影者认同的天津、东北、陕西、湖北、四川，也并非来自1937年的地图，而是来自2020年的地图；它们是安全的玻璃罩中的家乡，却不得不面临未来上海纷飞战火的威胁。

那充满科幻感的飞艇与高达般的巨型推土机得到了解释。

苏州河，此岸是地狱般的未来，彼岸是安全的现在。

那终有一死的焦虑感，和来自外太空的敌军攻击也得到了解释。

这场发生在未来的战争，是观影人那挥之不去的危机感，是《杀生》中最终滚落下山、碾碎文明的山顶巨石，也是《你的名字》里从天而降的巨型陨石。

误入四行仓库、卷入战争的主角团所经历的，正是观影者自身的未来，是观影者自身的必然命运。

上海市民伸向冲桥战士的手臂，正是观影者的手臂，伸向未来地狱中受苦受难的自己。

在我们坐在沙发椅上的观影者当中，没有人想面对凄惨酷烈的地狱，但是也许（必然？

）有一天，在特定的情境下，在外在力量的压迫下，我们不得不将手中的望远镜换成步枪瞄准镜，不得不给自己挂上满身手榴弹，甚至不是被迫而是主动地奔向地狱、拥抱地狱，怀着满眼热泪、满腔壮怀。

这样的事在现实中难道没有吗？

毕竟这一类电影已经开始了脱敏治疗；而作为一个战争题材的大众文化工业产品，它就像一个参加无尿检短跑比赛的运动员，必然身不由己地，闭着眼将民族主义的兴奋剂注入自己体内。

来自现在的主角团统统死在了未来。

来自未来的谢晋元团长，带着他的战士们正逃出未来，冲向安全的现在。

我在桥那头的现在热泪盈眶，恨不得伸手拉他们一把。

可是在真实的历史中，谢团长率部到达租界后，却被缴了械，受到俘虏般的待遇，不久就遇刺身亡。

一个从未来逃到现在的预言者，想来结局也大致如此。

后浪，你该往哪里跑。

终于看完《八佰》了。

关于这个片子，相关的影评分析比比皆是，那么我就不再凑热闹给大家分享我那通常来说不太主流的电影观点了。

我给大家来点实在的吧——既然《八佰》中有这么多优质的演员贡献了精彩的表演，那么我就基于电影最终呈现版本，以我个人的表演审美和表演理解作为判断依据，为大家列一个我心目中的《八佰》演员演技排行榜吧。

（注：本榜单会充分尊重演员的客观表演，尊重专业表演知识，本人将给出判断依据，但是任何判断都不可避免带有本人的主观审美喜好，如有冒犯，先行道歉，如有不同意见，都是您对，谢谢。

）

《八佰》，豆瓣7.8因为参演演员众多，所以我将按照区间进行排名分类，同一区间内排名无先后哈。

第一区间： （90分以上）入选演员：王千源、辛柏青、张译评选理由：王千源我个人认为《八佰》这个作品中表演最能代表影片气质的角色，就是王千源老师所饰演的羊拐。

原因如下：1、羊拐的人设是「老兵油子」，也就是说这是一个在战场上不断地面对生、面对死的人，那么眼前的这一次战争对他来说，其实并没有普通人想象中那么宏大。

对于当兵打仗的人来说，他们最清楚，每一场仗，都可能是最后一场，所以心理建设往往比较充分，换句话说，就是没那么多想的。

王千源的表演也充分契合了这一心理特点。

他在表演羊拐的时候，表情收敛冷静，情绪感比较弱，带有视死如归的底色，能够很好地折射出当时连年征战以及接连败战的历史背景。

我们能够从一个普通士兵的身上看到那种「没有希望」的色彩，这其实很重要。

这样的演绎是能把故事背景抻开的。

另外，他的一举一动力量感特别强，他的力量感跟俞灏明、魏晨甚至杜淳的力量感都不一样，他的动作速度、整个肢体的协调性、打斗中的反应能力、以及面部肌肉运动，都极为果断流畅，这一点在羊拐用匕首割掉日本武士的喉咙时的片段得到了集中体现。

这有力地说明了，羊拐的确有着丰富的实战经验——只有死神能培养出他这样的果断流畅，也只有这样的流畅果断才能不断地在死神面前活下来。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我觉得他诠释的军人，是真的有战斗力，进而也让影片很有说服力。

2、人物的性格很立体。

「老兵油子」其实并不是一个褒义词，通常它是用来形容在长期的当兵过程中，行为举止变得比较「油腻」的人。

这种油腻通常表现为抽烟、喝酒、赌博、爆粗等等。

其实从现实层面来说，这种油腻的演变，很多时候也是由于军旅生活过于枯燥所导致的。

羊拐那娴熟的抽烟姿势从侧面刻画了人物的这一点。

也是基于这种「老兵油子」的暴躁，王千源悄悄地就把人物性格做出彩来了。

比如要求辛柏青饰演的记方兴文给他照相，然后发现不能马上看到照片那里，他生气发怒还踢了小石子到方兴文身上。

踢完还继续问照片的事。

像个小孩一样。

那一幕其实节奏是特别好的。

因为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一个嘴硬的士兵，想要给他娘留下张照片，但是又由于不懂相机的原理，气急败坏的憨态。

这样处理，羊拐这个人物的鲜明度立刻就拉上去了。

因为他的柔软是被包裹在他的坚硬之中的，而且这种柔软和坚硬的心理根源是一致的——他是一个军人，也是一个母亲的儿子，一个普通的男性，一个血肉之躯的平凡人。

包括后面他好奇摸女人是什么滋味，都是一样的根源，这些散笔再与战斗时他的硬朗朴实放在一起，我觉得非常完整干脆，没有一丝赘余。

辛柏青很多人可能不是特别熟悉辛柏青这个演员，但是一说到《妖猫传》中的李白，很多人就明白他是谁了。

稍微多说一句，我个人认为辛柏青老师在《妖猫传》里表演的李白是非常经典的，真真正正地演出了余光中写的「口一吐就半个盛唐」的诗仙气象。

然后说回《八佰》。

《八佰》中辛柏青所饰演的方兴文这个人，跟李白那个角色完全不一样，他本质上根本谈不上任何忠义仁信。

他是一个情感色彩比较淡，内心态度比较冷的一个摄影记者。

而且对于他来说，苏州河对面的战场的意义更多的是为他自己带来财富、信息、利益的工具。

但是，也就是在他出于利益诉求，带着相机走进那河对岸，亲眼见到那「地域」中苦苦坚守、苦苦挣扎的士兵们的时候，他开始被逐渐地撼动。

而且这撼动也是非常清晰的，从目睹士兵以身护旗，再到跟他们一起拼死过桥，他的行为一直很中性的——他从头到尾只做了一件事，那就是拿着相机去拍下来正在发生的一切。

__bk:4fgtg这就是我觉得辛柏青演得好的原因。

他不是通过哭喊去表达情感的，也不是通过外化的动作设计，而是很忠诚地做自己的本分，然后在几次关键的战斗时刻，适时做了非常明显的心理活动演绎：一个是护旗的时候，作为一个长期在租界活动的人，他可能没有跟「危险」和「正义」如此接近过。

那一刻，他倒在楼梯上，欧豪饰演的端午被枪打中倒在血泊中，李晨饰演的山东兵叫他来给端午拍照，他反应的那一下，是很准确的，那是他正在被眼前的一切冲击然后消化的一个真实反应。

再到后面集体冲桥，方兴文是蹲在人群中不敢冲的，这也很符合他的人物个性，然后在冲桥过程中，他犹豫了一下，还是冒死去捡起了战士们的遗物，那一瞬间这个人物就饱满了，大家瞬间就能感知到，他固然是一个更复杂更冰冷的人，但是热血未凉。

所以，固然辛柏青在这个片子里戏份不多，但是你能够很确定地感知，这场战役对他造成的撼动。

很克制，很高级。

张译张译老师的表演我一直很喜欢。

他的表演是比较有辨识度的，一方面有大量的生活积累，另一方面又有很多细致而精确的呈现方法。

真的是很难得的。

在《八佰》里他饰演的是一个落跑的文职，叫老算盘。

很多人都在夸张译跟欧豪求情逃离的那场戏，的确，那场戏是很好，但是对我个人来说，更让我看到张译功力的地方，是另外两处：一处是第一次他跟端午游向租界，然后租界并不收留他们，而端午也毅然原路返回时他的表演。

因为我也暂时没有办法获取片源给大家做截图的呈现，但是你们之后可以倒回去看看那个地方，他那种马上就要够到「希望」却又无奈被打压了下去的无奈，特别地淳朴和写实。

他是一边看着租界，一边身子没有办法地朝着四行仓库退回去的，他的那种不情愿，并不是一个简单的动作，而是一个非常连贯的心理活动，把人物前后的行动连接得非常好。

对于大演员来说，这种连接有时候反而比高潮戏要处理得更小心，因为大演员之间的比拼，其实难的就不是单场戏的表演了，而是人物的完成度。

一旦连接不妥帖，人物就会断层，进而不成立。

另外他还有一个让我印象深刻的地方，是在四行仓库里，见到姜武被子弹在地的时候，他的神态：

这个地方的处理，我觉得比较特别。

它有点像周迅在《画皮》里面的一个处理。

在那个处理中，周迅就是借鉴了自己家的小狗的神态，来表达她饰演的小唯（妖）对于人间的「情感」的不解和探求。

张译这个神态也是一样，它是非常像小动物的，它带有一种与现实世界脱轨的色彩。

这种处理在我看来，一定程度上把战争对于人的异化给展示出来了。

很值得玩味。

因为是张译的表演，所以我看得很仔细，上述细节他每一个都处理得非常精彩，但是吹毛求疵地说，也有一处地方，我认为可以处理得更好。

那就是结尾处，张译走下电车，看见对面士兵正在以命冲桥，他呆呆地看着对面，镜头扫过去了。

我觉得这个结尾的处理对于老算盘这个角色的完成度，是有损害的。

为什么呢？

因为老算盘的人设从头到尾，都是一个贪生怕死、有一点点像老鼠的这样一个蜷缩的形象。

他不是一个恶人，也不是一个勇士，而只是一个在那战火纷飞的时代被吓破了胆儿的苟且偷生的人。

这样的一个人，他本性就是懦弱的、逃避的、不愿意面对战争与灾难的。

所以我认为，他最后应该也是没有勇气去直面对面那些他交谈过的、甚至拯救过他的、活生生的生命以被屠杀的方式，死在他眼前的。

即便是要看，他也不会是直愣愣地看，而是依然需要那种「懦弱」的色彩去包裹他。

因此，这是我认为张译在这个人物的处理上的一个小缺憾吧。

如果他最后能够在看见那一幕的时候，再多一些回避和不忍，我觉得或许能更上一层楼。

第二区间：（85-90分）入选演员：姜武、侯勇和梁静、李九霄评选理由：姜武姜武老师的表演就是一个字，稳。

而且某种意义上来说，他的表演有很强烈的话剧表演意味，举手投足也好，一腔一调也好，人物的起承转合也好，他的处理方法是很规整的，完全挑不出毛病来。

但是可能也是因为这样，观众也很获得新鲜感。

至少我并不觉得姜武所饰演的老铁，跟他以往的角色有大的设计思路上的变化，而对于这种很成熟的演员来说，表演技巧已经纯熟到了一定地步，他们需要的不仅是完成角色，而且还需要去拋一些新鲜的东西出来，满足贪得无厌的观众。

出于这种考虑，我就把姜武老师归置到了这一档。

他的表演，有一点太安全了。

侯勇和梁静因为在片中侯勇和梁静饰演的是一对夫妻，也没有名字，就是交代了一个是教授，一个是教授夫人，所以我就放一起讲了。

侯勇老师表演功底扎实，最后忍无可忍从家里拿出枪射击日军的慌乱感，很到位。

观众能够切实地感受到一只兔子咬人的感觉。

如果说有那么一点点遗憾的话，我觉得是因为戏份的原因，大学教授的这个身份做得不够有说服力。

如果只看表演的话，这个角色理解为中学老师、退休文职等等很多身份，似乎都是成立的，身份上略微有一点不清晰，但这也有很大一部分原因是时长所限，不能怪演员。

梁静老师的表演我看得并不多，但是在有限的时长内，我认为她对于教授夫人这一身份做了尽可能详细地描写。

她的市井气，以及当她面对一个酱油瓶子倒了都不扶的这样一个丈夫的那种操心，还有对于金钱的态度、对于对面四行仓库的同情，她一点点的，都做出来了，戏份虽少，但一点也不虚。

李九霄其实我纠结了一下要不要把李九霄老师放到这一档里面。

他在《八佰》里面饰演的角色叫刀子，是夜总会里一个小管事的。

平心而论，作为晚辈，他的表演技巧和表演成熟度都是不足以跟几位老师放在同一档的。

但是，我认为，他有一个非常大的亮点，那就是他的气性。

这话什么意思呢？

是这样的，我知道很多人都听过一句话，叫「表演，就是演人」，对吧。

这话没有毛病。

即便你是演阿凡达，演哥斯拉，演奥特曼，其实本质上都是拟人化的，其思维逻辑和角色个性，都是基于人类社会的变式。

但是人，怎么演呢？

猫有猫道，狗有狗到，不同的演员，自然有不同的办法。

其中有一种很好使的办法，就是允许充分散发自己的天性。

一如章子怡在《卧虎藏龙》中的狠倔，一如汤唯在《色戒》中的忸怩，它们归根结底，都是一种「气」的不同形态被充分地呈现了出来。

这种呈现，缺点是情感层次往往比较单一，但是优势是，它非常强烈，它甚至可以强烈到让人睁不开眼，让你放弃动脑，选择动心。

李九霄在《八佰》中的表演，其实就是充分符合这一规则的。

（当然他自己可能不知道自己原来是因为这样才这么出彩）他作为上海滩一个混混头儿，他既有一些骄傲，又呈现出一些无知——对于死亡的恐惧的无知——这正是他挺身而出的原因。

他的这个人物思维其实是很单线条的，就是看见这么个事儿了，感觉自己能行，别人不行，那就自己上。

生死什么的，他想的很少。

说白了就是没有那么复杂，像一把刚磨好的刀，渴望出鞘。

不然你们看他，挺身而出也就罢了，还要甩个外套耍个酷，多么青年（中二）的做法啊。

不管怎么说，我觉得他是以自身的质地的纯洁取胜的。

有点高配贾宏声的意思。

嗯，我喜欢他身上那股气。

第三区间：（80-85分）入选演员：李晨、欧豪、杜淳、郑恺评选理由：李晨李晨老师在《八佰》里面饰演的是山东兵齐家铭。

实话实说，我觉得这一次李晨的表演远超我的预期，他在很多细节上的处理都更中性更舒服了，不再有特别拧着的感觉。

有一个情节我印象很深，是所谓的「逃兵」们，站成一排，有一个人说「我还年轻，我想活着」，说完就往外走，走的时候，跟李晨对视了一眼。

那一眼，如果是过去的李晨，我觉得应该会更用力一点，但是这一次，他演得很松弛，那个士兵看着他，他也看着那个士兵，他当然知道那个士兵离开这里就是一个死，但是他没有去演悲悯和动容，他很平静，但是又是很直接地看着一切在眼前发生。

还有两场一个是拉着欧豪开枪的那一场，一个是在窗口炸死敌人的那一场，节奏都特别好。

这一点他跟王千源一样，你能感受到他是打了很多仗、见了很多生死的，所以才会从容。

但是为什么给他归这一档呢，不是觉得他戏不好，而是跟前两档比，确实他有一个一直以来的小问题，那就是太喜欢演好人。

真的，我就很难从李晨的角色身上看到阴暗面。

这对于一个正常人来说，很不科学。

放到一个角色身上来说，就是更大的缺陷。

有些人可能会说，这是导演的问题、编剧的问题，但是我可以很明确地告诉你们，这就是演员的问题，因为演员在处理角色的时候，是有很多空间的，如果有空间而没有去发展，那还是说明演员的处理能力或者处理意识还有进步的余地。

欧豪欧豪老师在《八佰》里角色还挺重的，他演了一个叫端午的农民，想来上海看看，但是却误入四行仓库，最后英勇牺牲。

这个角色其实并不好演。

不好演的原因是：第一、它要求人物质地干净。

因为设定是一个年轻的农民，精神上污染很少。

第二、它要求人物在四天四夜中有一个渐进的成长。

要如何在一个很短的时间内，让这种心理成长合理，是一个不容易解决的问题。

讲道理，人在巨大的危难面前，的确会产生很多很丰富的心理活动，影响人的行为举止，但是从现实层面上来说，这种影响大多数情况下，还是比较缓慢和有限的，比如你们看老算盘，他也受到了影响，但那个影响对于他的行动的影响就不大。

但是也有一种情况例外，那就是对于特别年轻新鲜的生命来说，这种影响可以是迅速的，侵入式的，因为他们年轻，所以他们容易被感染。

我认为欧豪在以上两个层面上，都做得很好。

他本人的感觉并不复杂，是干净的，同时他又有很强的感受能力，所以他能够很稳地去接住对手的戏。

虽然不是科班出身，但是并不跳戏。

话虽如此，欧豪现阶段在表演上，还是稚嫩了一点儿，他能够有现在的表现，一方面一定是自己很努力，又有一定的天赋，但另一方面，我觉得也是对手戏演员足够优秀，帮他也把戏托起来了。

他自己单人的戏份，给我的感觉总是根扎得不深，人物是大差不差的，但是欠缺魅力，欠缺前史，欠缺灵魂光芒，以他的天赋，他完全可以更有质感。

郑恺《八佰》中郑恺老师饰演的是陈树生，是那个在三小时攻城战中，身背炸药包跳到敌营以身赴死的青年战士。

在成片中他的戏份非常非常少，只有两分钟左右。

但是他确实是我全片最大的一个泪点。

我在导演的运镜和他自身的表演中，很真实地感受到了那种「较劲」。

用村上春树的话说，这种较劲就是鸡蛋跟石头之间的，是不计力量悬殊、我以我血荐轩辕的。

它很动人，很珍贵。

我认为这种动人，也并不完全是依赖人设，而是有很大一部分来自于人物的意志力被郑恺准确地传递给了观众。

在我心里，郑恺一直是一个天才型的演员，他有特别出众的天赋，他跟李九霄一样，他的那种自我，特别强烈。

并且他还有比较成熟的表达能力和理解能力，不论从哪个角度来说，都应该是一个影帝备选选手。

在张艺谋的《影》里面，他也是特别突出的。

但是我也不知道为啥，好像并没有看到他在表演这件事上勇往直前，感觉后劲不太足。

略微有点惋惜。

杜淳杜淳老师饰演的领帅谢晋元。

怎么说呢，杜淳的表演基本功是特别扎实的，演什么基本上都没问题。

但是他最大的问题就是没问题，一个什么都能演的人，他的个性实际上是比较模糊的，所以他能穿上很多角色的衣服，都像那么回事儿，但是很难是最抢眼的那一个。

这个事儿是这样的，演员是一个感性材料，导演在选择这种材料的时候，实际上也是在决定自己的影像风格，所以从电影导演的角度来说，电影导演往往更愿意选择有一些缺点，但是又有着强烈的亮点的演员。

因为这样做，作品更容易散发异彩。

杜淳就不太是这个路线。

他是那种细水长流型的，这个也是个性决定的。

说到杜淳演的谢晋元呢，就是很有范儿，很有劲儿。

但是也有两个小问题：一个是在唐艺昕送来国旗之后，决定是升旗还是再坚守两天的那个部分。

那个部分我觉得作为手握四百多条人命的长官，他的心态应该是非常挣扎的，这种挣扎是他必须在内心中做出一个极为艰难的判断，他需要去解决一系列问题，那就是——到底活着为了什么？

到底这坚守有意义？

到底什么才是正义？

…….所以这个决定应该是要更纠结更煎熬的。

不会说是魏晨喊两句，他就决定了，有一点太轻松了。

导致他这个长官最后出来的厚度不太够。

有点小遗憾。

另外一个就是他的塑料普通话说得有点太刻意了…… 正面效果实在有限……

第四区间： （75-80分）入选演员：魏晨评选理由：魏晨我就很奇怪，怎么今天都在夸魏晨演技好呢。

他演的角色是班长朱胜忠。

这个角色从一出场，我就觉得有点用力过猛，后续要圆回来是很有难度的。

我很能理解魏晨希望这个角色身上能够被赋予一些狂妄的、乖张的色彩，把人物个性做出来，这个出发点，是很好的，但是问题就是，作为班长这个身份来说，他习惯性地用吼叫、暴力的方式去处理问题、对待下属，这样是很难服众的呀。

而且他还为了塑造角色去减肥，这个出发点也没有问题，但是问题就在于你这个个性，加上这个减肥后消瘦的小身板，再加上人物性格层面，也没有特别的闪光点，或者是特别的价值……那这个班长，你当得不害怕被打死吗。

（划掉）

在任何戏里，演员呢其实都是在不断地处理关系，这种关系既包括人物内在的各种关系，也包括人物外在的诸多社会关系。

而且另外一点是，在四行仓库这种很危险的作战情况下，其实人的精神压力往往是很大的，作为班长，因为要对底下的人负责，所以其实压力会更大，那么在谢晋元决定升旗还是坚守两天的时候，即便朱胜忠想要升旗，他的表达方式也应该去顾忌他的下属们。

因为「升旗」这件事是很沉重的，背后是活生生的人命啊。

他说得实在是太轻飘飘了。

我明白他是为了表现人物的率真，但是这就是把复杂问题简单化了。

魏晨这个人物呢，在我看来就是比较单薄，很努力，但是力使得不太对劲儿，角色的可信度比较低。

第五区间：（70-75分） 入选演员：唐艺昕评选理由：唐艺昕虽然我很喜欢小姐姐的笑容，但是恕我直言，真的演得不行。

作为《八佰》中戏份最重的一个女性角色，唐艺昕的表现基本上完全浮于表面，止于表情——关键是还有很多特别不合理的表情。

基本上在我看来，唐艺昕在《八佰》里只做了一件表演，那就是——表演「我好像看到了什么」。

就是她的表演是非常不确定的，你能明确地从她的眼神中看到「好像」二字，在疯狂徘徊。

她举着喇叭，你只能感受到她「好像」看到了什么，但是她到底看到了什么？

你是无法从她的表演里看出来的。

她所有的反应镜头都是如此。

你可以代入她看到了张若昀，可以代入她看到了白马，可以代入她看到了123456，但是你就是很难代入她看到了战争。

因为她那轻轻一蹙的眉头，还是有一些太幸福了。

真实的战争，是冰冷而残酷的。

但我不仅没有从她的表演里，感受到那种泯灭人性的冰冷和残酷，反而不断地感受到一种仿佛发自内心的……. 幸福？

这种幸福，在八百条逐渐被活活屠杀、灰飞烟灭的生命面前，还是显得…… 太甜了。

甜得让这片子都有一点无法负载。

因为不论我们如何去定义这一场战争、这一个电影，它的内核归根结底是带着低沉的哀嚎的。

或许那也不是哭声，只是呐喊，但我怎么听，那呐喊都是舔着血的。

从个人情感出发，我很尊重唐艺昕在这个片子里的演出，但是从专业角度出发，我必须说，这表演实在是太苍白太孱弱了了。

总结我始终觉得，现在观众的确也越来越需要看到关于「表演」更清晰的标准和更直接的表达，创作者跟观众之间也应该建立更加平等和友善的关系。

这样，演员才真的有可能在艺术层面、在观众心中抵达某种经典与永恒。

没错，如我以上挑刺儿所示，演员的舞台，或许是一个比四行仓库更辛苦的战场。

每一个好演员也都是四行仓库中的战士——在那厮杀中他们亦向看客表明了决心——「待我成尘时，你将见到我的微笑。

」：）

做个勇敢的中国人 评《八佰》我之前曾经写过一篇名叫《做个勇敢的中国人》的影评，那是写给《金陵十三钗》，在那篇评论中，我质疑我们是否为了歌颂的目的而刻意美化了历史，比如将片中女性的悲惨命运描绘为“崇高的自愿牺牲”，又比如将片中的中国军人描写的神勇无比悍不畏死，如果真这么能打，又怎么会有南京大屠杀？

在那篇文章的最后，我说：“有一部电影更应该拍：《淞沪战役》。

那是一场惨痛的失败，绝不光彩的战斗，七倍于敌的兵力，巨大的伤亡，几年前还在内战的乌合之众，群氓般的士兵，抽大烟的将军，勾心斗角的派系，最先逃命的官员，直到最后的大溃退。

那个故事里却一样有真正的人性，一样有在大败逃中死战到最后的人。

做个勇敢的中国人，先从直面历史开始。

”然后，过了将近十年，终于等到了这部《八佰》。

这一次，我们有没有勇气直面那段惨痛残酷的历史了呢？

评价电影之前，我们先看看真实的历史。

当年大清灭亡，袁世凯称帝亦覆灭，中国陷入军阀混战，日本趁机侵占东北，东北军不敢抵抗，为保存实力，撤入关内，国人深以为耻，要求抗战呼声高涨。

但以当时中国之贫弱，若全面开战，能是收复国土，还是会丧尽主力而溃败，甚至丢掉半个或整个中国，没有人敢预言。

不打，丧权辱国，打了，打不赢，可能亡国，而要打，还要打赢，对当时的中国军队，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甚至中国国民，也都对“自己的军队”没有信心。

只因当年的军阀部队视民众为鱼肉，一心争抢地盘，内战内行，外战外行，民众又怎会对这样的军队有好感？

但若大一个中国，四万万国人，就真的没有勇士了吗？

其实在东北，就有无数人站出来抵抗；1932年，一二八事变，十九路军在上海使日军伤亡惨重；1933年，长城抗战，这一次东北军退无可退，只能与中央军西北军联手抵抗……这些战斗使中国人明白，日本人也没有那么可怕，只要敢打，敌人也是会怕会死的。

终于到了1937年，七七事变日军占领北平，8月8日，举行北平入城式。

8月9日，上海虹桥机场，两日军要闯入被守军打死，日军调兵上海。

中国军队决心抢先进攻，将最精锐的德械师88、87师投入上海，此后两国不断增兵，中国投入60多万兵力，日本投入十几万兵力和海上舰队，上海变成血火绞肉之地。

但随着为数不多的精锐部队损耗，各地赶来的“杂牌军”作战能力低下，而日军从南北两侧登陆，准备合围中国军队。

当时国民政府还幻想着再多撑几天，就能等来“国际干预”，再加上如果上海失守，对国民士气影响极大，而迟迟不肯撤退，直到形势极度危急，几十万军队即将被日军合围时，才匆忙下令撤退，导致撤退变成溃败，中国军队损失惨重。

整个淞沪会战，中国军队伤亡三十多万人，日军伤亡约六万人。

中国军队无法守住上海，且伤亡是日军的数倍，这一是因为当时中国军队由各地杂牌军组成，武器装备和战斗素质都远不如日军，二是指挥上前期硬打硬拼伤亡极大，后期精锐拼光了，剩下的军队虽多却战力和士气低下，不撤，被合围就是全灭，一撤，就成了大溃败。

然而这场战役也证明了中国军队是有勇气有决心和日军一战的，精锐军队能给日军造成极大损失，而各省的杂牌军们之前虽然还在打内战抢地盘，但面对外敌却也能同仇敌忾，装备素质都极差但也敢与日军殊死拼杀，甚至向日军发起冲锋，极为悲壮。

我查到的淞沪部队参战资料中央军：1师、3师、9师、11师、14师、36师、67师、78师、87师、88师、96师、98师、独20旅、中央教导总队、 税警总团浙军：6师湘军：8师、15师、16师、18师、19师、23师、46师、53师、62师、63师、77师、109师 、128师、新34师、预备11师、独37旅、暂11旅、暂12旅、暂12旅鄂军：13师、79师、167师川军：26师、133师、134师、135师、144师、145师、146师、147师、148师、独13旅、独14旅西北军：32师、33师、106师豫军：40师、45师鲁军：51师、58师、独45旅皖军：44师、56师闽军：52师苏军：55师、57师粤军：59师、60师、61师、90师、154师、156师、159师、160师、独20旅、66军教导旅黔军：102师、103师、121师、独34旅东北军：105师、106师、107师、108师、109师、111师、112师桂军：135师、170师、171师、172师、173师、 174师、176师在这场战役之前，他们并不是“中国军人”，只是中央军、东北军、西北军、桂军、川军、粤军，湘军……是各军阀们的爪牙，是被抓来的壮丁，只知有官，不知有国。

但在上海，面对外敌时，他们千里而来集结到了一起，真正成为了一支军队，在国人面前，在外敌面前，在列强观战团面前，他们只有一个名字：中国士兵。

他们从之前的为地盘而战，为权力而战，终于开始真正的为国家而战，为民族存亡而战。

这支军队，装备和训练不如日军，有些还拿着大清的汉阳造，穿着草鞋，甚至鞋都跑没了的跨越千山万水赶到战场。

很多人士气低下，贪生怕死，不知国为何物，只想回家种田生娃。

军官素质也不高，对士兵往往只有打骂，极少有能慷慨激昂做保家卫国思想动员的，喊的最多的大概就是“敢后退就毙了你”。

更有些军官自己先逃了。

高层指挥上一味死拼，不能及时撤出，造成巨大伤亡和溃败，直接导致南京失守。

这些都令人痛恨长叹。

但也正是这样一支军队，将骄狂到以为自己可以灭苏踏美、可以三个月灭亡中国的日军挡在了上海三个月。

以当时日本陆海军战力，纵然是美苏英法德，又有谁敢说自己可以轻胜？

俄国曾被日本击败，苏联在诺门坎坦克大炮是日军数倍仍然伤亡巨大，英国被日军轻取了香港和东南亚，美军在太平洋诸岛上以压倒性的兵力火力打到现在还会做恶梦。

而列强都没有真正和日陆军主力全面长期作战过，只有中国，面对百万日军独撑了那么多年。

仅夺取上海，日军就伤亡数万，之后还有上高会战、太原会战、徐州会战、武汉会战、桂南会战、长沙会战，以及敌后无数人的反抗……让日本人明白了中国虽弱，却不可欺。

中国人看起来一盘散沙，但匹夫之怒，亦能流血千里。

中国人可以流尽鲜血，但在那之前，所有想灭亡中国者，先会流尽血而亡。

在这一场轰轰烈烈的战争中，在一次又一次庆祝胜利的纪念日里，又如何评价上海的一间小小仓库中的几百孤军呢。

这些军人其实是个弃子。

在主力溃退后，他们被留下，望着一河之隔的歌舞升平，戏台之上，唱着孤军勇将的戏码。

这是一种表演吗？

或许是，要给英美列强看，告诉他们上海是中国人的上海，给日本人看，告诉他们中国仍有勇士，给中国人看，告诉他们有人还在战斗。

大局需要弃子，政治需要表演，宣传需要大义，但那些被留下的人，却要用自己的生命去完成这一次演出。

当我们要拍一部名为《八佰》的电影时，我们想纪念的只是这几百个人吗？

这几百人真的全是英雄吗？

中国只有这几百人是英雄吗？

不，当年参战的无数人里，有勇士，也有懦夫，有好汉，也有恶棍，而更多的只是普通人，他们会害怕，会有欲望，想回家种地，想有岁月静好的生活，但他们无路可退，身后就是上海，身后就是南京，身后是整个中国。

我们要纪念的，是所有为了保卫国家而牺牲的人。

几百人，能映出百万人，千万人，亿万人。

从他们身上，我们能看到我们自己。

如果我们置身于那时那地，又是否能比他们更勇敢？

看到电影中那些士兵绑着手榴弹一个个高喊名字跳下楼去时我落泪了，我的泪水，并不是因为电影里可能经过虚构加工的情节，而是为那些历史上真正用血肉筑起了长城，却没有机会喊出自己名字的人。

我很害怕我们的文艺作品会为了某种表达，而放弃历史的真实。

比如为了歌颂，就将凡人打造成伟人圣人，或为了批判，又将他们塑造的丑陋不堪。

那都不是历史的真相。

历史的真相，随着亲历者的逝去，已经变得模糊而不可寻，才给了后人随意涂抹的空间。

汉武如何说秦皇，大清又如何著明史？

不吹不黑的面对历史，真的太难。

相信当年的中国士兵都神勇无敌深明大义，那是没有脑子，但若是认为他们都是混蛋懦夫，那是没有良心。

做个勇敢的中国人，从直面历史开始。

战争片作为类型电影的一个大类发展至今，已经在观众心中形成某些固有印象或期待，或绮丽壮观、充满文学性的修饰和浪漫化的想象，或血腥暴力、荷尔蒙喷射、令人肾上腺素飙升，或低沉哀婉触目惊心、揭露战争的本质和留下的伤痕。

好的战争片总能找到一个细微但充满共情力的角度去构建人们对战争、生命、人性的思考，创作者们用不同的方式去拓宽战争类型片的边界。

而《八佰》在这样的尝试中找到一种少有的路径——它更像是一则社会学观察实验报告。

四行仓库保卫战的特殊性在人类战争史上恐怕也是少有的。

首先，这是一场 “表演战”，战斗的目的是让全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看到中国军队抗击日本侵略者的决心；同时，战斗发生在与租界隔河相望的四行仓库， “一河之隔，地狱天堂”，身处天堂的人们成了地狱酷刑的 “现场观众”。

关于这场战斗有很多角度可以书写，影片中大量人物都有真实原型，但从我的观感来看，管虎是在用真实构建寓言、用历史映照现实。

影片首先从 “亲历者” 的角度引入，一位老者用上海话讲述自己对多年前那个夜晚的印象：“只记得酒酿圆子蛮好吃的” “妈妈说对岸的叔叔是保护我们的人”。

画面展开，一群说着湖北话穿着蓑衣的人在旷野疾走，他们长途奔袭最终走入一片瘆人的末世之地，莫名其妙加入到这场惨烈的战斗。

我们通过他们的眼睛去观察四行仓库、认识坚守在此的战士们，也通过他们的眼睛，看见苏州河南岸车水马龙灯红酒绿莺歌燕舞。

由配乐每一个重音带出的大全景将我们抽离人物视角，俯瞰这南北两岸是怎样一个撕裂的世界。

影片在画面上做了许多带有舞台感的处理。

苏州河北岸以战争废墟为布景，四行仓库为主舞台，上演一出 “赵子龙长坂坡救主” 的英雄戏码。

南岸人影绰绰霓虹万千，在阳台用望远镜观战的富人、倚窗而唱的歌女、面河而戏的京剧班子、在咖啡馆架起摄像机的各国记者，整一个娃娃屋布景。

南岸看北岸是戏，北岸看南岸也是戏，南北两岸看似分裂却又关联万千。

最有意思的是，我们这样一群生长在和平时代的观众，在这个小小的 “战时世界” 中处处可以看见自己的影子。

影片中着墨最多、最容易找到代入感的角色是一群 “散兵”。

他们和我们一样，是一群普通人，甚至是普通人中最不勇敢的一群人。

小时候每每看到电视剧中革命者英勇就义总是被大人问：如果是你，你会像他一样勇敢吗？

那时候总是不假思索地回答 “会！

”。

长大之后逐渐明白，成不了英雄并不耻辱。

但看到这群 “散兵” 的样子，我又忍不住问自己：如果是我，我会像他们一样怯懦吗？

在我们这个英雄主义逐渐被消解的年代，我们是否还能找到让自己勇敢起来的理由？

到影片中段，关注点逐渐转向战士们。

我一直相信没有人生来就是勇者，人总是在认清自己的能力和责任之后才会变得勇敢。

“八百壮士” 之所以被称为壮士，不是因为他们是没有感情的战争机器，而是因为他们找到了高于生死的意义。

在我们的身边，有许多职业都需要像战士们一样面对生死，刑警、消防员、医护人员……在看到战士们报出姓名纵身跃下的时刻，我眼前浮现出许许多多的面孔，他们每一个都在说：请记住我，请让我的家人为我骄傲。

在以往的战争片中，英雄的死亡总是尽量渲染其悲壮，而《八佰》所提供的 “观众” 视角却是直直地书写出一个 “惨” 字。

我们的眼睛从苏州河南岸看过去，对岸每一个跃下的身影都是一次刺痛，他们报出的姓名就是一声声 “生之渴望” 的呐喊，同时也是一句沉痛的责问：你，为何还能无动于衷？！

隔岸并不只能 “观火”，就像观众其实也是演出的一部分一样，身处 “事外” 的人，都有一颗想要改变事态的心。

1937年那个秋天的南岸民众，与我们现在的网友有多少不同？

在我们正在经历的这场瘟疫之中，我们是否感受了到和他们一样的心情，我们又是否像他们一样在行动？

如果把《八佰》看做一则特殊时期下的社会学观察寓言，我们或许就能看见历史映照下的真实自我和人类社会长久不衰的运作逻辑。

战争的背后全是政治，但抽象到民众的凝聚力上，榜样就是信仰的可视化，人群间的相互影响是流动且倍速增长的。

即便我们的社会处于被撕裂的表象之下，也依然存在一种看不见的联结，只要我们还有感情、只要我们还是人类。

当代影像作品，充斥着大量雷同的创作现象，着实令人苦恼。

因为对于讨论而言，这意味着同一话语和观点不得不被重复讲述。

比如《八佰》，就与近年的许多热门作品一样，技术层面过硬，调度上非常华丽，但结构却存在附赘悬疣的问题。

因此，它最终的成色也与很多同时期影像类似，处于好坏参半状态——似乎这段时间我谈论了太多这样好坏参半的作品。

更别提《八佰》中的优点和缺陷，也都在我曾经主张的观点中出现过。

当我不断重复自己说过的话时，难免觉得乏味。

从古至今，类型创作始终在谋求一种变化的共性，相同要素的不同组接次序，便能让主题类似的作品产生不同的表意，引发不同的情绪反馈。

若再辅以深度的风格化设计，便会形成与同类作品的迥异面貌，脱颖而出。

我们能明确评判这些要素到底是别具一格，还是方枘圆凿，均是根据影片的基本完成度去考量的。

因此，《八佰》虽然命途多舛，遭到无形之手的阻挠，但如今面世还是保持了相当的完整性，也就有了针对作品本体的讨论条件。

不过，对场外影响的推测仅止于此，否则将掉入难以证伪的循环。

纵使影片后半段充满了剪刀的痕迹，非常残破不堪，但它的主要问题——分裂——还是来自影片本身的风格与结构。

这本来应是一部个性浓烈的战争电影，但遗憾的是，影片前半部分苦心营造的美学风格，在后半段迅速瓦解。

我曾经在《我和我的祖国》中盛赞管虎的《前夜》，这部短片是高明的类型化创作，叙事驱动力十足，场面调度由简入繁，引人入胜。

纵使《前夜》与《八佰》在主题上差之千里，但同为对历史真实事件的描绘，整体的基调和底色是基本一致的。

事实上，作为一个选择了罕见角度进行切入的战争电影，《八佰》显现出了它的巨大观赏价值和历史意义，却因为风格上的割裂和消解而无法成为杰作。

《前夜》围绕开国大典上的升旗做文章，展现出蓬勃的戏剧张力。

讽刺的是，《八佰》就是在升旗的段落被一分为二，杰出与无聊泾渭分明。

而这段情节本身，因为意识形态原因，又有着各种各样衔接上的问题，以及过于夸张的表现手法。

但是总的来说，升旗仍然是本片还算不错的高潮段落，虽然从真实的情况来看，这场战斗基本上是虚构出来的，但情感很是完满。

在升旗这个段落里，同时解决了好几个人物的矛盾，比如欧豪的退场，王千源的转变等等。

另外，它直接关联到影片结尾，引出了接下来日军和八佰壮士的一系列行动。

所以，我有理由认为将升旗作为分割线，是影片有意为之的做法。

但它的结果是区别开了电影前后两部分的情感，同时从结构上将影片劈成两半——若如此的话，那么这正是本片最大的败笔，我不知道这样做的意义何在。

2018年的法国电影《开战》显现出令人窒息的现场感，是区别于传统叙事的另一种影像表达。

这种表达摒弃了古典主义的原则，无关人物，无关视角，甚至不在乎因果，不照顾观众的情绪起落，摄影机保持着一种非常主动的参与感。

它通篇制造出一种模糊却粗粝的形象，并将之卷入晃动的手持摄影，以及令人无法逃避的对抗场景之中。

在激烈的节奏里，《开战》达成了某种少见的、新颖而紧凑的叙事效果，是一种极端的现实主义书写。

这样做的合理性在于，影像天然所具有的高强度具象化的展示性，以及这种展示本身蕴含的巨大能量。

去年的另一部法国电影《悲惨世界》有着类似的思路，虽然不像《开战》那样构建最极端的在场性，但那些街头上发生的故事，同样使摄影机保持着一种亲历性的姿态。

这不仅仅是大量手持摄影的缘故，还要归功于剪辑、表演和声音。

《八佰》的前半段与《开战》和《悲惨世界》的街头部分异曲同工。

电影不给我们时间充分了解每一个人物，只是靠他们的瞬时状态来展示某种个性。

而四行仓库作为封闭空间，壮士们困兽犹斗的处境，通过复杂繁乱的调度，均被逼真地呈现出来。

传统叙事中的介绍性场景已不再重要，甚至显得多余。

我们顷刻间就被强行拉入战斗之中，与众角色共历数个生死瞬间，再次揭示影像本身作为一种展示的重要性。

此时，每一幅画面都打进我的骨头里，这是一幕幕无须做出任何交代，只需呈现就爆发出充沛能量的战争图景。

如果将其定义为爱国主义教育，那么我愿意全盘接受并为之感动。

与此同时，对群像的粗糙处理也就变得不再是问题，因为在极端的呈现中，形象出现的那一刻，便会挑动我们建立心理上的体认。

这些角色可以被看作是工具人、是棋子，是脸谱化的刻板人物，并在传统叙事中成为缺陷。

但将他们放置在四行仓库这样的情境下，便有了成立的合理性，战争中的个体士兵，本就处于被摆布的身不由己之中。

而这种只关注临场的爆裂式呈现，显然也有别于真实的纪录影像。

甚至通过一定的戏剧性手法和蒙太奇段落，虚构情境反而散发出更加滚烫的纪实感，更高效地逼近某种真实性。

它为我们铺就一条抵达历史的捷径，即便这是一个人为的假定性历史事实，但被集中提炼而出的情感无疑是真实的。

牺牲本身被作为一种展示性景观，也就不断敲打着我们的内心。

本质上，这样的展示的确是一种粗暴直接的官能刺激，试图调动的是观众的生理反应，但不同于那些特效奇观，它的粗暴直接来源于我们对人性的普遍认知。

我们在不知道陈树生的身世背景、内心变化和情感动机的情况下，仍能动情于他自杀式的牺牲，就是镜头的侵略性所引发的情绪投射。

而《八佰》在这一段展示中，虽有配乐的烘衬，但仍然特意避免了虚假的英雄主义描绘。

陈树生以及后面排队跳楼的战士们，不以那些烂俗的升格镜头去强调他们的面目，去渲染他们的悲壮，而是在不干涉叙事时间的前提下，干净利落地展现死亡。

还是那句话，展示本身就已经有足够的能量。

纵然电影前半段紧密的战斗场面，与其他战争片一样，频繁调用最极端的暴力手法，使观众不可避免地陷入到炽烈的情绪当中：持续的爆炸，乌黑的鲜血，惊恐的喊叫和满天飞的肢体……它所刻意突出的肮脏、残忍的展示方式，证明了这样的图景远不是为了让人血脉偾张，满足猎奇心理或爽快感，而是通过影像本身传达出鲜明的批判意味。

反战的意味由此而生，来源于镜头不加修饰地、事无巨细地直面战争本身，而非通过对白或字幕进行劝诫。

对我而言，在这样强大的表现力面前，群像的扁平和失焦也不会阻碍我的体验，对事件的反应已超越了对角色的代入，角色及其注定的命运作为一种吸引力元素，已经完全融入到极端氛围里。

如果《八佰》就在这样高强度的展示中“一条道走到黑”，我会为它鼓掌叫好。

更别说四行仓库保卫战，无论现实中的历史事实为何，它本身处于的租界-苏州河-仓库的递进空间，也简直是为电影打造的再适合不过的舞台。

除了仓库以外，还有着另一个对称性的展示场景可以利用，它们彼此的关系潜藏着更多美学上和思想性上的深度。

但令我失望的是，在升旗之后，影片纯然回归到传统的介于主旋律与类型工业之间的叙事氛围当中，一下子将之前所营造的那种厚重的、压迫式的展示能量消解殆尽。

何况后半段的叙事水准远远不如前半段的展示性表达，充斥着滥情桥段和过多的人物状态描述，并且结尾也开始频繁升格起来，节奏感被砸的稀碎。

你可以说管虎没有驾驭好文戏编排，铺满各种人物状态，却忽略了实在的动力。

你可以说因为剪刀的原因，人物没有结局，导致情绪没有落脚点——王千源和小湖北跟日本人打起来了吗？

最后死没死？

姜武坐上炮后开火了吗？

方兴文的动机是什么？

目的又是什么？

张译又是怎么突然在对岸现身的？

下了电车后他又跑向了哪里？

这些不是留白，没有余韵，仅仅是剪刀造成的负面效果罢了。

更拧巴的是，影片在升旗前散乱的视点、让人物失焦的拍摄方式，虽然消磨了角色的深度，但体现出了事件本身的力度。

反而在升旗后一百八十度大转弯，试图重新提供代入角色的服务，这种创作策略上的横跳对作品风格造成了伤害。

再加上角色又因为不可抗力，缺乏交代，甚至直接失踪，已不具备重新刻画连续性弧光的可能性，必然让电影虎头蛇尾。

无论如何，影片后半段所暴露的本质缺陷在于，呈现表面上被升华为一种更精确的叙事，实际上却轰碎了之前构建起的乱中有序的情境氛围。

过多的情绪片段，试图让我们走进每个人物，却不可避免地消散了模糊而感性的冲击力，造成情感的巨大落差。

可以说，升旗后重新将镜头对准一个个人物，甚至引出新的人物，所带来的不是对角色的深邃刻画，反而将情感由激发变成了煽动，显得刻意而让人反感。

从展示回归到描写的过程，就是影片失去张力的关键所在。

当焦点变得清晰之后，就被添加了太多不必要的修辞般的煽情，却无法让人达到真正的体认，还不如之前那些模糊的群像面孔更加动人。

这种多余还体现在对主观镜头的使用上，这是我不堪忍受的另一个重大缺陷。

主观镜头的滥用极其影响我的观感，可能比升旗后的情节编排更令我难受。

首先是白马，我们在太多战争片中见到过这种具象化的浪漫主义手法，它们往往脱离作品本身的现实性，不受外部世界影响，或者受影响较小，体现出一种极度符号化的、象征性的存在，本质上是一种主观镜头。

《八佰》中的白马同样如此，为什么不选择黑马或棕马？

就是因为白马在视觉上显得更圣洁。

在激烈交火中，白马基本上来去自如，即使身上也有伤痕，但仍脱离了影片的真实语境，与脏兮兮的士兵和周围的废墟形成强烈的视觉反差。

这让它成为一种灵性与神性的综合，是游离于战火之外的，难以被消灭的一种情感化身。

因此，白马的第一层意象呼之欲出，即每个战争片导演的惯有思路：以生命的纯洁美好反衬出战争的丑陋卑鄙。

尤其当这种美好被玷污时，人们就会自然而然地生出对战争的厌恶。

但我认为，白马的意义也就到此为止了，再去揣测它是否体现了什么民族情感，什么家国大义和人性光辉都很勉强。

何况白马这个意象放在《八佰》中，本来就是画蛇添足的浪漫主义。

因为影片前半段建立的战场图征，混合了高密度的纪实性与虚构加工出的沉重氛围，已经没有给超现实意象留有充足的展示余地了。

我们只需要对准士兵们的面孔、行动，他们身上的物件（家书、照片、遗书、皮影），他们的互动和关系的建立，就已经完全涵盖了白马试图表达的一切，只是在观感上不够“干净”。

除此之外，还有苏州河对岸灯红酒绿的租界，以及隔岸观战的同胞和外国人等等，庞杂的视点矩阵早就能很好地反映对这场战争的态度和批判，那么白马的价值还剩下什么？

纯粹是视觉上的设计罢了。

但在我看来，这种视觉上的设计也是没必要的，它为了盲目追求某种艺术性，间接破坏了展示本身的集中性力量，不免本末倒置，顾此失彼。

于是，当后半段小湖北重逢白马，给它喂食，与它相依的时候，我满脑子都是《白鬃野马》的镜头。

要说把马这种动物拍的如此浪漫，如此彰显出它真正的灵性，它的生命力，它一切迷人的魅力的，至今没一部可超越《白鬃野马》。

总之，《八佰》中的白马是一个赘余的意象元素，它大概只是为了用一种浪漫化的比喻，标榜一种不合时宜的形式语法，却也是过于常见而缺乏新意的手段而已。

更让我觉得违和的，是小湖北在哥哥牺牲后的两次纯心理活动镜头，把欧豪饰演的端午想象成七进七出的赵子龙。

只出现两次似乎显得很克制，但哪怕仅仅是一次，也严重伤害了影片整体的表意效果。

而这两段心理活动场景，在特效和造型上，又相对显得粗糙拙劣，更有一种破坏整体调性的反动。

我有必要第一百次重申我的观点，即米特里对主观意识客体化的描述：对于电影而言，纯心理活动镜头基本不成立，多数为导演的生搬硬造。

因为此类镜头任由具体影像歪曲想象中的意会因素，从而违背了想象活动的心理特征。

所以，电影的“主观意识客体化”是一条绝路。

其表意方式决定了只能表现客体主观化镜头、纯想象性事物整体的客体化和闪回镜头。

这些方式要么符合主人公的目光与心境，要么可以使幻想内容构成同质整体，消除从现实到非现实难以逾越的心理障碍。

要么符合客观内容的逼真再现，不会违背回忆的心理特征。

基于这种角度，我对主观镜头也一直非常敏感，它很难与电影语言真正贴合。

而极少数主观镜头用得好的导演，基本都是永载史册的大师。

不少人已经分析了租界-苏州河-仓库的递进关系。

这种环境天然提供了一种戏剧张力，内里包含的是两岸人的心理状态、景观差异和最终产生交集的过程。

相对于很多人所说的对“观看”的三重定义，和空间差异暗示出的地位、文化和心理的隔阂，我更感兴趣的是黄晓明特派员出场后，用一种另类的方式打破了第四面墙。

当然，这个小处理无法挽救影片后段的垮塌，但确实令我会心一笑，随之思绪飞扬。

当影片镜头转到繁华的对岸时，租界里的人就是观众，在河边，在阳台，用望远镜，用摄影机观看着对岸的一切。

而我们是这群观众的观众。

同时，战斗间隙的八佰壮士们，也会望向天堂般的对岸，这种错综复杂的观看关系必会营造出一种丰富而迷人的语意。

但本质上来说，仓库仍然是唯一的舞台，只不过里面的演员会偶尔直面观众席。

而租界的人不仅是观众，同样也是演员，他们从身份、行动、文本、结构、场内场外等各种意义上，连接着银幕外的我们和仓库内的演员。

身处租界的人必然将发挥能动性，比如杨慧敏、刀子等过岸者。

从电影的表现形式而言，这本就有一种冲破银幕界限的互动隐喻。

同时，我们作为银幕前的观众，观看着租界的观众以及524团的军人，也就成为一种脱离文本之外的，唯有影像可以触达的递进关系。

不同的是，租界的观众最终参与到演出之中，但我们没有办法真正亲历，全程只能在“对岸（银幕）”观看他们。

于是，这种无力感和纯粹的被动性观看，就会引导出这样的问题：我们应该如何回望这段历史？

这个故事将与当下产生什么样联系，又会如何作用于我们个体？

因此，无论是否是创作者的明确意图，黄晓明说出的那段台词（表演就不提了），都成了后半段唯一的点睛之笔。

这场死守的战斗，作为一次政治演出，是一场一开始就被放弃的、充满无意义牺牲的战斗。

于是，战争巨大的荒谬本质立刻呼之欲出，而这段话也像是在对银幕前的我们而说的，似乎通过“演出”二字，提醒我们现实历史与加工后的事实的阻断关系。

但这场荒谬的演出，终因人性变得有意义起来，壮士们的牺牲让租界里的同胞、外国士兵和国际记者产生共情，进而伸出援手。

此时，影像穿透时空，勾连起我们与历史的感同身受。

但因为电影的风格和结构问题，这种感受没能从一而终。

如果说前面是超越现实的虚构，那么后面就是退回到了戏剧营造的假象本身，失去与真实过去的情感连接。

在面对冰冷残酷的历史面前，电影没能成为总结者和反思者，只起到了引路的作用，抛弃了深入探究的可能性。

最终，在各种意识形态的裹挟下，在展示本身所爆发出的巨大能量、重构观看与被看的辩证关系中，在虎头蛇尾的结构和违和的主观镜头内，我不得不将电影视为一个回望历史的中介，并为事件本身散发出的性质而悲恸，却无法将之视为表达的终点，走向更深邃的历史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