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飞的女孩

看完《飞女》的第一观感是觉得电影中的2个主要人物“田恬和方笛”太不幸了，他们的原生家庭和生活遭遇很直白的呈现了“女性的困境”。

但我们只要深入的“二次体会”就很容易察觉，其中配角，即方笛的母亲（田利华），是更隐蔽的悲剧，是更深刻的困境。

在事业上，田利华是一个非常能干的女性，她具有敏锐的商业眼光和“杀伐果断”的执行力，她经营的服装厂是一大家人的生活经济来源，试想，如果田利华是一个男性，那么这样的成就，在今天的评价体系下，几乎就是成功人士的定义，是“东亚大家庭”里最有话语权的人。

一个大家庭里再有什么不和谐或恶果，都轮不到这样一个人来“背锅”。

可田利华却在影片的最后检讨自己的过错，她似乎在真诚的反思自己，检讨自己。

“我不应该做生意，不应该去吃那顿饭”，似乎整个家族的不幸，都是因为自己做错了这两件事，才导致弟弟，以及自己的下一代有了不幸的结局。

我们不难意识到，这是一个典型的受害者有罪论，是这个父权社会把一个“受害者”变成了“原罪”。

这是一种结构性的压迫，无声的责任转接，与集体性潜意识的冷漠。

我们该追问的是，是谁（什么）导致了她们的“错”我们发现田利华身边的3个主要家庭男性都是“无能的”。

她的父亲面对一个“吸血”的儿子，能做的也只是在餐桌上直言不讳地表示后悔生下这个儿子而已，除了摔盘子无能狂怒之外做不了任何事情，这种不痛不痒的行为，实际上是对儿子的一种隐晦的纵容。

她的老公扮演的是她生活和事业上的助理，弟弟和弟媳刚生产回家后，他只能是去厨房煮面条，生意上也给不了田利华任何有价值的帮助。

她的弟弟则是她人生背负的最痛，最重的枷锁，一个彻彻底底的“吸血鬼”，由男性主导的一个错误的饭局，一个错误的行为，最后这个“罪”却让她来承担。

事业能力极强的人，在面对家庭问题时，却无能为力。

田利华除了嘴上一遍一遍重复“别吵了”之外没有任何有效的办法。

正如面对吸血的弟弟，能做的只有无底线，无止境的包容和让步生意上的“杀伐果断”在家庭问题上突然消失了，她甚至不如田恬有勇气，敢于举报自己的父亲，这是田利华人性中软弱的让人愤怒的地方，除了哭就是哭，但我们已经不能再对她要求的更多，我们需要思考的是，“多子女时代”，姐姐为什么会忍气吞声，以折磨自己，甚至不惜毁掉整个家庭幸福为代价而包容吸血的弟弟。

似乎女性天生就要承担这样的天职？

显而易见，她是父权社会“男性优先”思想的受害者。

是东亚家庭结构里典型的“扶弟魔”。

因为情感，特别是中国特有的家庭伦理，这是深植于文化基因中的。

“你必须对这个家负责，尽管这个家的衰败并非由你造成”。

这样的“性别-权利义务”关系存在先天的畸形，是田利华悲剧人生的根本原因。

这是中国宗法社会难以解决的问题。

影片最后，方笛成为真正的女将军，从城楼上一跃而下，她“飞”了起来。

方笛的人生或许很悲惨，但至少在影片的结尾，她觉醒了。

这是勇气的隐喻，是女性英雄的史诗描写。

田恬敢于举报自己的父亲，是一个“趴着的人”在精神上站立了起来，是顽疾思想的解放，是走出传统家庭伦理束缚的伟大实验，是巴士底狱般的胜利。

但田利华却并没有觉醒，她的一生都在“责怪自己”，认领了本不应该是自己背锅的过错。

如果田利华不应该做生意，那么谁应该做生意？

田利华不应该去吃那顿饭，那么谁应该去吃那顿饭？

田利华，“错”在哪里？

错就错在，她不应该认领那些“错”。

重复，或者说复写，是解读《想飞的女孩》的一个关键。

在这短短几天，但又贯穿二三十年的时代叙事中，我们能看到很多次不同意象的“重复”。

在这些对不同概念的复写中，由方笛和田恬命运所牵引着的主题一点点浮现。

它们就像身为武术替身，一次次被投入水中，最终却根本不会在银幕上出现的方笛所经历的那样，一些人，一些事，始终在历史的波纹中重复着，但他们的身影却始终在其中隐没，如同方笛一次次没入水下，那是女性们，不同却相似的悲剧命运。

文淇在片中饰演的武术替身方笛，可以说就是一个始终在重复着不同动作的角色。

“重复”就是她这个角色的关键词。

因为武替做的，往往都是那些难度高的、或者主角不愿意做的动作。

难度便意味着重复，于是在她出场的第一个飞上屋檐的镜头里，我们看到她也重复拍了好几次，才完成了这个动作。

在这个场景里，她的确是在“飞”。

但这一次次的飞，更像是被身上的威亚所穿透、所束缚、所控制的，提线木偶般的行为。

那并不是飞。

很明显地，那场同样被数次拍摄的生理期下水戏，也是一种“重复”，由于方笛的拒绝，这种重复甚至带上了某种惩罚的意味。

方笛的梦想当然不止是做个武替，她想成为一位演员。

但成为演员以后就会更好吗？

影片用一场非常讽刺的戏，为我们暗示了答案。

在唯一的一场，方笛最接近演员梦想的试戏场景里，方笛也“重复”表演了两次。

可那些姐妹相争的戏份显得是那么的虚无和荒唐。

即便是站在一旁偷看，对表演毫无经验的田恬都能够从这枯燥的表演中感知到，这是毫无意义的“重复”。

但电影不就是由许多无意义的“重复”构成的吗？

留在银幕上的那些时间背后，是演员以及其他工作人员们反复调试出的精准，他们一遍遍在重复中蒸馏出的，是有关电影的那些决定性瞬间，是会被我们记住的有意义的时刻。

于是，这些“无意义”的重复在叙事中便构建出了关于重复的“意义”，那是方笛所谓梦想的虚妄，也是影视城的虚假浮华的虚妄，而对于电影拍摄带来的那些隐形的、幽灵般的、从来就不可见的无数的重复来说，《想飞的女孩》，也由此完成了它对电影本身的自反。

同样的“重复”，还发生在田恬的命运里。

她受累于父亲的过去，因此被犯罪团剥削。

她也受累于父亲的现在，始终逃不开被父亲吸血的困局。

她显然也在重复着父亲的悲剧命运，父亲是弟弟，在能干的姐姐面前，是家里不成器的最小的那个。

而田恬自己，也仿佛复刻般成为家中最小的、也最差的一辈。

这样的她，还未婚先孕，生下了最小的女儿露露。

无需多言，露露显然也会重复她母亲的悲剧命运。

就像乌鸦作为田恬这个角色的意象，反复在片中出现，甚至还被田恬纹在了自己身上，她身上从小到大始终存在的红色元素，乌鸦的黑色不详，女儿的未来，都是她这个人物命运的“复写”。

从田恬的“红色”开场这是个很残忍的现实，对那些始终处于社会底层的人们来说，挣脱这种命运，可能需要好几代人的时间积累。

回头去看影片那段用画幅区隔开来的90年代叙事，就会发现故事并没有太大不同，上一代的悲剧命运，让这一代身上的复写显得更为清晰了。

方笛母亲是那个撑起整个家族的人。

她开设服装工厂，在重庆朝天门市场、全国最大的服装批发市场之一兴起的年代，她是那个走在前面，愿意去赌一把看看的人。

她不仅养大方笛，照看弟弟，甚至还一同养大了田恬。

但就是这样一个主心骨女性，在影片的大多数时间里，整个人就像淹没在逼仄的家庭作坊空间和布料的阴影中，我们甚至都不太能看清她的脸，换句话说，她淹没在劳作中，也隐身在家庭历史中。

方笛母亲的家庭作坊于是她也就成为了所有人。

就像无数同样淹没在家庭命运中的女性——那些曾浸泡在厨房里，从未被看见的女性；那些在扶养中被剥去了自我，只拥有母亲身份的女性；那些即便职业有成，却仍旧被要求母职、妻职，才能被认可的女性。

饶有意味的是，就连方笛母亲“疑似被性侵”这件事，也是隐没在叙事中的。

故事中的人们，尤其是她自己，都没有正面提及这段创痛。

唯有弟弟在彰显自己为这个家牺牲了多少的争吵中，才隐晦地提及自己是曾因此为她出头，才导致入狱。

可笑吗？

当一位女性足够强大，她就可以被整个家庭榨取。

而当一位女性不够强大，她所遭受的伤害，又成为了这个家庭悲剧的来源。

而当她真的失败，那世界又最乐于看到这样的受害者，因为所有的责怪就都因此有了去处。

方笛母亲的这一代，也是曾经试图挣脱命运的。

但悲剧仍在重复。

影片最后，方笛穿着田恬的红毛衣回到“家”，那个被搬空的服装作坊，对着母亲说“田恬安顿好了，露露我要带走”的那个时刻，就是三代女性的命运共同体，依然被困住的时刻。

从这个层面上来说，《想飞的女孩》试图描摹的，是始终隐秘发生在时代与城市的历史命运中的，那种悲剧、困顿、无法摆脱也难以跨越阶级的，属于小镇工民商阶层的代际传递。

优渥与精英的人生可以被复制，被再生产，贫穷与悲剧也是。

这种在不同代际间传递、复制、复写的命运图谱，已经近乎微观人群的时代史。

方笛的父母一代，差不多是六零年代生人，在八九十年代正值青年。

他们有一些眼界，有一点触角，还有很多勇气，但他们所能触及到的，大概只是时代浪潮的余波。

于是他们跟着浪潮冲进重庆的朝天门服装市场，拿回一些样衣，在家庭服装作坊的逼仄空间里打板、做样、跑货，或许暂时借着潮汐在高位看到过那么一点点的海平线，却又很快被浪头抛下来。

属于他们的空间，始终还是“家庭”这个空间而已。

这个空间曾经变成工厂，却又很快被搬空，流进过一些财富，却又很快分到更底层的工人们手中。

就像片中，那些本来要离开服装工厂，却在看到方笛母亲手里成沓的现金后，又坐回缝纫位上的女工们。

无论时代和投机曾赋予这个空间什么样的可能和意义，它都改变不了贫穷的本质。

方笛和田恬所代表的新一代女辈，其实也是一样。

她们曾试图走出去，虽然是以不同的方式。

这些方式或许有些粗暴，就像方笛身体力行想要实现演员梦。

这些方式或许有些笨拙，就像田恬想要生下女儿来重新开启人生。

但她们，是在往外走的。

在这些往外走的时刻里，她们曾经上山下海，却还是被困在麻木的躯壳之中；她们不是没试过升上高空或是沉入水中，但那所谓的磨炼或努力不过是世界为她们打造的幻梦。

就像方笛和田恬最后躲藏的那个影视搭景山洞，暂时安全，“像梦一样”。

最后想来说说的，是“幺儿”这个词。

我自己是四川人，影片的故事发生地是重庆，幺儿这个词，是川南地区对家中最小孩子的称呼，可以是女孩，也可以是男孩。

电影开始和结尾的最后一句台词，都是“幺儿”。

这个呼唤家中最小孩子的词语，却在一头一尾和影片中段反复出现的场景中，表达了完全不同的意味。

开篇，是犯罪者用“幺儿”这个词来叫醒田恬，温软的词汇却仿佛是地狱。

故事中间，田恬的父亲找上门来索取，大叫着“幺儿”，却只会让人觉得恐惧。

影片的结尾，一切回到开始，刚出生的田恬被带回家，彼时刚刚明白“爱”为何物的小方笛，试探着对这个小婴儿喊出了“幺儿”这个词。

因为她的到来，“家里最小的孩子”这个身份发生了转移，方笛成了姐姐，也就成为了现在时间线下，田恬向方笛求助的开始。

多么唏嘘，这样一个意味着血缘纽带的词，可以在这些重复中生发出完全不同、甚至相反的意义。

它既可以意味着拯救，也可以意味着毁灭，就像家庭关系在困顿的生活中既可以是生息之光，也能够释放出碾碎我们人生的摧枯拉朽之力。

所以，方笛最后告诉母亲，自己要带走露露抚养，不就是又保护了新的一代“幺儿”吗？

对于自己生活都已经如此困顿的方笛来讲，我们很难说，这会不会又是新一轮破碎女性的命运重复。

但这不就是“她们”面对明天的力量吗？

就好像文晏此前在《嘉年华》里，也让小米飞驰在前途未卜的公路上。

明知路的尽头已无去处，她们还是要上路；明知前面是废墟，她们却还要向山海迈进；明知已经身陷囹圄，她们，却还憧憬着要去看一场日出。

1.妹妹的人物性格。

没有一场戏能表现刘浩存的人物性格，告诉观众她都选择合理性。

找了个黄毛、生了个孩子，莫名其妙。

为了挣扎而挣扎。

2.姐妹俩人命运纠葛的必然性。

咋了，表姐妹就必须互相救赎？

别说不是一个妈生的了，就算是亲兄弟姐妹、父母亲子又如何？

人都向阳而生，中国这么大且自由，有什么必然性一定要被一个吸毒的男性长辈困住人生？

断亲是什么很难的事吗？

请导演告诉我不断亲的必然与合理性吧……设置一个表姐妹就以为可以不去做应做之工作，都不如做两个陌生女孩儿之间的故事。

3. 开超市那男孩儿是什么背景和性格？

为什么要帮这姐妹俩？

咋着，来配合拍青春偶像文艺片？

生活不太艰难，做生意是副业？

4. 电影的质感来自一个个戏，每个有效点戏都是无数的细节堆积出来。

但这个是啥？

除了文琪自身的演技在尽力在有限空间里做出人物性格，这里面每个人物刘浩存演的妹妹、姐姐的母亲姑姑、开超市的男主，有一个人物站得住脚吗？

最后结尾，啥也不是

很久没看过这种烂片，导演用无比空洞的剧本，极其肤浅的比喻，初中生作文水平的点题包括但不限于多次出现“我想飞”这种直白台词和方笛结尾化身“乌鸦侠”飞走的雷人一幕，来妄图吹嘘这就是自己心中的女性题材。

不是女导演女主演加双女主设定就叫女性主义了好吗？

影片处处堆砌苦难，极力营造两姐妹糟糕的原生环境和难以脱身的现实泥沼，却从未深入挖掘造成苦难的根本原因，仿佛一切苦难都是因为有个自甘堕落的爹，这种偷懒的处理把导演想要展现的一切现实主义都变成狗血大杂烩，看得人简直如坐针毡。

何况田恬直到最后也没能摆脱凄惨的命运，看完日出就被突然出现的反派抓住淹死在海里，大有刻意悲剧之嫌；而方笛身为姐姐从始至终都在为家庭付出甚至牺牲，没有看到导演对姐姐这一身份的思考，只看到姐姐这二字背负的血缘责任，让双女主的关系从所谓互相救赎变成姐姐对妹妹单方面的倾力帮扶，这何尝不是另一种对女性身份的束缚？

此外，电影除了两个主角，其余配角几乎都是呼之即来、挥之即去的工具人，没有任何值得一提的塑造，让本就造作刻意的剧本变得更加单薄乏味。

尤其是反派一行人，没有能力进行类型杂糅就不要硬融，莫名其妙的喜剧效果也是尴尬到好笑了，很难不让人怀疑文晏是不是中途跑去蓝翔深造了，才能一下子掉档这么多。

很难想象女导加两个新生代这么有灵气的女演员整出来这么一个烂剧本，东一榔头西一锤子。

语言上，一会儿方言一会儿普通话这是要干什么。

角色适配度上，浩存跟女儿像姐妹，女儿存在的意义实在是说服不了观众，文淇戏的情感一下一下的转变得很突兀（不先交代前因后果你放多少遍儿时回忆都没有用😢）。

打着双女主的旗号，加了这样多莫名其妙的男人戏：突兀好心且爱说教的便利店老板、好像在拍杂志大片且担当不合时宜搞笑戏份的反派三人组、贪心的要钱还要爱的反复出现的最后还要靠警察把他抓了才能解决的爹……存也在这部片流了太多看着很好看但是对人设毫无帮助的眼泪，活得一直很痛苦但是自己举报了爹看着他被抓了还要哭的眼泪，突然去看日出然后看着大海哭了的眼泪，还有很多湿漉漉的眼眶，导演是不是太滥用了……无论是剧情安排还是形象构建，都给人一种直来直去硬塞的感觉。

你要讲姐妹情吧，没讲清楚一开始矛盾点是什么；你要讲少女失足吧，后面真的就这样淹死了；你要讲原生家庭吧，姑姑又做错了什么，然后结尾还来回顾幸福开始。

最后搞成了一个禁毒+未成年性安全教育片，很难让人不骂。

最后还是要补充一句，浩存我先不说了，文淇你演坏人戏比演好人戏出彩。

你们不要再装简简单单纯纯爱爱姐妹情，也不要擦一些骗女同进去杀的边，搞女同星恨是你们最后的出路。

（哦，这部片子的恨也没拍出来，以至于什么样的爱都太莫名其妙

（首发于「陀螺电影」）插叙的段落意指快速发展社会所留下的罪恶滋生的现状，可惜呈现得过于抽象，对于影片也许必要，却始终找不到合理的现实面向。

对于这些段落，影评人Nanako认为他们被使用得过多，导致影片有些混乱。

事实如此吗？

影片每次进入闪回其实都已经把握到当下叙事情节“需要发生中断”的时机，不顺势进入另一条线索，就会陷入紧绷而尴尬的状态，无法动弹。

不过这种时机的把握无法看为导演自觉的调度。

不像《嘉年华》谨慎而有效的回避，文晏导演类型叙事的缺点在这部影片被放大了许多。

不管是回忆还是当下，每个场景被带到高潮的方式都低级得趋同。

制造一个惊诧的动作，然后重复。

砸门、撞墙、注射、怒吼、追逐、扔盘子，威亚吊的几次牵拉（同时可怕的逼迫）还一定要撞上生理期的折磨。

类型片的影迷其实不难看清，这些为了无效地传达紧张的动作与语言，只是导演没有尝试寻找更合理的方式。

所以当演员摆出这些姿态——即使完成地出色——看起来都过于滑稽。

更何况她们还要正经地说话与表演，直至场景抵达某种预定的力度。

实在难以抑制说出那个最难绷的段落，她们开始使用逼迫的语气，话语反复拉扯，然后用方言念出最令人震惊的“我杀了人”。

文淇试镜那场戏的笑场，可能是安放这些滑稽的写作的合理选择。

不过还是更难想象在这个安排了各种吸毒、赌博、黑社会运作的议题的影像，如何能使两位00后演员摆出谐谑的姿态。

尚可理解，导演在其他地方制造了错位，把黑社会进入片场的部分写成了黑色幽默的段落。

遗憾的是，两位硬汉与一个怂货的配置，还是呈现为了国产小品喜剧的桥段。

黑社会控制的毒、赌的犯罪系统，这些宏大的罪恶，在现实中是失真的吗？

令人怀疑。

不过影片所呈现的至少是这样——前文所提到的国产喜剧配置，就是一个微不足道的佐证。

两位女性如何亲历、纠缠并尝试逃离这些危险？

《嘉年华》用两种互不交汇的路径，以受害者与旁观的、以另一种方式亲历的形象，各自敞开视角。

至少两种视角都有一定的说服力，我们能从看到一些东西，将其组合，能将那些罪恶的系统呈现为局部，隐藏着危险的联系。

而《想飞的女孩》舍弃了那些原可以很珍贵的东西，我们不再能看到那些视角的差异性，她们共同面临的危险，都被抽象为空洞的、不可靠的类型元素。

近期工作繁忙，难得悠闲不知道寻些什么电影看，正巧在豆瓣寻片看到这部今年柏林金熊奖提名电影《想飞的女孩》。

之前也在网上看到一些相关的报道，但不知道何时上映的院线，也不清楚何时上线的b站，好像热度都不是很高，想着今年影展尚未接触，便在b站寻来一看。

电影相较于常规的欧洲电影还是更偏向于剧情一些，主要讲述了多年未见染上毒瘾表妹突然闯进作为临演的表姐生活，电影意在凸显姐妹情深相互和解的故事，同时突显出毒品对于人的迫害。

在剧情安排上电影略有诡异的地方是电影安排了一组贩毒团伙来找妹妹，但是导演似乎想在里面融入一丝荒诞的幽默感，可这点荒诞与电影的主体略有不搭，反而破坏了氛围的塑造。

同时演员普通话掺杂着方言的表演方式进一步加深这种割裂，这种两者掺杂的方式很难让观众完全融入到氛围里面，不如全程重庆话或者普通话。

这种感受就有些像结尾一幕中姐姐面带泪滴，然而转身而下的却又是蝙蝠侠一样带来的奇怪的感受一样。

电影采用了16:9和4:3两种画幅，4:3主要用于回忆，而16:9用于讲述当下发生的事件，电影也尝试使用了更多的色彩表现，如开幕就使用了大幅的红色渲染了一种血腥的氛围，但从整部电影看下来我对于电影的灯光是不够满意的，首先是在回忆篇幅中，明显电影的调色会有异变，室内场景的光感和画质相较于室外环境也略有差异，而过分清晰的画面也让人对这个回忆画面的感受有些下降。

不知道是不是使用电视观看的原因，部分场景下白光过曝，暗部过暗的问题在一些场景里也会出现，这是我不想在一部提名电影中看到的场景。

电影作为一部包裹着犯罪片外壳的文艺片，总体完成还算合格，但略微刻意的安排使得电影的情感不那么真挚。

海边沙滩的场景似乎在无意识的模仿了《四百击》，但过分的刻意也使得这种意境描绘有些落入了俗套。

个人评分:6.12分，值得鼓励，但确实算不得佳作，乘兴而来，失望而归。

【-10000 +】🤮救命！

我滴妈！

我寻思着看预告的时候也没觉得这电影能差到这种程度啊😱糟点比优点还多得多，整部片子看下来只有几处地方我觉得稍微尚可，其他可以说是一无是处．．这里就罗列一下吧：1．女性主义怎么也搞起卖姬来了？

🧐😅而且还卖的一点都不好，特别的别扭。

也白白浪费了文淇和刘浩存的演技2·这种事情报个警你是要死人吗？

为什么不报警？

😅3．反派是在你们两个的身上装了GPS吗？

到海边看日出都能被发现😤4．你乌鸦为意象能不能不要时不时的就刻意的点题？

真就内容不够乌鸦来凑呗。

最后忍者给到海滩的时候那个沙滩都能给你弄一个乌鸦的形状出来。

😅5．你们两个一直在说飞飞飞到底要飞啥？

摄像结尾像蝙蝠侠那样飞上天吗？

😅6．最后那个镜头被全网喷不是没有道理，这是致敬蝙蝠侠吗？

你若是想拍像女侠一样飞起来，能不能换一个不那么突兀的造型？

7·堪称年轻版更烂版乔妍的心事：一个是通篇都在说要飞，但是到底要飞什么？

😅元素特别冗杂，讲啥都没讲好，也没讲出个所以然。

一个又是标题叫乔妍的心事，通片看下来都不明白她的心事到底是啥？

合着就内容跟标题一点都不贴呗。

8．看来最精彩的东西存在预告片里的放来欺骗观众9．柏林主竞赛是怎么看上这片的？

这片又是怎么能入围的？

10．文宴导演作为之前拍出过嘉年华的伟大的女性导演之一，我原以为这次她又拍女性主义作品，肯定拍的很好，而且说不定还能让里面的两个女演员拿到双黄蛋影后。

结果就整这出？

这拍的都是些什么鬼？

有点担心她接下来的阿尔茨海默之家了。

😅11．唯一深刻的是最后结尾那里两姐妹初见的那段童年回忆拍得还不错，那的转场还可以。

还有就是文淇作为替身，然后吊威亚的这个身份设定也算是比较可以，有一定的隐喻在．12．弄个乌鸦的海报还抄袭人家真的是笑死人😅13．请问这两位男主的作用到底是啥？

起到了什么作用呢？

我发现这么多部电影看下来都发现了一个共同点，就是现在的很多导演都喜欢在电影里面加一些可有可无的角色，而且还是担当大梁的那种。

但是整部片子看下来，却发现他们没有任何用处。

😅最后：14．以后的电影能不能别说四川方言了？

😅

01欧洲三大电影节更关注电影语言的创新

南都娱乐：你之前的作品都参加过柏林国际电影节，这次携《想飞的女孩》重返柏林，有什么新的感触？

文晏：很多东西没变，也有些变了，感受依然不错。

柏林国际电影节仍关注多样性、创造力和新电影，与时俱进。

这次有女性主席，更多女性创作者来到平台，是件可喜的事。

《想飞的女孩》在柏林国际电影节首映后，国外媒体和观众反响都挺热烈，大家对中国新生代演员感到耳目一新。

他们以往对中国电影的了解多停留在第五代、第六代，对演员的认知也限于几位前辈。

这次看到新颖的电影，尤其是将女性置于重要位置，大家都很欣喜。

许多朋友从各地来柏林观影，如波兰导演杰兹·斯科利莫夫斯基（代表作《驴叫》），他专程从华沙坐火车来看后表示非常喜欢，将二三十年的复杂历史融入两姐妹的救赎故事，结构新颖，非常精彩。

南都娱乐：本片在柏林国际电影节给到你怎么样的反馈？

文晏：作为艺术电影平台，他们更关心电影语言的创新，如这次新颖的叙事结构和类型融合，大家觉得很好，他们对电影本体更感兴趣。

欧洲三大电影节从上千部电影中选出二十几部进入主竞赛，他们寻找在电影语言或叙事角度上有新意的影片。

南都娱乐：电影用了很多交叉闪回的叙事，是否在剧本阶段就想好使用这种叙事方式？

是否担心打乱情绪？

文晏：这部电影剧本是这样写的，必须用交叉闪回。

用正序顺着讲一个人经历的二十年太传统，两姐妹的人生并非时刻在一起，有很多分离。

当回顾二十年交往时，想到的是像珍珠一样的片段，闪光的瞬间或铭记的痛苦。

我们跳过了冗长的日常，突出了她们在一起的瞬间，剩下的容易脑补，反而增加了情感浓度。

我们从剧作到剪辑都紧密沿着情绪走，情绪可以跨越时空，看到某个东西可能瞬间联想到十年或二十年前的瞬间，这是情感流动的方式。

情绪不是线性、逻辑的，剪辑和叙述沿着情感脉络。

有的回忆从方笛起，有的从田恬起，有的终结于同一个人，感觉是她此刻的思绪，有时从一个人走到另一个人，似乎是两人共同的梦境分享，因为有些是两人共同的回忆。

我们用情感串联电影，闪回叙事做好了不会打乱情绪。

南都娱乐：从《嘉年华》到《想飞的女孩》都拍摄了两个女孩的故事，你为什么喜欢设置一组女性对照的角色？

文晏：我并未刻意去构思，但这一切自然而然地呈现出来，因为故事是以一个家庭为单位展开的，所以自然而然地会有不同的人物扮演不同的角色。

在年轻人面临的重要课题中，如何处理与家庭的关系尤为突出。

同时，女性在成长过程中往往会以女性长辈或姐姐为榜样，这种女性间的关系无处不在。

因此，我的作品中不自觉地融入了这些主题。

02“我带着强烈的痛感拍这部电影”南都娱乐：文淇饰演的“方笛”的身份是个替身演员，影片中有很多她拍戏的画面，为什么要安排几场有元电影意味的戏中戏？

“武替”这一身份是不是一种隐喻？

文晏：首先说明，所有角色都有真实原型。

方笛的原型是我认识的演员。

外界常以为演员之路光鲜顺遂，实则无数“小演员”在生存线上挣扎。

有位女孩令我印象深刻：当缺乏机会时，她选择做武替，因为娇气的女演员不愿演。

我亲眼看过她提供的训练视频：翻滚、攀高、入水……这些震撼画面自然转化为影像语言。

选择武替既源于真实素材，也因为电影是影像艺术，武打动作的视觉冲击力无需台词赘述。

至于隐喻意义，是创作完成后的自然延伸：正如女性在历史中常处“隐形”状态，恰好吻合了武替“付出劳动却不见面容”。

这是个水到渠成的隐喻。

南都娱乐：文淇在戏中饰演刘浩存角色的表姐，但两人真实年龄，刘浩存其实是年长于文淇，让文淇扮演姐姐的角色，刘浩存饰演妹妹的角色，出发点是什么？

文晏：这是人物性格和特质决定的。

银幕上的年龄感不一定与真实年龄一致，造型也能帮助塑造。

最重要的是人物性格和人生经历与演员形象吻合。

我先定了浩存，她的脆弱感、破碎感和不服输的韧劲、叛逆劲很符合田恬。

之后我在年龄更大的女演员中找方笛，但没找到符合气质的。

后来找到文淇，她拍出来显得比她本人成熟，像拍摄《嘉年华》时，她是12岁演16岁的角色，她确实看上去像16岁。

我看了一些文淇的照片，觉得她蛮成熟，就让她读剧本，看她怎么感受。

如果她觉得离方笛很远，我不会非要她演。

但她读完觉得跟方笛更贴近，就定了她。

南都娱乐：片名《想飞的女孩》，英文片名Girls on Wire（钢丝女孩），是对立又统一的状态，当初为何这样取名？

是否在呼应某个时事事件？

文晏：虽然看上去对立，但它们是同一个意思。

想飞是因为有束缚，有对立也有统一。

这概括了女性的现状，两千年的规训和约束使女性负担更多，要突破的困境更多。

电影鼓励女孩在困境中勇于突破，彼此相助。

两个片名异曲同工。

正如刚才所说，电影中的每个人物都有原型，只是未成为公共事件。

这是部非常个人化的电影，写剧本和拍摄时，我心里始终装着她们。

有人观影后感到强烈的痛感，这是对的，因为我内心同样痛苦，才会如此拍摄。

像拍《嘉年华》时，我在微博上看到一个女孩的求救，但几天后她的声音消失了，这深深触动了我。

这次故事里的人我认识，有些见过，有些看过照片，了解她们的故事已有七八年，她们如同我的亲人朋友。

我带着强烈的痛感拍摄，讲述这些故事，同时保护她们，避免再次受伤。

电影的痛感非常真实，希望大家知道世界上有些角落正发生着令人痛心的事，我们能做的是让更多人知晓，减少遗憾。

南都娱乐：如何看待观众说文淇的角色结尾化身蝙蝠侠？

文晏：首先不是蝙蝠侠，应该叫是乌鸦侠。

电影中文淇一直吊在威亚上，我们看到她的艰辛。

最后她穿上妹妹的红毛衣，姐妹合二为一，她带着妹妹，妹妹激励她面对现实，鼓励她继续人生。

站在城墙上的是她和妹妹的新人。

这是我的愿景，也是对所有女孩的愿景，她一定能起飞，哪怕化身乌鸦。

乌鸦是被污名化两千年的神鸟，在《山海经》中是每天带着太阳日升日落的上古神鸟，古代叫金乌，但今天大部分人认为乌鸦不吉祥。

我们应为乌鸦和所有被污名化的女性正名，所以她化身乌鸦侠飞上天空。

这是我的心愿，相信所有女孩都能做到。

南都娱乐：刘浩存扮演的田恬穿着件醒目的红色衣服，让人想到《辛德勒的名单》里的那个被屠杀的红衣小女孩，请问这一服装设计是否有什么特殊考虑？

文晏：我没那么具体去想。

田恬的人生从美好开始，但很快被阴影笼罩，她始终在求生，面临死亡、痛苦和流血，红色是她的颜色，既是生命又是死亡。

方笛早早离家，用厚壳包裹自己，她的颜色是冷的，电影中她的片段是冷色调，蓝和黑。

我们用两个色系定义两个人物，概括她们的一生，也是电影影像的视觉表达。

03女性题材的处理，警惕概念化南都娱乐：去年国内出现多部女性题材作品，影迷称之为女性题材觉醒元年，对此你如何评价？

国内电影人对女性题材的处理还有哪些突破空间？

文晏：涌现如此多的女性作品真是令人欣喜，大家也能更积极地参与讨论。

比起2017年《嘉年华》上映时的氛围，如今的情况有了显著改善。

那时，许多人对于女性话题讳莫如深，讨论范围狭窄且缺乏学术支持。

如今，女性话题已成为日常讨论的一部分，这无疑是一个巨大的突破。

然而，在女性题材的处理上，仍存在一些问题。

当我们学会了一些概念，比如避免“男性凝视”，有些人便开始机械地套用这些概念。

在最近的采访中，我提到，回顾过去100年的电影史，有许多优秀的男性导演作品，它们以男性为主角进行叙述，这本身并无不妥。

问题在于，是否有同等数量的以女性为主角、从女性视角叙述的电影？

试想一下，如果将你最喜欢的电影中的男性角色替换为女性，这样的电影你看过吗？

你能接受吗？

这样的设定成立吗？

通过这样的思考，你会发现，令人印象深刻、富有深度的女性角色实在太少了。

作为女性创作者，在创作女性电影时，我们不应先入为主地规定哪些人物可以写，哪些不可以写。

相反，我们应该尽可能创作出我们熟悉的、多样化的角色类型，避免将女性局限于“男性凝视”下的圣女或蛇蝎美人等刻板印象中，填补这些角色之间的空白。

首先，我们需要让女性角色在数量上与男性角色持平，然后再进一步探索。

这是当前的首要任务。

南都娱乐：你提到要警惕概念化，你的几部作品都有原型人物，这是你规避概念化的创作方法吗？

文晏：对。

电影创作必须感性加理性，缺一不可。

我的灵感来自具体的人，打动我的人，选演员也是。

无论她之前的作品还是照片，有打动我的地方，我才会选她。

创作过程中不能只停留在感性，要上升到理性，在理性和感性间反复调和、检验，这样作品才能感动人，又有理性高度。

这是我的创作方法。

不要概念先行，概念先行是空洞的。

南都娱乐：接下来有什么创作计划吗？

文晏：这几年，包括疫情防控期间，我在开发不同项目，其中有民国时期的故事。

我强烈感受到，对现今社会的疑问往往可以在历史中找到答案。

回看与我们有点距离的时代，会对当下有强烈感受，甚至对想象未来有帮助。

我后面有几个项目，是探讨女性在不同历史时期的问题。

问题实在太多了。

一是以插叙的结构去构筑这样一个故事造成的结果就是冗长且割裂。

前面足足四十分钟叙事一直在原地打转，其实故事的展开非常简单，但这部分时长过多地放在姐姐的横店生活。

本应铺垫的两姐妹儿时关系的描写也只有两段插叙，这导致开头就已经令观众的情绪很难跟得上。

后面虽然故事终于开始走起来了，但叙述又因为一次接一次插叙的打断，令本应让观众产生共鸣的时刻甚至想看到的演员们连贯的表演都被硬生生切断，剧作层面上就非常可惜。

二是反派角色毫无必要的黑色幽默冲谈了本应赋予故事情节上的紧迫感和恶意，加深了对叙事的消极影响。

三是对于两主角惨况的无穷叠加和“纯洁度”的维持以及男角色功能性作用的设置实在无语，从剧情上所看到的对于两位主角的“虐待”，包括几乎贴脸的特写逼迫感，看的时候就一直在思考，是否真的有必要到如此田地才能展现出两位的困境，表达出想表达的内核和关系？

光是这三个地方加起来就注定无法给到好评。

在这样的剧作和结构基础上，演员被逼得如此极致的表演某种程度都成为了牺牲品，看到文淇到最后竟然还有下水戏真的心疼极了。

甚至看完都很想问真的有必要吗？

作为一番的刘浩存，相比起此前那些角色的演绎，这次算是有进步的，但也仅限于某些片段。

在此又不得不说最后一次，熟悉我的人都知道我一直都不太喜欢刘浩存的表演，这种不喜欢纯粹是因为她对角色诠释所展露的演技能力问题而不是其他新闻。

趁着这部我觉得算是她目前演得最好的一个角色直接来说明问题可能会更直观一些。

能在大银幕看到这样一张脸无可否认就是好看的。

但她的表演里总会有一些“突兀”的时刻，让人觉得她对角色的理解是有问题的。

比如很简单的一个细节：吃东西。

每次要聊到这个细节，就很想搬出《四海》，在《四海》里，她辛苦了一天吃到了吴仁耀给她送的汉堡，但吃的时候却是有如“公主”一般生怕弄脏手小心翼翼地打开包装纸，然后两只手兰花指状同时捻起了汉堡的两角再开始吃的。

这样的呈现，对于所处于这个环境和状态下的角色细节，是很令人出戏的。

到了《想飞的女孩》，开场她也有那么一场吃过期薯片的戏，抠那个薯片盒子角把碎碎都吃光确实很符合这个角色饿了两天的状态，但吃起来的动作却有种硬要把薯片捻起来塞进嘴里而不是吃得狼吞虎咽的突兀感。

之所以说这一部是有进步的一部就在于，这样的突兀时刻，在这部片了变少了。

甚至有一场戏值得拿出来讲的是，田恬怀孕后边喝着粥和方笛进行对话一场，虽然喝粥被烫到去拨头发这个动作依然很有突兀感，但后面她对于自己命运的控诉是演得到位且有力的，这个地方说是小爆发也不为过。

这些演绎上的变化和突兀感的减少足以令人感受得到她的努力，但这并不代表她就已经进入了可以打上演技派标签的行列。

目前看来，经验和阅历依然无法满足其所选角色的深度和广度，对角色的理解消化和呈现还有很大的可进步空间。

虽说表演本身也很难单纯界定对与错，但好的表演肯定不是选的角色人设有多惨，外形上把自己搞得多狼狈就成的。

这个角色还有一个个人觉得很可惜的，因为篇幅和结构的关系很想看到却没有呈现得很清晰的地方是：父亲田军对于她潜移默化的影响。

作为一个在父亲阴影下长大的人物，电影更多地呈现出了她身上叠加的惨况却没有给她走向这个结果那个决定性的瞬间一个“特写”。

仿佛一切都仅是外因表层的恶所致和她本身毫无关系。

但这个角色的悲剧很可能还在于，她之所以走上现在的路作出这样的选择，是有她不想继承却不得不从父亲身上潜移默化的“陋习”所致的。

俗话说就是，你越不想像他却越来越成为了和他一样的人，变成这样不仅是因为外因，还应该有内因。

类似的角色对比，在《但愿人长久》里就处理得比这部成熟且有层次得多。

作为电影题眼的角色，只能拍成现在这样，实在有点可惜。

相比之下，文淇的角色其实是“能飞的女孩”。

是的，甚至是物理意义上的能飞。

古装威亚戏前后两场都看得我当时就惊呼，这位就应该放到《刺客聂隐娘》剧组里，直接演舒淇的妹妹/女儿。

有一段戏中戏，就是狗血戏试戏那场，没看到最后差点以为文淇掉链子，但后来发现剧情就是方笛自己都接受不了角色尬演所以演不下去，所以那里尬演的“突兀感”是没有问题的。

看到这段才不由得感叹：在天赋和努力双加成的文淇面前，刘浩存的进步无疑是很容易就被略过的，因为那根本就不是同一个级别的理解能力对比。

至于工具人张宥浩，杨皓宇和周游三位个人一直都很喜欢的演员，虽然大家都稳定发挥，周游首次演爸颇有惊喜听完访问里的一些临场发挥觉得很有意思，但篇幅实在太有限，且想看到的落点也没能呈现出来只能说在别的片子里再和你们相会了。

然而作为“会飞”且“能飞”的化身，也是贯穿全片的意象黑乌鸦最终达成“飞”的愿望的姐姐，最后变身“蝙蝠女侠”成了众多观众眼中的笑话（觉得应该是乌鸦才对）。

这也算是为这部报以《嘉年华》成片质量同等期待，却处处充满遗憾的作品落下的最后注脚。

或许，两位最后来个突突突一顿反杀可能离场感还好些（实在看不得漂亮女儿受欺负将近两个小时最后只能滑稽地一飞了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