坠落的审判

作者：Scott Roxborough / The Hollywood Reporter（2023年5月23日）校对：鸢尾花译文首发于《虹膜》法国导演茹斯汀·特里叶的新片《坠楼死亡的剖析》对真实犯罪这一题材进行了敏锐、细腻且极具女性主义色彩的创新，该片于本周一在戛纳电影节的全球首映中获得了影评人和观众的一致好评。

这部影片由德国女演员桑德拉·惠勒——因在2016年提名奥斯卡最佳外语片的《托尼·厄德曼》中的表演而大放异彩，并在特里叶2019年的剧情片《西比勒》中担任配角——扮演女主角桑德拉·沃伊特，她是一位成功的德国小说家，因涉嫌谋杀她颇为失意的法国作家丈夫塞缪尔（塞缪尔·泰斯饰）而在法国受审。

该事件唯一的证人是这对夫妇11岁的视障儿子丹尼尔（米洛·马查多·格拉纳饰）。

这种情节设置似乎指向了「她到底是不是凶手」类型的悬疑惊悚片，类似于《本能》或HBO最近的剧集《阶梯之间》，但特里叶似乎对推理不感兴趣，而是聚焦于司法制度对虚构叙事的使用——当缺乏事实时，检方会对动机进行联想——以及构成这些故事基础的保守的、往往涉及性别歧视的假设。

霓虹影业（Neon）在《坠楼死亡的剖析》首映后不久就拿下了该片的北美发行权（译者注：Neon负责发行的影片连续四届问鼎了戛纳金棕榈大奖）。

特里叶跟我们分享了她对真实犯罪故事的迷恋，她如何为惠勒塑造本片的核心角色，以及在银幕和法庭上的现实与虚构之间的细微差别。

问：桑德拉·惠勒在这部影片中演得太棒了。

你创作这个角色时是否就在考虑她？

特里叶：是的，我和桑德拉认识10年了，当时她在一个电影节上给我颁了一个奖项。

当然，和几乎所有人一样，我也看了《托尼·厄德曼》。

那部电影和她都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我很欣赏玛伦·阿德，她的影片也给了我不少灵感。

我的脑海中确实时不时会出现桑德拉的身影。

这就是为什么我会把《西比勒》中的角色交给她，那对她来说其实是一个小角色，但她的表演仍然非常惊艳。

她有一种非常艺术的表演方法，与人们在法国演员身上看到的非常不同。

她从戏剧舞台出道，对自己的表演有非常强的信念，甚至肢体上也全部投入其中。

正是在拍摄《西比勒》期间，我有了为她量身打造一个角色的想法。

我的首要想法是主要用英语来写这个故事——关于一位生活在法国的德国作家，因为我觉得语言问题不仅仅是我们应该努力解决的东西，而且当你想和一个外国女演员合作时，语言应该是围绕这个外国角色的核心要素，她在外国被审判，不能用母语为自己辩护。

语言是情节的一个关键方面。

问：这部电影的结构非常符合真实犯罪故事这一类型。

你是这种类型的忠实粉丝吗？

特里叶：我几乎每天都会读一些关于真实犯罪的故事，而且也常常看这种类型的电影和剧集。

所以它们的确会为我带来灵感。

我一直都觉得，总有一天我会拍一部以审判为核心情节的电影。

但是，作为这些剧集和电影的观众，或者当我阅读或观看它们时，我得到的印象往往是，故事太简单、太浅显。

最终的判决结果总是太过明显。

我不想剧透这部影片，但它的结果可能会出人意料。

我拍摄这部影片的目的之一是保有一些非常复杂的东西，甚至在影片结束时仍然让人处于谜团之中。

我和联合编剧阿图·阿拉里在这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围绕案件和审判不断提出问题。

你可以把它看作是一部推理片，但我认为它主要是一部关于夫妻关系的电影。

对我来说，有趣的是利用谋杀案审判这个设定来剖析一对夫妇的关系，他们有一个孩子，但没有共同语言。

对我来说，这就是故事的中心，审判只是一条副线。

问：这部电影的核心主题似乎是现实与虚构的对立，以及我们如何将现实世界的事实变成叙事性的故事。

影片中的这两位作家所做的工作是半自传性的；他们将自己的真实生活作为小说的素材。

此外，在司法系统中，控方和辩方的律师使用非常模糊的事实来创造不同的虚构故事。

特里叶：正是如此。

我认为法庭是一个我们的生活被虚构的场所，在这里，一个故事或某种叙事会被强加于我们的生活之上。

法庭里的每个人都在讲一个故事，每个人都在创造一种叙事，而一切都离真相很远。

甚至桑德拉和她的辩护律师也与真相有一定的距离；他们歪曲现实，以便能够为她辩护——这也恰恰是检察官试图给她定罪时的做法。

这个体制对于她的生活方式有诸多评判标准。

在为这部电影做研究时，我发现非常有趣的是，即使在2023年的今天——女性理应拥有与男性平等的地位，然而就生活的选择而言，如职业选择或性开放，女性都往往会受到负面的对待。

桑德拉的双性恋身份在该案中被用来攻击她。

我想说的是，这些审判对人们来说是一种噩梦，因为你自己的生活被剥夺了，每个人都在创造一种虚构的故事，并没有真正试图达到真相。

我对真相和试图通过故事寻求真相非常着迷，我觉得这非常有趣。

故事中的一个核心情节要素涉及这对夫妇吵架的录音。

这段录音在审判中变得非常重要。

这样的录音本应是一种绝对的证据、明确的事实。

但即使是这段录音也被检察官断章取义地使用。

它变成了虚构的材料，被用来攻击桑德拉。

每个人都完全脱离了实际发生的真相，并围绕着制造出不同的虚构故事。

问：说到那段录音，它是怎么制作的？

你们是在片场当场录制的吗？

特里叶：事实上，这是一个相当大的挑战，因为那场争执的戏花了我们两天的时间来拍摄。

而且，从一开始，我与联合编剧一起写剧本时，我们对于这场戏并没有达成一致。

创作这场戏实际上也是我们两个人之间关于它的意义的争吵。

在拍摄时，桑德拉想在一天内完成整场戏，她不想停止或中断它。

但这是一个非常艰难的过程。

后来，我们在第一天就拍完了。

然后在第二天，我看着他们，意识到，即使我们有了所有需要的材料，从视觉上看，这两个人似乎都无法停下来，不间断地演完了整场戏。

所以我们一直开着摄影机，拍下了这场完整的争执戏，可能有12至14分钟长，结局非常暴力。

这对我来说真的很有趣，因为我一直对声音非常着迷。

我更痴迷于记录声音而不是影像。

因为你不能像影像那样用声音来欺骗观众。

真相就在那里。

这是你会在犯罪故事和审判中看到的东西，观众对声音很着迷，他们能感觉到这种程度的真实性。

但还有另一个方面，你会在声音中感到永远无法通过影像创造出来的情感力量和忧郁氛围。

甚至在剧本创作的过程中，我们率先做出的决定之一是，省略一些影像而专注于声音，这将在没有画面的情况下给我们带来一些寻求故事真相的素材。

问：采访时间快结束了，我还有最后一个非常简短而重要的问题：影片中的狗，一只边境牧羊犬史努比（Snoop），在剧情中起到了关键作用。

它几乎锁定了今年戛纳电影节的狗狗金棕榈大奖。

与它合作是否是一个挑战，你是如何将它融入这个故事的？

特里叶：嗯，对我来说，从一开始就很明显，史努比将是丈夫的替身。

他不只是另一个角色或某些到处跑的动物。

在许多方面，他代表了这个死去的丈夫，这个缺席的人。

我们还拍了一个最后被剪掉的场景，史努比在那里呕吐，很明显，它是替代塞缪尔的存在。

我以前也和动物合作过：我此前的电影里有过猴子和狗，我知道和动物合作往往不太容易。

但这次我们很幸运地得到了专业人士的帮助，他们一直都在为这个行业训练动物。

史努比的女主人对我们来说非常重要，她帮助我们让它完全融入到影片之中，它和其他演员一样是片中不可或缺的部分。

在一些场景中，我们的镜头位于狗狗的高度；我们从它的角度看问题。

它和其他演员一样是影片中的角色，这对我非常重要。

原文链接：https://www.hollywoodreporter.com/movies/movie-news/anatomy-of-a-fall-director-justine-triet-interview-1235497578/

金棕榈得奖片《坠楼死亡的剖析》就像一个同时抛着三个球的杂耍艺人，在叙事执行力方面令人眼花缭乱。

它既是讲述悬案的强剧情惊悚片，又是呈现一段破碎婚姻关系的家庭片，而在场景呈现方面，它还是让所有戏剧冲突集中爆发在法庭上的律政剧。

能同时完成这三重使命，导演茹斯汀·特里耶功不可没，戛纳评审团将大奖颁给她，也是为了表彰这些看得见的优点。

但在表层文本之下，《坠楼死亡的剖析》还隐藏着一些更复杂甚至更具理论色彩的知识分子课题。

当我们无法掌握事件全貌时，究竟该如何辨别真实和虚假？

当真相与叙述短兵相接时，我们究竟是能坚守对前者的追求，还是会被后者的情感力量征服？

从《索尔菲雷诺之战》到《西比勒》，导演特里耶一直痴迷于探讨文本和真实之间相互纠缠的复杂关系。

而在《坠楼》貌似直白商业的类型片壳子下，她却将自己对“叙述”的省思推向了极致。

一部重在“关系”的电影一位陷在不幸婚姻泥沼中动弹不得的成名双性恋女作家，正在抓住少见的机会接受一位文学系女生的上门采访，并借着酒劲与之暧昧调情。

但嘈杂的音乐恰逢此时在楼上响起：她的丈夫——一个刚刚辞去大学教职，试图像妻子一样全职写作的男人——清楚妻子的日程安排，他只是故意不想让妻子的（采访与调情）计划得逞。

采访不得不中断，女生与这一家人中的儿子先后离开，躲避尴尬且吵闹的情境。

当患有视障的儿子散完步回家时，引领他的导盲犬却率先发现了惊人事实：音乐依然在响，阿尔卑斯天空中的太阳也依旧在照耀，孩子的父亲却满头是血地坠落在苍茫雪地里，断了气。

男人的死究竟是出于自杀、意外还是他杀？

法医找不到充足证据证明或是排除其中任何一种可能，于是妻子桑德拉被指控为嫌疑人，被迫接受审判。

在这部影片接下来的两小时里，我们不得不与法官、律师、陪审团和未能目击现场的儿子达尼埃尔一样，通过自己的目光和故事提供的线索寻找真相。

而在这个过程中，桑德拉和丈夫萨缪尔的关系也会像后者的尸体一样被冷峻的手术刀切分拆解，遭遇人们最严厉的检视。

从整体设定中，我们能看出全片的组织结构。

这是一张由各种关系交织而成的错综网络，每个人都在与他人或是另一方的关系中试图确定自己的位置，却又常常在关系的流动多变中迷失。

片中最夺人耳目的，自然是桑德拉和萨缪尔的夫妻关系。

通过法庭上的只言片语和碎片旁证，我们能拼凑出这段关系在萨缪尔死前的些许面貌：它正在因为双方在承担家庭责任方面的不平均、在世俗成功意义上的失衡、在社会文化背景方面的差异、在情感诉求方面的不同，以及在性格与处世态度方面的根本分歧，而日积月累地分崩离析。

我们像是在观看又一部《婚姻故事》或《克莱默夫妇》，在这对夫妇中双方都没有犯过不可饶恕的错，大家各有各的道理与苦衷，即便如此，依然相爱的两人仍会走向互相怨恨和伤害，最终形同陌路，或是眼看着另一方走向毁灭。

但在表层之下，影片还有一层更微妙的关系：观众和女主人公之间的关系。

占据影片大部分时长的律政剧形式，将观众牢牢定在了法庭中陪审团的位置上，我们通过事实、推理和情感的指引，将共情心倾注在控辩双方其中一方之上，并与之一起对另一方同仇敌忾。

但随着真相不断被揭露，谎言不断被拆穿，我们对其中各方的信任关系也在经历微妙调整：我们一开始会本能性地厌恶对桑德拉进行有罪推断、并对她横加质疑的检方律师。

但当我们发现桑德拉并不像我们一开始想得那样诚实时，我们的情感天平也会发生细微偏移：桑德拉此后说的每句话，都会在我们心中遭受更强烈质疑，与此同时，检方发出的每个刁难，甚至包括他们在之前提出的种种质疑，在我们的后见之明中也愈发显得合理。

片中控辩双方的策略博弈固然精彩，但存在于编导与观众之间，针对后者对女主角的情感认同所进行的心理博弈游戏，才更接近全片的重点，也是让影片将悬念保留到最后一刻——甚至保留到影片结束之后——的秘诀。

而在它真正的核心地带，影片为不同材质的文本设置着暧昧复杂的关系。

全片整体上采取写实主义视听与叙事策略，但每当控辩双方在庭审中提出无法被事实验证的推测与回忆时，镜头便会从坐在旁听区的儿子达尼埃尔的视点出发，呈现出极具主观幻想色彩的“心理映像”（父亲自杀的画面、母亲在狂怒中猛击父亲的画面）。

随着这些映像的累积，它们在影片临近结尾处最终变成了“现实”：达尼埃尔亲自作证，在证人席上复述了父亲生前一段带有自杀倾向的独白。

但父亲的声音从未在导演拍摄的闪回段落中“现身”（它被达尼埃尔匹配口型的声音所替代），儿子的转述也因为这个精心设置的错位细节，添了几分真假莫辨的暧昧性，让我们不禁好奇：这段独白究竟是儿子的真实记忆，还是他为了挽回这个有可能彻底崩塌的家庭，向法官编造的叙事？

影片直到结束也没向我们挑明答案。

但真相或许不是很重要。

法官显然在情感上被达尼埃尔的说辞打动了，局势因而翻转，桑德拉被无罪释放，达尼埃尔也重新接纳了这个他或许并不信任，却足够爱的母亲。

而《坠楼》最耐人寻味之处，也正关乎它对于“叙述”本身的复杂情感：一方面，它对所有叙述保留着本体意义上的怀疑，但另一方面，它又无条件地确信人类的情感动物属性，从而相信叙述本身的无限力量。

对“叙述”本身的省思，也刚好确认了这部电影能够超脱于同类婚姻故事、独立存在的意义；至于整个案件的真相，或许仅仅掌握在那条不通语言，却洞察一切的边牧心中。

首发《南方人物周刊》

我的年度电影挑选标准：对当今世界逐渐结块的现实，试图软化，试图交流，试图共融。

所以在看到三分之二的时候，我就知道，是它。

去年的《塔尔》优秀不由自说，master如果是个男人，我一点都不惋惜，因为那就是他们，一名男性呈现出糟糕状态时因为他们一直以来都糟糕，但一名女性从一个不长那种东西的家庭环境走到男性构建的塔尖，立刻拥有男性特质，她成为了男性。

一个深受迫害的人怎么能翻身就实施迫害，这更加验证女性是被定义的，并不是天生的。

今年的《芭比》原本是可以有机会角逐的，但它太浅了，它用一段被美役压得喘不过气的话语得到传播和叫座，但这绝不是女性的真实处境，要不要满足他人期待，每个个体能够依赖自己的认知和行动给出反应，但一男一女组成的家庭里，“我”和“我们”的严重失衡，才是父权制下家庭制度对女性最大的剥削。

女性不止于此《婚姻故事》讲了一对相爱却不得不撕裂的爱人，《坠楼》要说有什么新意，它只是性转版的《婚姻故事》，相比起《婚姻故事》里旁观者对爱意还茂盛却最终牵手他人的遗憾，《坠楼》里一开始就给出了结果。

丈夫坠楼了，现场只有妻子，儿子带着狗出门了。

尸体的致命一击和血渍痕迹，不像自杀，妻子是头号嫌疑人。

由此拉开这家人生活的毯子，不是一把掀起，是一点一点卷起。

丈夫（法国）和妻子（德国）都是作家，两个人在德国发展不顺，丈夫建议全家去法国乡下老家，这样可以专心写作。

丈夫某天写作正兴头，让别人接孩子时发生车祸，小孩变成盲人，一家人度过艰难时期，丈夫深陷自我实现泥潭，妻子却从当中脱身，不仅写出好几本受欢迎的作品，且身体出轨，美其名曰你不愿意，我不能没有。

如果说夫妻两个经济条件好一点可以请保姆，如果说夫妻两个不都是作家，如果说他们会互相理解，如果说他们沟通畅通一些，我想，结果可能会不同吧。

但以上的情节，发生在全球70%的家庭里，女性牺牲时间和精力照料家庭，男性事业新篇章，被赏识被鼓励，再遇新感情，然后回头指责女性，家务和哺育之外，你也可以兼顾你想做的事情，你也可以成为你自己。

电影里的矛盾之所以更突出，两个人都是非常善于表达的人。

明明就是普通的任谁看都觉得平常的故事，因为性别转换就成为了戏剧，这本身就是戏剧。

在丈夫需要一年时间专心写作的时候，妻子拒绝：“这正是我的时候，我得专注在此。

”这些话太普通了，几乎所有的女性都在自己家里听到诸如此类的话语。

“好男儿志在四方，好女人锅碗瓢盆”，苍天我光是打出这几个字我都想哭。

别说什么母职惩罚，很多女性心甘情愿选择成为母亲，好的亲子关系是世界上最顶级的依恋。

所谓惩罚，不过是另一位家庭成员不愿意承担牺牲，整个社会心知肚明那个家以后都会需要她摆平，主动卸任她的智慧，地位，过往努力和野心，生育变成了女性独自进行的事情。

如果普天之下的女性无法平衡“我”和“我们”，都像那位丈夫一般跳楼，天空会飞满张开双臂的女人。

纵使吉赛尔邦辰那般富有，也需要妥协牺牲，这世界上聪明的脑袋们想破头，都无法解决这个问题。

这说明照料幼崽它就不是钱也不是智慧的问题。

只要关于爱，就关于精力，关于牺牲。

家庭里不存在平均，也不存在平衡。

只有基于爱，互相考虑爱人处境时的自甘牺牲。

明明是因为相爱才决定相守某种意义上，选择组建家庭就是签署一份合约：“我们会互相剥削，我们愿意互相剥削”。

文 / Annihilator全文约4100字 阅读需要10分钟 从《坠落的审判》回头看，茹斯汀·特里耶迄今为止的四部长片之间的相似性是极其鲜明的：四个女主角，从《索尔菲雷诺之战》中的记者、《维多利亚》中的律师，到《西比勒》中的精神分析师和《坠落的审判》中的作家，无一不是精英阶层出身的知识分子女性；围绕着她们的职业和生活，同一些元素不断重现——精神分析、文学、宠物、作为多语者和双性恋的女性、破碎的婚姻、情感对职业关系的超越……更重要的共通之处在于，我们总能在其作品中发现同一种内在与外在的张力：女主角们的成功女性形象背后有着内在的压抑和创伤，它们在某一特定外在事件的作用下被重新唤醒或发掘，创造了外部叙事（高度戏剧性化的情节）与心理维度叙事（回忆、亲密关系和内隐的情绪）之间平行、嵌套或互为镜像的关系。

这样的结构和切入角度一点也不新鲜，某种程度上甚至可以说是中产的、心理剧的、庸俗精神分析式的，但特里耶与她的合作者们（阿图·阿拉里、维尔日妮·埃菲拉、桑德拉·惠勒…）对人物和生活的近乎自传性的精准观察和再现，足以使作品跳脱出通常的俗套。

《坠落的审判》当然也源自同一种构思：片名（anatomied’une chute）中“anatomie”这一双关语既直接指涉了片名出现前段落中法医对男尸的解剖，也指电影后续展开的庭审对这一起坠楼死亡案的真相的分析；但当观众发现案件的唯一嫌疑人正是死者的妻子桑德拉时，便会明白，电影真正意在“剖析”的是另一重意义上的真相，即这对夫妇之间的情感和权力关系的心理真相。

《坠落的审判》的首要成功之处在于，在一部政治-家庭闹剧、一部职场爱情喜剧和一部由多重自指交错构成的元电影之后，特里耶为她一贯的心理剧平行结构找到了一种比前三者更为合适的类型外壳——庭审电影（courtroom drama）：一方面，庭审电影拥有所有情节剧类型中最饱和的戏剧性（真相作为悬念）和最凝练的发展方式（严格限定的场景和事件程序）；另一方面，在庭审针对被告动机的质询、抗辩等环节中，本就天然地内含了将人物心理研究转化为情节和对白的叙事机制。

此外，在场面调度的层面，特里耶很大程度上放松了对影像形式的掌控，对技术的使用更朴素和恰切的同时，前两作中戏与戏之间极其紧密甚至抽象的节奏如今被更长也更充实、更细节化、表演更充分的情境所替代，允许观众更专注地投入于情节之中。

Anatomie d'une chute (2023)但在情节剧式的流畅与精彩之外，在这一效果所仰仗的“戏剧-心理”的便利结构之外，《坠落的审判》中还存在着一对更为关键的二元：“虚构”与“真实/真相”。

从这一辩证法出发，我们会发现特里耶的全部四部长片连成了一条清晰的发展曲线。

特里耶最早以拍摄政治事件的纪录片开始导演生涯；而在其剧情长片首作《索尔菲雷诺之战》中，特里耶将总统大选之日街头路人的随机采访镜头与主要发生在室内的一段虚构的家庭闹剧并置在一起，政治对抗与家庭纷争在两种影像的共鸣中建立起同构性。

在特里耶此后的三部长片中，形式上的虚实融合不再出现，但故事中总有一个以自己的真实生活为虚构创作素材的创作者形象。

在《维多利亚》中，这个人物是女主角的前夫，因为小说对现实的挪用所造成的名誉问题，女主角将他告上了法庭；到了《西比勒》，这个人物成了女主角西比勒自己，作为一个精神分析师兼作家，她将患者的情感经历剽窃为自己的小说，同时又在现实之中介入了这一段情感；而在《坠落的审判》中，桑德拉同样是一个作家，而她的高度自传化的小说中的杀夫情节在庭审上被控方抓为把柄。

Sibyl (2019)这样一个创作者形象，首先指涉了特里耶自己作品中的人物与情节的自传性：她与其镜头下的任何一个女主角的关系，不就恰如西比勒与她笔下的玛格特吗？

但是，正如洪常秀总是否认其作品与本人的联系（尽管这种联系显而易见的：他的主人公不是导演和演员，就是小说家、画家），特里耶在访谈中也对《坠落的审判》中的夫妻关系反映了其真实私生活的说法一笑置之；比起这种戏里戏外的可无限递归的八卦式对应，虚构与现实真正辩证交汇之处永远是电影的本体层面。

在这一层面，如果说《西比勒》以诡谲和模糊的交叉剪辑发现了回忆、心理咨询、片场表演与小说写作属于同一种虚构的语态，那么《坠落的审判》便是发现了庭审作为一种叙事机制的虚构性本质。

我们走上庭审的旁听席，观看一部庭审电影，阅读某篇庭审记录，根本原因总是为了获得真相。

但事实上，真相理应是调查和取证的目标，只有这一目标无法被充分确凿地达成时，只有控辩双方各执一词、缺乏决定性的证明时，真相才不得不取决于陪审团的裁定；而他们根据什么做出裁定？

哪一方的说法更“接近”真相，更“像”真相；换言之，更可信、更具说服力，甚至更有煽动性——这些都是虚构的本领。

因此，悬而未决的庭审与其说是一次对真相的“剖析”，不如说是一场比赛，比赛谁能建立起一种更强大的虚构。

Anatomie d'une chute (2023)例如，在两个血迹专家截然相反的证词中，我们看到的是对坠楼现场的种种可能假设中的两种，它们中的任何一个都不能排除另一个，而只能尽可能地包装以更合理的推理过程，来让自己成为更有竞争力的那一个。

别忘了，如果没有足够的证据，推理也只是一种严谨的假设，而假设最终仍是一种虚构——尽管它以真实为目的。

甚至更多时候，不是假设本身，而是假设被演绎和传达的方式使之变得雄辩：律师成为了另一重意义上的演说家，他们的遣词造句，抑扬顿挫，语气、手势与神情，一切都成为对虚构的修辞。

最好的演员不也正是这样的雄辩者吗？

或者说，最雄辩之人不也正是在进行着最具有感染力的表演吗？

正是在这一重意义上，《坠落的审判》成为了关于表演-演说的元电影：在庭审这样的情境中，演员并不真的扮演任何角色，他们所进行的活动就是他们的本职工作——让虚构变得更加可信。

但是虚构无论如何可信，依旧是虚构，它与真相也许只隔着一段无限小的距离，但全部的修辞、推理和统计规律都无法填补这一距离。

回到刚才血迹专家的例子：尽管辩方的证词在各方面都明显更胜一筹，但专家在面对控方“不太可能”和“不可能”的用词圈套时，仍一改此前的自信而选择前者，因为她——以及背后执笔的特里耶夫妇——深刻地明白，虽然在庭审的虚构中，不同说法的说服力和可信度可能天差地别，但对于真正的真相而言，无论多么微弱的可能性都不应被轻易排除。

现实案例很容易说明这一点：在最近被重新关注的朱令案中，“铊中毒”的真相在事件最初便是被医院和学校的推理所否定，最终导致了悲剧。

案件的真相就已如此充满不确定性，关系、情感和心理的内部真相就更是如此了，因为后者必定比前者幽微百倍——事实上，这样的“真相”是否真的存在都必须被打上问号。

然而，《坠落的审判》的这场审判却恰恰是对内心的审判：庭审的后半程围绕作案动机的讨论，使得电影从庭审电影的类型化外部走向心理剧的内部。

但作为其反作用力的是，这场庭审也因此滑向了更远、更危险的虚构之中：如果说一个案件嫌疑人为自己和丈夫之间关系的辩解总会被怀疑为美化甚至撒谎，那么与案件完全无关的陌生人全凭经验和证据碎片进行的揣测，岂非更加荒谬！

但在庭审的虚构机制中，这又是获取真相的唯一手段；于是我们看到了控方律师试图以小说情节来佐证案件推理，看到了精神分析师对桑德拉傲慢的笃定和谴责——一位真正好的精神分析师应该明白，精神分析情境中患者的吐露，与真相的距离很可能和小说一样遥远而微妙。

Anatomie d'une chute (2023)但虚构难道是这些控方“反派”的特权吗？

辩方律师多次叱责对方所说的不是真相，只是臆想，但他自己的辩护当然也绝不乏推测、想象和煽动——“桑德拉·沃耶特唯一的错在于，在她丈夫失败的领域里，她却成功了。

”这样精辟的总结陈词很容易打动在场的诸位陪审员，但桑德拉自己的反应如何呢？

律师回座后，她悄声对他说：“塞缪尔不是那样的。

”显然，这完全不是真相，至少不是她心中的真相。

那么，真相究竟是什么？

影片提供了三种版本的真相：塞缪尔或是不慎跌落，或是跳楼自杀，或是被人蓄意推下。

第一种可能是桑德拉自己所坚信的，但却早在影片最初她与律师讨论辩护策略时，就因“没人会相信”的理由而被否决——再次确认了庭审是一个关于虚构与相信的场域。

当然，也许还有从未被设想的第四或第五种可能……况且，谁说亲人就一定比陌生人更接近真相呢？

也许只会加倍地困惑吧。

到头来，正如丹尼尔的看护员所说的那样，不论是陪审员、法官、律师、案件相关人士、家人甚至是当事人自己，每个人都必须在真相无从确定的情况下做出选择，不是选择真相，而是选择对真相的某一种虚构。

来听听这个小男孩最后选择的虚构：“如果我想象我妈妈杀了他，我无法理解；但如果我想象我爸爸自杀的话，我觉得我可以理解。

”从这个角度看，《坠落的审判》与另一位作者M·奈特·沙马兰在精神层面巧妙地邂逅了：后者今年的新片《拜访小屋》，一部恐怖片，同样设置了一个真相悬置、选择相信的情境。

作为电影作者的特里耶自己，又何尝没有做出同样的虚构之选择呢？

看完整部电影，回想自己是在哪一刻彻底相信桑德拉不是凶手，我会选择播放录音的那一段。

这也是《坠落的审判》的特异之处：本应单独存在的声音却附加了录音现场的画面，影像的叙事性质实际上介于现场有源声音与结构性闪回之间。

如果只有声音，只有桑德拉事后的间接解说，那么我们便无法看见妻子与丈夫之间的面部神情、肢体语言乃至现场氛围的微妙变化，也就错失了二人展现出的情感以及通往真相的暗示。

矛盾出现了：说服我们的不是控辩双方的实在的发言，而是这一段不可能存在的影像，一个绝对的虚构之物；不是庭审中任何现实人物的虚构，而是纯粹属于电影的虚构。

相较而言，沙马兰从未迈出这虚构的一步，《拜访小屋》的视角与主人公们始终保持一致，只能从不可信的电视荧屏上、从窗缝中透出的光芒中看到关于灾难的启示，因此观众的相信会更加艰难。

Anatomie d'une chute (2023)类似地，在丹尼尔第二次听证一段中，我们看到了丹尼尔用自己的声音复述出了父亲对狗的描述，并将其读出了隐含的忧郁语义，这是丹尼尔的虚构；但如果仅仅只有他的虚构，电影是无法真正打动我们的。

更具决定性的是特里耶的虚构：她为儿子的声音配上了父亲说话的画面，在几乎重合但又微微错位的口型与语音之间，我们很难不察觉到生者对死者的极为复杂的情感——那种理解的努力，那种无法跨越的疏离。

在这场庭审之中，真正的雄辩者是特里耶和她的电影，为了站在女主角的一边，站在她们所相信的那一边，她们在叙述中加入必要的虚构；她们使用着影像的手势，演讲着场面调度的语言。

Anatomie d'une chute (2023) 评分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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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切口，用悬疑片外衣，讲述一起本无悬念的自杀事件。

揭开是两性观念冲突。

整部电影看似“剖析”死因，实则从头至尾在剖析男人和女人。

一个能力平庸、性格懦弱的男人，和一个才华了得、较为强势的女人 之间发生的悲剧。

悲剧发生有两个关键推力：男人疏忽导致儿子失明，女人出轨。

But，如果是一个能力平庸、性格懦弱的女人，和一个才华了得、较为强势的男人，然后男人出轨，女人疏忽导致儿子失明，那这个悲剧结局基本上不会成立。

单是男人出轨这一项，现实中多少女人都忍了？

男人出轨，女人跳楼的，少见。

而电影里，开头，妻子和女孩谈话（妻子是双性恋，被视为精神出轨），两个小时后，丈夫跳楼。

妻子出轨是直接原因，丈夫存在心理障碍（抑郁？

）是主要原因。

这就有个问题：为何对于同一种现实，男女应对方式和后果差异这么大？

答案是观念差异。

父系社会以来，男性习惯性占主导地位。

主导工作，主导金钱，主导观念，甚至主导doi的姿势。

这种观念不断强化，最终让男人认不清自身、更认不清何为女性。

“坠楼死亡”是男性长久盲目自信导致的自食其果（的隐喻）。

男人必须事业成功，否则生不如死；丈夫必须比妻子能干，否则生不如死；男人不能把所有精力用来做家务、带孩子，否则生不如死；男人出轨是本性难改，女人出轨就天理不容。

这种关于两性的人设故事，前提就是以男性为中心的。

《坠落的审判》将这两种人设颠倒了过来。

当然，现实中，女强男弱的两性关系也不少。

只是这部电影，作为一个典型案例，更有剖析价值。

庭审戏挺有意思。

控诉检察官是个男性，似乎逻辑缜密，极其擅长推理，结果证明都是瞎哔哔。

最终，小孩子的证词，让这场剖析得以盖棺定论。

成年人要向儿童学习，这句真理（我说的）永不过时。

妻子虽然出过轨，虽然有家暴倾向，虽然不是个称职的妻子和母亲，但电影结局澄清了妻子的无辜。

导演显然是站女人这边的。

但正如电影结局那句台词所说：“你赢了，却什么也没得到。

”没有人完美无缺，没有人经得起“剖析”。

一次剖析，轻则伤痕累累，重则性命不保。

前两天有男性朋友来聊天，说：“电影还没看过，但是单看简介，这不就是琼瑶和她第一任丈夫的故事嘛！

”“她老公想写历史巨著，她写言情。

结果她火了，她老公写不出来，就炸了。

”我听完以后说，其实琼瑶还写过一本小说，在水一方，里面也有类似情节：女主的丈夫是个志大才疏的小说家，想拿诺贝尔文学奖，但是一直都写不出来。

女主为了赚钱补贴家用，就只能出去教钢琴，还给电视台写点配乐，出乎意料的反响很好。

然后女主丈夫就炸了。

还用当时刚刚开始在台湾流行起来的女权主义理论攻击女主，说她写的曲子都是靡靡之音，通过展现女性的柔弱来讨好别人……其实琼瑶有时候也蛮搞笑的。

看到不少评论批评电影的女主Sandra，说她自私、冷漠。

这些评论可能没有注意到，Sandra在婚姻中是有不少让步的。

她喜欢伦敦，却为了丈夫搬到法国乡下。

这对于一个热衷于搞事业的女人来说，不是个容易的决定。

当然，很多事情她可能可以做得更好一点。

比如稍微克制一下自己的欲望，不要在隐瞒丈夫的前提下和其他人发生关系。

再比如吵架的时候说话可以不要那么尖刻。

如果她有先见之明，知道老公会是那种因为自尊心受到打击就会去跳楼的人，有些话可能就不说出来了吧。

唉，吵架的时候都是话赶话，想要克制是挺困难的。

但我始终认为，即便Sandra付出这些努力，她和她丈夫的婚姻问题仍然会存在。

她丈夫不会因为她温言相劝就变得能写、会写，她也不会因为她丈夫写不出干脆就自己也不写了。

且不说这种要求在价值观上毫无合理之处，就算仅从功利的角度来考虑，她也应当努力工作、赚钱。

否则一家人喝西北风去吗？

Sandra和她丈夫之间的差距，是由两个人的性格决定的。

Sandra克制、有条理，随时随地都可以进入工作状态。

她丈夫可能也有些才思，但工作习惯就不行。

这个差别也是电影里清清楚楚的呈现出来的。

也就是说，这个家庭女强男弱的格局，是注定的。

只要Sandra的丈夫内心还无法接受这一点，夫妻之间总会有矛盾、隔阂、冲突。

它们可能不以跳楼这样极端的方式爆发出来，但很多时候，即便不极端，也足够令人感到难受。

解决之道，也不是没有。

而且说起来也挺简单的——只要Sandra的丈夫承认自己的写作能力没有妻子强，就没事了啊。

或者退一步，他能想明白这一点：也许他同样也是一个有很多聪明的想法的人，但是他老婆工作习惯更好，因而比他更能适应现在的写作和出版行业的节奏。

那就老老实实当一个成功女人背后的男人嘛。

主业是相妻教子，副业是写作。

心态放松一点，没准积累到一定阶段，也能发表一些不错的东西。

只要退这一步，自己也舒心了，家人也会更好的。

那么，又是什么使得Sandra的丈夫无法退回到这个海阔天空呢？

是他作为一个男人的自尊心。

可是，一个男人为啥必须事业成功了，才能找到自尊心呢？

他的自尊心，为什么会在和老婆事业比较的过程中受到影响呢？

这些，当然都是整个社会性别结构的问题。

所以，我觉得归根结底是性别的角度。

即便你不喜欢Sandra，站在她丈夫的角度，想为她丈夫喊冤，你也得回到性别的角度，这个冤才喊得通。

对吧。

5.27 戛纳20h 场初看觉得惊为天人，6.1 在巴黎为了看导演和第二编剧的映前环节在mk2 bibliothèque 又看了一遍，不再那么惊喜，但惊艳处还是惊艳，动情处还是动情。

1. 直观感受。

悬疑，庭审，都是感情戏外面的罩子。

特里叶的前作都与夫妻/男女感情有关，但是«坠楼»因为有了一些外衣，使得感情故事本身的叙事比重没有那么大，表达的没有那么直接。

因为需要层层剥开，才能走进这对夫妻的生活，他们感情的真相，反而使得原本普通的婚姻道理，实践智慧，变得更加宝贵。

是这种探索活动，解密的过程，使得剧情终于有了纵深。

如果是时间线索，平铺直叙，就没了韵味。

就像导演采访中所说，不止电影中的孩子Daniel 目盲（cécité)， 庭审涉及的所有人乃至观众本身，都身处迷雾之中，在真相面前盲目。

二刷发现了电影的几次点题：Samuel 讲狗狗Snoop的品质其实是在讲自己，Daniel与Marge关于真相，选择和相信的对话既是讲庭审，也是对观众的讲述。

在没有充分证据时，在真相面前目盲时，如何复原（reconstitution) 真相？

影片从未以上帝视角展示Samuel的死亡原因，而这也是特里叶高明之处。

何为真相？

如何证明？

谁见证了死亡，谁又能见证爱？

没有目击者，只有生者留在他人回忆里的残片。

特里叶向我们展示的是一种决然的孤独：在法庭上围绕着一个永远离开的人的讨论，像一种另类的追悼：回忆着，讲述着，他人打断着，修正着这种讲述；在谈论着他，他的死亡的动机，手段……他的离开成为了讨论对象本身。

然而逝者永远缺席，女主面对摄像机所讲述的，只是她回忆里他们感情的断壁残垣。

庭审戏的辩方以及Daniel所做的一直是追悼，对于丈夫，父亲，家庭生活以及过去感情的追悼。

公诉方的进攻也是在解构这种追悼，回忆是假，感情是假，爱是假。

关于真假，电影也再点题：心理医生（精神分析师）说，假以时日，我们总能区分患者所讲是真是假。

但是女主的回应又破坏了医生科学的权威性：“你来到这里，告诉我我们的婚姻经历了什么？

”。

爱情的真不是科学的真，爱情不符合波普证伪性原则。

爱情根本上讲就不是逻辑的，一致性（consistence)不是爱情的本质。

2. 画面/空间。

除了显而易见的模糊和移动镜头，坠楼的摄影充满了空间性。

第一幕，玩具球突然从空中落下，引起悬疑—是谁扔的球—随即才看到狗狗的身影，哦，原来Snoop是球落下的动力因。

特里叶捕捉到的是时间上的先后性而不是逻辑上的先后性，寻找逻辑先后性是法官，女主家庭，以及观众在影片内外的共同使命。

发现Samuel实体前（后？

），房间内部的空镜；Daniel最后一次证词之前摸着顶楼梁柱的场景……仔仔细细的拍小木屋(chalet) 内部，外部，营造了一种亲密感，代入感，眷恋感，仿佛观众也是房子的主人。

然而如此这般，便让人感到房主对于自己的家庭，自己所在地的深深感情和留恋。

悬疑的设置在体验的层面有了意义：如此的眷恋之情和亲密感如何能与杀夫的行为相容？

但如果如此眷恋，为何死者却对生者曾有如此怨怼？

这便是«坠楼»深入，纠缠，缠绵的地方。

层层套子：雪地，庭审，刑侦，小说情节……都是为了引人入局的手段，陷阱是男女主的家庭生活本身。

3.婚姻之谜—如何证明爱？

I chose him, we love each other, we are soul mates. But how to prove it?男女主的争论焦点，工作（时间分配，夫妻分工），儿子（事故，照看），忠诚（肉体，吸引力）；不停的转换视角，听双方几乎矛盾的讲述，直到录音吵架戏达到高潮—“第一次”身体暴力。

«坠楼» 给了我一种窥探的快感：既是窥探了一对夫妻的生活，女主几乎希望掩盖的生活真相（在录像的时候女主说希望保护-ménager- 丈夫的形象）。

但是这种窥探又是被动的—虽然录像是律师让女主讲这些不要讲那些，但在庭审上，婚姻的细节却赤裸裸一览无余。

也许这就是为什么 «坠楼» 是我心中绝妙的心理戏：既有精神分析一般说出来的心理，又有没能说出来的心理；既有画面呈现出的心理，也有画面之外（之下）的心理。

最后供词之前，Daniel用雾一般的蓝眼睛久久凝视父亲的照片；女主躺下之前，镜头也略过柜子上丈夫的照片；庆功宴律师的手放在女主耳后，女主顺势倒在怀中；女主捧着他的脸，却最终也只是凝视他的双眼……最后女主，律师分别以远离彼此的方向靠在自己的椅子上，是否也意味着一个无法跨越的距离，正是回忆和心理带来的距离；一个缺席的男人“在场”了。

4. 婚姻的勇气I want you to do child's things; I want to be a child a little bit longer. 缺乏家庭教育的我因为女主的话，突然有了面对人生和婚姻的勇气。

谁不曾拥有一颗破碎的心，但别像塞林格，别只爱小女孩，不只有饮弹自杀的拥有媚俗妻子的中年男人 。

也许走过再大的épreuve, 生活也不会给人récompenses, 但还能回到家里，一张床，一条狗，就终于可以休息了。

可怜的、可怜的万尼亚舅舅 啊。

你哭了......(流着泪)你一生都没有享受过幸福，但是，等待着 吧，万尼亚舅舅，等待着吧......我们会享受到休息的......(拥抱他) 啊，休息啊!

1.狗的视角

影片第一个镜头，小球从楼梯上面一格一格地掉下来，小狗也跟随着球冲下来到妻子的采访间。

影片最后一个镜头，狗狗跑进书房，安静地和妻子一起趴在沙发床上。

为什么这是第一个镜头和最后一个镜头？

纵观全篇，我觉得狗在首位部分的出现是「丈夫」的化身。

狗出现在第一个画面，它那满脸惊愕的表情就像一个人类的表情，代表了「丈夫」感受到了妻子在和采访者调情然后他惊慌失措，所以才有了后面音乐大响的桥段；在男主人去世的时候，救护车场景里面，就像灵魂转到狗身上，镜头跟随狗在场景里面移动；随后狗通过它的呕吐实验，又证明了妻子的“清白”；在庭审过程中，Daniel转述父亲在车中的陈述也用狗隐喻自己的未来；最后狗又回到了妻子身边，像是达成了某种谅解之后，重新两个人又睡到了一起，回归了爱意。

虽然此时他已经不在人世，狗就像一个情感的化身。

当妻子Sandra怒吼"Stop！

I did not kill him." 的时候，辩护律师极其冷静地回复道"That's not the point."她的无罪陈述在这个片子里面不重要，重要的是在所有证据和事实堆叠之下，陪审团，检察官和孩子相信的是什么。

这不是一部关于「真相」的片子，借助庭审抽丝剥茧洞察两性之间关系，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会看到自己的影子，这是一部过程大于结果的片子。

导演非常巧妙地设计了开放式的可能性，Sandra是杀人凶手和Samuel自杀都可以找到支撑的证据和动机，甚至导演刻意剪辑了一些想象画面穿插在现实画面之中，更令真相扑朔迷离。

这样处理的方式很简单，就是导演并不想让观众知道真相。

观影者也只是坐在庭审席上的一名观众，观影者不再是全知的上帝视角来看这场审判，观影者也只能看到呈现在审判中的证据。

所有的证据排山倒海地指向了Sandra，但是Daniel没有因为Sandra是他母亲而具有天然立场支持她，幼小的他十分理智认真在做出自己的判断，因为离去的那个人是他最爱的父亲，他必须对自己的感受绝对忠诚。

「法律不能和某个人做朋友」，这一点让这部片子某种程度上成为绝佳的普法材料，尤其是对于中国人来说。

在古代中国，儿子举报父亲作恶，官府第一先抓儿子，以不孝定罪，再处理父亲。

中国社会往往亲情高于一切，高于规则，高于真相，高于理智。

当然这个片子里面，他也无法绝对客观，天平上是父亲和母亲的选择，而不是父亲和一个陌生人的选择。

我们可以唯一明确的是Daniel的选择，这部片子关乎的是在Daniel面对「Dilemma两难困境」之中，他选择相信的是什么。

而且Daniel的事故是父母矛盾的根源，所以他听到他们的争吵一定也带着愧疚的心理，从他每次听到父母争吵离开房间到一直蜷缩在被窝里面，可以看出这种愧疚自责的心理在一步步蚕食他幼小的心灵。

所以我关心的不是真相是什么，一定可以找到两派喋喋不休地分析每一帧去争论真相，但是这不重要。

重要的是，我们和Daniel一起经历一个凭自己的感知来寻找真相和正义的。

他冷静，理智，克制，忠于自己的直觉，甚至有超越成年人的清晰逻辑，令法官目瞪口呆。

如果故事到这里结束很可能就只是一个平平无奇的电影，导演另外一根埋藏的线是利用Daniel之嘴说出了Samuel的话，这段话让判罚反转，是关键性的陈述。

我倾向于相信车里面Daniel和父亲Samuel这段对话不是出自Daniel的编造，因为镜头给到了Daniel的客观镜头，而影片前面所有的想象镜头其实都是第一人称的主观镜头，然后移动非常快速，这明显是导演有意区隔不同镜头去表达不同含义。

“你知道吗？

它会生病。

甚至会死，你知道的吧，你要做好准备。

”“我不想听这些，Snoop已经好多了，它还小。

它不会死的。

”“你要知道这一点，总有一天会发生的。

而且Snoop总是很累的样子并不奇怪，按狗的年龄，它已经不小了。

你能想象它的生活吗？

它不是随便一只什么狗。

它是一只优秀的狗，了不起的狗。

它会预判你的需要，你的行动，保证你的安全。

它一生都在猜想你的需求。

思考有什么是你看不见的。

也许它累了，它总是在照顾别人。

也许有一天，它也会死去，那是有可能的。

有一天，到了它该离开的时候，它就会离开。

你无能为力，做好准备吧，你会很难过的。

但那不会是你无法承担的事。

”这里父亲Samuel之口将自己比喻成狗，更加印证了影片开场第一个镜头和最后一个镜头的设计，父亲将自己的形象融入狗的形象中去，赋予了狗更多层意义。

所以当结局狗狗回到女主人身边的时候，我感到了一阵暖流从心里经过，Daniel希望父母依然相爱的心愿仿佛达成。

2.书本的视角

这是开场部分的一个问句，这同样是导演高明的地方，让我们在书里的虚构与真实之间徘徊，同时这也作为法庭上检方攻击Sandra的一个点，作为呈现她动机的一个点。

证据事实是无可辩驳的，而书里的文字是夹杂了事实改写和杂糅的情感，让Sandra 和 Samuel作为作者的设定，让片子的真相更加扑朔迷离，而这部片子探讨的就是精神世界，精神世界是最为深邃和不可预测的。

导演的镜头很少用非常特写的镜头，都是相对比较客观的方式去拍摄，更难让观影者从影像上面判断导演的立场，观影者只能从证据和陈述里面去寻找蛛丝马迹。

甚至在这里，导演刻意让焦点模糊，在如此纪实的片段里面这样的虚化非常罕见，肯定不是拍摄事故而是导演有意而为之。

以下摘录了Sandra书中的内容，来自于检方在法庭上面的朗读。

“我的书与我的生活以及生活中的人有关。

”“他停止了抱怨，他放弃了，她对他进行了研究，对他的妥协感到作呕。

她脑中萌生了一个念头，一个解救自己的种子，他死亡的可能性。

”“要如何杀人，尸体该怎么办，它有多重，她的脑中没有其他的念头，她看到他死了，他的尸体是一块无人在意的肉块，她曾爱过的身体。

如今挡住了她的去路，必须要处理干净。

”以下摘录了Sandra书中的内容，来自电视台的辩论当中。

“我的工作就是掩盖痕迹，从而让虚构摧毁现实。

”就像婚姻故事里面，话剧导演和演员的设定也为剧情的推动起到了关键性作用，值得创作者学习。

3.如何在法庭上面证明爱事实证明，爱是无法在公共空间被证明的，在讲究事实的法庭，爱不会作为被考量的因素。

爱是无法在公共空间被证明的，但是在私人关系中可以被证明。

当私人关系，被拿到公共场合去检视，是不堪一击的。

4.“我是无法想象我的母亲是一个杀人犯，但是我父亲的自杀我可以想象。

”孩子的决定，到底是基于什么，这是全篇的核心。

从他似笑非笑的表情里面，我们看到了，他内心的纠结和矛盾，当他说出“我害怕你的归来的时候。

”内心的恐怖却又跃然纸上，他的直觉告诉他，可能他的母亲就是杀人犯，但是他没有办法证明这一点，他又没有办法接受他的母亲是一个杀人犯的事实，这不是一个出于理智的决定，我感觉是一种一次自我说服，他知道他的世界会崩塌，如果她的母亲是杀人犯的，是他无法承受的事情，两害取其轻，他选择了父亲自杀这个结局。

（待思考中，这是目前不成熟的观点。

）

导演茹斯汀·特里耶在接受采访时说：“你可以把它看作是一部推理片，但我认为它主要是一部关于夫妻关系的电影。

”婚姻是被反复讨论、书写、拍摄的主题，要想拍出新意、拍出深意，并不简单，但我觉得特里耶做到了，且做得非常出色，值得在大荧幕上观看。

尤其是那场夫妇二人的争吵，只用了短短10分钟，就拍出了这段婚姻带给夫妻两人的疲惫感和无力感，令人唏嘘。

悬念贯穿始终，真相到底是什么？

这部电影之所以吸引人，首先在于它贯穿始终的悬念。

电影从丈夫萨穆埃尔的坠楼开始，随后，导演抛出了一个又一个悬念，引导观众不停地思考——丈夫到底是自杀还是他杀？

观众刚刚被一些证据说服，又马上被另一些证据推翻之前的猜测。

直到电影结束，真相也没有真正意义上被揭开，一些疑问依然在脑海中盘旋：妻子桑德拉一开始的隐瞒和几乎贯穿始终的冷静，是合理的，还是为了掩盖什么？

儿子丹尼尔是做出了选择，还是单纯地说出了实话？

丹尼尔回忆父亲在车里对他说的那段话，是真实发生过的，还是他为了拯救母亲而编造的谎言？

在真相这块，电影做了一些模糊的处理，给了观众更多可解读的空间，让观众把观影过程中的思考带到了电影之外，并在思考的过程中，重新反思导演对于“真实”“事实”“真相”三者的探讨。

这真是一种奇妙的呼应。

就我个人而言，萨穆埃尔是死于自杀。

首先，桑德拉作为婚姻里更理性、更冷静的强者，实在没有必要和动机杀死丈夫。

更何况，他们还拥有一个有视力障碍的孩子，杀死丈夫，意味着桑德拉将不得不牺牲更多的写作时间，独自承担繁重的抚养责任。

这实在不像是一个如此理性、冷静的人会做出的事。

至于自杀原因，我认为就如桑德拉所指出的那样，萨穆埃尔无法面对自己的失败。

萨穆埃尔选择的生活，一步步把他推到了糟糕的境地。

他想要改变，却无从下手，最简单的方法就是怪罪别人，以此来保护自己脆弱的自尊心。

他的自欺是最后一道防线，只要他相信自己的失败是因为药物依赖、是因为要照顾家庭、是因为妻子不体谅，他就不用面对自己缺乏才华和执行力的现实。

人们通常不在意事实，而在意心理感受。

他们会找各种借口来掩盖自己的失败和恐惧，把责任归咎于他人，因为这样会让他们好受些。

他们甚至会沉浸在自怜自哀的痛苦中，做着才华横溢却身不由己的美梦。

如桑德拉所说，萨穆埃尔并非被迫放弃写作，而是主动选择不去写作，因为他恐惧失败。

只要不付诸行动，他就可以把美梦一直做下去，把自己塑造成可怜的受害者。

但是，萨穆埃尔的这道防线在最亲密的人面前破裂了。

桑德拉不留情面的抨击，逼得他不得不直接面对自己的失败。

承认自己的失败所带来的痛苦是巨大的，吵架是他试图对外攻击的方式，但是无效，反而引来了更猛烈的抨击。

当一个人无法通过对外攻击来释放自己压抑的情绪时，就只能攻击自己，自杀是最极端的攻击自己的方式。

至于桑德拉的隐瞒和异乎寻常的冷静，在我看来都有其合理性。

桑德拉一开始隐瞒前一天的吵架和扭打，乍看很有嫌疑，但仔细想想，难道不会被定罪，我们就能做到完全诚实吗？

如果你了解这段婚姻的全部——发生在孩子身上的意外、夫妻情感的破裂、窘迫的财务状况、无性的婚姻、出轨——你又如何能冒着被议论、被误解、乃至失去最后一点体面的风险，做到对所有人完全坦诚？

毕竟，没有人的生活经得起这般审视。

桑德拉异乎寻常的冷静，我认为是情势所迫。

事发之后，除了要面对丈夫的死亡，桑德拉还要面对警察和律师的询问，要照顾孩子，要上庭面对质问，还要被迫翻出陈年旧账，让在座的人、包括自己的儿子，全方位了解她这段一地鸡毛的婚姻。

这一连串的事件和随之而来的巨大压力，让她根本没有时间去处理个人情绪。

如果她情绪过激，应对不当，可能会导致丹尼尔在失去父亲的情况下又暂时失去母亲，后果不堪设想。

因此，桑德拉别无选择，只能冷静应对，最大化地减少自己和丹尼尔受到的伤害。

吵架戏的戏剧张力导演只用了一场10分钟的吵架戏，就把这段婚姻关系中的疲惫感、无力感呈现了出来。

这段吵架戏，无论是剧本还是演员的表演（尤其是桑德拉的表演），都非常有层次，极为精彩。

一开始，桑德拉试图回避争吵，安抚萨穆埃尔，让他放松，给他倒香槟，说“I love you”。

听到萨穆埃尔说很高兴花那么多时间陪伴儿子时，桑德拉还笑了。

当争吵不可避免，桑德拉表现出了更大的理性，语气开始变得强硬。

她犀利地指出，现在的生活是丈夫自己的选择，没有人强迫他，这种争吵本身就是在浪费时间，如果真的想要时间写作，就该去写作而不是争吵。

最后，桑德拉大爆发，揭露了丈夫的受害者心态、脆弱的自尊心和他为了自欺而找的借口。

表演上，桑德拉层层递进，在高潮处的爆发极具震慑力和说服力。

更让人赞叹的是，她演出了一种处于长期不良亲密关系中的人的疲惫感——每一个问题都反复争吵过无数次，都没有结果。

如果她选择保护丈夫的自尊心，争吵就会一直持续下去，因为丈夫会更加沉浸在自我欺骗里；如果她想要停止争吵，就不得不揭穿丈夫，残酷地说出真相。

通过这段争吵，我们能看到两个人各自视角下的婚姻。

在萨穆埃尔眼里，他都在围绕着妻子安排生活，没有时间做自己的事。

为了妻子，他不得不在法国家乡说英语。

他觉得自己和丹尼尔都生活在妻子的舒适圈里。

在桑德拉眼里，跟随丈夫回到家乡是她巨大的让步，毕竟她原本在伦敦生活得非常快活。

要求在家里说英语，是因为她是德国人，丈夫是法国人，英语是两个人的折中选择。

从电影的其他细节里，我们可以看到，生活在一个非母语国家对桑德拉来说是艰难的，比如在贝尔热面前，她被要求说法语，庭审上，她也被要求说法语。

两个人都在诉说婚姻里各自的委屈，也都有其道理。

萨穆埃尔并不是个人中心主义的。

他因为儿子的意外而深陷自责、无法自拔，陷入抑郁。

他花了大量时间陪伴儿子，照顾家庭。

桑德拉也并不是自私冷漠的。

在演练法庭陈词时，说到丈夫服用抗抑郁药，桑德拉表示想保护丈夫的形象。

而涉及丹尼尔的所有问题，桑德拉的情绪都有额外的起伏，比如听到公诉人提到儿子“几乎丧失了视力”，桑德拉表现出了明显的不爽，阐述了她希望保护儿子、让儿子像正常人一样成长的想法。

比如全片中，桑德拉唯一一次撕心裂肺的哭泣，是因为儿子表现出了对她的不信任，希望她周末离开家里。

只能说，两个人的牺牲，并没有换来一段美满的婚姻关系。

在琐碎、漫长的婚姻中，激情会消逝，失望会累积。

倘若处理不当，随之而来的便是漫长的互相抱怨、互相折磨。

一旦两个人开始算旧账，就变得没完没了，令人疲惫。

双方都觉得自己付出了更多，受到了更多伤害。

庭审会有结果，但婚姻时常是一团乱麻，捋不清是非，也没有绝对的对错。

爱和恨可以同时存在，依恋和失望可以同时存在。

当事人都未必能看清婚姻的全貌，更何况旁人。

就像桑德拉在法庭上对心理医生所说，“Sometimes，a couple is kind of chaos，everybody is lost.”对“真实”与“事实”的探讨电影里几处对“真实”与“事实”的探讨同样引人深思。

第一处是得知有一段录音后，桑德拉对律师说，那是真的（true），但不是事实（reality）。

看似无可辩驳的证据实际上歪曲了一切事实。

第二处是桑德拉在法庭上反驳心理医生，她认为婚姻是混乱的，心理医生知道的只是整件事的一小部分，她完全可以用不同的视角去解读这件事。

第三处是公诉人质问桑德拉剽窃的事时，桑德拉说，人在吵架时会夸大和扭曲事实。

第四处是丹尼尔听完播放录音的那次庭审后，对母亲产生了不信任，他求助于贝尔热，贝尔热说：“当我们缺乏某个要件来评判，而这个要件又十分重要时，我们只能做出自己的判断。

想要摆脱疑虑，有时候我们不得不决定偏向某一方。

当你需要相信一件事，却存在两种选择时，你必须作出选择。

”每个人都在基于自己的经验和倾向，创造自己的叙事，构建自己的“真相”。

真实（true）并不等同于事实（reality），虽然审判的初衷是寻求“事实”和“真相”，但几个真实的片段完全有可能拼凑出一个与“事实”相去甚远的故事，离“真相”越来越远。

当客观事实无法验证时，我们只能依靠主观判断来作出选择。

这又呼应了我们看完这部电影后的疑问——案件的真相到底是什么？

这段婚姻的真相到底是什么？

对于这两个问题，不同的人会得出不同的答案。

有趣的是，电影留给了我们疑问，面对这些疑问，无论我们给出什么答案，都逃不开导演预设的分类——要么是用不同的“真实”拼凑出的部分“事实”，要么是我们依靠主观判断作出的“选择”。

人类的情感和关系是如此复杂，想要通过庭审上的一些生活碎片和只言片语来断定一段婚姻的真相，实在是徒劳之举。

庭审会有结果，婚姻也会有结局，但那都不等于真相。

这也构成了一种银幕内的虚构与银幕外的现实的创作闭合：现实中，很多时候是无真相可言的，就像夫妻之间没有绝对的对错、是非一样，而“现实难有真相”这一点，恰恰又被虚构的影像所还原了。

《坠落的审判》是一部带着复杂且缱绻情感的影片，它讲述一对夫妻的关系走到“尽头”，也通过法庭，这样一个无情冷漠的机器去剥离掉这个家庭所剩无几的温柔。

我们见证了一场关于坠楼身亡事件的庭审是如何反复揭开家庭的伤疤，用没有感情的证据“理性”“客观”地去剖析，用频频落下的法槌敲碎所剩无几的情感温存，给这场事件的受害者们带来一次又一次的余后创伤。

于是标题中的这个“坠落”，便不仅仅是丈夫的坠亡，它同样是一场人生境遇的下行，对一个家庭摧枯拉朽的审判。

1.人生的下坡路男主萨穆埃尔人生的下坠，尽数浓缩在了他与妻子桑德拉的那段录音对话之中。

这个近十分钟的夫妻争吵，可以说是我年度最喜欢的片段之一。

它巧妙地从一个小小的分歧发端，逐渐变成了夫妻之间的互相攻伐。

曾经的过失，内心的不如意都被呈现/放大出来。

我们或许很难将萨穆埃尔走向人生低谷的路程归罪于单一的某人，这或许也是人生中最为悲凉之事，你看到不幸接踵而至，但却无法找到任何一个能为这些不幸负责的罪者。

儿子的眼部受伤，妻子的渐行渐远，自己努力改变回到家乡却仍被琐事缠身的烦躁，灵感枯竭后自己的创作不受认可的绝望，他因此开始嫉妒，开始后悔，并试图为自己的愤怒找到一个宣泄口。

我们可以称其为无能狂怒，也可以看做是一个处处碰壁无事顺心之人在自怨自艾的情绪中迷失的恶果，他面对自己的心理医生仍要表现出对人生的希望，但他早就知道自己走入了一场无法脱离的困局，任何一点压力或许都会成为压垮他的最后一根稻草。

2.生命的死胡同那么这根“最后的稻草”究竟是什么呢？

我们其实无法确认。

当他看到自己的妻子接受采访时，他可能又一次想到了自己的灵感被妻子“剽窃”，可能又想到了妻子曾经背着自己和别的女人欢好，对儿子的歉疚，自身才华流失的不甘，空耗时间却无法改变的无力……

在这过于短暂的坠落过程中，萨穆埃尔想必也无法闪回自己的一生，他或许也不会意识到，“坠落死亡”后的弊端——他的坠落，对妻子桑德拉和儿子丹尼尔来说，则是另一场坠落的开始。

3.审判的坠落影片中绝大多数篇幅，都在讲述这场庭审对这个业已残缺家庭的二次伤害，法庭成为了揭开夫妻彼此苟且的论战场所，又因为片中丈夫角色的坠亡缺席，法官、检察官、陪审团的目光便尽数落在了桑德拉与丹尼尔身上。

乍一看，法庭似乎在试图从家庭关系的复杂脉络，从命案现场的蛛丝马迹中揭示真相，但它如此冷漠无情。

从一开始找到夫妻争吵的录音后便已然对桑德拉做了有罪推断，于是庭审不断挖掘出本应被掩埋的家庭历史，并以这些作为武器，去猜测，去设想，去指责这个并不完满的家庭，去攻讦这个不完全忠诚、不完全诚实、更不完美的妻子。

当夫妻之间连性生活姿势这样的私密问题都成为呈堂证供之时，哪里还有什么私密与尊严可言呢？

更不用说夫妻之间的猜忌与谩骂了。

桑德拉的一举一动都会被放在显微镜下逐字解读，并以这种解读去影响丹尼尔的认知。

这便是这场坠落的审判最为可怕的地方，司法的质询符合法制，公众对知情权的需求似乎也合情合理，但正是在这种一切合规的流程之中，某个无辜家庭的琐事便被近乎透明地展现、被审视，这何尝不是一个比坠亡本身更为可怕的伤害呢？

正是这样的深究与公开，让这个家庭也开始坠落，尤其是对于刚刚丧父的丹尼尔来说，他在反复细节的核对中逐渐迷失，不再笃信自己的记忆，也开始怀疑是否真的是妈妈害死了父亲，一个家庭中仅剩的两人本应报团取暖，但在检察官的诘问之下，两人却被彼此孤立，形单影只。

虽然最终桑德拉胜诉，获得了无罪的宣判，但这种胜利没有带来任何实感。

审判后，家庭仍旧失去了萨穆埃尔，家庭的琐事与矛盾被公众看了热闹，丹尼尔也知悉了这些父母一直试图掩藏的家庭不和。

本应客观的审判/评判/言说被一种主观的臆断所取代，这场审判似乎并没有任何赢家。

于是在我看来，《坠落的审判》不仅是在讲述一个关于脆弱的婚姻或者是坠亡审判的故事，它也是在探讨我们对于司法公正与家庭隐私之间的权衡，当正义女神擎着象征着公平公正的天平，以一个家庭的分崩离析为代价去探究真相之时，我们是否愿意接受这个公义之路上的“小小”代价呢？

狗子：别拿我乱试药欸《坠落的审判》通过一场场法庭戏，拼凑出“真相”，也“掩盖”了那个或许就不曾拥有的真。

庭院之下，两性之间，夫妇二人，又有多少经得起审视的东西呢？

片中的细节，人与人间的微妙，或许还得你我于大银幕多看几遍，才能得出那个自己所相信的真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