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控诉

我控诉和七君子，两部试图还原的都是背景极其复杂的历史事件。

时隔七十年左右，一个是欧洲的犹太人，一个是美国的非裔群体。

在2020年的大背景下，显得尤其应时应景。

共通点是Abbie甩去嬉皮外套豁出命似的对Hayden说的那句话：We are not killed by what we do but who we are。

国家，军队，重权，人民，个体。

选择对抗的个体不管是因为理想主义还是英雄主义都值得后人敬佩。

嬉皮笑脸或许也只是在认清这个庞大机器的真相之后一种伪装。

唯独过不去的一点是，Polanski的个人背景很难让观众撇开偏见。

原文地址： http://www.qh505.com/blog/post/6100.html 我控诉帕蒂上校，因为他是司法误判中的狠毒之徒（我愿意相信是不知不觉的），他更运用最为荒谬与应受谴责的阴谋，来掩盖他过去三年的恶行。

我控诉梅西耶将军，因为他是本世纪最不公平的事件之一的共谋，但其所为至少出自其脆弱的心志。

我控诉比约将军，他手上握有表明德雷福斯清白的不可否认的证据，却将它隐藏。

为了政治目的，为了挽救已受连累的参谋部同僚，他犯下这起违反人道、违反公义的罪行。

我控诉布瓦代弗尔及贡斯将军，他们是同一起罪行的共谋，其中一位无疑是出于教权主义的激情，另一位可能是出于使陆军部成为无懈可击的至圣之所的团体精神。

…… ——埃米尔·左拉《我控诉》这一篇力透纸背、带着满腔正义的公开信是1898年法兰西最愤怒的声音，这不仅是埃米尔·左拉对四年前被定性为叛国贼的德雷福斯的声援，更是对法国当时政界、军界甚至社会各界暴力审判的讨伐，一笔为剑指向的是官僚制度，指向的是种族歧视，指向的是对于真相“沉默的大多数”，当左拉喊出“我的激烈抗议，只是从我灵魂中发出的呐喊”，当“我控诉”成为一种公民的热切渴望，“以人性为名，让阳光普照在饱受磨难的人身上，人们有权享有幸福。

”当发表这一篇文章的《震旦报》在街上被传阅，左拉不是一个人在战斗，也不是为了一个人的利益——“德雷福斯”案件是“大多数”操控的结果，“我控诉”也是不沉默的“大多数”的正义声音。

在“大多数”与“大多数”的较量中，谁胜谁负似乎主宰着事件的发展，甚至决定着法兰西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的重新定位，但是当左拉在最后写道：“谁胆敢传唤我上法庭，他们可以试看看，让审讯在光天化日下举行！

”结局却走向了另一面：左拉被政府控告传唤至法庭，最后在“反控诉”中败诉，被判有罪入狱一年，甚至在审判之前群众大喊“左拉去死”；左拉决定撰写此文时得到了当时拉布里律师等人的支持，此事件发酵之后，拉布里在街头遇刺身亡；而揭露这个黑幕的皮考特上校更是遭受了威胁，他怀疑真正的间谍艾斯特哈吉少校竟当众羞辱他：“要维护自己的荣誉，去找你的妓女吧！

”而德雷福斯案的当事人在经历了“魔鬼岛”的恐怖囚禁生活之后，也并没有在“我控诉”的声浪中马上还自己一个清白——一年后的9月9日，虽然德雷福斯案进行了重审，但是德雷福斯的叛国罪依然没有被改变，只是这一次判决他被减刑10年，直到7年之后的1906年，法兰西最高法院最终判他无罪，官复原职——从1894年12月遭到指控、逮捕、剥夺军衔并判处终身监禁，被流放到千里外的魔鬼岛，到1906年被判无罪，这12年的生活对于德雷福斯来说，无疑就像被流放的魔鬼岛一样，“在无人岛上，没有人讲话就是一种折磨。

”为正义而发声的“我控诉”，激情群怒的“我控诉”，指向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的“我控诉”，最后依然从“大多数”的声音变成每一个个体的命运，甚至在罗曼·波兰斯基的再现中，最后以一种几乎沉默的方式落幕：1899年德雷福斯案件开始重审，德雷福斯被减刑十年，“法兰西万岁”成为对于这一结果的第一次胜利表达，皮考特似乎也迎来了胜利的曙光，但是当他向已经离婚的女人莫尼耶求婚，她却拒绝了他，作为在最困难时期支持他的红颜知己，莫尼耶一直是皮考特走出困境的希望，但是拒绝时莫尼耶微笑着说：“你的内心深处不适合结婚，还是让我们像以前那样吧。

”而在1906年德雷福斯最终被判无罪，晋升为陆军准将的他见到了官复原职的德雷福斯，德雷福斯希望能把自己监禁的时间考虑进去，那样自己就可以晋升为中校——本来在魔鬼岛被监禁就是一起冤案，这十年多的时光对于他来说当然应该重新被计算在服役时间里，但是皮考特却摇了摇头：“不可能了，现在环境变了。

”两个人在走廊上面对面站着，目光相触，不是惺惺相惜，而是万千感触都变成了某种无奈，最后德雷福斯说了一句：“你有今天是因为你尽职。

”字幕打出：“两人后来再也没有见过面。

”一种沉默，甚至一种凄凉，在最后迎来胜利的人生写照中成为别样的风景，不是隔阂，也不是冷漠，而是在几乎来迟的判决面前，一切似乎都没有被改变，连同皮考特的爱情一样，在“还是让我们像以前那样”中落幕。

无论是德雷福斯不断喊出“我是清白的”的呐喊，还是皮考特不断追求真相以证明“他是无辜的”的真相，或者如左拉在“我控诉”中剑指整个国家的官僚主义，他们都是不沉默的少数，而且以不沉默的少数为德雷福斯翻案，但是当一切取得了最后的胜利，为什么最后依然被笼罩在冷酷之中？

为什么最后还是以沉默作结？

或者他们依然是“少数”，而用左拉1898年“我控诉”作为片名的罗曼·波兰斯基，所关注的正是事件中的“少数”，早在2012年，还没有拍摄这部电影的时候，他就表达了对“少数”的兴趣：“我早就想拍一部关于德雷福斯事件的电影，不是当作古装剧，而是间谍故事。

通过这种方式，人们可以了解其与当今世界正在发生的事情的相关性——对少数群体的迫害、安全偏执、秘密军事法庭、失控的情报机构、掩盖真相的政府和狂热媒体的景象。

”对少数群体的迫害，就是由安全偏执、秘密军事法庭、失控的情报机构、掩盖真相的政府和狂人媒体组成的大多数造成的，而罗曼·波兰斯基从十九世纪末的德雷福斯案件联结到了当今世界，这种相关性或者还有基于波兰斯基个人遭遇的原因，甚至“我控诉”更是他内心真切的呼喊和愤怒，面对“大多数”的不公正和偏执，也许只有在对违反人道、违反公义的讨伐中才能不变成沉默者。

但是波兰斯基最后又选择了偃声息气，在“两人后来再也没有见过面”中将历史封尘，也将自己的遭遇封锁起来，这又意欲何在？

抛开波兰斯基的个人诉求，其实在《我控诉》电影里，与其说掩盖了真相使之成为“沉默的大多数”，不如说强大的权力机构制造的声音让他们成为“不沉默的大多数”，而少数人最终也只能成为被迫害的少数群体。

在电影中，少数群体的代表人物无疑是德雷福斯案件的当事人德雷福斯和最终找到翻案线索的皮考特，德雷福斯被剥夺军衔并被流放到魔鬼岛，他无疑就是一个沉默者，甚至如果不是皮考特发现了真相，他的这一生都将在无人岛上度过，而当德雷福斯面对不公的命运，他在无奈中只出了一句话：“我是清白的。

”但是在这一个人的命运里，在一句话的无奈里，单数世界注定会被复数湮没，“犹太人去死！

”“杀了卖国贼！

”逮捕和判处成为一种仪式，而在仪式举行的广场上，群众高喊着这些口号，他们成为“愤怒者”，而这些愤怒的声音既代表国家，又代表种族，或者说德雷福斯所犯的是国家和民族的双重罪责，而这些集体的声音无疑无情地覆盖了德雷福斯自我辩解的声音，群体的强大声音对个体弱小声音的覆盖，就像他被流放的那个魔鬼岛，一个孤立无人的小岛静立在大海之上，它会随时被无限所吞没。

德雷福斯被流放，皮考特便成为唯一发声者，他是接替桑德赫尔上校而成为情报部门的主管，应该说，皮考特也是权力机构的一份子，以权力反对权力，当然是不可能的，所以皮考特上校在罗曼·波兰斯基眼中是以一个正义者的身份出现的，而这种正义甚至只代表着个体。

调任至情报部门，他感觉到了一种神秘和诡异，从大门到办公室，是不同岗位的值守者的奇怪目光，办公室的那扇窗户似乎永远无法打开，截取情报和信件甚至也是清洁工的职责，所以皮考特一进入其中就感觉到了奇怪，他开始重新建立制度，一方面了解情报部门工作的流程，另一方面对德雷福斯案件给予了更多关注——似乎最重要的一条线索就来自于自己的亲力亲为：他亲自取到了被截获的包裹，包裹里是一封电报，“我和R家族的联系”，电报发送的收件人地址显示是艾斯特哈吉少校；接着皮考特查阅了艾斯特为哈吉最近的通信记录，显示他刚从卢昂调到巴黎总参谋部；当皮考特查看信件的字迹，发现和德雷福斯作为间谍证据的信件字迹很像；于是再按图索骥，打开了没有被桑德赫尔销毁而被锁在保险箱里的德雷福斯相关文件，通过字迹他才发现，所谓作为德雷福斯间谍证据的字迹和德雷福斯原始信件的字迹不符，也就是说，真正和德国通信成为他们间谍的其实是艾斯特哈吉。

皮考特发现真相似乎并不是一个困难重重的过程，虽然在情报部门他只是一个人在战斗，无论是门卫和值守，还是手下的亨利少校，其实都知道实情，也都在隐瞒，但是在皮考特更大的权力面前，发现线索也是轻而易举的事情。

但是，作为情报部门的主管，作为权力部门的一员，真正对皮卡特构成威胁的其实是整个体制，而此时，寻找真相的皮考特所面对的就是沉默的大多数。

桑德赫尔上校是皮考特的上任，他的遭遇或者对皮考特提供了一种命运的样本，皮考特去看望他的时候，桑德赫尔已经躺在病床上了，疾病让他濒临死亡，他对皮考特说的一句话是：“这不再是我熟悉的法兰西。

”言语中更多是失望，甚至绝望，当法兰西不再是曾经的法兰西，是不是他必须沉默？

这种沉默关涉到这些问题：为什么上级让皮考特替换掉他？

在他手上为什么不销毁德雷福斯那些字迹？

他为什么不敢设置秘书？

他的窗户为什么永远也打不开？

桑德赫尔无疑是官僚体制的亲历者和见证者，他既是德雷福斯案件审判的侩子手，也是整个体制的牺牲品。

皮考特似乎也走上了桑德赫尔这条凸显双重身份的困难之路，他确信德雷福斯是无辜的，于是将这个真相报告给上级，但是强大的官僚体制让这个不想沉默的人变得沉默：他质问乔尔中校，“他们是上级，我们只能执行他们的命令，我不知道德雷夫斯是否无辜，我也不在乎，若你让我杀人我会去，如果你之后说我杀错了，我会伤心”；向上将展示秘密文件与对照的书信对比字体，上将的第一个反应是：“它早就应该销毁了，你第一个不应该过来找我，我也不希望再出现第二个德雷夫斯案了。

”当他向贡斯将军禀报案情，贡斯却提出警告：“忘了它吧，德雷福斯案件已经结束了，你不说没有人知道，这是军人的天职！

”不公开不是皮考特可以选择的权利，而是一种命令——从部下到上级，似乎每个人都在沉默，每个人都在回避真相，而作为这个体制的一员，皮考特无法僭越而成为言说者。

但是皮考特却不肯罢休，一石激起千层浪，他作为正义的个体却遭遇了制度的压制，甚至因为违反了国家秘密法而被最终解职，在被质询之后调离职位去往了遥远的巴黎，接着又去了非洲，而皮考特的居所被大肆搜捕，他甚至被监视了——和德雷福斯的魔鬼岛一样，皮考特似乎也被这个权力机构流放了，而流放或者正是让他有了发声的机会，也正是不想成为永远的沉默者，在律师拉布里的寓所里，“这件事必须传播出去”的皮考特终于在左拉等人面前将这起冤案公布于众。

沉默者终于不再沉默，但是当左拉被判入狱，当拉布里被刺杀，当德雷福斯案重审之后依然维持叛国的罪名，甚至在法庭内外还是听到“法兰西万岁”的群体性口号，他们依然是不沉默的少数，依然在沉默的大多数变成不沉默的大多数而制造的声音里被湮没。

甚至，和皮考特仅仅作为一个正义个体偶然发现线索一样，最后案件出现反转似乎也是一种个体的偶然。

1898年3月的一天，皮考特和亨利进行了一场击剑比赛，亨利的右臂被皮考特刺中，这一次纯属娱乐的击剑游戏在罗曼·波兰斯基那里完全变成了剧情反转的重要事件，也许是皮考特的剑代表的就是正义，刺中而受伤揭开了亨利忏悔的内心，几天之后的消息是，亨利已经承认自己在德雷福斯案件中做了伪证；接着，亨利在狱中自杀——随着对皮考特的指控被撤销，德雷福斯案件在亨利的忏悔和自杀中浮出水面最终实现了反转。

如果亨利依然保守秘密，那么也就意味着不沉默的少数最终会在安全偏执、秘密军事法庭、失控的情报机构、掩盖真相的政府和狂人媒体中成为沉默者，而德雷福斯案件也再无被翻案的可能。

历史是一种偶然？

罗曼·波兰斯基似乎并不想把个人命运维系在这种或然论中，但是不管是皮考特还是德雷福斯，甚至桑德赫尔、亨利，似乎都在这个“我控诉”的故事里成为波兰斯基眼中的宿命论者，在这样的宿命面前，少数群体被迫害似乎也成为了一种无奈的喟叹，于是桑德赫尔在病床上独自感叹：“这不再是我熟悉的法兰西。

”于是曼尼耶拒绝了皮考特的求婚说：“你的内心不适合结婚。

”于是皮考特对已经清白的德雷福斯说：“现在环境改变了。

”也许，对于一个个体来说，“我控诉”才是最人性的反抗，忠于职守便是最后的不沉默，它们在内心中会变成左拉最后的一句话：“我在等待。

”——波兰斯基也在等待自己的清白？

这个电影淡季最热门的话题之一，大概就是深陷丑闻的罗曼·波兰斯基凭新片《我控诉》问鼎凯撒奖最佳导演后，引发的巨大争议。

批评者大多认为，身为被美国法庭定罪的性犯罪者，波兰斯基在道德意义上完全没有资格获得这一奖项，更没有资格借助艺术创作之名，巧言令色地将自己包装成司法不公的受害者，来进行所谓“控诉”。

但我们也需要看清这样一个事实：对《我控诉》批判最凶的人，大部分都没有看过这部影片。

即便是被送上法庭的罪犯，也有着为自己辩护的权利，而作为评审团成员的我们，在发表观点之前，至少应该听听被告方的一面之词，再对他的作品和人品下定论。

“德雷福斯事件”：法国的反犹之耻《我控诉》的剧情，围绕着19世纪末法国臭名昭著的“德雷福斯事件”展开。

所以在探讨这部电影之前，我们有必要了解故事所处的历史语境。

在经历了九个月的普法战争后，法国于1871年接受完败结果，屈辱地向德国赔款割地，这对之后四十多年的法国历史，造成了深刻影响，每当经济与政局出现动荡，民族主义热潮就会在法国抬头，这其中最显著的，是反犹主义。

民族主义煽动者，将犹太人视作唯利是图的寄生虫，并从宗教中寻找论据——是犹太人出卖了耶稣，所以背叛的本性，深深写在他们的基因里。

这种偏见延伸到军队系统当中，就表现为对犹太军官的妒忌、排挤与不信任，虽然这与法国宣扬的共和思想背道而驰。

另一方面，当时的法国军队系统中，官僚主义横行。

一部分人对犹太军官抱有敌意，而另一部分人则照章办事，对上级应声附和，丝毫不关心事件的真相。

于是在内外原因的合流之下，一封法国情报局从德国驻法大使馆盗出的通敌信，成为了导火索。

信件内容证明，法国参谋部军官中有通敌德国的间谍。

上尉阿尔弗雷德·德雷福斯，则成为了军队中反犹势力所指认的替罪羊。

因为只有正在接受参谋部训练的几位见习军官，才有可能掌握信件中透露的全部军事信息，而德雷福斯是这几个嫌疑人中唯一的犹太人。

欲加之罪，就这样落到了被蒙在鼓里的德雷福斯身上。

但德雷福斯其实并非完美嫌疑人。

他生在当时被德国占领的阿尔萨斯地区（都德的短篇小说《最后一课》的背景地），却一直拥有对法兰西的民族认同，以至于主动选择法国国籍，并入伍军队。

他的家境优渥，军饷只是其投资收入的零头；而他的笔迹也与那封通敌信有诸多不符之处。

不论看动机还是看证据，德雷福斯都绝无犯罪之嫌。

但富有政治野心的军队首长，却急于迎合反犹势力，让德雷福斯成为替罪羊。

而参与调查的下属和笔迹专家则顺水推舟，把德雷福斯钉在了十字架上。

就这样，德雷福斯被法庭定罪，独自流放到恶魔岛关押。

他万念俱灰，但为了妻子和儿女的名誉，他还是坚持活了下来。

皮卡尔 the whistleblower：波兰斯基电影的主角对德雷福斯事件略有所知之人，或许都会想当然地认为，波兰斯基在片中为自己代入的角色，就是德雷福斯本人。

毕竟波兰斯基是从纳粹魔掌中逃脱的犹太人，对族群困境感同身受；毕竟波兰斯基也经历过颇具争议的司法审判，所以他肯定在通过德雷福斯的经历，为自己做辩解。

但事实却远非如此。

在《我控诉》中，德雷福斯（路易·加莱尔饰）虽是整个故事的由头，却只是边缘角色，出场戏份只有区区十分钟。

影片的中心人物，是情报局军官乔治·皮卡尔（让·杜雅尔丹饰）。

通过调查，他发现了德雷福斯的无辜，却在向上级汇报的过程中触怒了整个法国军事系统，并因此名誉扫地，锒铛入狱。

在波兰斯基的叙述中，皮卡尔被塑造成一个未被官僚系统腐蚀，对真相抱有敬畏的义士。

他对犹太人并非没有偏见，但情报局系统之腐朽、审判过程之草率，依然让他震惊。

作为影史上最杰出的叙事者之一，波兰斯基仅用几个简洁的跟拍镜头，就表现出了皮卡尔任职的情报局统计处如草台班子一般的荒诞景象：低级官员昏昏欲睡，技术官员对新上司戒心十足，而他的副手，则是个浸淫官场多年的老油条，深知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对皮卡尔的调查处处掣肘。

皮卡尔最终将德雷福斯被冤屈的证据带到了参谋部长那里，然而部长给他的命令，却是将真相封锁。

与上级意见不合的皮卡尔被放逐、监视，到最后，无处可逃的他只好选择向系统外部求助。

于是便诞生了大作家埃米尔·左拉那篇力穿纸背、追讨整个腐败系统的洋洋长文——《我控诉》。

“我控诉”中的“我”——谁在控诉？

波兰斯基的新作无疑透露着大师笔触：不寻求单纯的情绪宣泄，而是用画面书写人物无路可走的困局。

他在四十多年前曾拍过一部名为“Cul-de-sac”的电影（意为“死胡同”，通用译名则是《荒岛惊魂》），而在这部新作中，死胡同的意象依然挥之不去。

皮卡尔首次走进自己在情报局的办公室，却发现窗户怎么都打不开；他把即将受审的德雷福斯带进长官办公室，自己却被拒于遮蔽真相的大门之外；他对枪击自己律师的杀手穷追不舍，却在走进一片密林时迷失了方向。

通往公义之路，对他来说永远都以死胡同作结。

在波兰斯基的《我控诉》中，控诉的对象很明显：一个官官相护、维护面子和权威，毫无纠错能力的官僚系统。

在这个系统中，司法程序只是一出滑稽戏，就像德雷福斯在法庭上的无奈回应所展现的一样：“按您的逻辑，如果我的笔迹与信件相符，则证明我有罪；如果我的笔迹与信件相悖，却同样证明我有罪。

”但这部电影中的控诉者是谁？

似乎是皮卡尔。

起码有一点很明显：不论是左拉的《我控诉》还是波兰斯基的《我控诉》，其中的主语都不是无辜的德雷福斯。

在波兰斯基的电影中，对德雷福斯的冤屈心态着墨甚少，故事重点更多放在了个人与体制的抗衡上。

所以那些认为波兰斯基在借本片自我开脱的批评者，可以收回这个判断了，因为他并没有借影片宣称，四十多年他诱奸少女的行为无罪。

而波兰斯基有没有在四十多年前的那场审判中遭遇司法不公？

的确有，这些都能在流传下来的资料中得到印证。

他有没有权利将这些不公的经历通过艺术媒介向世界进行表达？

同样有，正如同被他侵犯的受害者有权利将自己的创痛通过种种渠道公诸于世。

也正如同逃亡欧洲的他，本应为自己的罪行承担牢狱之灾。

而不论我们对他的品行有何判断，或许都无法否认这样一个事实：波兰斯基是个不世出的电影天才，而才华本身，正是他最后的底牌和遮羞布。

2020/3/14/原载《虹膜》

看这部片子的时候，就一直想起罗翔在节目里说的。

“勇气”——对于从小接受革命理论和反侵略历史教育的我们来说，这个词也太普通平庸了。

当它在文本中出现，我们的目光甚至不会在这上面有半点停留，也难得生出一丝动容。

可随着年龄的增长，当我们接受了社会的捶打，被文明规训后，方知勇气有多稀缺。

想想剧中和历史上坚持真相的Piquart和Zola。

想想前段时间被热议的张煜医生。

扪心自问……惭愧不已。

《我控诉》，罗曼·波兰斯基，四星半。

影片改编自法国史上有名的冤案“德雷福斯案”，当时法军的一名犹太军官被指控犯有叛国罪而流放。

影片以德雷福斯被定罪流放开始，讲述了皮卡尔上校发现这个案件中的一些疑点的过程。

影片虽然是说德雷福斯案，但是全片中德雷福斯出现的频率很低，波兰斯基更重点的对德雷福斯遭到的迫害和一个“履行自己的职责”的人进行描写。

整部影片来看，延续了波兰斯基一贯的风格，整体色彩偏幽暗，黑色而阴郁，叙事缓慢，而然这也是我给本片打四星半的原因，叙事缓慢、基本找不到集中的冲突点，会有一些观众因为这种因为而错失这部好片。

整部影片来看，对于中立和客观有极大的保持，基本无挑动、无煽情的场景，波兰斯基尽量将事件摆上台面，借以德雷福斯的话来说“你尽到了自己的职责”。

从画面来看，我真的是太喜欢这个画面的质感了，无论是背景、服装、道具还是其他，水准比某些剧高到不知道哪里去了。

再聊一下这个名字《我控诉》，这个控诉到底是控诉什么？

或者是说，是谁在控诉？

是冤案的受害者的德雷福斯，主角皮卡尔？

又或者是波兰斯基在借影片之口控诉自己四十多年前的遭遇？

关于这个的解读有很多，从我个人的角度来看，本片的主要更多是在聚焦了一种先入为主的偏见，一种疯狂的激进民族主义，一种腐朽落后的官僚体制，就像是在原片中的一段话“按您的逻辑，如果我的笔迹与信件相符，则证明我有罪；如果我的笔迹与信件相悖，却同样证明我有罪”，至于冤案本身的着墨点确实是太少。

另外附几个补充。

1. 本片获得了威尼斯电影节的评审团大奖，或者电影节最佳电影也就是金狮奖的是《小丑》，另外还获得了法国电影凯撒奖的11项提名，最终拿下了最佳导演、最佳改编剧本和最佳服装设计三项；2. 在本片获得凯撒奖时候，引发了法国社会的抗议，而《燃烧女子的肖像》的主演阿黛拉·哈内尔和一些其他人员当即离席抗议；3. 德雷福斯冤案的除了腐朽落后官僚体制的原因，还有严重的反犹主义的影响，而男主皮卡尔上校，也恰巧对犹太人也带有偏见；4. 片中出现过的乔治·克莱蒙梭，就是我们所知晓的克里蒙梭，后来的法国总理，签订《凡尔赛和约》的那位；5. 在专栏上写我控诉的作家左拉，就是爱弥尔·左拉，法国著名的小说家，据说巴黎有以他名字命名的街道。

放硬盘里几年了都没舍得看，毕竟罗曼波兰斯基已经那么老了。

拍一部少一部。

今天终于给看了，毫无疑问的满分。

摄影，构图，服化道，化妆（包括符合时代气息的胡须与发型），对白，演员的表演，选角。

剧情的推进和叙述，分镜，叙事节奏。

反正恕我愚笨，挑不出来任何毛病，而且也很欣赏和喜欢。

只是法语总是听着不如英语习惯和舒坦，虽然英语我也听不懂，啃不了生肉，但实在看多听多习惯了。

里面颇几句金句对白。

就不一一列举了。

当上校和情人告别前说，说不定自己会也关去魔鬼岛，上尉会高兴自己去作伴时，噗嗤笑出声来，幽默呀！

冤案！

冤案！

冤案！

果然全世界绝大多数腐朽没落的官僚系统都一样，用一个接一个的谎言，掩盖最初的谎言，就是不肯承认错误并揭露真相！

当上校在办公室对诡辩的胖少校说，那是你的军队，不是我的。

当上校对上尉的弟弟说，不要谢我，我只是遵从我的良知时，真的是要拍案叫绝！

仗义执言，为不能发声的人发声，良心的代价到底有多大，真相的意义又是什么，看完这部影片或许会有一个新的认知。

这是一个与权力，与群众，与世界对抗的故事，为了一个并不熟悉的“陌生人”。

影片的故事发生在十九世纪末的法国巴黎，那是印象派的时期，也是著名的“美丽时代”，巴黎受到世界的瞩目。

“我控诉”取名自伟大的法国作家左拉的著名文章标题，改变自描写德雷福斯冤案的小说《一个军官和一个间谍》。

从任何角度该片都是波兰斯基的回归之作，善于描写人性探索其中的堕落与阴影的他，这次将焦点集中在了一名被诬陷的犹太人军官德雷福斯与为其奔走抗争的法国军官皮卡尔之间，高层因为自己的偏见与掩盖失职利用手中的权利和卑鄙的手段，错误地指控了一名忠诚的军官犯下叛国罪，开除军队并将他判处了长期监禁。

皮卡尔从影片一开始就表明自己并不喜欢犹太人，但是他更不接受污蔑和背离真相的曲解一个无辜之人，从而踏上了为德雷福斯寻找真相的自毁般的道路，其身边之人无一幸免。

可能很多人并不解那个真正的间谍埃斯特拉齐为何不能被定罪，所有人都要去维护他，查资料发现了真实历史中的细节，匈牙利王子埃斯特拉齐是奥地利和匈牙利最高贵的家族之一，这个家族的一位代表在1890年到1895年间搬到了巴黎，费迪南德·埃斯特拉齐是一个放荡的人，一个花花公子，一个债台高筑的球员，但同时也是一个法国陆军的炮兵少校，阿尔萨斯的省长。

在这样的背景下，一个是有着黄金背景的贵族后代，另一个是勤奋认真的犹太军官，那个时代的种族主义与歧视至今仍在欧洲像幽灵般的回荡着，所以当权者选择了贱民，选择了所谓的“人民”的对立面，选择去用权力打压一个好人，而放过恶人甚至不惜为恶人去站台摇旗呐喊。

但还好那个时代有充满良知的知识分子，优秀的媒体人，去为了真相不惜自毁，左拉的报道被疯狂的群众比拟为替“犹太人”呐喊，收了“犹太财团”的黑心钱，甚至其妻子的死亡都跟这篇报道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在一百多年后的今天看到为了真相和良心不惜将自己的名誉甚至生命毁掉的人，是一件十分令人唏嘘的事情。

作为拥有犹太血统的导演，波兰斯基其实非常容易就可以将自己置身于某种弱势群体自诉的角度从而获得更多的同情分，但值得称赞的是他并没有把《我控诉》变成反犹太主义的研究，或另一种“政治正确”的影片，这些对于他来说一方面太容易，另一方面他是不屑的，所以我们才有了如此精彩的一部电影，甚至在影片结尾，皮卡尔不辜负对自己的承诺和良心，将自己的生命和爱人，朋友置于危险之中，揭露了政府卑鄙的掩盖行为，最终把德雷福斯从魔鬼岛救了出来，可是德雷福斯对其连一句谢谢也没有，只是询问他八年的牢狱生涯为何不能算作服役（这一笔真的是太绝了，太妙了）。

德雷福斯获得了自己的应有的名誉，而皮卡尔收获的是人格的完整，相比较皮卡尔这一路情人家庭被毁，朋友被杀，军中老领导甚至整个部队视其为叛徒，平明百姓对其冷嘲热讽最后却并未换回一句“谢谢”，只是为了一名跟其连熟悉都不算甚至是从骨子里并不喜欢的人，我们或许更能理解，偏见是什么，正义又是什么，皮卡尔会有些惊讶于德雷福斯的不知感恩，但归根结底做这些事情，是为了自己的良心而已，虽然代价实在是太大了。

影片中的美术真实还原了巴黎“美丽都”的原貌却不失风格，从家具室内陈设甚至到门把手的细节无不考究，影片拍摄十分大气，几段群戏都显示出波兰斯基深厚的导演功力，而灰暗的冷调与并不抢戏的配乐为影片的叙事与氛围提供了强有力的输出，演员从主演让·杜雅尔丹到配角艾玛纽尔·塞尼耶（波兰斯基的老婆）都是非常非常优秀的演员，马修·阿马立克的笔记鉴定师角色非常出彩，每一个对手戏都令人沉醉。

这个世界不缺“聪明”的人，甚至是“务实”的人，大部分人做事情也都是在乎别人的眼光为了别人而做，所谓的政治正确其实转换角度只是另一种躲在群体中的懦弱和呐喊，在那个年代歧视犹太人就是“政治正确”。

非黑即白的人在任何时代都是群体中的大多数，但是就有这么一些人，他们非要说出真相，还被冤枉者以清白，这时总会有人用卑鄙的内心去揣测他，去污蔑他，去诋毁他，归根结底，是因为这些人永远也无法理解他的行为或动机，他们无法理解这个世界有人可以为了良心，为了一个对自己并不重要甚至不存在的人去仗义执言的意义和价值，他们不理解，人做事情有时，只是为了自己的尊严与荣誉。

电影开头场景如果电影都能根据个人口味提炼主题的话，我认为这部电影的主题是——众暴寡。

电影开篇的大场面，恢宏、大气、庄重，像极了盛世帝国的阅兵式，可它只是一场破败的梦，作为背景的芸芸众生，都在欺负那个叫 德雷福斯的可怜虫。

之后，影片出现大量的群众镜头，群众始终给人一种压迫，压到喘不过气来：

主角皮卡尔遵从了自己的良知，他似乎轻而易举决定站在正义的一面，这一方面是个人的勇气，一方面也要归功于还不算太过紧张的政治环境。

皮卡尔转身离开将军那一幕，像极了库布里克《光荣之路》里的那一幕。

《我控诉》皮卡尔离开将军时反驳了一句

《光荣之路》达克斯转身离开

《光荣之路》达克斯反驳将军影片的光影很像凝重的油画，这种布置很像是“还原历史”的真实，或者说，用油画感给历史盖棺论定，但有趣的是，这些画面里总是能隐隐地嗅出一些滑稽来：

一张张煞有介事的脸这似乎又在反驳“盖棺论定”本身，看似板上钉钉的历史，其实无非是群众情绪的投射。

影片结尾是对整部电影的扭转，似乎在告诉观众——你们所看到的，是我想让你们看到的。

德雷福斯被集体情绪投射成了坏蛋，皮卡尔又被今天的群众投射成英雄，天知道哪一天德雷福斯不会再次变成坏蛋，皮卡尔变成为虎作伥的反动派。

就像崔永元的母亲教育他的话：“不要觉得老百姓都喜欢你，你就很了不起，就是这群人，刘少奇都被他们打倒过。

”我不想联想到波兰斯基此时的窘境，我只记得波兰斯基曾经评价过《窃听风暴》，他说在那种政治环境下，是不会有任何一个监视者会良心发现，在《我控诉》里，之所以皮卡尔能良心发现，不过是因为“还不算恶劣“的政治环境，事实上，他的“正义感”终于成为他步入官僚集团的资本……也许，“正义”本身也像是色拉叙马霍斯所描述的那样——不过是强者的利益。

在大多数时代，强者，就是“众”。

对于《我控诉》电影本身，如果抹去导演姓名，这是一部缺乏亮点的优秀古典电影；如果加上导演姓名，此部影片所让人联想的现实事件也是不言自明的，即波兰斯基的“罪”。

因此引出了这样一个问题：作品和作者是否可以、是否应该分开？

首先，我看过波兰斯基的几乎所有电影，我认为多数人和我一样，不会否认波兰斯基的电影的优秀。

对于他“犯罪”的事实，即便看过纪录片之后，我们逐渐接近事实的真相，即便存在司法不公的可能，即便波兰斯基也有自己的难言之隐，但是我们应该尊重法律。

因此女权发起抵制、阿黛拉离场是合理的，我们支持她们勇敢发声。

但即便我们发起抵制，也应该针对他的为人，而非他的作品。

正如当今失德艺人都会收到惩罚，且作品也都会被封杀，但其出发点是艺人的道德，而非作品本身的好坏或其人的才华，其目的在于维护社会道德。

一位有罪之人，我们势必让他受到应有的惩罚，甚至可以剥夺他的创作权，甚至生命。

但是我们是否就应该否定他所有才华呢？

人才，是可以分开写的。

我们可以从历史中窥见一斑。

贪官秦桧，修订的《四库全书》丰富了我国文学史；罪人秦桧，对书法艺术和宋体字的推广贡献亦不可谓少；马丁路德金，私生活糜烂放纵，通奸嫖妓皆沾，却是黑人民权运动领袖……古今中外，人与才相分离的例子不胜枚举。

民国时期，世人对多情才子胡兰成曾有这样的评价：“其人可废，其文不可废。

”此言可谓切中了肯綮。

阿根廷女权领导者之一、竞赛单元评委会主席卢奎西亚·马特尔曾在评审团发布会上表示不会参加波兰斯基电影在本次电影节的晚宴，也不会起为波兰斯基获奖而祝贺，但她认为影片出现在威尼斯电影节上是正确的，会公正地评判这部电影。

也许对于舆论中的大众以及无法完全了解真相的我们来说，对于波兰斯基，也许可以持这样一种看法：其人可废，其才当惜。

艺术与道德的边界该如何把握，这也许是个哲学问题，发人深省。

若不仅限于艺术，再推而广之，可以考虑这种极端情况，如果一个人作出的社会贡献趋于无穷大，其犯下的“罪”又趋于无穷小？

能否否定其人的一切？

其中必然存在界限，但这个界限却是难以度量的，只能由主流社会价值引导。

这大概比同喜欢用广角镜头的法兰西特派更应当称为献给报业的一封情书正片结束在成为将军的皮埃尔办公室 侧拍左面皮埃尔 右面德雷福斯 同样的侧面始在学校德雷福斯喊住皮埃尔争论分数太低 一个背景梦幻般的光度 一个星星点点忙碌的几人德雷福斯接受了赦免 是出乎皮埃尔预料的 可他是犹太人 犹太人能屈能伸的传统 早在各大导演手下都表现出来 因而他七年后又提起上诉且他为分数 为升官 每一点都想得到一个确切的答案 十分“向上”而艾斯特哈其又是真的叛国吗 我想不好讲 但可以确定他是切实为利益想爬升者最后的开头透过望远镜所看的静帧 颜色变暗 明度变低 取景框不断变小 一堆卸下的荣誉 揉碎的尊严 污蔑的判决 终至一切不再存在 波兰斯基透过一个别人之口控诉军队 政府 呈现不公的愚昧的人民 而别人本身只是出于自己的良知 出于对正义与神圣的追求 出于自由意志 影片结束在德雷福斯请求把自己入狱的年月也算作任职期间来升官 面前的“别人”皮埃尔拒绝了 十分呼应前方所讲他对犹太人的态度 所以即使是帮波兰斯基控诉之人 也反是对犹太人有偏见的皮埃尔两次开窗不成功 让我觉得桑前任上校是担心受到窗外的枪击 后来皮埃尔被撤销指控住到家中 也就是拉伯利受到枪击的早晨 皮埃尔醒来 打开了自己的窗 那刻我觉得他很有可能被枪击 且说到枪击 调查艾斯特哈其时 从舞厅皮埃尔和情报员出来 两人待在巷子讲话 景深解手的人也让我怀疑是枪手波兰斯基用了几乎是履历中最极暗的照明 连家具都不多做亮丽陈设与布光 有好多处镜头人物的单边或两个人中间的景深都空了很大位置 留有危险屏息凝神般将要出现的空间 波波长这么用 唐人街还是钢琴家还是某部太冷峻了 所有的感情调和只在莫尼埃对皮埃尔的感情上 而莫尼埃又是塞尼耶演的 她离了婚 又没有选择和皮埃尔结婚 而保有双方自由状态的交往才是最好的的说辞 一切都那么可以咂摸观感特别苔丝 只是一封是情书 一封是控诉 镜头不带再多情感 不愿任何长久停留来看波波客串 一瞥而过的人生一般 出场谢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