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衣女人

题材故事基础感觉还不错。

但编导太刻意将各种高潮桥段剪切一起，人物情绪转变也非常牵强，所有拼凑都是为了调动观众，而自身缺乏协调，演员表演也不自然，出来效果不是特别好。

海伦·米伦 Helen Mirren这个和梅丽尔·斯特里普 Meryl Streep一起抢光了同龄女演员剧本的主儿，不可避免的开始给人浮夸做戏的感觉了，着实可惜。

艺术品归还的故事，纳粹抢走了名画，战争结束后，艺术品被奥地利政府占为己有，男主作为正义律师帮助年老的女主和奥地利政府打官司。

男主主要的情感是想起自己的外公外婆 那一辈的悲惨遭遇，女主的情感是回想那段艰难岁月，又想起自己逃亡后，留下的父母辈纳粹迫害，而如今纳粹已亡，但正义和公平却迟迟不能到来。

基本上就是说这些，算是美帝鹰酱的主旋律电影吧，反正奥地利是躺枪了，美帝是各种正义。

早于时代一百多年，卡夫卡预言了个人在官僚时代的生存处境。

卡夫卡准确的预见了这种处境的本质，却猜不出它会以什么样的具体形式出现。

也许还要过上一百多年，人们才能站在一段距离之外，看清集中营和社会主义，其实就是卡夫卡预言的实现方式。

比起死去的千千万万犹太人和十多万个被抢夺的艺术品，让我触目惊心的是Aunt Adele 变成了没有名字的 Woman in Gold。

个人时代的财富是一种精致的生活。

Cello因为拥有者对于音质的追求而有价值，黄金因为独特的色泽而融入了一幅浑然天成的艺术品中，钻石因为闪亮而复杂的光影衬托着主人高贵而独特的个性。

非人时代的财富是一串数字。

Adele的脸消失在了黄金之后，钻石戴在毫不相称的人身上，匹配的只是地位和售价。

人们在艺术馆欣赏的不是一位优雅女性的灵魂，而是一种想象中的民族荣耀。

个人时代的精英将世俗的财富变为精致的艺术品，将意志上升为国家机器的大众们将精致的艺术品变为高速公路和大众汽车。

大音乐家的孙子成为了律师——这个时代的精致是围绕着追求数字本身而构建的制度丛林。

Aunt Adele在画中想留下的是时间，留给自己和自己的家人，但是她再也没有了家，只能呆在博物馆中，无从选择的被千千万万只看到黄金和民族主义的过客打量。

这段历史的确应该记住，但是值得记忆的不是罪行，而是那个曾经真实存在过的个人世界。

丘吉尔曾说：我们究竟能走多远，要看我们能回头望多远。

一直有人问，历史文物除了堆积的财富的价值，还有何用？

电影给了我们一个答案：那是玛丽亚背井离乡，流亡他国的印记；是全家曾经欢聚的欢声笑语。

历史不仅属于宏达的政治事件与英雄豪杰，它更是平凡个体的记忆，有悲伤，有欢乐，有无法忘却的经历。

“她只想拿回属于她的东西”年轻律师兰迪在冲裁大会上这样说道。

维也纳的蒙娜丽莎又怎样，民族象征又怎样。。。

国家意志在一位寻求亲情的老人面前，已经不再重要，因为历史无法缺少个体的影像。

与其说玛丽亚在找回属于自己的财物，不如说她是在给自己找回记忆。

虽然《阿黛尔·布洛赫-鲍尔夫人画像 II 》都被改成了没有姓名的《金衣女人》，但是繁华褪去，它却穿上了厚重的历史外衣。

我们拿什么回忆？

也许是最平凡的儿女情仇给了我们回望过去的力量。

1、Maria Altemann:你唯一的敌人就是恐惧。

2、Maria Altemann:他们绝不是受害者，大多数人都手捧鲜花，张开双臂欢迎纳粹的到来。

3、Maria Altemann:The past is past.And now we must let it go.4、我们相信《外国主权豁免法》并不是不可以追朔以前的案例。

法官：为什么不直接说它可以追朔以前的案例？

嗯？

因为问题是，什么时候应该为一个特定用途而实施司法权？

I'm sorry,我不太明白这个问题。

法官：我也确定我不知道。

5、记者：美国政府支持奥地利想驳回案例，您是否惊讶？

Maria Altemann:有些人想我快点死去，为什么不可以是美国人呢？

Why not Americans,too?6、Maria Altemann:奥利地政府不会罢手的，要去你自己去，我绝不会再回奥地利。

我不会让他们再羞辱我一次。

7、父亲：Remember us.母亲：把我们牢记在心，玛丽亚，学会重新幸福起来。

（所有快乐都是忧伤的果实）8、原谅才是最大的和平。

例如，对不起，没关系。

9、Klimt:往左去一点。

Adele,你太焦躁不安了。

Adele:我太担心了，你知道的。

Klimt:担心什么？

Adele:未来。

New York Times -- Klimts Go to Market; Museums Hold Their BreathBy MICHAEL KIMMELMAN SEPT. 19, 2006How sad — if unsurprising — to hear that the heirs of Ferdinand and Adele Bloch-Bauer are indeed cashing in, as planned, and selling four Klimts at Christie’s in November. A story about justice and redemption after the Holocaust has devolved into yet another tale of the crazy, intoxicating art market.Wouldn’t it have been remarkable (I’m just dreaming here) if the heirs had decided instead to donate one or more of the paintings to a public institution? Or, failing that, to negotiate a private sale to a museum at a price below the auction house estimates of $15 million to $60 million?To back up: Ferdinand Bloch-Bauer, a wealthy Jewish industrialist in Vienna, commissioned Gustav Klimt to paint his wife, Adele, in 1907, and again in 1913. The family also acquired three Klimt landscapes. Adele died at 43, in 1925, of meningitis. Public-spirited, she wanted her art to go to Austria.But then the Nazis came to power. They seized the Bloch-Bauer collection along with everything else the family owned. Ferdinand fled Vienna. He died in Zurich in 1946. For decades the Austrian government insisted that it had acquired the Klimts legally. The case went to court. In January the heirs won. They were led by Maria Altmann, Ferdinand’s niece, now 90 and living in Los Angeles. Her lawyer was Randall Schoenberg, the grandson of another Hollywood exile, Arnold Schoenberg.In April, Mrs. Altmann lent the five recovered Klimts to the Los Angeles County Museum of Art, saying the works would probably be put up for sale. In June, the billionaire collector Ronald Lauder bought the early portrait of Adele for $135 million on behalf of the Neue Galerie, his museum of German and Austrian art on the Upper East Side. Auction houses jockeyed to sell the other pictures. Since July all five Klimts have been on view at Mr. Lauder’s museum, where they remain through Oct. 9.It is of course only sane that Adele and Ferdinand’s heirs seek to capitalize on a booming market, even as they might, in a more perfect world, have been altruistic too. The wall label for Mr. Lauder’s portrait of Adele at the Neue Galerie is curious: “This acquisition made available in part through the generosity of the heirs of the Estates of Ferdinand and Adele Bloch-Bauer.”What exactly does that mean? Mr. Lauder was generous in paying a fortune for the picture. There might be some generosity ascribed to the heirs in lending the paintings to the Los Angeles County Museum of Art and the Neue Galerie, were it not for the fact that the museums provided presale publicity of a sort that no auction house could organize. These museums added their prestige to the value of the collection, kindling interest in the artist and in Adele, in the intellectual salons of turn-of-the-century Vienna, in the notion of historical rectitude.In retrospect it may yet come to seem a pity that the Austrians declined to buy all five works for about the same amount that Mr. Lauder paid for Adele, saying the price was too high. At least the works would all have remained on public view. Over the years they had become — in particular Mr. Lauder’s Adele — civic landmarks and tourist attractions in Vienna.They might become landmarks in Los Angeles or New York or some other city, where a museum could display them with the Bloch-Bauer name properly attached. But how well any public institu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or abroad, will be able to compete at Christie’s is an open question.Among the Klimts, the second portrait of Adele has its charms and the highest estimate. At half the estimate, a forest scene of birch trees is the real gem, and a bargain at $20 million: an Edenic mix of sharp realism and Pointillist dots receding into deep space. While Picasso acquainted himself with African art a century ago, Klimt was visiting Ravenna and admiring the mosaics. In “primitivism,” the artist’s modernism found a way to the future.How refreshing this story would have been had the Bloch-Bauers conceived a way to ensure that that birch landscape, say, ended up in public hands. In so doing they would have earned not just public sympathy for their family’s struggle but also an enduring share of public gratitude. They would have underscored the righteousness of their battle for restitution and in the process made clear that art, even in these money-mad days, isn’t only about money.Heck, they would even have gotten a tax break.Follow-upAdele Bloch-Bauer II was subsequently sold in 2016 to an unidentified Chinese buyer for $150 million, destined for his private museum.

风云激荡的二十世纪上半叶，有太多传奇性的故事上演。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硝烟尚未完全平息，第二次世界大战又卷土重来。

审视战争，它不仅仅是教科书上那一串串冰冷的死伤数字，它包含一些民族对另一些民族的践踏与藐视，而这种践踏与藐视不仅仅包含了对国民生命健康权的践踏，也包含了对一些民族文化上、艺术上、价值体系上的强盗式的掠夺与占有。

我们是逐渐远离历史的一代人。

我们生来就不知道战争为何物。

对战争的了解，只是凭借影像塑造的英雄和书籍构筑的血肉。

我们无法穿越时空，去触摸到战争中的人性。

千篇一律的战争片里炮弹横飞、火光冲天也难免审美疲劳，能触摸到的活生生的死亡毕竟是战争带给我们的最直观记忆。

严格来说，《金衣女人》这部影片是一场小人物对抗强权的“维权之路”——出生于一个高贵的犹太裔家庭的女主人公玛利亚.阿尔特曼联合自己的律师兰迪，要夺回68年前被纳粹掠夺、现存于奥地利美景宫的一副家传名画——《金衣女人》（画上的女主人公是玛利亚的舅妈阿黛尔）。

这幅市价高达一亿美元的画作是当年阿尔特曼的家族好友，一位当时颇有名望的画师——克里姆特所作。

画作完成后，玛利亚的父亲就将这幅画挂在了家里最显耀的客厅正中央。

1948年，纳粹扫荡了他们的家，带走了那幅《金衣女人》和克里姆特的其他一些画作。

“我是不得不耗费一切力量，让记忆活下去，当然，还有正义。

”固执而坚定的信念支撑着年逾古稀的玛利亚暗暗发誓要让属于家族的记忆得到延续。

她在与政府博弈的漫漫诉讼之路上，只为讨一个正义的说法——要求奥地利政府承认他们当年的掠夺是非法的。

（当然这遭到了奥地利政府的强硬回绝）。

不过，该片在拍摄手法上又与一些“维权片“有着显而易见的高下之分。

它并不是冷冰冰的讲述整个“民告官”的艰辛过程，而是在讲述过程中，回忆与现实交错并置：玛利亚在收拾妹妹的遗物时，在妹妹的信件中发现了这幅背面印有金衣女人的明信片，旧时光跃然眼前，呈现出古旧的暖黄色，她的舅妈告诉她，她唯一的问题就是恐惧。

正是这如同神一般的已逝的舅妈的“指引”，给玛利亚在潜意识里注入了坚定的力量：玛利亚决定战胜恐惧，独自面对这个棘手的难题，她连夜打电话给兰迪，于是他们二人踏上了漫漫的维权路；飞机上的玛利亚做了一个梦：梦见纳粹的军车在街道上堂皇驶过，她突然被震醒；坐在汽车上，望着车窗外的景色，突然又想起了自己的舅妈，玛利亚看到闪着金光的政府大楼，舅妈阿黛尔仿佛坐在露天咖啡馆里对她微笑，这仿佛是舅妈暗中给予玛利亚的又一次希望之光，预示她的诉讼的前途将是光明的；到了酒店以后，玛利亚从镜子中望见了自己的过去：玛利亚的婚礼现场，一大家子人正在跳舞。

到目前为止，回忆与现实交错的画面一共出现了4次，这第四次时光倒流的画面，是玛利亚正式作为主人公出现在旧时的画面中，因为此时的她，刚刚结婚，人生即将展开新的篇章，舅妈的指引退到了后景；玛利亚在博物馆参观金衣女人这幅画，解说员讲解着，她又一次陷入了沉思：她的舅妈抱着她，然后她看到了纳粹游街的情景，之后纳粹的军警将阿尔特曼家族的所有人软禁起来。

此时，回忆中的色彩趋向于苍白，不再是舅妈出现时的暖金黄色，预示着阿尔特曼一家即将遭受一场灭顶之灾，画面的色调格外冷峻；而到了第6次时光倒流的画面，是现在时空中的玛利亚在维也纳的一处橱窗中望见了过去和自己的歌唱家丈夫出逃前的情景：他们两人历经艰险，从药店的后门逃了出去，机智的玛利亚在过安检时编了个谎言，说他们夫妇二人要去科隆接替一个男中音演唱，所以走的匆忙没拿行李，混过了检查官，紧接着，却又被告知去科隆的飞机延误。

到此时，回忆里的色彩的温度已经降至近于浓黑色，天上飘着雪花，不过，玛利亚夫妇二人终于还是坐上了飞往科隆的小飞机，从此与家人天各一方；当法院最终判决玛利亚胜诉的时候，玛利亚倒在兰迪怀里哭了，泪眼朦胧中的玛利亚仿佛穿越时空回到了父母身边，那时她正与父母告别，三人抱头痛哭；影片行将结束之时，玛利亚来到了昔日自己的家，现在是奥地利政府所在地大楼，她礼貌的走进去，推开门，回忆的气息扑面而来：她依次看到了过去的亲人，她结婚时大家跳舞的情景，她像一位观众为自己和家人鼓掌，一扇扇门自动敞开，她径直走到挂着金衣女人那幅画的客厅里，画上的舅妈正向玛利亚微笑，而玛利亚看着这幅画，也露出了会心的微笑——两个女人，穿越时空的68年，终于，在最后一刻，完成了精神上的交汇。

舅妈终于可以回到属于自己的家了，而玛利亚也光荣的完成了自己的任务。

应该说，《金衣女人》的结局还是美式的“大团圆”。

换句话说，是一场“美式正义的胜利”。

因为最后的审判地是在美国。

影片的一个显著特色就是弱化了这种尖锐的对立，在整个影片的行进过程中，闪回画面与现实境况共同连缀起玛利亚断裂的记忆，而这种温情脉脉的夹杂着暖黄色回忆的拍摄技巧，也给影片镀上了一层诗意的色彩。

观众借由玛利亚的回忆看到了那段黑暗历史的另一侧面：在这个故事里，没有血腥与暴力交织，但同样让人毛骨悚然：对文明的掠夺就是对民族之魂的漠视，它同皮肉之损有着本质的区别，一者伤经动骨，一者摧毁信仰。

该片鲜见玛利亚对纳粹的激烈控诉，兰迪作为她的代理律师，已经替玛利亚充分阐明了他们的立场。

他们要的，仅仅是一个公正的裁决，而这迟来的名画归家路，他们走了68年；这场迟来的道歉，他们等了68年。

儿时鲜亮温暖的记忆与恐怖战栗的记忆穿插在玛利亚的生命里，终其一生，她都要背负着这些或明或暗的记忆坚强的活在这个世界上，而舅妈的面容也会像金色的阳光一样，照耀她前行的道路。

瑪利亞想要討回的是事隔五十年後，奧地利政府與人民的一句道歉；還有當年被迫嶄斷的親情。

電影到了最後，瑪利亞終於爭取到屬於她家的傳家寶﹣她阿姨的肖像，但是勝利過後，她卻沉默至潸然淚下﹣肖像回來了，可是消逝無法彌補的親情沒有人可以還給她。

她想到了告別時候父母微笑地對她說, take us in your heart and live a happy life.

影片从一个女人，一幅画入手，将那段惊涛骇浪的二战史却以十分温情的叙事基调徐徐展开。

观影时印象最深的始终是“记忆”一词。

随着剧情的推进，那段被玛利亚刻意遗忘的痛苦记忆一点一点地展露出来。

但哪怕回到奥地利——这片曾经剥夺她们一家人容身之地的故乡之土，现实里求画屡屡碰壁与记忆中的纳粹帮凶遥相呼应时，玛利亚的回忆里仍有许多温情：曾经引以为豪的——半个维也纳汇聚于此的婚礼，曾经充满温情的——熟悉的街道建筑留下了故人的身影。

多么含蓄而深沉的悲伤！

回不去的家乡，不是因为相隔万里，不是因为战火仍存，而是因为始终心存芥蒂。

穿过厚重的历史，蓦然发现，造成的伤害始终存在。

Keep memory alive.不要忘记，说的是玛利亚与家人的生活回忆，说的也是那段赶走同胞让人以母语为耻的历史，说的还是那个真正崇尚艺术而不是追逐虚名的艺术之都维也纳。

也许时间会埋葬一切，但我们不能任凭往事随风。

那些鲜活地活在玛利亚记忆里的人和事，借由影片展现在我们眼前，唤醒了那些被遗忘的历史。

我们需要记录，我们需要“keep memory alive”。

总有人说，要向前看。

也许这就是玛利亚找回画又挂在纽约美术馆的原因罢。

但始终有深深的遗憾。

也许玛利亚回到故土，不过是寻求一个和解，与过去，与回不去的家乡。

但她没想到迎来的却是不受欢迎的敌视吧。

也许玛利亚在天国回到了她记忆里的维也纳。

艺术虽然源于生活，但不一定高于生活。

看完电影去网上查了一下，可以确定真实的历史版本一定要比电影演绎的复杂和精彩得多。

Maria所作所为是她的权利，但并不代表她就一定要像电影里描述的那样处处以君子之道完成她的收复计划；奥方犯错在前，活该被打脸，虽然处心积虑处处阻挠，但也不可能像电影中一水儿的恶人像。

黑白在三次元并不总像二次元中那么分明，这也是它的迷人之处。

以下几个槽点根据德/英文wiki整理（当然wiki也不一定都正确）：1. 胜诉之后……电影版本：维也纳美术馆馆长立刻开始低声下四地求女主把画卖给奥方，被女主呵斥而愤然离去；事实正好相反：Maria主动提出向奥方出售这五幅画，但是一、是在勋贝格律师驳回了奥方想长期租借《金衣女人》的请求（太狠啦）；二、Maria还给了奥方提供了一个后门，即允许他们有权不用和其他美国买家竞价，提前购买。

但前提条件是买家不能是私人，得是博物馆或者画廊，因为Maria希望这些画能一直停留在公众的视野中；三、Maria为五幅画开价3亿美元，奥地利美术馆太穷，才让这五幅画永远的离开了奥地利的领土（国家画廊没钱哪里都一样，高价艺术品收购几乎全是私人行为，Altmann女士你太腹黑）。

2. 2006年回美国后Maria相继把五幅画卖出，共卖了3亿多美元。

但是并非向Maria之前所希望的一样，这五幅中的四幅全都入了私人收藏，不对公众开放。

唯一收藏到画廊中的就是那幅《金衣女人》，它以1亿3千5百万美元创下了当时最高艺术品成交记录（现在也应该能进入前十）。

收购它的富二代叫Ronald S. Lauder，雅诗兰黛的儿子，从此这幅画成了兰黛先生在1968年建立的纽约新画廊（Neue Galerie New York）的镇馆之宝。

注意这个画廊起了一个德文名字，因为其收藏仅仅涉及20世纪初德国和奥地利的画家。

另外，兰黛先生的祖上（爷爷奶奶辈）也是逃难到美国的犹太人。

3. 通过卖画可以说Maria已经富甲一方了，但是还没完，还记得电影里她姑父开了一个制糖工厂吗？

（电影里纳粹抄家的时候的借口就是这个制糖工厂偷税漏税）这个制糖工厂当年在瑞士银行存有股票，后来在纳粹的压力下贱卖给了别人。

这笔钱后来也被追讨过来了，大约是2亿5千万美元:)电影极力塑造了一种个人和国家的对抗，以及美国的法制精神完胜欧洲昔日的老大。

但其实背后是美国自二战结束之后，中兴的犹太籍上流社会对欧洲的清算的集体行为。

这些清算除了涉及艺术品归还以外，还包括美国对瑞士银行的围剿。

瑞士在二战中保持中立，但各大银行均和纳粹合作密切。

战后美国一直咬住瑞士银行不放，要求他们做整体清算，尤其是清算账户中的受害犹太人的无主财产。

随着1991年瑞士员工的泄密，最终导致瑞士以赔款12.5亿美元而惨败。

当然，这样种种的清算做无可厚非，但背后支持他们的不是道德良心而是无比强大的国力。

当年有无数犹太人逃向世界各地，但没见任何其他国家卷土重来对德奥瑞进行清算。

这里，人们可以看见的仅仅是Maria Altmann一个例子，一个犹太人追回了当年自己家的财产。

但是还有多少犹太人，死去了，追讨不回来了。

而且纵观历史，有多少战争中趁火打劫，我们，中国人，对内对外何谈追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