否认

看进去了就觉得非常非常精彩，高级的律师团队就应该这样，给疯狗一样的无赖每一句回答都是铁拳，拒绝细节上不痛不痒的纠缠。

对付豺狼和疯狗就应该派出狮子老虎。

食草动物、哪怕作者本人就是一头大象也不需要出场纠缠。

故事看到最后看到疯狗完败后还对对方律师团队充满敬意，都有点热泪盈眶的感觉了。

真TMD太痛快了！

这个片子可以对我们如何对付日本和韩国一些不尊重历史的人，有重大启发作用，希望我们也能多一点这样的智囊团队。

当然了，首先是我们要有一个更大的群体看得懂这种片子，喜爱这种片子。

有人说历史是个小姑娘，任由后人打扮；于是什么是历史的真相变得世人总有那么点质疑：是真的吗？

是的，我们需要辩证的看待别人的观点，即使对方是权威；但我们也不能怀疑一切、否定一切；毕竟大部分都是事实。

如果对方只是满足一下自己的小聪明，比如：你怎么知道美国人上月球了？

我确实无言以对，但我也不需要和对方辩驳，因为无论是否都对平凡的我没有什么影响。

我保持沉默，但相比平凡的“小聪明”，我暗自选择相信权威。

但对一个自身就是权威（或潜在权威），他能否屈从压力或自身的小我而zhuan造历史呢？

那就看他的人品了，比如这部电影的欧文，比如历史上一些前皇帝的史官！

“逻辑”，本部电影双方律师的来回折腾就是智力的PK，很多时候魔鬼比智者更狡猾，其实法官很难，因为魔鬼的逻辑也是正常的逻辑！

所以需要法官的逻辑是公正的。

看下来，我的感觉是辩方的逻辑找到了欧文逻辑的过失，也是小聪明，但这个时候他是不能自圆其说的，但他依然不认为自己是错的，但他承认这个官司他输了（也是法官最后问的那句意味深长的话）。

这部片子与其说是关于二战历史的，不如说是纯粹关于英国法律，关于他们如何从逻辑上思考，认定与裁决。

女主是位作家，研究者，同时也是犹太人，她在这件事上不可避免地非常emotional，她觉得质疑这件事本身就是不可原谅的，而她的律师，显然很专业地告诉她一件事，在法庭上emotional没有用，The more emotional ，the more vulnerable to attack，证明一件事是真的，比证明一件事不是真的要难多了，所以他们并没有argue大屠杀是真的这件事，他们去攻击原告的破绽，指出他为了自己的利益去有意的歪曲一些自己明知的事实。

亮点在后面法官那句话，如果他真心是这么认为的怎么办，言下之意你可以说他是脑子不好使但似乎不能说他是有意为之。

呵呵哒，感觉这些人看问题真的非常非常specific，要形成链条，要合理，要区分出明确的动机因果，需要多么清晰的脑回路才能成为英国的律师啊！

当然，最终的判决，仍然需要人的判断，法官更大程度地认为哪种情况更可能，确实是没有绝对证据就没有绝对事实，但是我们仍要有论断。

这场官司中，要证明希特勒确实下了屠杀犹太人的命令，或者证明纳粹确实屠杀了600万犹太人，真的很难，无异于重新来一次纽伦堡审判。

所以，律师团队选择的诉说策略是证伪：证明原告是个骗子，而不是个真正的历史学家；证明原告故意篡改事实；证明原告是种族主义者、反犹主义——最终，证明了他是“大屠杀否定者”，是在为希特勒洗白——由此证明被告（女作家）没有骂错。

所以，这个案子本质上确实就是一个“诽谤案”，并非一个对历史事实做出真伪判决的案件。

再说，英国的民事庭法官有可能做出关于“大屠杀”真伪的判决吗？

“你们是我的见证。

”——《以赛亚书》第43章第10节 走进美国大屠杀纪念馆，映入眼帘的是这句话。

巨大的黑色墙壁上，小小的一行，除了几扇小窗周围空空荡荡。

全世界的大屠杀纪念馆或者说承载了一段沉重黑暗历史的纪念馆，或许都不会设计得张灯结彩喜气洋洋。

设计者们致力于保留历史原貌，至少是还原历史场景。

奥斯维辛，在二战之后至今74年的时间里已经被塑造成二战时的人间地狱。

无数犹太人被“清洗”，德国接近战败时将其摧毁，竭力抹除所有直接证明大屠杀的证据，盟军飞机又进行过轰炸，现今呈现在世人面前的奥斯维辛只剩一片断壁残垣。

但是那里堆积如山的鞋子，墙壁上一张一张贴得密密麻麻的照片，焚尸炉，毒气室，置身其中，很少有人可以熟视无睹。

像“你们是我的见证”这样的话，做一个隐喻，从《圣经》中摘录出来，放在这样的场合中，参观者联想到大屠杀的经历者，当时已死的或者幸存者，强化了参观者关于大屠杀的共同记忆。

我们正处在一种历史的建构中，我们被期待树立起对大屠杀的承认与同情，进而谴责法西斯主义的恶。

但是，很少有普通人会再想：大屠杀是真实的吗？

这是一个冒险的问题，因为它涉及强烈的价值判断 。

在人类社会文化中，大屠杀代表的是邪恶、罪孽，而否认大屠杀则是背叛道德、泯灭人性。

它不像某个历史人物的生卒年月或者某个历史事件的原因，你否认了一个说法，别人可以来反驳你，你也可以反驳回去。

大屠杀是一件不容讨论的事实，你否认它就是否认人性，这可能是启蒙运动以来最大的恶。

但是，二十世纪末的一桩案件却因为对大屠杀历史两种针锋相对的态度而得到了全世界的关注。

《否认》这部电影根据真实事件改编。

1993年，英国企鹅出版社出版了美国埃默里大学犹太研究专家狄波拉·利普斯塔特《否认纳粹屠犹：对真理和记忆的持续凌辱》一书。

利普斯塔特在书中指称英国作家大卫·欧文是否认大屠杀最危险的代言人之一，利普斯塔特一书出版后，多家出版社取消了出版欧文与大屠杀有关联的书籍的计划，使欧文经济利益受损。

一年以后欧文在伦敦一个法庭上以诽谤罪控告了企鹅出版社与利普斯塔特，媒体争相报道这件事，在案件审判过程中被告利普斯塔特一方步步紧逼，把欧文逼到了败诉的道路上，也在大屠杀之后50年之后再次掀起了全世界对大屠杀的反思。

当把一个历史问题搬上法庭时，用学术的方式很难解决问题，因为法庭上不仅需要探讨事实，还要让法官相信这些探讨是符合法律、可以进行判决的，因此需要用法律的技巧来击败对手。

利普斯塔特和律师团队将其辩护目标定位为证明利普斯塔特书上所写的对欧文的评论都是正确的，而不是证明纳粹对犹太人的大屠杀真正发生过。

欧文关于大屠杀的主要观点如下：希特勒在“最后解决”没有扮演任何角色；东部前线犹太人被杀并不是被纳粹当局认可的；纳粹政府没有灭绝欧洲犹太人的计划；毒气室不是用来屠杀集中营里的犹太人的。

他们聘请了多位历史学家，仔细阅读欧文的书籍和日记，检验他是否遵守了历史研究的标准规范，对史料的发现和解读是否准确，能否被其他学者验证。

但是我有时候不免会想，这是不是另一种悲哀，无论一个事件当时是多么恐怖，随着时间流逝，人们逐渐把这些事看做历史的一部分，不带感情地研究它。

这种局外人的思想，历史地存在着，也现实地存在着。

鲁迅在《而已集·小杂感》中一针见血地指出：“楼下一个男人病得要死，那间壁的一家唱着留声机；对面是弄孩子。

楼上有两人狂笑；还有打牌声。

河中的船上有女人哭着她死去的母亲。

人类的悲欢并不相通，我只觉得他们吵闹。

”对于大屠杀这样一个可以说极富戏剧性道德意义的事件，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都在运用多种策略来解释它。

早期有很多人试图把这最恐怖的种族灭绝描述成道德上有缺陷的个体在犯罪的、尤其是非理性的意识形态的作用下脱离了文明的约束而结成的特别紧密的网络的产物。

可是细致的历史研究告诉我们，刽子手神智清楚、道德“正常”。

各种范式都缺乏解释力，于是不停有新的理论被建构，大屠杀的情节被一次次地安排，但是到目前为止研究大屠杀史实最流行的方法根本不是在研究大屠杀，经常被讨论的倒是现代性的实质与历史趋势、文明进程的逻辑、社会生活逐渐理性化的前景与障碍，仿佛大屠杀未曾发生，仿佛它不是事实，甚至不值得去严肃地思考大屠杀“见证了文明的进展”或者“文明在它的物质和精神产物中包含了死亡集中营与集中营里束手待毙的人们”。

大屠杀成为研究对象后，我们就很少再关注大屠杀本身了。

大屠杀研究成了解构与重构理论的方式之一，这种战后后现代主义思想的勃发一定程度上为否认大屠杀提供了理论基础与温床。

，有人把这种否认称为“修正”，实际上是不负责任的。

美国历史学家詹姆斯·麦克福森对历史学的“修正主义”作过描述：“修正是历史学研究的生命线。

历史是现在和过去的持续对话……没有单一、永久、不可变更的关于过去事件及其意义的‘真理’。

正是历史学家对理解过去永无止境的追寻——也就是‘修正主义’——才使得历史变得重要和有意义。

”大屠杀否认者完全或部分否认事实，替纳粹政权和希特勒开脱，如果我们给了他们机会，尤其是在事实发生多年之后，否认之声甚嚣尘上，这就是给了他们历史研究的合法平台，是对事实的不尊重，对当事人的伤害。

20世纪60年代末，历史学的语言学转向这一新史学思潮勃兴，其中尤以美国历史哲学家海登·怀特最为有名。

在《作为文学虚构的历史文本》一文中，怀特认为历史通过从时间顺序里编出故事的成功正是历史阐释效用的一部分。

他把这一过程称为“编织情节”：从时间顺序表中取出事实，然后把他们作为特殊情节结构，运用特殊技巧进行编码，类似于弗莱所称的“虚构”的方式。

技巧和策略包括在事件中压制和贬低一些因素同时抬高和重视另一些因素、个性塑造、主题重复、声音和观点的变化等等，在历史真实——那些再也无法重演的真实——之外，我们阅读文本必须要怀着另一重心情，即文本本身没有固定的意义 ，读者的认识和解释而非作者的书写决定着文本的意义。

从书写者角度和阅读者角度双向打破旧观念，不仅在历史学领域产生了飓风般的影响，也在社会的各个方面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

它改变了人们的思维方式，讨论一个文本的具体意义和思想，甚至一个事件，变得越发困难。

历史上的一切都变成了相对的，没有什么解释是绝对正确的。

解构主义的相对观使得在质疑历史事件意义的问题上产生了放任自流的状况，整个社会开始弥漫这样的氛围，大屠杀否认者也忙趁东风，用解构主义支持自己的观点。

当然我们可以用言论自由来保障个人持有这种观点，但是很多时候一种思想成为群体性共有观念后，这个群体就会出现排斥性，进而对其他群体或个人表现出敌意甚至做出损害他人利益的行为。

到了这一步，社会需要做出反应来维持契约的稳定性不致发生更大的骚乱。

除了解构主义，相对主义或许具有更加值得思考的深层次内涵，一些人承认大屠杀发生过，但是将纳粹的大屠杀和二战时盟军的行为以及其他暴力事件进行比较，客观上达到弱化和转移注意力的目的。

我不否认这些人试图将罪恶相对化的主观目的的不正当性，我也承认纳粹大屠杀确实使犹太人经历了地狱般的苦难，但我还想关注作为相对主义弱化行为另一主体的盟军行为与其他暴力事件。

许多历史学者和政治家在描述其他事件时，会用到一些感情色彩很浓重的词句。

哈马斯领导人哈尔德·玛莎在电视采访中讲话称“以色列对巴勒斯坦人所做的要比纳粹对犹太人所做的坏很多倍”；卡塔尔记者拉亚·安-内喀什说“纳粹屠犹是历史上最大的投资和贸易机构”；“自由大厅”周报《聚光灯》谈论在德国德累斯顿建立纪念碑“以纪念二战最后几天内被（英国）皇家空军及美国地毯式轰炸袭击无设防城市而遇害的成千上万的平民”；哈里·巴恩斯在《冲破历史的封锁》中说“二战后被从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赶出来的德国人遭受着比犹太人更可怕、更持久的命运”……这些言论将纳粹屠犹与巴以战争、盟军轰炸德国等联系起来，很难说没有政治利益考量。

上述事例都遵循相似的逻辑：转移纳粹屠犹的道德逻辑，将受害者视为新的作恶者。

从传播学的角度来看，我们现在对于纳粹大屠杀研究的重视确实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对其他暴力事件的关注。

历史书写者对大屠杀的共同记忆的构建，最后通过教育等途径全部施加到民众身上，使得民众对历史的认知陷入脸谱化、单一化的窠臼。

历史教育的不足（这种不足可能是有意识的选择）阻碍民众建立起理性的历史观，在信息时代更加无法抵御所谓的猎奇的“野史”。

人们接触到这类信息，第一反应是“那段历史竟然是这样的？

”，而不是“这种说法是正确的吗？

”，这就证明教育出问题了。

战后美国关于二战的历史著作会渲染盟军（尤其是美国）对解放欧洲的巨大作用，而后来大批欧陆学者通过二战档案发现盟军在欧陆上实施的暴行，中国学者会讲述美英苏三国秘密外交对中国国家利益的损害，日本学者会强化原子弹爆炸对广岛长崎的毁灭性影响，苏联会极力隐瞒古拉格集中营的所作所为。

每一个利益共同体的整体或个体会在不同时期利益变化的权衡中用不同手段来达成不同的目的，这就要求人们面对任何一种文本都需要保持警惕，不管你是局内人还是局外人，局内人更要慎重，尽可能地看到历史的全貌，做出相对准确的判断。

电影《否认》聚焦于欧文诉利普斯塔特案本身，让我们思索我们应该怎样认识一段已经过去的历史。

我们的建构极其重要，塑造集体共同记忆，是为了集体的存在与延续。

但是人的情感性在历史建构的过程中会衍生出无数种可能性，如果作为历史建构直接参与者的书写者和传播者不能理性对待，那么最后可能会使得整个共同体进入一种自嗨状态，封闭的话语体系极易出问题。

如今的中日韩三国在历史问题上就缺乏沟通交流，各自一套话语体系。

中日两国关于南京大屠杀一直争论不休：中国指责日本右翼篡改历史，日本国内则对南京大屠杀一事持模糊态度。

显然中国站在本国道义角度的指责是无用的，日本国内的民族记忆仍然被缓慢但坚定地构建着。

我们的建构仍在进行，解构也如跗骨之蛆。

但是很多情况下，后现代主义只是给了我们一个自我纠缠的方式，而没有提供自我解脱的方式，关于历史学的意义，关于人性，我们需要思考更多。

影片本身并没有什么特别出彩的地方，也许是导演的个人认知或顾忌没有让影片思想性上有更高的提升与深层次的探讨，但能给观众呈现这样敏感的话题就值得多加一颗星。

感性的认知热情并不能赢得历史真相，理性的应对才会让历史真相多一分后人的尊重，一味地谩骂和无知的暴行只会让对手更加狂喜，赢得更多的受众，在民粹烈火复燃的未来，历史会面对更艰难的挑战

整部电影剧情扎实，不知道是我理解过度还是导演本来就是想指出西方自由民主的弊端，其中一段，法官竟然会跟辩方律师说如果这一观点是他坚信是正确的，那无论事实是对或错，他都没有说谎。

当时我以为法官要判那疯子赢了，好在最后结果是好的。

一般人觉得这是故事里偏排好的阻碍，但在西方世界里这观点是合理的，这不禁让我感到背脊发凉。

好在我国有政治正确性这准则，才不会出现像电影里的状况。

确实在这部片子里我看到没有约束的自由是多么可怕，一个连小孩都知道的问题却要一次次伤害那场浩劫中的受害者，在我看来就是一场民主闹剧。

最后我还是推荐这部看完后会使大家反思的电影。

这是一部传记类的电影，本以为我会昏昏欲睡地扫过这部电影。

但是首先当女教授黛博拉提到没有任何历史照片、影像证明过“dts”这件事，使我引起了兴趣。

接着那位否认“ncdts”事件的“历史学家”还对女教授提出诽谤诉讼，于是让我对最终的结果非常的好奇。

再就是快速而密集的台词，一直紧紧地抓住了我的关注。

于是，我现在竟然在认认真真地看这部传记类电影。

1、影片进行到20几分钟的时候，女教师前往英国找到了一位律师。

这位律师是一个团队一起合作来打这个案子。

但是他在处理这个case时对女教授说的一句话，令我非常感动。

因为按照常规，被告一定会寻找相关的犹太人出现在法庭上去反驳那位否认dts的欧文。

但是律师不愿意看到这位否认者在大庭广众下对着犹太证人大声辩论。

这会对犹太人们产生极大的伤害、侮辱等，他决不同意这样做。

他用极快的语速说：“我是不会允许的，我不允许……。

”嗓音并不大，但是超级得有魅力且强大。

2、迷雾朦朦中的奥斯维辛，电影快速而明亮的色调忽然在此处变得晦暗而无声。

一大片迷雾朦朦的开阔地，在茫茫的大地上，只有昏暗的几盏路灯。

排列整齐的营地和灰蒙蒙的大地融为一体。

阳光不知道是被厚厚的云层还是迷雾重重地隔开，于是这里的画面是冷漠而郁郁的。

集中营里堆积着成千上万的破旧的鞋子、眼镜、提包等物品。

传记电影，还通过实地地拍摄让我们再一次直面人性的残酷。

德国人在战争结束前一周把二号火葬场摧毁了了两次，为了销毁他们曾经所作所为的证据。

3、法庭开庭后第一天的顺利和第二天的波折让这部影片的冲突抑扬顿挫。

而法庭上黛博拉的隐忍和庭后与律师团队的争论也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最后感慨一下影片中黛博拉找到的律师团队真的非常棒，不仅的合作价值是魅力无限，辩论者和辅助者都光彩熠熠。

其中辩护律师的一些台词很令人感动。

“我心里感到极度的恐惧，要是我被命令，去做今天我们看到的一些事情的话。

我也会同意的，因为软弱。

这个世界满是懦夫，而我一直有着这样紧张不安的感觉。

”是啊，人只有感受到自己还是会懦弱的，软弱的，才会对世界有所敬畏。

btw：日记做观影笔记的时候被锁了，原因不明，于是把其中的一些词语改成了拼音首字母，不知道是否能通过。

但是这样一部好电影值得更多的人去观看。

因为他们就这样一件理所当然的事情也通过很多的调查查证，这是我们走向民主应该学习的。

今天中央六套房了这部电影，是我第一次看这部电影，看到主角去奥斯维辛那段，眼泪不自觉就掉下来了。

在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公祭日看到这部片子真的是很难过和揪心，为什么会有那么多歪曲事实的人还可以得到那么多支持。

历史不该被遗忘被扭曲。

懦夫只有在感受到安全时才会威胁到别人。

人不能放任自己当懦夫

这个片子体现了犹太人的深刻焦虑。

经过70年Holocaust Industry“产业”宣传，犹太人遭遇了大屠杀这事写进历史已毫无悬念，但这个棺材板上最后一颗钉子一般牢靠的事件，仍然需要以极度夸张地颠倒黑白来维护：反方都是有组织、有预谋、有见不得人的金钱交易，而犹太人都是个体的、独立的、被动卷入然后光明正大地把一切摆在桌面上。

翻了翻豆瓣评论，确实，看得出这些最基本的东西所需的一点持平立场已经很稀缺了，但让人奇怪的是中国这种熟悉高大全式文艺工作风格的国家，是怎么这么容易接受脸谱化的？

在一个阳光积极、热爱生活（早起跑步遛狗、打扮得体）、学术事业有成、精干犀利同时遵守一切现代社会规则的 女 犹太人的对立面，是一个身形矮小、有着肮脏的龅牙、发言时表情夸张、居然在行进的汽车中这个典型的黑帮电影专属场所进行密谋和交易的家伙。

从任何角度去看，这就是当代版威尼斯商人夏洛克。

propaganda自来到世间，每一个毛孔都散发着无所不用其极的气息，把世界搅和得一潭浑水，但是simply，多行不义必自毙，历史不会只有一个轮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