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东西

片中小叶误服过量的安眠药，差点噶了。

一帮男人跑出来说都怪自己。

连前夫哥都要给自己加戏，真的让人眼睛翻到天上去。

所有误以为这部电影关于男女对立的男孩们真的可以收声了。

《好东西》讲的是女性的故事，男性恰好出现在她们的故事里而已，但跟男性关系不大。

首先这是一部好电影听说《好东西》是个好东西。

又听说一小部分男性观众觉得《好东西》不是个好东西。

于是没有等到周末，找个工作日就去看了《好东西》。

不得不说，《好东西》确实是个好东西。

这样好的好东西请再多来点！

单亲妈妈王铁梅带着小孩王茉莉搬到新家，结识了邻居小叶。

王铁梅当妈和搞事业两手抓，非常理性非常要强。

小叶柔软又恋爱脑，两位性格迥异的女性彼此帮助，组成了特殊的“家庭”。

前夫哥时不时出现在王铁梅的生活里，是学习过几个性别议题的女权表演艺术家。

小叶乐队的鼓手成了女儿的架子鼓老师，也与铁梅发展出一场若有似无的感情。

比起邵艺辉的《爱情神话》，可以明显看到《好东西》的进化。

《爱情神话》主要是有点散，再加上索菲娅罗兰那段，让我觉得有点飞。

《好东西》却是更贴近真实世界的一个故事。

不是说影片是现实主义，毕竟中国这么大，显然不是所有人都像他们一样生活。

两位女主带小孩的设定还是有那么一点乌托邦色彩。

但细节和情感却非常真实，是你我都遇到过，或者听说过的桥段。

没有住着大平层哭穷的底层打工人，没有突然出现的富豪爸爸或富二代男朋友，更不会有做出不符合逻辑举动的角色。

换句话说就是自然、不悬浮。

这本不是什么很难的事情，但其他电影都做不到，或者不屑于去做，也不知道是个什么原因。

《好东西》有三条明显的故事线，分别从王铁梅、小叶、小孩三个不同年龄的女性视角，展现她们的纠结。

三个角色互相影响互相疗愈，到影片结尾都走出了漂亮的成长弧线。

片中演员表演也是极好的，特别是宋佳和小孩姐。

个人觉得钟楚曦要差一丢丢，主要是还有表演痕迹。

让我意想不到的是赵又廷，这么一位不以演技见长的演员，每次出场都很有看点，其实他可以考虑多接一些这样的角色的。

更难得的是，影片没有拍得苦大仇深，甚至不是《爱情神话》那种淡淡的幽默感。

真的是喜剧片那种好笑，看得我开心极了。

“女性”电影，这个定语不要也罢总有人觉得，女性视角的故事就是吃性别红利，搞性别对立，属实有点自作多情了。

世界上除了男人就是女人，既然讲男人的电影是电影，那么讲女人的电影也是电影。

只不过主角恰巧是女性而已。

电影是女性视角，讲的是他们的生活以及遇到的人和事。

男性恰巧是她们生活的一部分而已。

就像王铁梅教育小叶的一样，怎么非得要男人呢，那么多事情哪个不比男人重要。

电影里确实有调侃男性作为笑点的部分。

但小叶的恋爱脑和王铁梅的实用主义爱情观也不是什么伟光正的典型。

有瑕疵的角色才真实，才有人味，不论男女。

而且表达真的没有很尖锐，甚至前夫哥、小马、甚至于眼科医生小胡，都不算是生活中很差劲的男性了。

觉得受冒犯的观众不妨想一想，你们看过多少圣母的、犯蠢的、花瓶的、蛮横的、刻板的、恶毒的女性工具人的电影。

再把王铁梅、小叶和小孩姐性转成男性想象一下，《好东西》的剧情哪里过分了。

退一步说，挂上“女性电影”的标签又如何。

这样的电影太少了而不是太多了。

如果这算“女性电影”，那么影史90%以上的电影是不是都算“男性电影”了？

当有一天，电影评论区里都在说“这部电影哪有这么好，不过是吃男性电影题材红利”的时候，再拿女性主义来批判也不迟。

邵艺辉的电影我每部都想看跟片中的王铁梅一样，邵艺辉出生在山西。

大学就读于北京电影学院文学系，在北京生活了一年半，于2015年搬到上海，从此沪漂。

她靠写作和母亲的接济生活，个人公众号叫“红拂不复还”，跟片中王铁梅的工作有点贴近。

2016年出版短篇小说集《人类要是没有爱情就好了》，《爱情神话》里徐峥和马伊琍看的话剧就借用了这部小说。

2018年创作长篇小说《最后的审判》。

2019年写了一篇10W+公众号文章《北京电影学院毕业的人在干什么》，细数行业现状，为了活下去做什么的都有。

后来又写了一篇《北京电影学院应该以我为荣》，又拿了10W+的阅读量。

多年沪漂没有白过，邵艺辉写出了上海土著都未必能把握得住的《爱情神话》剧本。

2020年她将剧本投到FIRST青年电影展，没想到剧本拿下两项大奖。

2021年影片上映，取得了2.6亿的票房，作为新导演是非常优秀的成绩。

更何况电影获得极佳的口碑，是国产电影极少有的沪语城市电影、现代爱情电影、幽默话痨电影。

三年之后的邵艺辉进化成2.0版本卷土重来。

更成熟、更自信、更轻盈也更有表达。

《爱情神话》不是昙花一现，很明显邵艺辉拥有更多可能。

两轮点映下来拿了1800万+票房，豆瓣开分9.1。

这分给得高了吗？

我觉得稍微虚高一点，但还算中肯。

我在想，这样一部弱冲突的剧情电影最吸引我的地方是什么？

后来想明白了，《好东西》拍出了一种现代都市中国人的精神面貌。

我们能通过《老友记》《办公室》等等影视作品，去看美国普通人的生活状态。

如果要介绍一部影视作品给老外，让他们快速了解现代中国人是什么样子，我会很乐意让他们去看这部电影。

这就是《好东西》，一部不需要加任何定语的好电影。

不重要的一点想法有些雄竞就是很明显也很幼稚。

快车的确有味道。

“女权表演艺术家”比破防男好很多，但更重要的是看他们做了什么。

血又不是屎，不是脏东西。

世界上一半人都流血。

礼貌不会破坏气氛，不礼貌才会破坏气氛。

追忆过去式油腻的开始。

最后想说，中国太大了，人们对女性议题的认识也是不均匀的。

重男轻女还出现在这片土地上的很多地方。

有些地方还在争取女性的最基本权利，发达地区已经接轨欧美。

这个混乱的时间节点，观点杂乱是正常的，也是可以理解的。

不被别人改变很重要，也没必要去改变别人的想法。

不在一个层级的对话自然没什么意义，通过这部电影能辨认出彼此同频的人就够了。

（文/杨时旸）如果说《爱情神话》让人们看到了一种轻盈的散文体，那么《好东西》就交出了一篇少见的议论文。

它不是那种所谓的“夹叙夹议”，不是那些看着像讲故事，实际上总在讲道理的电影，《好东西》议论得大大方方，就彻底抡开架势直抒胸臆，把观点变成密集的台词，互呛的对话，日常的牢骚，高声的宣讲和低声的怨诉，但它或许和表面上看起来的直白甚至犀利不同，它并不刻意雄辩，只是看似有着嚣张的表情，玩梗的吊儿郎当，自嘲的满不在乎，讽刺的百无禁忌，但实际上表达坚韧的同时也不吝惜展露脆弱，有愤怒和愤懑，也有和解与理解，所以最终完成宣泄也保有温存。

导演邵艺辉喜欢将人物从既定的旧关系中解套，让每个人都承担着一种“历史创伤”——来自于父母的粗暴、伴侣的冷漠、情感的欺骗，然后让这群人以混不吝的外表保护着不愿对外人诉的破碎感，继而将他们重新打包成一种经过自由意志筛选的新亲密关系，她呈现了一种群体性的友谊，让人想起《老友记》和《生活大爆炸》里的那种大都会中的抱团取暖，她所建立的新型亲密关系中没有年龄隔阂，中年、青年、少年都混在一起，彼此成为彼此的孩子，彼此的家长，彼此的伴侣，彼此的心理医生，彼此的救赎对象，孩子担纲真理的诉说者，虚妄的揭露者，在堆放着杂物的弄堂里和散乱的餐桌旁拆穿世俗生活中的皇帝新衣。

就像她不愿意让孩子刻板地童稚化一样，她也不愿让中年人刻板地凄惨化，她乐于建立一种中国电影中不太常见的中年角色，比如王铁梅，既有谋生的心酸，也有肉身的偷欢以及精神的追求，不做自我感动的悲苦圣徒，换句话说，她塑造的中年人有着必须应对的困境、危机、苦楚但也经历新的友谊、爱情、甜蜜，从这个意义上说，她在赋予孩子成年人心智以示尊重的同时，也赋予中年人孩童般的澄澈以示慰藉。

从这个角度去看，她乐意建立一种情感的盛大乌托邦。

既然是乌托邦，看起来势必绚烂，理想，近乎童话色彩，所以，它让观者陷入两极，有人觉得温暖，有人觉得虚假，但这是接受美学的范畴，仰赖于观众的自我投射，相信或者拒斥本身都是有趣的反应，像试剂般检测人们被日常、琐碎以及既有关系浸泡多年后的ph值。

甩掉标签似乎是徒劳的，所以当人们与《好东西》直面相遇的瞬间，它会被自然纳入女性主义的考察轨道，但实际上，这样去理解它虽然没有问题，但似乎过于狭窄了，它看起来有一点张扬姿态，其实一直是柔和甚至温柔的——不是刻板印象中所谓女性阴柔的那种陈词滥调的温柔定义，而是更宽广的、对超越性别的“人”的理解与同情后产生的那种隽永柔情。

仔细去勘察一下《好东西》，就会发现，即便宣泄时，她们说着男人如何如何，女人应当怎样怎样，但最终，它无意于引发站队甚至战役，它不定义某种状态与关系的好坏、高低、新旧，并没有嘲讽恋爱与婚姻，也并没有巩固恋爱与婚姻，生育与独身、多偶和忠诚之中并没有某一种状态被打入另册，它其实更像是告诫，哦不，应该是倡导一种省察后的自由选择，成为母亲或者不，陷入恋情或者不，都是可以的，只要那个前提是自由选择，是不被蛊惑。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这样的作品不在于挑拨，当然也无意于弥合，这都不是艺术的本质工作，它只是告诉人们有不同的选择，所以，这本质上是关乎自由的，而不只是关乎女性的，是解放所有性别，所有处境的“人”的。

当然，《好东西》中四处弥漫着女性议题，但那更像是一种由头，一个抓手，作为女导演最便捷和精准的“母语”，而实际上，在故事与议论的进程之中，很多时候所呈现出的都超越了这些明确的议题，而指向那群角色背后的时代症候：对爱情的渴望与恐惧、与欲望的抵挡和缠斗、对亲密的永恒需求和信任塌陷、对孤独的标榜与恐慌……只不过这一切都被稍稍隐藏，所以人们更容易注意到的是对上野千鹤子的借用与调侃，对女性议题术语的拆解与重述，女性身体意识、月经羞耻、母女关系一系列互联网显学的呈现。

对于这些外在的东西，《好东西》里用得大张旗鼓，这或许会收获不同的回响，一部分人将其理解为勇敢，另一些人则斥责为投机，但实际上或许都是误解，这种运用本质上只是说话，不是对决。

看到这些时代症候之后，就能明白，邵艺辉电影中所呈现的人物关系更像是一种对当下亲密关系中的危机的反射，一切坚固的东西烟消云散，但新的坚固的东西尚未建立，或者尚未被承认，又或者永远也不再有什么坚固，那一切过往的坚固不过是幻觉与虚妄。

它不太像传统意义上中国的电影，它让人想起《大楼里只有谋杀》或者《伦敦生活》那些类似的英美剧中的故事设定与角色安排，那是一种大都会中的孤独与自由，慰藉与亲密。

也和那些故事一样，她的故事里，看起来有些张牙舞爪，但实际上一直保留着企盼和希望，比如她仍然让少女们说着你要是死了就看不见我们长大了，然后，年轻的女孩小叶就会有了生的支撑，等着她们建立新的游戏规则。

《好东西》的人物关系里有彼此伤害的，但没有死敌；有原本萍水相逢的，但相交莫逆；有年纪悬殊的，但互为希冀。

你看，说到底，还是那句话，邵艺辉在书写童话，只是羞耻于直接去写，就像那些把情话都用玩笑表达的人们一样，她也把某些认真的东西藏在了荆棘的后面。

那么《好东西》书写和期盼的崭新关系是怎么样的呢？

经由审慎的选择，没有外部附加的强制，抛弃了法律的捆绑，甚至有时也模糊了血缘，比如年轻女孩小叶可以把马铁梅当成精神上的母亲，小叶自己也可以给小孩当一天母亲，虽然是有着别的目的，但这种过家家式的演练成全了一种对自己的重新抚养。

这一群人在情感乌托邦里建立价值观共同体，所以，如果说前作在写“神话”，那么《好东西》就在写童话，你可以说那童话里的世界是不可能的梦幻、小众的幸存者偏差、一次试验，但不能否认，这个故事是个少见的都市童话，只是，在更多数的讨论里，它被粗暴地误解为另一种体例。

先简单总结：这是一部看了令人觉得变老和离婚都没什么大不了甚至有点向往的电影。

我曾经说过，我们这里严重缺乏为女性造梦的电影——这里的“造梦”不是霸道总裁爱上我，一跃成为人上人，也不是身着华服仙气飘飘当仙女当白雪公主，而是令我们为自己的性别由衷感到自豪，同时向我们展示女性可以怎样生活。

而《好东西》在我眼中恰恰就是这样一部电影。

影片中三个女性角色，尤其是宋佳的饰演的王铁梅，是如此鲜活而饱满。

已经说不出有多久没有在大银幕中看到这样一个充满魅力的女性形象了。

当电影开头不到十分钟，宋佳在夜里踩着独轮滑板车，双手插在西装裤兜里，威武雌壮的向前滑行，我真的觉得这一幕太过经典，不亚于童年时期那个嘴里叼着火柴点燃钞票的周润发。

你真的会觉得，是啊，女人为什么不可以是这样的？

明明这样就很有魅力。

这种魅力不等于好看，不等于性吸引力，也不等于伟大，它比这些都要复杂，丰富，迷人，因为它如此的强韧，具有生命力。

《好东西》有很多值得夸的地方。

它别具一格的幽默感，轻盈的叙事风格，优秀的视听语言，在当下电影中少有的都市感和生活气息。

但是我想大部分人最会注意到的，还是它对于女性话题的关注和探讨。

影片主要聚焦于三个不同年龄段的女性——分别是三十多岁，二十多岁，和十岁（也许不到，不确定）。

我注意到她们的名字恰好是植物的三种形态，也是三位女性影片中各自的隐喻。

铁梅铁骨铮铮，正直而强大，如同寒冬盛放的梅花，正符合王铁梅“女斗士”的形象。

茉莉是个外表平平无奇也不太被人注意的孩童，但却有着丰富敏感的心灵，如同散发幽香的茉莉。

小叶则因为原生家庭的影响，有些缺爱和讨好型人格，正如同甘愿作陪衬的叶子。

她们各自都有自己的困境，但是在彼此接触的过程中，她们互相理解互相帮助，当中流露的女性情谊是如此温暖而真诚，令人动容。

值得一提的是，由于有“乐队”这个元素的存在，所以这部电影献了大量好听的音乐。

事实上声音其实一直都是这部电影非常重要的一个元素。

影片中我觉得最引人深思的一段对白是，当茉莉打算学习打鼓但得很少有女鼓手的时候，她问，那女孩应该怎么打鼓？

她得到的回答是，你怎么打鼓，女孩就怎么打鼓。

这句话看似简单，好像只是将“女孩怎么打鼓，你就怎么打鼓”颠倒了一下语序，但其本质无异于一场革命。

事实上，打鼓在电影中本来就是一种隐喻。

对小叶来说，鼓点是她的爱好和工作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对小孩茉莉来说，打鼓是她从观众转而成为创造者，战胜怯懦的关键一步。

对铁梅来说，不管是曾经勇敢无畏的追逐新闻理想，还是如今为生活所迫努力直播卖货，但骨子里还是冒着被骂的风险也想说几句真话，这每一个选择，都是她努力敲响的生活的鼓点。

可以说，我们每一个人都是鼓手，我们的生活就是在打鼓。

回到这篇影评最开始的那个问题——女性应该怎样生活？

答案就是，你怎样活，女性就怎样活。

女人可以不接受所有定义。

女人可以像铁梅一样，对男人祛魅，把男人当成各种各样的“友”，不被情感左右，坚硬强大的生活。

女人也可以像叶子一样，勇敢的去爱，主动去付出，然后由自己决定什么时候结束。

女人还可以互相影响，接受自己也有不那么正确的时候，然后勇敢的尝试被曾自己否定的生活方式。

影片中我觉得女性最美好最强大的时刻之一，就是她们不会色厉内荏。

她们也会犯错，但是她们不害怕道歉和认错。

她们会主动拥抱对方，然后会改正。

我们会看到，虽然相对年长的铁梅下意识把小叶和茉莉都当成了自己的孩子，做她们的靠山，帮她们解决生活中的各种难题，但是她也不是这段关系中绝对的强者。

最后两人那段关于“爱男人羞不羞耻”的对话，看似都毫不让步争得面红耳赤，但铁梅在不久后就在和小马的关系中踏出了新的一步，这显然是受到叶子的影响。

年仅十岁的小孩王茉莉，更多次以自己童真无邪但直指人心的话语，抚慰和启发这些大人们的心灵。

电影给我印象最深刻的一段，是小叶和茉莉的声音猜测游戏。

初衷应该是考察茉莉对音乐的敏感程度，同时也是以一种新奇的玩法吸引小孩对音乐的兴趣。

但是两个人玩着玩着，镜头的视角切换到了宋佳饰演的王铁梅身上。

当茉莉听到河马的声音，我们看到王铁梅在奋力拖动笨重的家具，气喘如牛。

当茉莉听到鼓声，我们看到的是王铁梅挑灯夜战，对着电脑啪嗒啪嗒的打字——是的，为理想而奋斗的每一天，都是王铁梅女士用力敲响的鼓点。

当茉莉听到下暴雨，我们看到王铁梅一脸崩溃的瘫倒——是的，她也是人，也会崩溃会倒下。

电影通过这种蒙太奇剪辑手法，以一种极具创意且温柔的表达，让我们看到了王铁梅作为一个女性，一个单亲妈妈，全方位的生活侧写。

而这不仅是我们看到的王铁梅，也是茉莉听到这些声音的时候，脑海中浮现的妈妈的形象。

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母亲对于女儿无形而巨大的影响，是无所不在，是渗入灵魂，甚至是与世间万物融为一体。

怎样才算是标准的好妈妈，我想没人可以给出一个标准的定义。

但是当茉莉脑海中浮现出这些声音和形象时，我想没有人可以否认，王铁梅女士当然并不完美，但她绝对是一个独一无二的妈妈。

可以想象，茉莉的往后余生，必定都会时不时想起妈妈王铁梅留在她脑海里的这些声音和画面。

在未来有一天，茉莉也会长大，也会遇到生活的重压，这些会成为她的脊梁，她的勇气之源。

因为她有如此特别的一个母亲。

她有时候看起来有些好斗，说话也很呛，但性格底色却是善良、慷慨而温柔。

她真诚勇敢的面对生活，市井气息掩盖下的是更脚踏实地的理想主义。

她也同样背负母亲的重担，甚至是她人眼中凄惨的单身母亲，但是她从不自怜自哀，反而是“自我感觉相当良好”。

母亲的身份只是让她更加具有力量，同时更加可靠、值得信赖、充满包容。

她与生活努力周旋，时常显得狼狈，但是她从没真正举手投降。

她直爽而体贴，勇猛但温柔，是一个有强大心智和坚韧灵魂的成熟女性。

因此茉莉会在叶子问她是不是崇拜自己母亲的时候，面带羞怯的回答，是的。

茉莉会引用王铁梅的话回答她的问题，然后在王铁梅自己都不记得的时候，告诉王铁梅这句话来自她以前的一篇报道，写于自己出生那年。

她会在班级发言的时候落落大方的说，自己尝试过了很多东西，从观众到创造者，但是最后觉得自己最喜欢的还是写作。

而这是受到母亲的影响。

我非常喜欢电影对于母女关系的这种解读和展示。

我一直觉得，女性的一生是充满探索的，因为有太多看起来充满诱惑力的歧途。

而母亲其实是女儿人生的第一个老师。

一个母亲爱女儿的方式，不只是牺牲自我，围绕锅台悉心照顾女儿的每天一日三餐，也可以是告诉她女人可以怎样活，并给她一个活生生的样本。

这样精神上的哺育，又何尝不是滋养终生？

最后插一张我不久之前发的一条广播。

恰好也是我相对这部电影的观众说的一些话。

虽然我发这条广播的时候，还没看过《好东西》。

“提醒自己：下次我看到给女性造梦的文艺作品——我指的是鼓舞女性自我的那种，不是霸道总裁爱上我那种——哪怕再夸张再离奇再爽文，我都要努力看到其中的积极部分，不能太过苛刻。

想想男人从小看什么长大的啊。

都不说男人了。

我从小看什么长大的啊。

看金庸看古龙，看《男人本色》看得哭成傻逼。

想象一下男人看这些东西的时候是多么爽啊，他们会对自己的性别产生多么深的自豪感和认同感啊。

而我们呢。

这几年我看电影的时候，就经常为里面的女性角色的形象而焦虑。

很多都是流传已久的经典电影。

男的在执行伟大的任务，造福全人类，女的抱着嗷嗷哭的孩子，指责男的不照顾家庭，不关心自己和孩子。

看起来好像也没错，能理解她的立场，能共情。

但是这些角色真的一点都不讨喜。

至少你不会因为这些角色对自己的性别产生自豪感。

甚至可能会隐隐的自卑。

因为那些女性是那么的“庸俗”，那么“脚踏实地”，那么“琐碎”。

她们被生活抓牢，困于现实，目光很低格局很小，和任何的伟大无缘。

可能性最大的伟大可能就是一个无私的母亲。

没错又是该死的母爱。

why，女性总是这种角色。

现实中如此，电影中也一再重复。

我们所看到的大部分故事里，女性都是配角。

是等着被救被照顾的人，是关注琐碎的人，是无法脱离具体生活、和宏大理想无缘、拖后腿的人。

女性也需要爽文。

需要对自己的性别自我感觉良好。

需要有人从小告诉她们，你活这一辈子，别的东西都是陪衬，重要的是你的价值，理想和信念。

需要有人希望她们拯救世界！

”

愿国产片多一些邵艺辉。

（随手写写，或许不太严谨，索性就不往异见者的官号上发了）脱口秀正在改变我们。

无疑，在抑郁和懒散遍布我们的日子之前，我们的城市里早已“长满”了脱口秀，和那些将生活交给了剧场的人们。

我们生活的表演者，我们日子的领导者。

从今年一位叫付航的脱口秀表演者在一档喜剧综艺内夺冠从而引发轩然大波的那一刻，我们才姗姗意识到，“笑话”，可能是年轻人唯一的权力，“笑话”，可能是这个时代首先的语言。

然而，笑话和讲笑话的表演者，他们是「电影」吗？

或者说，他们能够「成为」一部电影吗？

让我们来重新梳理这个逻辑。

所幸，这样的逻辑是电影《好东西》和她（注意这个主语）的创作者邵艺辉女士带来的：不是要将一出脱口秀制作为一部电影，而是一部电影借由表演一出脱口秀掌握她自己的权力。

为了反驳那些将《好东西》称之为一场脱口秀的糟糕的评论，我写下了这些文字。

因为，在人们爱上那些笑话前，我们首先爱的是王铁梅、小叶、小马、前夫哥；爱的是宋佳、钟楚曦、章宇、赵又廷…我们首先爱的是讲笑话的人和她们的生活，我们爱的是她们的忧虑和礼貌，我们爱的是她们讲话的口音和她们的摔倒。

我们先爱上了她们的动作和她们的身姿，在那之后，我们才听清楚了那些笑话。

这就是为何在电影的最后一镜，王铁梅和小叶带着小孩在上海街头拖着行李箱奔跑的那一个全景镜头如此令我潸然泪下的原因，在那时，我们看到了所爱之人的姿态，在那时，我们恍悟是电影闯进了我们的生活，成为我们的中心。

在那些糟糕的评论里，人们惶恐，“脱口秀是如何被拍成了电影？

”，很遗憾，不仅脱口秀可以被拍摄成电影，“电视”也可以被拍摄成电影（玛伦·阿德《托尼·厄德曼》，迈克尔·斯诺《波长》），因为并不是某物被制作为了一部电影，而是电影运用了它们（其它艺术媒介）的材质从而声称：我们也在改变，电影在其内部正在发生重写其语法的嬗变。

Toni Erdmann (2016)

Wavelength (1967)电影借由旁人说话，《好东西》通过讲好一出“脱口秀”反应电影迫切的任务。

因为并不再是，脱口秀正在改变我们，而是电影正在改变现实。

在无数的年华老去间，人们将生活的中心交给了那些苦闷的，讲述悲哀的人，但是现在需要做出改变的，将生活的中心交给另一群讲笑话的人，那正是因为抑郁和同情从来不会因为我面上挂着的笑容而削减哪怕一分，迷惘和苦痛从来不会因为人们的笑声而真正怠慢，相反，正是因为在笑话之中保持了那一恰当的距离，我们才能准备好背负他人已经错失的腐蚀的重量。

我想说，《好东西》将王铁梅、小叶、小马、小孩、前夫哥生活的中心交给了我们，而我们又把我们生活的中心交给了她们，在这里，电影迎来了置换的法则，电影处理了它真正的公正。

就像我开头所说的，我们可能早已和王铁梅他们一行人一起，共享了我们仅剩的权力。

生活已经如此糟糕，不过除此之外，我想真的存在那样的宣言：电影必须侵入生活的中心，而我们必须没入电影的中心。

诚然，《好东西》糟糕的地方与美好的地方同样多，呆板、迟滞的知觉与机敏的能量总是相随而行，但为了选择一种立场，选择可以真正代表我们的立场，我们必须学会“看向我们自己”。

因为电影真的在改变。

电影的类型真的在改变。

这不再是“桌面电影”那一类乏味的类型概念总结，而是一次新的汲取，新的改写，新的声讨。

她将由本体论打倒本体论。

无可否认，她们——王铁梅、小叶、小孩，哪怕是一闪而过吐露了一句“不好意思，借过一下”的路人——都是“电影的”。

在无数指责《好东西》“非电影”的评论中，却从来没有人能够向我们解释究竟何为“电影”，当“非电影”一词作为一种批评手段以及立场的表明时，仿佛作者的存在是建立在一个必须回答“什么是什么”这样无穷的问题内，而并非“什么可以做到什么”这另一我们急需解决的事情。

电影早已伺机而动。

电影始终俯卧在房间的角落。

电影闪光在小叶打开啤酒后险先摔倒的湿漉漉的地面，电影安卧在王铁梅与小马对视微笑时洒在她身上的那一缕阳光里。

请认真回答我什么是“电影”？

正如同小叶必须认真回答小孩，什么是“男子气概”。

我们从来不会说女子气概是“非男子气概”的，却会说《好东西》是“非电影”的。

“哇！

你好有男子气概。

”“哇！

这个情景好电影。

”“嗯，你好有女子气概。

”“嗯，这是非电影的。

”…Maya Deren在一次映后的研讨会谈过，她的电影是“拍给所有人的”，而我希望，邵艺辉的电影不是拍给所有人的。

《好东西》或许在我这边排片不多，于是每场影院的上座率都相当高，影院氛围也很不错，特别有不少放生大笑的观众（男女都有），似乎想要在影院中，彻底释放自己对这部电影的热爱。

《好东西》故事背景依然放在上海的梧桐区域，用导演的话来说，虽然依然会被诟病偏小资，但呈现的视觉效果会更好看，并且也经过计算权衡主角还是能租得下。

影片的主角是由宋佳饰演的单亲妈妈王铁梅带着女儿王茉莉搬到新租的地方，王铁梅一边照顾着女儿一边从事新媒体编辑工作，在新搬去的地方，她们认识了天真浪漫的乐队主唱小叶和鼓手小马，分别由钟楚曦和章宇饰演。

由赵又廷饰演的前夫，可怜在影片中被剥夺了名字只叫前夫，自称是女权主义的先锋代表，想要和王铁梅复合，而有些恋母情节的小马则对比他年纪大的王铁梅一见钟情。

与此同时小叶也被一位叫胡医生的高精尖眼科大夫迷得神魂颠倒，至此这一大桌子人你一句我一句，就把一串串的好东西给搬上桌了。

清新脱俗，应该是不少人对《好东西》这部电影的大致评价，影片不按照传统叙事打牌，而是走了一种很新的文本，通过主角生活流的心境去串起身边的琐事。

甚至有人用东方伍迪·艾伦来评价邵艺辉导演，在我看来其实不管《爱情神话》还是《好东西》，反而都让我更联想到了王家卫。

王家卫导筒下那些痴男怨女的故事，也并没有一个主线任务从头贯穿始终，而是游走在城市的边缘去琢磨着自己不被定义的人生。

邵艺辉导筒下角色当然不会是痴男怨女，而是一群向往更美好精神层面，更想要去冲破一些规则的新角色。

但不管是王家卫或是邵艺辉的电影，片中的故事和角色，都很轻盈自由和鲜活。

轻盈和自由的意思是电影的文本感很强但故事性很弱，包括伍迪艾伦的电影也一样，这些电影就像黎明破晓前没看到太阳升起的东方天边，颜色很淡光线正好，轻盈的包括着整个世界，即使只有那么一瞬间，但已经足以让人印象深刻。

鲜活指的是角色，即使我们在现实中几乎很难结识电影中如此有性格的人，但看完电影总感觉这些角色就生活在我们身边，或者TA就是我们想要成为那样的角色。

当然这里并不是说邵艺辉导演目前仅有的这两部作品，就能和王家卫和伍迪艾伦去相提并论平起平坐，只是我个人看片时联想到。

纵观影史各种电影浪潮运动，虽然《好东西》并不算是打破结构性电影轮毂然后玩出新运动的影片，但也是在如今沉闷不已模版同质化严重的电影市场，《好东西》绝对算是一股新鲜到爆出汁的水果，让你品尝第一口的时候，如果你深深爱上这味道就会欲罢不能到结束。

不过如果你尝到第一口时觉得味道不对那就另一回事了后面聊。

《好东西》和《爱情神话》一样，展现了邵艺辉眼中理想乌托邦的世界里，那些男男女女的精雕细琢的故事，从他们的故事中照进现实里存在争议的问题，比如父权体制，女性主义，爱情，友情，自由和理想等等，这些看似沉重严肃的话题，都在影片中得到轻松和幽默的展现，让人捧腹的背后，却有着值得被看见的思考。

从导演的访谈和电影呈现出来的结果看，影片其实并不想标榜自己是一部女权电影，而是一部女性为主，聊聊两性如何平衡，以及男女之间现今现状的电影。

影片从开始前夫抱来拳击装备给王茉莉，王茉莉就说不想打拳，就暗示了影片不想“打女拳”。

但这也不妨碍影片展现出在女性视角下女性美的一面。

脱掉了《爱情神话》那双以男性审视角度为美的Jimmy Choo高跟鞋，《好东西》王铁梅和小叶都穿了平底鞋或运动鞋，穿着舒适且具有表达态度的衣服，平视化镜头的非男凝视角，随性随心的妆容，都让影片的女性散发出自然而真实的样子。

影片中三位女性分别代表了三种不同状态，此前作为新闻调查员的王铁梅，早早的接触了比常人更为残酷的现实，从里到外磨练出了一身铿锵有力，有着自己独立完成态三观的女强人。

王铁梅在影片里负责“火力全开”，在社会中展现她内心的自由和全能的理解。

片中她的几句台词就能代表她对自己，对女性，对做母亲的态度。

对自己。

片中小马和王铁梅的激情戏，小马从不少动作片中学到亲热就要撕对方内衣且不无需对方同意，以为女性都喜欢，结果被王铁梅所厌恶，小马只能扫兴打算关门走人，结果王铁梅来了句：这句话其实也是王铁梅对自己说的，要给自己机会，她或许一直在为这个家在操持，在养育女儿上，在社会对母亲或女性的固有道德标准上，似乎不太能让王铁梅走出这一步，但她决定跟随自己内心的声音，不是为了什么爱情，而是为了哪怕随心所欲。

对女性，王铁梅对痛经的同事说，“红糖水没用，去吃止痛药”，在天台上，王铁梅代小叶冷漠的母亲向小叶说对不起，并解释“总归有人要给你说声对不起”。

还有开头王铁梅反跟踪小叶被跟踪的跟踪男。

这些都是王铁梅自愿要去担起社会中，女性真正能帮到女性的责任。

对家庭或做母亲，这或许是影片王铁梅角色成长弧线最显性的，王铁梅从控制欲很强的母亲，到之后通过小叶这面镜子从新审视自己，在片尾王茉莉要上台演出怯场时，最后温暖的说出：你不想上台那就别上。

或许从那一刻起，王铁梅也意识到，她做不到也没必要去做一位全方位都零死角的女强人，新的规则，还在探索。

影片中的小叶，带着童年阴影创伤，缺乏爱没有自我定义权，看着像是和王茉莉一样长不大的孩子，还恋爱脑，在整个过程中被王铁梅引导着成长蜕变，但其实无形中，小叶也成为了王铁梅对照自己的一面镜子，让王铁梅更能通透和直面自己无法改变的现状和脆弱，并去接受它们。

小孩在邵艺辉的电影里都有出现，用她的话说小孩就是去性别化的代表，纯真且童言无忌。

《好东西》的王茉莉为何总被叫小孩儿，是邵艺辉小时候她的妈妈就叫她做“小孩儿”，所以我更愿意理解为，片中的小孩儿王茉莉，可能就是代表了邵艺辉导演在影片中发表着自己更直接的观点和问题，就像一个小孩儿，对成人社会对于两性话题，性别议题提出自己的疑问和不解。

其实不管女权还是女性，在我看来最终的目的，就是想让更多观众看到或意识到两性的平等对话而非对立。

《好东西》是新的东西，在于不再像此前的电影执着于仅展现女性觉醒的过程，虽然小叶在里面有觉醒，但大主角王铁梅已经是觉醒成熟态，那么然后呢，影片重点讲述的是这个，女性觉醒之后的故事。

女性意识觉醒其实不光影响到的是女性，同时男性也跟着同步在变化。

比如前夫，一位自诩自己对女权主义透彻到倒背如流，口口声声说和女性站一起，但搬家收拾差不多了他才出现，可乐喷了一地也只是很嫌弃的扔给小叶一张纸巾，开头直接用结扎来表态要和王铁梅共进退，到后面callback才清楚原来是之前谈的女友嫌弃他没钱，而铁梅没有嫌弃过他做家庭煮男，所以想用这方式讨好铁梅。

前夫就很像那种西方的一些总是挂在嘴边要种族平等的白人，但潜移默化中自己却必须要站在金字塔顶尖俯瞰黑人的白人。

但即使是这样的又当又立的前夫，影片所呈现前夫的视角也并非批判，而是一位依旧很爱女儿并且尽到责任的父亲，如果前夫不姓王，王茉莉跟着母亲姓，前夫做父亲定位也可见一般，果然是王铁梅的“好育友”。

而且站在前夫的角度，他其实就是父权社会下的淘汰品和牺牲品，他试着按照社会给男人定位的模版去努力成为众人眼中的成功男士，失败了，还迷失在其中，于是想要在女权主义下找到一些存在感去拥抱女性，获得女性更多的支持，结果自己成了小丑而不自知。

而作为小马当王铁梅的炮友，从小到大是被父权压迫和父亲决裂（拉黑他），自小丧母进而演变成缺少母爱转而投向恋母的怀抱。

小马属于在社会中主动向父权投降的人，活在自己的圈子里，同样不被社会认可为成功男人。

但就是这样的小马，激起了铁梅的征服欲，这样的性别对调，其实也反应了当下不少男女关系上的新模式。

最后一位男性就是胡医生，这应该算是典型中的油腻海王的斯文败类了，绝对的典中典中典，但在邵艺辉的导筒下，这样的男人也成为了“男人还是很好玩的”好东西。

言下之意就是这世界没有男人当然不行。

当不想被胡医生这样的精致标准成功男PUA，恋爱的主动权在谁手上，很重要。

如果说片中三个女人形成一个强大铁三角植物生态圈，因为她们的名字都是以植物来命名的，梅和茉莉都是花，小叶作为绿叶，鲜花配绿叶。

那么片中三个男人则是影片凿开槽点和笑点的源头，往往我们在爽文片子什么霸道总裁那些雌竞，在影片中再次性别互换，前夫和小马的雄竞比比皆是，甚至上升到脱衣服秀身材的戏码，来讽刺男凝。

而胡医生的自恋虽迟但到，当得知小叶是单亲妈妈还带着女儿，马上找到了新的刺激感，当他发现小叶还是蕾丝，还是小叶第一次喜欢男性，更是欲罢不能，当他得知小叶“自傻”，直接在颅内上演几百出琼瑶剧，一句“爱我便是”，彻底出圈。

在《好东西》电影里，这三个男人其实给女人们造成的好玩快乐，似乎比伤害她们要多，所以应验了影片那句台词，给女人快乐的，就是好东西，这三个男人也是好东西。

这也是影片强调的，这是探讨当下两性话题的电影，并不是纯粹的女权发声。

但即使这样，影片依然备受争议，有人说现实中像前夫，小马和胡医生的男性，并不占大多数，也并非善类，而女性真正在社会上存在的问题，还远远不止这些，《好东西》想把话题作深刻，却始终流于表面。

另外“小品式电影”，“脱口秀电影”的标签，也被贴在了《好东西》上。

首先《好东西》就如邵艺辉导演访谈提到的，这就是自己幻想出来的理想乌托邦的世界，所以影片里的上海白天总是阳光明媚，空气清爽，即使在夜晚也是灯火通明光线充足。

片中的女性会更自由，男性会更没有攻击性。

不知道大家注意到没，反而我觉得影片中最现实的地方，在于虚拟的互联网，当铁梅以自己的经历写了一篇关于单亲妈妈的生活记录，却被网友喷的狗血淋头，这或许成为影片中最残酷现实的存在。

在访谈中邵艺辉也略悲观的表示到，可能她影片中的世界，很难在当下社会实现，她的电影只是高度提取现实的浪漫，去用轻松有趣的故事传达议题。

另外《好东西》的电影属性是一部商业片，所以可能你会觉得影片过于轻，而并非像艺术片或文艺片那要重，说人话就是格局不够大，但轻重和大小之间，我觉得并不是相互对立的，而是共生共存的。

再者《好东西》作为一部小成本的商业电影，且不说在票房上已经成功，在影片所承载的话题上，也已经超出这部电影的带给我们的思考了。

至于“小品式，脱口秀电影”的说辞，这完全是导演个人风格的惯性，我姑且认为这是带有贬义色彩的，那如果这么说，那么伍迪艾伦的话痨电影是什么式和秀的电影？

王家卫的电影又是什么show的类型？

有人说《好东西》缺乏电影感。

全片我最喜欢的一组镜头，就是小叶让王茉莉猜那些音效出自哪里，暴雨，打雷，熊猫吃竹子，飞船启动，这些在小孩脑子里的奇思妙想，都是出自她母亲在家中繁琐的家务（或工作）。

这一组极具创意的蒙太奇视听剪辑，难道不比那些砸了重金拍梦游场景坐摩天轮的创意来得更新颖吗，而且这是小品和脱口秀，或者话剧舞台剧呈现得出来的吗，目前有且只有电影才能做到吧，注：没有贬低小品脱口秀话剧舞台剧的意思。

还记得我开头说的吗，《好东西》绝对算是一股新鲜到爆出汁的水果，让你品尝第一口的时候，如果你深深爱上这味道就会欲罢不能到结束。

但如果你第一口都觉得味道不对，那么或许这种类型可能就不适合你，没有对错，只有选择而已。

最后，《好东西》真的这么好吗，我想说的是，再好，好东西也成为不了完美的东西，不光是电影是遗憾的艺术，而是《好东西》确实是可以成为更好的东西。

坦白讲，如果《好东西》和《爱情神话》去让我选，我个人喜欢《爱情神话》更多于《好东西》，《爱情神话》的观感对我来说是情绪上的掏空，在角色的年龄和阅历，以及故事性上更符合我这老东西看的年龄段，而且影片似乎懂得更适当的留白。

《好东西》给我的观感则是情绪上的填满，很好笑很好哭很满足，但情绪满也是真的满，满到其实可以稍微收一收，吃得有点撑。

女权，父权，雄竞，母职，爱情，友情，理想，甚至连小孩学校一些攀比现象，都要拿出来说道说道，就《好东西》安排的密度很满，但有时候这些确实也不再一条叙事线上，这也是为何有人会觉得影片细看其实情节很碎的原因。

但好在影片在剪辑上处理得相当好，并且主次分明。

即使《好东西》塞满了各种主义和现实话题，但我觉得影片并不具备承载现实中严肃女权话题解答的能力，导演自己也提到，她只是在想如果把现今认知各种新观点的年轻男女放在一起，会擦出什么样的火花。

《好东西》只是把这些社会话题抛进平静的湖面，让湖面泛起涟漪影片的目的就达到了，而非翻江倒海的批判。

甚至我觉得没有任何一部电影能完全解答出女性主义，每一部女性电影或许只是打开一扇窗，能让观众看见，就已经值得了。

比如如果你看完《好东西》后，你对女性电影和女性议题有了更新的认识和兴趣，然后主动找近期的《出走的决心》去看，这就是《好东西》的力量。

我觉得《好东西》算是开创了一个新的赛道，不管是从前期选题立项投资角度，还是面对观众能让我们看到没有一成不变的电影。

在影片中有一场戏是小马叫网约车，前夫打算要送他那段，他们站着的边上墙上涂鸦写着：爱情不是神话。

等于导演颠覆调侃了自己的前作《爱情神话》，期待邵艺辉能每部作品都有所突破，拍出更多个人风格鲜明的作品。

难得让我看得笑得很大声，哭得很动情的一部电影。

紧跟时事、台词犀利、社会议题、引发思索……真实、感性、凝练、恰到好处的艺术处理，让人物塑造的更加丰满，我喜欢它的原因很简单——我看到了活人。

影片的主角可以说是三个处于不同年龄和身份的女性，她们，一是离异的单亲妈妈，身体力行尽自己所能去照顾他人；一个是未婚女性，成长在无爱的环境里，渴望获得他人的肯定；一个是9岁小学生，有自己的人际关系和学业生活以及自我兴趣爱好的探索。

三个人，在上海充满人情味的石库门里相遇，互相帮助、互相温暖、互相成为彼此的好友。

影片也自然有一些男性配角，很逗，很有趣。

有不甘于做家庭主夫提出离婚的前夫，离婚后又悔不当初狠读上野千鹤子；有母亲早逝，喜欢姐姐，遇到问题总能“断亲”的狠人小马；有不想确立一段关系的开放式暖男。

他们也很有趣，不能说是男性的代表，但在其中的发声让人也很能看出目前男性的一些想法。

在我看来，这部电影是一部女性电影。

它深入展现出当下女性的一些真实的现状。

我身为一名女性，在观看影片的时候，很容易会产生共鸣。

电影没有在刻意挑起性别对立，而是希望女性的存在是可以被看到的，女性面临的问题是不被忽视的。

女性在当下社会到底是怎样一种存在？

近些年来，女性议题愈演愈烈，很多人可能会直觉性的反感女权主义，甚至在女权的大类里，还有田园女权等等，女权仿佛是一个贬义词，仿佛女性在诉说自己遇到的不公正，在要求自己的平权就是一种对男权的挑战。

那么，女性到底要不要发声？

当女性觉得自己没有得到公平对待的时候，应该如何发声？

在社会关系中，女性的头上一直笼罩着一个标准。

小时候可能是“要有女孩样子”长大后，要结婚、生儿育女、相夫教子。

女性一直在被要求生产、育儿，同时也被要求做一个好妈妈的同时，要兼顾工作，工作家庭两手抓的人才是一个好女人，更不要说照顾家里，统筹生活，仿佛女人天生就是一个全能型选手。

哦对了，女性还要保持美丽，保持身材，因为“郎才女貌”。

而男人，只要有事业，其他什么都可以不管。

当女性被要求成这个样子的时候，她有享受到什么社会福利吗？

好像并没有，因为一切都是“应该的”。

而女性遇到的困境呢？

比如走夜路会很小心，挤地铁时需要很小心（怕遇到色狼，遇到之后还要鼓起勇气报警，甚至还要面对对方抵赖进行的羞辱），面试时会被问是否婚育，若单身的话未来时如何打算的，应酬的时候可能会被要求陪喝酒、倒酒，可能要在酒桌上或者某些群里面临荤段子或者擦边笑话的无奈……身为男性，可能完全没有这种顾虑吧。

最近梁文道在播客《八分半》里讲到这些时，令很多男性大惊，不仅留言时表示质疑，认为这些都是臆想出来的，甚至对梁文道嗤之以鼻认为他过于倾向为女性说话。

说实话，当我得知有很人完全不晓得这类事时，我也是震惊的，甚至还有一个留言者是一名老师。

更有甚者直接破防，说花了几百块听到的是梁文道在为女性发声，想退款。

真的是世界之大，无奇不有，也算是让我开了眼。

可能人和人的认知差距真的非常之大，当然，或许我不了解的男性面临的困境也很多，但这正是两性之间需要沟通和看见的地方。

在目前这个男性为主导的社会建构之下，以男性的思维和方式作为主要判断标准的事情不占少数，所以，女性有必要让自己的现状被看到。

单亲妈妈应该什么样？

影片中有一个女性是刚离婚的单亲妈妈铁梅，由宋佳出演。

这个角色是一个又酷又飒、有正义感、有自信又有能力的姐姐，超级爱！

关于单亲妈妈这个选题，她进入工作室之后，第一个建议是不要刻意营造苦难，单亲妈妈并不都是悲苦的。

确实，单亲妈妈可能一个人要承担很多，也自然会有很多艰辛，但一味诉苦可能会标签化这一群体。

比如她这个单亲妈妈似乎是那种超人型的，她有干劲，有能力，有活力，有魄力，遇到事不怕事，什么事都能自己搞定。

最喜欢的是女儿小孩在用耳机听一些白噪音去猜测都是什么声音的那段蒙太奇剪辑，当她说出是风，是熊猫吃竹子，是打雷，是放屁，是好多好多自然场景的时候，其实都是她的妈妈在做家务——煎鸡蛋、晒衣服、吸尘、做菜、收拾画笔等等。

这是妈妈一个人为她营造的世界。

看到这段时，非常暖，也非常钦佩这样的妈妈。

家庭任务是纷繁复杂的，也是最容易被忽视且没有成就感的事情，但这样的事情却是妈妈的日常。

当这个超级无敌的单亲妈妈将自己的亲身经历写成文章，有教育孩子，有性生活，也有育儿的疏忽，却遭到了近乎网暴的反馈。

为什么？

为什么在四十岁离异的单亲妈妈黄阿丽可以在美国的脱口秀专场舞台上大谈自己的约会经历赢得满堂喝彩时，中国的这位单亲妈妈却被骂得狗血淋头？

因为大部分中国网民对单亲妈妈是有一个约束的，那就是——你必须苦情，你必须立贞洁牌坊，你必须孟母三迁，你必须成为一座碑。

和一个山东男性朋友讨论这段时，他说“因为单亲妈妈有一座传统社会给予的‘牌坊’在头上，寡居寒室，洁身自好，抚养独子，寒窗苦读，一朝状元，一纸诰命，光宗耀祖……这是对每一个中国单亲女性的下意识的道德评判，也是旧文化的枷锁。

”即就算真实生活使生活不是如此，即使单亲妈妈在私下生活里可以有更疯狂的举动，但人们是不允许如此大张旗鼓的呈现的。

当一个单亲妈妈将真实的生活经历，一个有血有肉的活人的经历写出来后，人们是拒绝承认的。

所谓的社会性别意识，又是一个怎样的存在？

波伏娃说，女人不是天生的，而是被社会塑造的。

没错，女性也好，男性也好。

从出生的那一刻我们便被不同的对待。

男孩会按照男性的一套社会范式去培养，女孩会按照女性的社会需要去培养。

那种潜移默化的分别，一点一滴的渗透到方方面面，比如你喜欢的颜色，你玩的玩具，游戏，穿的衣服，跑步和走路的姿势，说话的声音大小，兴趣爱好的培养等等。

这一切的一切，似乎都是为了保证每个人的行为举止和她/他的染色体相匹配，从而为之后的成长，成为一个社会角色而做着准备。

在以男性意识为社会主要运作模式下，女性意识被忽略。

比如影片中一个细节，当铁梅和小马第一次进行亲密接触的时候，小马撕扯铁梅的衣服，铁梅很不开心，说：“你撕我衣服干嘛？

这衣服很贵的，我最喜欢的，你怎么不撕你自己衣服？

”小马低头说：“不好意思说看片子里都这样，女的似乎都很喜欢”。

相信很多男性的性启蒙也就是一些动作小电影吧，里面可能真的有一些用撕扯衣服来展现男性荷尔蒙的做法，用来助兴？

但这些说白了都是男性在创造自己的白日梦的一种方式，可以说是男性拍给男性看的。

那么女性到底是否真的喜欢这样被对待？

如果女性有看过这样的动作电影，会不会也被洗脑，觉得自己需要如此配合才算是助兴？

如果真的喜欢也可以，那是自己的兴奋点，但如果不喜欢，大可不必委屈自己迎合对方的一些比如dirty talk 或者某些动作之类的。

如果真的在乎对方，在进行亲密接触之前需要礼貌询问，这样才是尊重。

这种潜移默化的性教育，甚至一些恋爱小说里可能都会误导男性或者女性，让很多青年人从小就有一种错误的概念，比如女性说不，就是欲拒还迎，是因为羞愧或者想让男性更主动大胆；比如女性喜欢霸道总裁的强势甚至用钱砸自己；比如女性会臣服于对她更有威慑力的男性等等。

甚至很多女性自己就在写这样的小说，拍这样的短视频，诸如霸道总裁爱上我，先婚后爱，替身白月光带球跑之类……我不知道是真的喜欢还是被彻底洗脑，总之，无论在恋情里还是性行为中，如果真的是在为对方好而不是只图自己爽，那么尊重是最大的前提，彼此礼貌的沟通喜好也是非常正常的事，会加分，千万不要自以为是的做一些早已被潜移默化灌输的东西。

而无论男女，当你在不舒适不开心的时候，建议直接告知对方，不要助长对方的错误认知。

这点铁梅做的就很好，我要为她鼓掌。

我们要遵守怎样的游戏规则？

如果说人生就是一场游戏，那么我们进入这场游戏之前，它已经有了一个规则。

这规则不是不变的，而是会随着时间的推移有改变。

若排除掉男女之分，生而为人，社会以及道德对我们的约束也是一直存在的。

我们要的真善美，诚实、勇敢、守信，这些美德，似乎都没什么问题。

但如果被要求全能，被要求上进，被要求做好，被要求尽孝，被要求勤奋努力，被要求吃苦……这些……是不是有点问题？

当单亲妈妈铁梅面对恶评不自信时，她觉得自己失败的时候，她怀疑自己的时候，她认为，当她没有成为一个好的记者，没有成为一个好妈妈，就是一种失败时，我很难过。

因为人的向好，也是一种社会规训。

我们也被像狗一样被教训过，当我们做的好，会得到夸赞和奖励，当我们做的不好的时候，可能会遭到现实的毒打。

于是乎，我们心中有这样的一个模糊的概念，我做什么能得到奖励。

渐渐的，我们被这样的规则所掌控。

如果不遵守游戏规则，就只能出局。

这种所谓“向好”的规则就存在在我身边。

譬如，我有一次被告知不要在朋友圈传播负能量，因为朋友们都喜欢和有正能量的人往来，过于暴露负能量好像是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或者会把其他人吓走？

所以现在朋友圈几乎成为晒幸福大赛。

但影片中有句台词是，“正是因为我们足够乐观和自信，我们才可以直面悲剧。

”敢于把自己的“悲惨”一面展示出来，难道不是一种自信强大的表现吗？

世界的运转，需要规则，想来想去，各种宗教都是规则，告诫人类如何去生活，什么是好什么是坏，怎样能上天堂，如何能下地狱。

儒释道，都是规则，儒家墨家法家也都是规则，我们在这个规则里很久，很久，如果跳出这规则，我们似乎不能顺利的在社会生活下去。

但，作为个人我们可能可以变通一些，允许自己不要那么累。

我们是人，人就会搞砸一些事，人就会犯错，在这样的游戏规则之下，我们还能愉快的玩耍吗？

有时候，当面对无法撼动的游戏规则时，有没有想退出不玩的冲动呢？

还是去身体力行的改变规则？

或者制定一套属于我们自己的规则？

我最喜欢的影片中的最小的女孩——小孩。

她的小名就叫小孩，她既得到了爱的滋养，又不是盲目自信，有自己的怀疑精神，也可以通过尝试有自己的思考和选择。

这样的小孩，不应该被局限于目前的规则之下，这样的小孩值得去有更多的自由和广阔的空间成为她想成为的样子。

我也想做一个这样的小孩，为自己活，而不是为他人活，我想走出自己的路，而不是被缰绳捆绑指引的路。

中国的调查记者哪儿去了？

其实是有人在反抗这种规则的，他们其中有一些人的身份就是电影中女主人公铁梅的身份——调查记者。

影片中并没有将她不再做调查记者的原因详细说明，但通过很多细节我想能拼凑出一些。

入职的时候，她戏谑的说自己之前3个公司都倒闭了。

要么是吃力不讨好，公司无法运作下去。

要么是做出来一些稿子，之后被封号。

做调查记者可想而知的辛苦和付出，深入调查需要长时间投入时间、精力、金钱，采访是需要建立关系的，深入调查是需要像警察一样潜伏的，一篇稿子出来之后的打击报复、后续调查也不少，甚至于文章发出来可能会引发更多的质疑和恶评。

现实是，中国的调查记者比大熊猫还珍贵了。

在前阵子的油罐车事件之后，中国调查记者再次进入大众视野，而我们也只能看到一个可怜的数据。

2017年《新媒体环境下调查记者行业生态变化报告》中提到“本次研究核定的调查记者共175名，比六年前减少了159名。

”这是7年前的数据，那么在2024年的今天呢？

在14亿人口的中国到底有多少名调查记者了呢？

我不敢想象。

铁梅因为现实种种，不得不离开调查记者一行，转行去写公众号，去带货，去直播，为的就是生存。

当一个快消时代的到来，可能就是要摧毁一些更加真实的东西。

我不知道你有多久没有看到过长篇的详实的新闻报道、事件真相、人物专访。

身边充斥着的碎片新闻、几十字的安利文章、1分钟的短视频，似乎都有一个核心，就是带货赚钱。

搞花活儿、造爆款、蹭流量……我生活的空间太枯燥乏味了甚至千篇一律。

但我还是要适应这个社会，适应这个规则，目前的赚钱规则就是博眼球、吸流量、快销品，没人给一个打工人时间去用一周的时间写一篇有内容真情实感的稿子。

日更，是新媒体的时间线。

当一个国家的良心和正义，已经迫于生存压力转行，难道不是一种损失？

那么这些诸如调查记者、律师，以及那些我不知道的能发现社会游戏规则有问题的人都消失不见的话，游戏规则还有被改变的可能吗？

当我们要满足温饱，当每一个普通人必须在生存的前提下才能谈理想的时候，游戏规则的制定者，是不是有责任分出一些奖励和精力给到那些可能为游戏规则的健全作出贡献的人？

还是说，本身制定游戏规则的人已经是既得利益者，他们根本不想有任何改变，更不想被发现bug？

虽然谈的有点远，对电影本身的评价也可能不是很多，但这确实是一部非常棒的电影。

它很生活，很真实，很能反应当下的问题。

这也是我看过电影之后，能发散着么多的原因。

电影的拍摄地是上海，其中有很多桥段也展现出上海这座城市的包容度，很好很有趣。

我想说，不愧是上海。

最后，借用小孩的一句话作为总结“我正直勇敢有阅读量，我有什么可怜的？

”希望大家都能正直勇敢去面对生活中的一切！

2024年11月10日 星期日 21:26P.S. 影片中亮点桥段太多，诸如饭桌“雄竞”，酒吧谈判，声音蒙太奇，连看门大叔都超有戏！

接着说说《好东西》。

1.都市电影与女性主义主张能否融合？

这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

都市电影所必然蕴含的灯红酒绿与浪漫属性，能否承载得住严肃的批判性表达？

女性主义的张力，往往体现在强关系场域（家庭、职场）中的小情节与细腻洞察，或者弱关系场域（公路）中的大情节与戏剧冲突上，在纯然的都市/偶遇/邂逅/探望等弱关系链条中，做脱线喜剧就是天然的土壤，但做严肃表达就是水土不服。

伍迪艾伦不表达多么严肃的事情，他就是嘲弄中产阶级而已：出轨、虚伪、懦弱、想维持体面但又岌岌可危的生活。

所以，同样的参照系，《爱情神话》是伍迪艾伦式的，《好东西》完全不是。

如果强融都市喜剧与女性主义，就属于既要也要。

2.不论多么敷衍，人物是必须建构的，否则全部得靠观众帮着作者自圆其说。

王铁梅这个人物，设定中说她是一个调查记者，负责赚钱养家，前夫是一个不上班的家庭主男，负责照看孩子。

而且在离婚后，前夫依旧孜孜不倦地来看孩子。

有了这个设定，“声音蒙太奇”那段（被吹为天才式的设计，其实没什么），就根本站不住脚。

声音蒙太奇那段，表达的是一个家庭主妇，每天需要照看孩子，需要做家务，所以付出非常得多——但这个电影中，负责家务的，难道不是“父亲”那个角色吗？

这属于一种严重的叙事事故。

如果说“家庭主男”不称职，所以导致事业女性还同时需要兼顾家庭，那这个“不称职”是需要情节的，不能靠脑补。

还有女儿这个角色。

开始只想做一个“鼓掌”的观众，但被母亲逼着学打鼓，不知道从哪个环节开始又变得喜欢打鼓了，参加了一次乐队演出并且获得满堂彩，又说不喜欢打鼓，还是想当一个“鼓掌鼓得好”的观众。

这个弧线，也是一个灾难。

成长就是成长，觉醒就是觉醒，选择就是选择，控诉就是控诉，不能建置时似乎在控诉，游戏时似乎在成长，高潮时又变成了选择。

钟楚曦这个角色，也是不经任何建构。

一个恋爱脑是因为爱的缺失，一个被母亲嫌弃的人所以母爱缺失，问题在于母爱缺失何以导致恋爱脑（爱的是男人），这个在心理学上找不到任何依据，在现实的情感生活中，也找不到共鸣。

而母爱缺失又是因为父亲打母亲导致母亲丧失了爱的能力所以孩子母爱缺失，但父亲打母亲的原因是母亲的眼睛和女儿的一样大，所以看父亲时就像是在瞪父亲。

这个逻辑链条有多长就有多脆弱。

女主王铁梅的前夫（赵又廷），与家庭教师（章宇），展开了“雄竞”。

“雄竞”这个梗，本来是很有创意的，但因为没有建构人物，导致其既失去反讽力量，又不好笑。

这两个人物，从一开始就承认自己作为男性，是享受了性别红利，同时拥有性别原罪，相当于已经主动去“雄”化了，在这个基础上安排“雄竞”桥段，属于表意错位。

公牛竞争是自然，套用“雄竞”话语就变成了一种反讽，但再次转码为阉牛雄竞事实上是恶俗。

这是小问题。

大问题是：前夫与女主的离婚，不需要交待理由吗？

这个理由难道不是女性主义表达最好的契机吗？

男二与女主好上，难道不需要理由吗？

这个理由难道不是进行主题表达又一个更好的契机吗？

将所有契机都放过，然后就是一通无情境架空输出，这不就成任性了吗？

片中的三个女性主要角色，她们到底生活是窘迫的，还是优裕的？

完全看不出来，全凭导演需要。

主张女性很辛苦时，就是窘迫的；主张女性快乐时，就是优裕的。

所以，这个上海市中心的老房子（而且还是文物建筑），就是一个含糊甚至鸡贼的世界观选择：说窘迫也行，因为“老”而“小”；说优裕也行，因为“中心”且“上海”。

最后一个问题：女性，到底需不需要成功？

我认为是需要的，甚至，女性主义的成功，是靠女性的成功来完成的。

既然这样，电影中有意无意对“成功”的消解，就属于扩大火力面，因而严重伤害了电影表达的有效性。

这个问题集中体现在女儿这个角色上，以及母亲王铁梅的教育理念上。

“努力”是男权的一部分吗？

“真实”是男权的一部分吗？

我觉得不是。

“女孩只能夸，哪怕她事实上特别平庸”，这是对女性主义的一种污名化，我甚至觉得它更接近消费主义——只有消费主义，才会谄媚女性，宣称“不论你怎么样，你都值得拥有这个和那个”。

女性主义，不是一种庸众主义，它的精髓，应该是精英主义的。

唯有如此，“女性权利”四字，才会汇入“人权”的光辉历程之中。

以上。

《好东西》里的男性形象固然是虚构的悬浮的脱离实际的。

但有何不可？

他们在那么多的文艺作品中创造了那么多的也许你一辈子都不会见到一个真人的各类媚男角色，以至于女性去学习它们，成为它们，穿着各种不舒适的东西，以人类生活中不会使用的姿势做各种各样的事情，相信“真正的女的”生来喜欢穿着高跟鞋开车。

这叫fake it till make it.叫创造自己的叙事。

如果男观众在这个电影的观看中感受到了虚假、不适、荒诞，那这就是我们长久以来的感觉。

看了邵艺辉的新片《好东西》。

朋友在旁边感慨，你说她一个单亲妈妈，她是怎么带着一个九岁的女儿，把日子过得那么浪漫的？

我问她，为啥用浪漫这个词？

你不觉得单亲妈妈带娃很辛苦吗？

她说，是啊，又要带娃又要赚钱，是辛苦啊，中年女性就是这么一步步变成“老妈子”的，但王铁梅没有变成老妈子啊！

她带着一个9岁的女儿，正直勇敢有阅读量，关键是她还有性魅力，不缺男人不缺理想不缺爱，这还不浪漫？

我说你啥意思，说一个单亲妈妈有性魅力，你是褒是贬？

她说，我是羡慕。

《好东西》电影海报 影片讲的是一名单亲妈妈王铁梅（宋佳 饰）离婚后带着女儿王茉莉（曾慕梅 饰）俩人共同在上海生活的故事。

年轻时，王铁梅是个厉害的调查记者，她能养活老公和孩子，也能追求理想和自我。

伴随着年纪的增长，日子却没有像她想象中那样越过越好，反而迎来了纸媒的全面衰落。

工作节奏非常缓慢的调查记者成为这个快时代的牺牲品。

她们不受待见了，“真相”不受待见了。

一切都要快，更快——速度是这个时代的主旋律。

于是，王铁梅失业了，她带着女儿搬进了一个老小区的老房子里。

房子不大，但是布置得温馨明亮。

安顿好了之后，她找了半年工作，无果。

迫于生计，王铁梅最终找到了自己曾经以前的实习生，求取一份新媒体的工作。

实习生一边赞叹着王铁梅曾经要“做记者做到死”的新闻理想，一边又警惕地说，新的工作可跟从前很不一样。

新工作可不要正义了啊，要流量。

王铁梅说可以，但是要继续养着公司那个垂死挣扎的、奄奄一息的、不能变现的新闻账号。

就这样，王铁梅左脑流量，右脑理想，她马不停蹄地开着一个又一个的会，做一个又一个的选题，卖一件又一件的货，吆喝一个又一个的产品。

白天她是严肃紧张的女战士，晚上她是厨艺精湛十项全能的妈妈。

王铁梅把自己的弹性拉得特别、特别、特别大——她什么都可以来。

紧绷的，松弛的，暴怒的，柔软的，都是她。

电影里有一段处理是通过“声音蒙太奇”来同时描述王铁梅做家务和女儿听耳机里各自声音的处理。

我特别喜欢。

因为导演在刻画一种单亲妈妈的操劳时，依然把她刻画得很美。

前夫哥和鼓手弟弟在饭桌上争先为铁梅孔雀开屏的那一场戏，王铁梅在边上饶有兴致地观赏着，完全忘记了自己是当事人。

那种趣味的里层是框架的卸载。

《好东西》电影宣传片片段什么叫框架的卸载？

其实就是不定义，不规定，不介怀。

虽然你们都喜欢我，你们为我大打出手，但是其实某种程度上来说，它是与我无关的，与之有关的实际上是当事人的ego（自我）和胜负欲。

一个女人的性张力在各种各样的方面都可以体现。

但是当它体现为一种无边无际无框架的状态时，就太撩了。

金敏喜就是极端的脆弱和极端的疯狂，是打破这种框架；张曼玉就是极端的果敢与极端的缠绵，是打破这种框架；刘晓庆就是极端的勇猛和极端的包容，还是打破这种框架。

金敏喜电影《小姐》她们都是我心里的性感女人。

她们的美之中，都是没有哭诉的。

也没有阐述。

而是探索，给你无限的探索的可能。

少女走向女人，她的魅力如何更加浓郁芳香呢？

这当中必然是逃离不了女人对于自身欲望、边界、甚至精神的禁地发起一次次的诘问的。

性魅力，有时候恰好跟性没有那么大关系。

它是一个结果。

在《好东西》里，我在演员们的“花言巧语”里嗅到这种诘问。

我在想，到底为什么，在蹉跎的岁月中，一个女人不枯竭的方法究竟是什么？

邵艺辉的答案是“省略”。

全职上班赚钱的单亲妈妈多累啊，但是她脸上从来都没有那种倦怠的表情呢——导演完全省略了铁梅特别痛苦的那种情绪。

我觉得这很有趣。

因为谁都知道，在更加现实的叙事里，一个单打独斗的女人本身就很难了，如果是在上海，如果是带一个娃，如果还没有买房，那种压力不可想象。

年龄、身份、社会看法，一切都是恐怖的焦虑制造机。

但是宋佳用一种特别平稳、强势的方法在演绎这个人物，如果特较真地从现实主义表演的角度去说的话，它多多少少有点真空。

但是我看完之后，我也在想：是否一种不苦情的演法，在这个影片的语境下，的确是一种更美好的价值召唤？

苦情的部分，我们在热搜上都见过了。

做成纪录片是现实主义作品的最终诉求吗？

我在这里画一个问号吧。

假如说用一种童话般的表演方法去书写一个我们熟悉的、布满苦难的身份的话，也许它对于社会的功能是更强烈的。

因为它会粗暴传递给你勇气——未来是值得憧憬的勇气。

所以，这篇我们保留一个表演上值得探讨的观点，那就是：铸造一个有效的人物符号，在当代社会，是比演技（表演的“术”）更重要的东西吗?想明白这一点，实质上是想明白表演的“道”。

明道，方能优术。

最近我看了许知远的一个采访。

他采访的是中国植物画第一人曾孝濂的夫人张赞英。

采访中，许知远问：“那下辈子碰到您的先生，还跟他过吗？

”张赞英果断地说：“不过。

绝对不过。

”

“你说我这辈子，困在这地方，我想走哪，走不了，真的是走不了，就是困死在这地方了。

我也想出去看看呀，我也想出去走一走啊，但是我走不了的，走不动的。

我的那份时间和精力，全耗在他身上了，我总觉得他想干的事情，我只有支持他。

我只能这样。

”

也许是因为从来没有人问过张赞英这些，她说起来是滔滔不绝的：“我这辈子，我觉得我活得很憋屈的。

我以前也是做不出成绩来，不许回家，不准登门的，我就是这样成长的，结果最后我一事无成。

”说着说着，似乎突然回想起了自己的一生。

说着这些，张赞英情绪崩溃了：“好委屈啊。

”坐在椅子上，她诉说着自己本应盛放的生命却最终只迎来了枯萎的不甘。

张赞英背着镜头啜泣起来。

许知远给她递了一包纸。

在一个普通的下午，一个年老的妇人，一头白发，一身不明亮的灰暗衣服，对另一个人控诉着丈夫的自我。

这就是一个被框架架起来的女人的生命画像。

她依然是美好的，令我尊敬的，但是请允许我道歉，恕我觉得每个女人身上曾经都雀跃着的那份鲜活的生命力量暗淡了。

恕我判别那是一种性魅力的消亡。

一种最底层的激情的褪色。

不知不觉，无声无息。

相反，看到最近70岁的刘晓庆频繁地登上热搜，恋情八卦不断，虽然有些吵闹，但是却也别开生面。

因为看到一个东亚女人，70岁了，依然欣赏着镜子里的自己，依然那么可爱，是一种幸福的感觉。

她就像一辈子都活在电影里。

不是活在《武则天》里，而是活在《好东西》里，活在开心里。

她的心法就四个字：不要放弃。

男人女人都一样，不要放弃。

不要放弃幼年时对于长大的幻想，不要放弃青年对于闯荡的疯狂，不要放弃成年后对于身体的探索，不要放弃成家后对于自我的尊重，不要放弃生育后对于社会的链接。

不要放弃热爱，也不要放弃幻想。

实在实在实在是想放弃的时候，倒地五分钟，然后去看看王铁梅吧。

你就靠在沙发上，看看那个浪漫故事里的女人是如何嚣张，如何灿烂，如何跟这个世界短兵相接，鏖战到底。

宿醉醒来，照照镜子，哦，原来铁梅在这里，铁梅就在我的镜子里。

注：有表演相关的问题可以在评论区提问，我会统一收集然后做一些Q&A的视频回答。

考虑到影视作品的视听性，还是会更多地用视频的形式进行细致拆解，但文章也会一样更新。

文字版指路﹣公主号：宋雯婷（id:swtstory)，视频版指路﹣b站：宋雯婷sweeety文章帮助大家建立更多逻辑，视频帮助建立更多感受。

自取即可。

编辑：朝韶撰文：宋雯婷

当我坐在电影院，看着《好东西》里的都市男人以复述上野千鹤子的方式展开雄竞，我不禁感叹进步主义在国内院线的表达也终于被推到了这样一个前所未有的位置。

《好东西》剧照对知识教育、质询精神和理性论辩（也包括自我反思）所释放的充分信任，使得《好东西》得以呈现出导演眼中理想的现代公民的样貌。

至少在影片中，这种乐观态度成功冲淡了那些来自不公正系统和传统性别气质的压抑，使得主人公们所经历的世界（从社会制度到其中的男男女女）看上去还不至于无可救药。

也是第一次，我们能够在国产电影中看到女性成为更“现代”的那一个，有能力对男性进行启蒙和教育，并且获得男性的认可，尽管这样的场景比现实中来得更晚一些。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好东西》是一部迟到的电影。

但与上映初期一系列“性别对立”舆论试图迅速将其锚定为一部“女性”电影不同，我感到它又绝不仅仅止步于此。

实际上，它在价值取向上所包含的进步主义向度，关乎今天所有人或主动或被动卷入的那个“现代性”。

而许多时候，这样的表达显得虽然真挚，但缺乏对普遍性前提的审视和批评。

当我的心情慢慢从影片所带来的感动中平复下来，我意识它并没有真的说服我。

尤其是，当我想象将影片中的那个社群共同体移植到自己的现实土壤中来，我感到它无法实际存活。

很大程度上，它就像封控期间生长在小叶房间里的那些盆栽，在精心照料下当然可以长得很好，并且令人羡慕，在特殊时刻也可以拿来救命，但相当一部分人永远也不会踏足那个房间，而盆栽也没有能力脱离自己的温室。

谁的“附近”在邵艺辉上一部执导的影片《爱情神话》中，一群上海中年土著可以为了价格不菲的小洋房、破镜待圆的婚姻和出国留学的孩子嬉笑怒骂，围绕断了高跟的奢侈女鞋、沪地特供家常菜点心和传闻中一夜情的欧洲女影星而插科打诨。

而到了《好东西》，各种具有鲜明物质属性的沪地文化符号则基本上屈居幕后，连容易被质疑带有“排外”属性的地方方言也宣告退场。

《爱情神话》中的小洋楼不得不说，这正是影片制作团队的精明之处。

它了解不同人群喜恶《爱情神话》的各自理由。

因而，尽管总的来说，《好东西》仍然像是一出致力于打造上海的摩登城市形象的宣传影片，但预期受众已然从人到中年的上海土著/老中产（包括那些并非在沪出生，但借助改开的“时代红利”得以在本地扎根并老早就获得了市民身份的群体）转向了更为年轻的上海新移民/新中产，乃至更为中下层的“沪漂”人群。

在这种转向或是升级之下，与“老上海人”相关的地域文化门槛得以拆除，与此同时，以女性主义为代表的进步文化则借助影片中所流通的文化产品（包括书籍、电影、自媒体文章等等）和线下的文化消费场景（如艺术展览、livehouse演出、西式快餐厅），试图召唤出一批“新上海人”。

在这样的策略考量之下，我们几乎一点也不惊奇，上海的地方文化主政者会支持这部影片，并将它视为“海派电影”的最新代表作，尽管主角们几乎不再说沪语。

这大概显示了“上海”试图成为某种跨地域新市民文化引领者的努力。

当然，这也是上海如同其它一线城市一样，在大范围和长时间的外来人口流入中，已经不可避免地成为一座移民城市的现实在文化镜像中的反映。

然而，没有哪一种策略是万全的。

如果我们熟悉《芭比》导演格雷塔·葛韦格的前作《弗朗西斯·哈》，那么几乎很容易了解到，一个从帝国边远小城镇孤身前往中心大都市的年轻女性，尽管拥有大学学历和艺术才能，但由于缺乏任何人脉关系和家庭支持，所要面对的艰辛处境。

没有资历的“纽漂”艺术工作者，陷于经济困顿、四处搬家、打零工、阶段性失业和思想迷茫的资本主义城市剥削和异化之中，很难不愤世嫉俗，面对着特权阶层的纸醉金迷大发一番“朱门酒肉臭”的慨叹之词。

这正是我们在那部影片中见识到的女主角的生活。

而令人惊奇的是，对于《好东西》里的女性们来说，有没有钱似乎从来都不是一个太大的问题。

铁梅从传统媒体出局以后，所涉及到的经济考量仅仅是从新小区换到一处梧桐区（老租界）的房子，并说服孩子放弃出国旅游的念头。

小叶作为一个十足年轻的小众乐队主唱（兼接零活儿的音效师）能租住在铁梅隔壁的房子，不仅毫无经济负担，还能拥有大量的闲暇时间用于排练、恋爱，乃至帮邻居带孩子。

也许，这就是社会主义大都市的卓越优越性？

《弗朗西斯哈》剧照如果说《好东西》展示了一种社群互助式的女性共同体范本，那么这样的范本显然不具有普遍性。

借用一个时髦的理论词汇，如果说这就是“附近”在我们城市日常生活中的具象化，那么这样的“附近”未免过于小圈子了。

不过在这里，我不光想对影片所营造出的那类精英社群共同体提出批评，也希望对现实中存在的一部分城市进步社群提出批评。

诚然，进步主义社群的存在本身已经是一个个小小的奇迹。

在一些身份议题和生活方式上受到打击和陷入困境的人们，能够按照个人意志自由选择，组建起传统异性恋核心家庭以外的替代性人际网络，这本就是振奋人心的事情。

但我们如何避免将“附近”变成一个具备过滤性质的容器，并在不经意间用我们所操持的精英话语建立起一层层的文化区隔？

进步社群如何保持真正的“敞开”，并尽量囊括更多的受压迫者，而不是在回避尖锐矛盾的情况下进行自我净化和提纯？

我们不妨来做这样一个思想实验。

假设我们邀请一位从未学习过任何进步主义理论，不懂“上野千鹤子”、“性别红利”和“系统性压迫”为何物的“野蛮人”去观看这部影片，ta可能会得到什么。

也许，在大部分时候，ta看到的仅仅是一些共享着同一套城市经验和文明准则的男人和女人在打情骂俏而已。

ta们之间显然不存在什么根本的利益冲突，即便是微小的争吵也会很快被ta们所共同遵守的“安全词”所打断或化解。

至于“月经羞耻”，“野蛮人”很可能同样有“话”要说。

例如在澳大利亚皮尔巴拉地区尤尔河上游原住民的岩画上，人们就能看到两名一边跳舞一边来月经的女性。

可以断定，在岩画诞生的时期，ta们没有读过任何一本现代作家的著作。

这里带来的启示也许是，当我们将公开谈论“月经羞耻”视为当代城市进步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我们又该如何去处理不同文明当中具有差异性的女性反抗经验？

甚至，当我们假定所有被划为“前现代”的文明区域都存在与我们自身经验完全相符的性别隔离机制，我们如何去避免可能的自我中心主义？

皮尔巴拉岩画气味、阶序与体制纠葛尽管《好东西》存在大量的高光片段，但在两次观看后，最终萦绕在我脑海并令我深感不适的一点是它对“臭车司机”的调侃。

影片试图将网约车内的气味处理为一个纯粹的性别问题。

但它也试图告诉我们，并不是每一个男性网约车司机的车都是臭的。

对于离异并自学上野千鹤子的前夫哥来说，保持车内空气清新是他要守的基本男德之一。

这似乎是影片通过性别反转来凸显男性对女性规训之荒谬的一个例证。

但在我看来，这也是一个利用“气味”的标准来进行社群筛选的例证。

我们最终在影片中只能看到一个“香”的男司机，真正的“臭车司机”群体却是不可见的。

《好东西》剧照稍微搜索一下相关报道，就能知道“气味”不仅仅是一个性别问题。

在上海的“臭车司机”越来越多，是由于长三角临近区域（例如安徽、江苏等地）的失业者不得不来到上海以这种方式维持生计。

城市里的租房和旅馆价格太高，网约车驾驶本身的工作时间又越来越长，导致他们选择长期睡在车里。

某种意义上，将“气味”作为一种带有歧视性的身份等级标签而不自知，使它显得更像是一个阶层问题。

就像《寄生虫》当中，去富人豪宅做管家的基泽，总是被嘲笑带有“搭地铁的人特有的味道”。

不知道搭地铁上下班的铁梅有一天会不会也这样被人揶揄？

实际上，这就是我最担心的问题。

具备文化精英气质的进步市民或是社群成员，尽管秉持着“正直勇敢有阅读量”的道德守则，却依然在自身的“附近”当中选择性地排斥掉一部分人，乃至运用自己的文化优势建立起新的社会区隔。

这并不是空穴来风。

当我们讨论城市女性间温馨的育儿互助时，遗忘的是忙于给女主角们递送晚餐的外卖骑手。

通过将外卖员的形象排斥在荧幕之外，我们似乎坦然接受了零工平台作为城市新型基础设施的合理性，也理所当然地接受了同样作为外来人口的骑手所提供的廉价服务。

当我们借助女性视角去呈现女性搬家服务员的存在，以提高不同工种中女性的荧幕可见度时，却仍然止步于与女性体力劳动者保持一种交易关系，而避讳谈及跨越阶层的女性共同体是否可能，以及可能遇到哪些阻碍（想一想90年代的国产影片《女人taxi女人》）。

甚至，当我们将“正直勇敢有阅读量”作为一个崭新的口号来宣传时，也有意无意地将前两种“好东西”与“阅读量”隐含地联系在一起，从而使得我们对女性主义乃至进步主义习得方式的想象变得单一。

当然，我并不否认提高识字率和受教育水平很重要，但在实际的历史上，一些进步的女权主义者可能未必是接受过现代高等教育的女性，比如走在运动前线的女性工人。

另一方面，如果我们确实秉持阅读可以带来“文明”的进步主义理念，我们是否至少应该尝试在自己的“附近”当中，为那些来自不同阶层的女性打开这种可能呢？

也许要认识到的是，操持着进步主义话语的我们，基本都是在现代国家主导下所建构起来的文字书写和学校教育体系的产物——这可能也是为什么有一整个类型的导演会更习惯于将表达建立在依赖自然语言的台词而不是影像语言的基础上。

而这样的知识建制同样是导向不同社会分工和阶级形成的重要构件。

如果我们足够诚实的话，必须承认：新中产阶层的形成以及地位的巩固依赖于那套将足够“努力”“聪明”和“有能力”的人从内陆低下层遴选到沿海大城市来的晋升机制。

这其中自然地包括了倡导极端竞争、优胜劣汰的应试教育和就业市场体制，也包括改开以来逐渐松绑的户籍管理和人口流动机制。

尽管《好东西》着力于展现的是对某种进步社群生活方式的“理想”，但它仍然无法摆脱这些现实结构的重力。

即便是铁梅这样的母亲，也难免有育女焦虑。

在铁梅与茉莉就出国旅行是否重要所展开的争吵当中，一个呈现为“法国-上海-山西”的地域等级阶序被塑造出来。

而当铁梅以“你已经很幸福了，多少孩子连上海都没来过”这样的话来劝说孩子时，她所输出的仍然是发展主义逻辑所提供的单一价值标准。

当然，在反映现实秩序的层面上，她是对的：影片中没有提及但大多数人了然于心的是，外地人要在上海送孩子进入影片中的公立学校，并让孩子拥有本地高考的资格，父母必须至少有一方拥有超过120分的居住证积分，而这是绝大部分非本科学历和学位的人所无法具备的。

而当铁梅的老家山西只有在被打上“面食”和“平遥电影节”这样的文化消费标签才能和其他地方相提并论时，我们所采用的似乎也已经不是一个山西本地人而是上海市民的审视眼光了。

无意之中，我们似乎透过这样的罅隙窥探到一个成功移民也会遭遇的尴尬境地：一方面，脱离了家乡风土意味着不再与故乡人共享同一种处境；另一方面，在与移入城市的土著们进行的比拼当中，土著所具有的深厚积累使得外来者越来越难以成为“赢”家。

这或许也是茉莉在学校遭受地域歧视和霸凌时，编剧最终选择让孩子既不依赖学校渠道，也不依赖同乡关系（影片中被展示为一种依赖于男性气质的“兄弟会”）来解决问题的现实原因——而当我们在影片以外了解到在我国农民工四十年的城乡流动中（无论是找工抑或城市安居），往往由于缺乏流入地的其它人际网络而不得不依赖于这类同乡关系时，有必要再次指出，这里所凸显的是不同阶层在面临同一问题时所呈现的差异。

而当这一切以一种推动制度改革和现代化治理的方式去结构，并在客观上迎合了相当一部分“进步主义”话语的时候，现实中的进步主义者应该如何去处理与体制的纠葛呢？

一个单身母亲在遭遇育儿困境时，通过寻求同温层互助而不是尝试体制支持的方式去解决问题，这一剧情设定本身呈现的就是特定阶层处境下一部分人群才可能拥有的方案选项。

某种程度上，《好东西》提供了一个不涉及到变革不公经济系统的进步主义版本，使它成为某种舶来“文化进步主义”或“进步自由主义”的晚近案例。

因而，当我们在字幕里提及“fight the system”时，在多大程度上我们必须意识到我们自身也是有待革命的一部分。

当我们提及“进步主义”时，是否有考量它所能达到的效用和限度分别是什么。

代步车、互联网和监控

和大部分观众一样，我十分喜欢的一个影片场景是，当小叶在回家路上被一个陌生男性尾随时，铁梅骑着那辆前夫留下的代步车，飞驰着将尾随者驱离。

正如进步主义一贯承诺的那样：技术革新和生产组织形式的改变，不仅能让人类的物质水平得到整体提高，也让两性生理差异所导致的能力高低变得不再那么重要——至少对于许多现代职业来说是这样。

通过善用这些变化，女性能够推动性别不平等局面的扭转，并占据原本应有的一席之地。

，因此，我们不难发现相当一部分女权主义者对新技术所采取的拥抱姿态。

而当《好东西》采用创造性的剪辑——一种声画不对位的杂耍式蒙太奇来呈现女性家务劳动的瞬间时，这确实展现了为女性意志所用的技术思维。

电影影像技术本身也成为一种代步车，承载了女性主义创作者向四处播撒火种的愿望。

然而，技术并非一种绝对的客观物。

或者说，不能简单地将它视为人的肢体的延伸。

我们可以作这样的加法等式吗——当一个女性加上一辆代步车，她就等同或超越了一个男性。

我想相当多女性不会同意这种说法。

当女性使用一辆代步车去驱离一个尾随的男性时，她之所以选择这么做，必然还有她想要去使用面前这个工具以外的理由，那就是她调动了类似的个体经验，想要去帮助另一位女性。

代步车在由女性意识驱动的社会关系之中，所发挥的功能显然超出了一个标准化的流水线工业品的初始定位。

另一个影片呈现的技术案例来自王铁梅的自媒体稿件。

评论区的“荡妇羞辱”和“母职规训”以及各类没有来由的辱骂对她形成了一场铺天盖地的网暴。

但我想强调另一个层面：互联网成为影片中这位自媒体总编唯一得以接触到“附近”以外不同声音的途径。

这也映照着传统媒体人在新媒体时代被迫转型的缩影——“启蒙”叙事失效后，居高临下的知识工作者应该如何自处？

从女性主义出发，我们再次来到与“女性”交叉的话题：一个进步知识分子（无论男女）可能会持有这样的公民社会理想，即大规模工业生产、知识教育普及以及技术革新会带来一个人人崇尚理性和思辨的现代文明。

但频繁发生的网暴可以说几乎是这一理想的对立面。

几乎每一位进步主义者都会想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

与影片中借孩子之口说出的那番精英取向的抗辩不同，我不愿意采用类似“乌合之众”这样的说辞去批评议论的参与者。

相反，我把今天的互联网视为日常“沉默的大多数”在代表性缺失的现实逼仄环境下寻求心理补偿的一个途径。

这当然是很糟糕的，倒不是由于那些拥有话语权的意见领袖随时需要接受他人的评议和监督，而是由于许多缺失权利的人也容易遭遇无差别攻击。

更糟糕的是，许多网暴者也许真的是在工作生活中无法“代表”自己说话的那群人。

而网络暴力也并没有真的让他们“代表”自己说出真正想说的。

互联网民主不存在。

我想这不是他们原本就更没有能力运用技术去说出自己的话，而是技术在它出现时，就已经作为一个被政治决定的中介物，影响了使用者说话的方式和途径——这其中也包括压抑他们说话。

技术是一部分人的权力对另一部分人施展的过程。

也许，一些女权主义者在这场与进步自由主义的联姻当中就技术问题说了谎。

如果我们可以接受直播带货，用娱乐八卦的自媒体供养不赚钱的严肃报道，并认为数字资本平台可以成为“女性力量”的载体，为什么我们又在影片中刻意隐去地铁安检和推文扫码审核？

审视周遭环境，借助智能治理和安全等名义，民族国家和垄断平台企业推广的多项监控技术，使得当代城市已经成为居民的囚笼。

这显然是一个技术歹托邦，又一次与进步主义者的愿景相背离。

另一个政治联姻的代价在于，人们难以想象用身份认同以外的工具去寻求各类受压迫者的解放了。

“交叉性”的立足点当然一向是好的。

但为什么我们很少承认在那些失业和不稳定就业的工人和农民当中，尽管占一半的女性可能受到另一半男性的压迫，但ta们同时也在遭受上层精英的剥削？

而对于那些仅仅提倡增加女性在高层代表性的精英人士来说，我不相信ta们不会意识到这样的单一策略，将使得大部分女性继续生活在贫富差距拉大的现状之下。

连进步主义者自己也感到害怕的是，相当一部分陷入贫困和缺乏获得感的群体可能转向文化更加保守的立场，寻求民族和国家主义的庇护，从而使得进步主义者在放松国家干预等方面的诉求更不可能实现——这一点与美国的情况倒是不太相同。

我们当然可以轻巧地将这些人斥为没有受过良好教育的右翼民粹。

但是，难道人的政治文化理念是像计算机一样一出厂就储存在脑子里的吗？

这样的局面是如何形成的呢？

几乎在影片点映的同期，美国总统大选落幕。

接近文化进步主义立场的民主党候选人哈里斯在选举人票较大幅度落后的情况下宣布败选。

就在影片上映的当口，导演由于给一条推文点赞就遭到众多女性粉丝的攻击。

一些评论似乎认为这是网络“激进女拳”对她们的温和代言人的抛弃。

但这里有必要做一个不同的假设：当一个身处三四线城市或是更边远地区的女性发现自己无法（或没有能力）复制《好东西》里的“进步”经验时，她有没有可能会感到自责。

一种模版化的女性困境解决方案是不存在的。

而《好东西》作为由少数具有完备文化工业生产能力的中心城市制作出来的流行文化产品，当它借助强大的发行而得以被全国各地院线的女性观看，这中间是否也存在一种权力关系？

它需要为此负责吗？

这是一个有待讨论的话题。

但至少，这起“背刺”事件本身就与影片所构想的女性社群形成了不小的张力。

另一起值得提及的事件是，曾在互联网上被女性社群“米too”的男性心理咨询师李松蔚这次公然出现在了影片的致谢名单，引起不小的争议。

然而电影团队和导演本人至今都没有就这一指责作出回应。

片方的态度令许多女性社群成员都感到失望。

如果说质疑权威是进步主义者眼中公民教育的必修课，我们如何看待既有电影体系中导演与观众的权力关系？

又如何看待意见领袖与粉丝之间的权力关系？

我想《好东西》为我们开启了又一个讨论这些问题的起点。

然而，相关讨论都由于眼下舆论环境的促狭、行动空间的萎缩以及基于身份认同的更加严厉的道德检视而变得过于小心翼翼。

在影片中，铁梅和小叶有一场天台谈话的戏：当铁梅哭诉她发现自己原来什么都做得不够好时，小叶说，你不需要做好每一件事。

这场戏令人动容，也反映了女权主义者在寻求系统改变过程中的两难：是身心俱疲地努力成为系统所认可的那个“强者”从而掌握规则制定权，还是承认女性不可能成为这套系统中的赢家，因而需要建立一套新的游戏规则。

问题的关键或许在于，新的“游戏”究竟从哪里开始？

一个略微悲观的想法是，《好东西》6亿票房的1000万观众，仅仅是十数亿人的不到百分之一。

而这已是一个不小的成就。

某种程度上，王铁梅局促的“附近”也是时势使然。

当她面对小马讨好式的询问，她也会恼羞成怒，不愿意回忆起她作为媒体记者的那段年轻时光。

也许，连她自己都不愿意生活在当下这样无法舒展的空间里。

但她暂时没有办法。

而她可能已经没有足够的力气，像茉莉一样从某些柜子里走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