钢的琴

一《钢的琴》于2011年7月15日在国内首映，导演张猛，故事背景是上世纪90年代东北的一个工业城市，主要故事情节是：主人公陈桂林系钢铁厂的下岗工人，下岗后组织了一支乐队谋生。

其妻小菊找到了一个卖假药的商人，准备与陈桂林离婚，并提出要女儿小元的抚养权。

陈桂林一心想培养小元弹钢琴，谁能给女儿一架钢琴成了夫妻俩争夺抚养权的关键。

为此，陈桂林先是四处借钱不得，后又计划偷学校的钢琴失手，最后他集结起昔日的工友，按照以前厂图书馆的一本俄国文献开始制造一台独特的“钢的钢琴”。

虽然最终“钢的钢琴”制造成功，但陈桂林还是把小元的抚养权交给了妻子小菊。

电影的题材涉及到中国的产业工人，产业工人是指在第二产业中从事体力、半体力劳动的生产工人、运输工人及相关人员。

这个群体非常特殊继而非常敏感，其“得势”与“失势”，同中国社会、经济结构的变革具有某种程度的暗合。

昔日产业工人中的大部分在经历变革后，被削弱了原先对组织资源、社会资源以及经济资源的占有，换言之，产业工人的社会地位在逐步下降。

1949年中国共产党夺取了政权后，逐步形成了党/国家全面控制社会的格局。

国家主导经济发展战略是重工业优先以实现现代化，社会结构在宏观上简化为由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和干部，即“两个阶级一个阶层”的构造，国家给予工人阶级最高的礼遇。

1978年改革开放后，经济体制逐步转换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国家把越来越多的资源让渡给社会或市场，催生了一些新的社会阶层，改变了原先各个阶层在整个社会结构中的地位和相互关系，原本的“工人阶级”也逐渐开始分化。

1995年9月，中共十四届五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提出了新的国有企业改革思路：一是实行“抓大放小”，二是实施“减员增效”。

“抓大放小”，即把原来小型的国有企业以及集体企业改制成为非公有制企业，原来企业中的职工，或成为私营企业的雇工，或下岗待业，进入失业阶层。

“减员增效”则直接导致了大规模产业工人的下岗。

在这样的社会现实面前，要讲好产业工人的故事是非常不容易的。

而《钢的琴》之所以值得分析，就是因为导演张猛讲述故事的方式让人眼前一亮。

《钢的琴》中，导演让观众看到了产业工人遭遇的困境，但每段故事的设置和讲述，都使用了一种哀而不伤的、甚至是乐观昂扬的方式。

电影中历经下岗再就业的产业工人的形象不是处于被同情的、需要救济与帮困的低位，更多的镜头叙事用于展现产业工人昔日的风采：从事着未被异化的劳动、有知识懂文化、对未来的生活充满希望。

电影的开头处有一场戏，是陈桂林的乐队为丧事演奏，一开始选择的音乐是《三套车》，后来葬礼的主办人说《三套车》太沉重，要求乐队换一个喜庆一点的曲子，乐队中的一个成员解释道，《三套车》的沉重正好符合丧事的氛围，但主办人依旧坚持要换音乐，于是乐队就开始演奏《步步高》。

这场戏或许隐喻着产业工人阶级从历史舞台的中心隐退，逐渐被历史遗忘、埋葬的过程。

在金钱主导的逻辑中，产业工人丧失了话语权，丧失了自主性。

导演叙事的乐观体现在，影片营造的情绪并没有停留在哀伤之中，当观众沉浸于《三套车》悲哀的情绪中时，把哀歌换成了喜乐，整个影片的氛围一下子明亮起来，暗示着陈桂林这样一批产业工人面对生活依旧乐观。

陈桂林为了获得女儿的抚养权，四处借钱买琴碰了壁，于是组织自己昔日的同事和朋友，准备一起去学校偷钢琴。

偷钢琴之前的动员方式是大家在一起吃饭，陈桂林进行了一番慷慨激昂的动员讲话：“……咱们今儿喝完以后，争取都干一番大事业。

”“动员大会”之后，一桌人开着卡车准备偷琴，一路上还都唱着欢快的歌曲。

这些片段中依稀可见往昔产业工人们无所畏惧、慷慨激扬的精神面貌。

最后的结局自然是偷琴未遂，一桌人都被公安局拘留了。

这时候，导演的处理方式非常诗意，公安审讯的一段并没有展现，替换成了在黑暗中，一道光束照耀着陈桂林和一架钢琴，陈桂林独自演奏着钢琴曲《致爱丽丝》，光束下雪花纷纷扬扬。

一曲奏罢，镜头切回到公安局，校方决定不追究责任。

如果导演的设置是让陈桂林坐牢，女儿因此跟随母亲，恐怕会赚取许多同情与眼泪，可见，同情与眼泪并非导演的意图。

剧情继续发展，陈桂林决定自己做一把琴。

在陈桂林决定做琴到真正开始做之间的一段叙述中，电影的展现了昔日产业工人的文化涵养，也为做钢琴的可行性做了铺垫：在陈桂林以前工作的工厂里，有工人图书馆，他在里面找到一本俄文图书《钢琴制造》；以前厂里的技术工人，人称“汪工”，是一个留苏回国的工程师；与陈桂林关系甚好的女工人淑娴，会弹钢琴，懂俄文，喜欢唱俄语歌曲。

导演塑造了一批有文化的产业工人形象，“教育为工人阶级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曾经这些都不是一句空话。

陈桂林又一次动员起了身边的朋友，开始做一台钢琴，由于找不到好的木材做钢琴，加上他们以前都是钢铁厂的工人，对钢比较熟悉，因此，陈桂林决定做一台“钢的钢琴”。

汪工负责设计师，陈桂林和朋友们各司其职，重新干起了自己熟悉的手艺活儿，电焊、油漆、机床、吊车。

就在工作顺利展开的过程中，发生了2件事情。

其一，是工厂的2跟烟囱面临定向爆破的命运，许多工厂老工人联名上书希望保留烟囱。

汪工为了保留烟囱，动足了脑筋，想出了数十种烟囱的改造法，改造成长颈鹿或火箭模样的雕塑、改造成蹦极台、在烟囱上面种绿化，等等。

最终，烟囱依然没有保留。

爆破那天，工厂昔日的职工都去“见烟囱最后一面”，陈桂林再那里分发香烟，场面的感觉十分悲壮。

烟囱的不复存在，意寓着一个时代的终结，而这批产业工人都是亲历者。

第二件事是导演借着陈桂林妻子小菊的口，说出了一个残酷的事实：“就算你把琴造出来，女儿也不会跟你。

”是的，陈桂林似乎也明白，钢琴不过是一个物质欲望的表征，在女儿的眼中，谁能让自己过上更好的生活，她就跟谁，钢琴可以造，那么其他的东西呢？

陈桂林决定放弃女儿的抚养权，同时回到车间里对大伙儿说：“钢琴不做了”。

导演可以选择把故事说到这里为止，女儿小元从此跟着妈妈过上了幸福的日子，而陈桂林和他的朋友们各自生活在自己的圈子中。

但故事还在继续，最动人的故事在电影的结尾。

最终陈桂林决定将做钢琴的工作进行到底。

钢琴造出来了，在热烈的西班牙歌舞《斗牛》的演出中，做完的“钢的钢琴”被缓缓推出。

歌舞营造出来的狂欢氛围，意寓着作为劳动者的产业工人同时也是劳动和劳动成果的享受者。

在知道了自己时代的终结和小元的离去后，大伙儿再次团结起来的向心力完全是非功利性质的，在做钢琴的过程中，大家富有激情地挥洒着汗水，所有的人都感到了集体劳动的快乐。

二《钢的琴》是一个非常珍贵的影像纪录。

在如今中国电影的生态环境中，类似《钢的琴》这样表现社会经济变革中的中国（人）的电影非常缺乏，当代中国人的生存经验大都被官方的和商业的话语所垄断与遮蔽。

不可否认的是，要描绘出当代中国（人）的面貌是一项异常艰难、太过繁重的工作。

新时期以降，中国社会面临经济、文化、社会形态的巨大转型。

中国或主动或被动地被逐步纳入到全球资本主义体系中，因之出现了一系列世界之最：“世界上最大规模的经济结构调整；世界上最大规模的下岗和失业浪潮；世界上最显著的城乡差距和地区差距；世界上最严重的腐败及最大的经济损失；世界上最大范围的生态环境破坏……” 古老的农民经验与正在生长的市民经验、本土经验与全球化经验混杂，使得对经验的描述和评价变得无比复杂。

尽管要创造有效的影像表述困难重重，但是，这不能成为中国电影和导演们回避和拒绝表述的一种借口。

一方面，占有更多市场资源的导演们放弃了严肃的思考，创造出许多天马行空的“传奇”和“神话”，并且振振有词地辩护说：生活已经太辛苦，观众需要的是带来快乐的电影。

另一方面，现如今的中国的影产业，由于偏颇的制度设计和有失公平的市场环境，使得许多有价值的文艺片和独立电影，因为资金或者题材的原因，无法顺利地进入体系中：首先，在制度设计方面，且莫说影片审查制度带来的禁锢以及难产的电影分级制度，单是放映制度方面就存在些许不合理。

放映制度中规定了必须是35毫米胶片或者是高清摄像机拍摄的电影才能进入院线系统，换言之，许多用DV机、16毫米胶片拍摄的电影无法公开放映。

这对于投资不够无法使用昂贵拍摄器材的剧组，以及坚持粗糙画质风格的导演来说，是非常不公平的。

其次，当下电影放映的操作模式当中存在某种“法西斯性”。

这种“法西斯性”是资本与行政权力“合谋”的结果。

院线的放映场次是有限的，放映时间分为黄金档与普通档，院线会给“名导演”的“商业大片”安排更多的场次，并安排在黄金档播出，对于类似《钢的琴》的电影，院线的预设就是此类电影没有观众，然后就安排在上午、下午等观众相对冷清的档期，场次也不多，整个放映周期短。

许多“小片”收不回制作成本。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使用“商业大片”、“小成本制作”来命名电影成为了主流，在当下中国电影的语境中，投资金额和票房收入越来越成为讨论电影时必然出现的高频词汇。

媒体津津乐道地说着大片精致的画面和场景、逼真的电脑特技、强大的明星阵容、豪华的首映式、不间断炒作的花絮绯闻，自然还有不断刷新历史记录的投资金额和票房收入。

此种市场引导有它非常可怕的一面，它将电影承担的文化功能导向休闲和娱乐。

在这样的文化功能逻辑下，力求真实的纪录、严肃的思考和探讨、厚重的历史感，将在何处安放？

此种将文艺导向娱乐与休闲的立场，是无知，抑或居心叵测？

三社会学家沈原在他的书中写道：“重建的中国社会学陷入一场深刻的悖论。

面对社会转型带来的巨大想象空间，社会学竟然没有能力提出振聋发聩的好问题；面对剧烈变动的社会现实，社会学也竟然缺乏恰当的理论和技术手段加以研究和测量……这样一来，社会学就陷入了某种滑稽可笑的境地，甚至变形为布迪厄所说的‘社会巫术’那一类的手艺：它借用科学的手段来遮蔽生活现实，麻痹人们的思想，但却绝不提供新的知识。

”其实同样的困境在文艺中也存在。

文艺究竟应该表现什么？

要说什么样的故事？

《钢的琴》可能是一个尝试，一种努力。

至少，它严肃地干预社会，它拒绝用“他者化”的眼光看待历史，它愿意为社会中“沉默的大多数”代言，他给我们展现了一段至今没有论断却被回避讨论的历史，让我们看到了在“社会主义实践”时代中生活着的人，他们的精神状态和在日后的改革中究竟谁付出了代价、付出了什么样的代价。

文艺的一个功能，是提供一种社会和生活的想象。

当许多人对未来生活的想象只剩下一个资本主义式的图景的时候，我们不应该停止追问，你要去的是哪一个资本主义的未来？

在中华民族奋发崛起的道路上，我们走到了今天。

“毛时代的国家社会主义运行了三十年，逐渐耗尽了它的体制和文化的能量，最后为资本主义市场路线所取代。

这后一条路线，在把中国推到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位置之后，似乎也到了强弩之末。

天差地别的两极分化使社会干柴遍布，危机四伏，濒临分裂。

” 我们太需要一种新的想象未来的方式了，而在这种想象的建构过程中，文艺不能怯懦地退场。

认识张猛一年了，今晚重逢，他笑着说：“前两天翻工作照，发现咱俩还有合影，上次见面我怎么对你一点印象都没有？

”他当然没什么印象，我只是一个小记者，恰好喜欢《铁西区》，恰好是工人的儿子，恰好迷恋机床的汽油味、恰好曾在破败的电影院里斗殴追逐……恰好看了剧本很喜欢，恰好被派去探班……于是恰好在一张照片里，张猛说这话的时候，一如既往，盘腿在凳子上，他那三岁半的女儿玩着IPAD2 上的钢琴，旁边的制片教的曲子，正是《钢的琴》里最简单的那个曲子。

关于这部电影，很多人说过很多话，相信上映后，会有更多人说，我就不凑热闹了，只想记记流水帐。

去年夏天，应杂志要求去访问他，当时张猛住在周围都是进城务工者的城市边缘带的一个破招待所里，一路所见，都是端着搪瓷碗大口拨饭、大嚼馒头的面孔，当时就想，这到底是个什么导演啊？

到了他的房间，发现，原来剧组没钱，只好拼命开酒店空调，胶片就在空调下面……我们几个人哆哆嗦嗦在房间里扯淡。

那晚喝酒，他回忆起过去的生活，讲到在中戏的遭遇，讲到小时候对电影的迷恋，以及毕业后做舞台美工的不堪……那些故事说起来云淡风轻，听得我兴奋异常。

已我浅薄的采访经验，大抵可以得出结论，张猛是个人，不是人物，是个人，正常的人，只是恰好当了导演，想当导演。

中间出来去洗手间的时候，给秦海璐发短信，说“我喜欢张猛，这家伙真棒”。

秦海璐一如既往的语调回复了一条：“那当然”。

透着股子东北腔的骄傲。

瞬间，这种骄傲就感染了我。

也是那个晚上，看到了《钢的琴》，凌晨两点，剪辑的电脑还发烫，张猛和工作人员已经困得东倒西歪，我醉眼迷离…后来看完全片，首先问他，这片跟库斯托利卡有什么关系……他说，库是谁？

直到今年过年，他才和一群人一起看了《地下》，发现果然有类似味道。

不过，境遇是不同的。

张猛带着《钢的琴》剧本参加上海国际电影创投会时，其实是因为有免费机票和住宿，可以带着老婆孩子一起来转转，没想到拿了个大奖回去。

那个时候，他连酒店里上网都没钱，只赶插上网线搜到东西，立马拔了网线……后来的故事，大家都知道，这是个超级艰难的剧组，资金捉襟见肘，秦海璐“仗义疏财”，而张猛酒后最常说的一句话是：这片是拍给工人阶级的。

是啊，过去工人阶级是老大哥，短短20年光景，工人阶级就成弱势群体了。

如果你仔细看，不难发现片中诸多符号化的指代。

今晚再问他，这一年感觉如何，像梦吧。

张猛点点头，他无论如何也想象不到，这部戏会如此艰难，但拍完后会有这么多人喜欢，第一次见面，他就说，如果再这么拍一部戏出不来，就不干了，回家陪老婆孩子。

现在，他终于不用这样了，但是他和制片、助理兄弟几人，因为这个戏累出了大病，他甚至得去韩国做手术。

晚上张猛讲到一个段子，拍戏结束后，想给崔永元看看片子，正好崔在东北，制片说，你得带点礼物啊，他花仅有的180块钱，买了两条烟，裹着塑料袋专程拜访……如今，崔永元说，把那钢琴弄来，留在他那，跟那些老火车头摆在一起。

一年过去，《钢的琴》放映满场，张猛自己都买不到票，只好站在过道里看，结果被工作人员驱赶……他说自己是导演人家也不信。

前段时间，有天晚上跟阿诺喝酒，这家伙醉醺醺靠在我身边说：《钢的琴》，就他妈是我理想中的电影。

我拼命的点头，对我来说何尝不是呢。

不是说影片有多好，只是想说，我们就想拍这样的中国电影，可以留在电影资料馆里，等到若干年后再放，依然能满场……这件事，想想就挺美好的。

…

像郭利斯马基那样开始，像库斯图里卡那样结束。

对于《钢的琴》，这是目前我能想到的美誉最强音，同时也糅合了出现的多方评价。

但对导演张猛来说，这样讲又似乎攀亲带故的，有点捧杀之嫌。

按照张猛的阐释，《钢的琴》的核心情感简单得很，它跟战后意大利新现实主义电影很近，无非底层小人物，悲喜间露出了无奈心酸。

像《偷自行车的人》，儿子跟在父亲后面，寻找那辆丢失的自行车。

《钢的琴》里，父亲要给女儿一架钢琴，木做的不行，偷琴也不行，最后只能拉上一帮人，回工厂里造钢琴。

所以，不管父子还是父女，有些东西是不能用理性逻辑去判断的，而是必须去体味。

如果你去质疑构架剧本的合理性，就像不相信那架造出来的钢琴，那么，《钢的琴》就不会为你而鸣。

在陈桂林努力去争取一架钢琴的背后，他好像是要维护家庭，争取到最后的一丝希望，把女儿留在自己身边，看她快乐，自己也能快乐。

但其实，那跟极力要找回自行车的父亲没什么两样，他们最终要维护的只是完美的父亲形象。

在儿女面前，父亲不想承认自己有做不到的事情，哪怕是不行本身。

从《大鱼》到《魔术师》，从《美丽人生》的罗伯托·贝尼尼到《美错》里的贾维尔·巴登，《钢的琴》最令人感怀的情感基调就在于此：当一名落魄父亲四处张罗又无济于事，一下子又控制不住脾气的心情，你只需静静看着，便可以联想到背后的心酸不易。

当然了，《钢的琴》的优秀并非只是情感的渲染，这只是一小段的序曲前奏。

或者打个比方说，它只用了半篇不到的乐章就完成了父女情感这段。

在涉及现实主义的话题以前，不妨先看下开场。

影片先是确立了萧索的冷调影像，而就是同一群人物，又迅速呈现了一个由悲到喜的转换过程，情绪还异常投入。

一会冷一会热，一会静一会动，一会悲伤一会欢喜，《钢的琴》包含了大量的转换跳跃，而从写实感很强的生活片段，突然跳进了欢歌热舞的场面——他们所在的舞台还是一样的。

这里的舞台可以是厂房，也可以是街区或者舞台本身。

影片格外注意人物与背景的搭配协调，人与背景物并重，形同一体。

正如之所以会有这群人，那是因为他们生活在破败的东北工业区，下岗失业，只能另谋出路。

所以，当小乐队开动起来，当陈桂林拿出手风琴来打发时间，我想到了库斯图里卡的那句话并模仿造句。

工厂等待被拆迁，巨大的烟囱轰然倒下，他们的人生时间都被打乱掉了，人们假装自己有着幸福美满的人生。

如果只从浓烈的影像和满溢的配乐来看，《钢的琴》并不会给人以“新现实”的感觉，但不谈新与旧，影片肯定是往现实主义靠拢。

所谓的新，可能是创作者对电影历史的自觉传承，同时又能把它跟常见的现实主义区分开来。

《钢的琴》没有粉饰、虚假、夸大或者臆造，一些在厂区从小长大的朋友，他们会惊觉里头人物仿佛脱胎于自己的生活环境，这就是生活体验的魅力。

当张猛选择了与生活直接对话，把自己最熟悉的那些人物和那套生活模式加以表现出来，这就仿佛给影片安装了牢固的钢结构。

反观其他现实主义题材的中国电影，多是凭空想象，自行搭建的空中楼阁。

那跟个人的真实体验没任何联系，他们要抢占的无非是道德的制高点。

因此，《钢的琴》的突出优势不在于卖点或者主创班底之类，它就胜在质感上，结结实实，沉实厚重。

电影里面有可爱的东北人，有可以进入的父女情感和群体氛围。

就连它的表现形式，其实也是非常有观众缘的，不设障碍。

然而，如果张猛只是老老实实去做现实主义，那么《钢的琴》恐怕也不会激起这么大的反响。

它跟生活距离很近，但在许多时候，导演又异常迅速地把观众带到一个远距离观察的位置。

当跳楼取代下岗成为了这个时代的关键词，工人阶级的幸福感早已不复存在。

虽说时间也没有隔开很远，但《钢的琴》所讲的已经不是当下的事，不免有距离感的存在。

于是，电影有意识去利用了“距离之美”，听到音乐声，进而产生出画面感。

当《钢的琴》频频转入歌舞场面，就如同我们去回看那个特定的时代。

那会，没有人去真正想过，以后会怎样。

结果有一天，他们发现熟悉的一切没了，生活也变了。

进入后半段，《钢的琴》出现了一次最明显的跳跃：人物骤然变多，群像风格确立，钢琴也要正式登场，工厂成为了主场景。

如果忽视这个景深变化和景别扩大，那么很多人便会觉得，后半部分有些赶，出现了凌乱痕迹。

事实上，《钢的琴》的最终诉求既不是作为人像的主人公陈桂林，也不是作为物品的钢琴，它的诉求其实是工人和工厂的命运，一种自然而生的升华提高。

当烟囱倒下，电影要表达的最深处东西登时立了起来。

我相信面对那个场景，对安静生活了几十年的人来说，烟囱倒下就对应了生活中的超现实，就像千年的古城被淹没，记忆全没了。

超现实不一定要飞碟火箭，只要它超越了生活体验，它就是超现实。

而最讽刺莫过于，我们恰恰生活在一个超现实的年代。

这也是重新注视《钢的琴》，难免会生出复杂难当的情感，原来我们的身边人都默默承受了那么大的改变。

不可否认，在看待那群人和事物时，导演是饱含着深情，以至于产生了理想化的处理手法。

可就正如人们说，80年代是理想主义的，那么，当张猛回看模糊的过去时光，他跟很多人一样，也难免陷入了一种理想化的表达。

也许，影片欠缺一场盛大狂欢，欠缺一个更妥善的收尾形式。

然而，感动之余更要冷静清醒，不足当中见丰盛，这也是我钟爱《钢的琴》的最大原因。

【城市画报 282期 延伸推荐：张猛个人专访 http://www.douban.com/group/topic/20656496/】

远超预期的好片子，虽然也谈不上杰作，但因为这种惊喜，还是不由分说打上五星。

几年前看导演的《耳朵大有福》，就感觉到一种国内电影难有的独特情绪，当时也看出导演在杂耍上的大胆和很强的控制力。

一顿饭后，范伟表演下主导的情绪也急转直下。

感觉很陌生，说不上好坏。

今天这部《钢的琴》，从一开始刻意营造的构图，和构图下协商离异的两人，就吃了一惊。

分明是进入了罗伊.安德森的荒诞天地，大烟囱下，即将告别的两人，以及即将告别的烟囱自己。

和罗伊.安德森一味追求审美孤独感不同，因为烟囱因为离异，电影有着明确的主题：对工业时代的难舍，对眼前幸福的抓牢。

有人在豆瓣上说，片子有着库斯图里卡气质，这的确是显在的。

既然主角在荒诞的时代，置身业余的乐队，那就自然成了鞍山老厂区的一支马戏团。

葬礼、婚礼，三套车、喜洋洋，乐队的出场是疯癫的；追逐、挑架、爆破、出炉，被各种音乐铺就的情节也是闹腾的。

而导演显然找到了马戏和酒神精神到达中国的良好软着陆点，节奏过瘾，情绪饱满。

和《耳朵大有福》一样，电影依旧有着急转直下的情绪拐点，只是这次一直藏到了影片最后二十分钟。

或许是决意停造钢琴后，或许是烟囱爆破后。

这番急转让我有点不能适应，而配乐并没伴随其陷入安静甚至沉默，反而依然无比热闹，这最后的一些段落，也因这种不对应情节脉络的持续热度，而变得印象模糊。

总之，在俄国摇滚和卡门舞曲中，一架钢的琴被起重机掉到女儿跟前，最简单的练习曲缓缓而出。

这是一番不甚真实却实在动人的告别。

四颗星，半颗是鼓励分。

《钢的琴》在当下的中国电影中算得上是非常别致的一部：从豆瓣ers汹涌的追捧来看，它似乎应该算是一部艺术片，但是它又少有华语“艺术片”惯有的晦涩与“文艺范儿”；如果从它其中大量包袱来看，它似乎又容易被归类到院线上常见的小成本喜剧中，但此类影片中常用的MTV式剪辑和情绪上的躁动，它又不沾；它被评论为“有库斯图里卡式的魔幻感”，但你所见到的都是寻常生活中场景，只是它从你未曾想到的角度去观察。

它的瑕疵很多，而且明目张胆地显露在你面前，明显到缺憾都成了风格——例如被无数人包括我诟病的浓得化不开的配乐，但同样不得不承认的是在两分钟转三场戏时能换三次BGM的它，残都残得个性十足。

《钢的琴》最大的问题有三处。

第一是剧本上的。

它的包袱与单场戏写得非常好，用流行的说法，叫“接地气”。

但串在一起，就会让人感觉到衔接有问题。

除了忽明忽隐的主线剧情，它更像是把好几场独立可成的戏用“钢琴”这根绳子绑在了一起，其实彼此的黏合并不牢靠。

这种割裂感在后2/3部分更加强烈，尤其是一场靠音乐与写意表现的硬转，让人不禁为它惋惜。

这里除了之前导演张猛提到的资金问题外，在整体的构思上对全盘打算恐怕有些欠考虑了。

这也影响了导演意图的传达，从小“钢琴”到大“烟囱”，更多只是以人物身份作为纽带，引起一点观众的联想，但表现上仍然是割裂的。

第二是影像上的，仁直和桃桃林林都提到过，说好听点叫镜头语言统一，说难听点就叫单一了。

缓慢的平移、拉出、上下摇拍出的中景、全景是很漂亮，正九十度的切换是很工整，但不是每个场景这样做最好。

即便要表达出一种有些悲天悯人的观察，也不必总是这样。

第三就是被提过最多的音乐了。

用得满大家都听出来了，这样做比较麻烦的一点是，前后配乐会靠得比较近，为了不打架，必须及时掐掉。

所以，第二次看的时候，好几场音乐起来时，由于情绪被带动了，我没觉得太不适，但音乐仿佛电台节目中那样戛然而止时，我反而觉得有点失落。

但正如第一段讲的，这些缺憾就像男人身上的伤疤，你可以觉得难看，也可以读出沧桑。

这种沧桑让我深深惋惜：现在的样子或许不赖，但本来可以更美。

它的风格非常杂糅，统一在怀旧的情绪下。

大量中俄老歌先以强烈的冲击把氛围铺垫上了。

以对称（片头夫妻对话）、夸张的弧线（追逐胖头）和黄金分割形成的构图风格，使它几乎每一个画面，都充满了美感，不像是说故事，倒成了直接从往事中抠取的老照片。

叙事则在长镜带着诗性的写实（陈桂林的纸板钢琴），和小品式的夸张贫嘴（借钱）间怪异而和睦地推进着，时而在自嘲中显得卑微，时而又被强行插入的舞台性很强的场景搞得崇高到突兀。

如果说《建党伟业》里angelababy脸上突如其来的光象征资本对主流意识形态的强势介入，那么雪花中射向陈桂林的白光，以及后面一场分别打到陈桂林和淑贤头上的红光和蓝光（？

记不清了），就是导演发出的幕间提示：既象征着“钢琴”计划的两个节点，也在舞台上拎出了两个现实中卑微失败者的可贵灵魂。

直到几声闷响，烟雾把所有角色吞没，大幕其实已经拉下了。

《钢的琴》骨子里有一点契诃夫喜剧的味道。

虽然契诃夫的人物不可能会具有如此强的行动力，但在他们荒唐得让人忍不住发笑的同时，你根本不忍心去嘲讽他们。

弥漫在戏中的是淡淡的忧伤。

正因此，它在时代精神表达上的缺憾才让人倍感惋惜。

说完了片子，讲点题外话。

其实按照豆瓣ers平时异常苛刻的绝对艺术标准，《钢的琴》和《魁拔》还谈不上是部杰作，可为什么还要大声疾呼呢？

其实，中国的影迷是很宽容的，不要看平时挖苦起院线片个顶个的毒舌，真要遇到一部稍有诚意稍上水准的电影，大家就很知足很喜出望外了。

从我自己来说，我的想法是很自私的：如果这样的电影能够在票房上过得稍微风光一点，某种意义上来说，我就有更多的机会在影院中欣赏到它们。

我不指望能为它增添多少票房，但还是希望能有更多类似的项目拿到投资、登陆影院。

所以，推荐它不代表它完美，相反，如果有更多人来和它较真，来给它挑刺，这部电影才能真的火热起来。

从今天的上座来看，它的票房颇为堪忧。

这里不谈什么“中国电影的责任”之类的大话了，就是为了咱们自己：想看好电影，你得用脚投票。

小谈《钢的琴》影片优点和不足看到这部电影，会让人想起爸爸妈妈姥姥姥爷看到这部电影，会让人想起爸爸妈妈姥姥姥爷一.《钢的琴》是部好电影，他好在哪？

1.题材优势——小中见大一个电影从无到有，在创作的过程中，题材的选取是最为首要的任务。

《钢的琴》在题材选取上就初步奠定了影片的成功。

一个故事，尤其是公映的叙事剧情片，其题材往往包含在两个层面。

其一是主要事件，也就是常说的“故事核”或者说是“梁子”。

说白了，就是用一句话讲明白电影说了一个什么样的故事。

《钢的琴》故事核非常简单，就是一个下岗工人父亲为了能监护女儿，想方设法拉着朋友们制造钢琴的故事。

尽管故事简单，但是却较为巧妙。

在故事核心选取上，这首先是一个亲情的故事，同时还包含了家庭观念、友谊、甚至是信仰。

这些都是最大众化的情感，是有着广泛的观众群体，并且理解起来较为容易的内容。

而主角在整个故事中的动力是父爱，这本身即讨巧，又很具有说服力。

不论什么剧情，只要沾上父爱两字，就为影片营造了不容置疑的合理性，这种合理无论是对于剧中人物的动机和行为，还是观众对于影片的认可都是成立的。

而在影片的故事背景上，《钢的琴》更具有超越电影的社会性和历史感优势。

那就是影片选取的“下岗工人”群体以及“东北工业基地”背景。

不仅填补了近二十年来中国公映也就是“地上”电影的题材空白。

更满足了观众的心理期待。

下岗工人这一群体在当下观众中并不陌生，因为下岗潮不过发生了十余年时间，数千万的当事人乃至近亿的家庭仍然生活在当下的中国，这不知不觉就拉近了影片与观众的距离。

更何况，下岗工人本身就是社会的弱势群体，贫穷而无辜，恰好符合了观众心中同情弱者的思维习惯，使这部影片很容易讨好观众。

此外，影片在大背景和小事件的连接上也较为成功。

由小见大，一个父亲，一组朋友，巧妙的把数千万下岗职工的生活状态和东北工业基地当下的生活状况展现出来。

既不矫揉造作，也不单纯依靠大概念夺人耳目。

这种自然合理，使得这部影片在题材上就开了一个不错的头。

2风格——苦中作乐的草根情绪在风格上，《钢的琴》也是较为成功的，在这部影片中，创作者选取了在大悲情环境下夹杂喜剧化处理的杂糅式生活流。

纯悲剧一来难写，二来容易陷入你剁手我就自毁双目你再死光全家的“比惨”死结。

而纯喜剧则容易走直奔下三路的闹剧路数。

换句话说，也就是讲述剧中主人公们苦中作乐的草根情绪。

实际上，苦中作乐也是大众电影的万用法宝，喜剧化的情节以及角色语言便于故事展开，丰富的肢体语言也利于角色的表演和发挥，增添了影片的观赏性，而悲伤的情绪最容易煽动观众的眼泪，使电影能够感人。

更重要的是，尤其是作为一部面向中国当下观众的电影，中国人无论所处的社会阶层、家庭收入的差异，几乎都活得欠缺尊严、神经兮兮、充满伤痕。

这种苦中作乐的精神其实也正是大多数国人面对身边环境时所采取的价值观态度。

一部和最广大观众价值观一致的电影，只要不出其他大毛病，至少不会是一部坏电影。

3.叙事结构——经典和类型化的叙事结构尽管影片有着一个较为沉重和庞大的背景，但是其实使用的是一个常见的叙事结构。

即创作者将陈桂林作为核心角色，用其凝结了其他配角，来共同达成制造一架钢琴的目标。

这一结构较为常见，也是符合广大观众的审美习惯，追根溯源，这其实是对古典传说中英雄获得诸神帮助而完成使命的经典叙事模式的发展和传承。

在近些年国内外广受好评的温情电影中经常使用这一结构。

尤其是美国那些市场反应热烈的商业剧情片。

从这角度来说导演选择了一个正确的方向。

除此以外，创作者为了防止故事单一叙事枯燥，则加出了一条孩子母亲对孩子的抢夺来为角色施加压力制造困难，更铺设出一个背景即政府要炸毁两根烟筒的一条线索来增加影片的群体性和时代感。

影片的叙事容量不多不少，与一百分钟左右的标片容量较为合适。

4.人物——塑造较为丰满真实应该说，观众能否记住一部电影，或者说喜欢一部电影，其人物是否出彩十分重要，尤其是本片这种讲述小人物的状态，饱含温情的影片。

应该说，《钢的琴》在人物塑造上也还算成功。

主角陈桂林的形象较为丰满，其周边的角色也基本勾勒出了老工业基地下岗工人群体的生活状态。

至少让人觉得角色是活的。

而配角们各自也有着各自的职业，苦恼，这也增加了整体角色的厚度，让观众认可了角色的丰满程度，而不是浮在影片表面之上。

角色们方言的使用也是影片的一个特色，东北方言本身就有着喜剧性，影片中生活化的桥段更为影片的贴近民间贡献不小，也就是所谓接地气、亲民。

应该说，钢的琴的角色塑造基本是合格的.4.视听语言——运用基本得当值得强调的是，作为一部投资不大的小成本电影，其视听语言运用无疑为影片增色不少，还是达到了很高的艺术水准的。

首先是单幅的画面美感。

场景选取虽然看似生活化，但是却具有较强的视觉美感，静态画面的构图应该能看出摄影和导演是经过反复斟酌和商榷的。

镜头中人物站位、运动也符合了平面美学的原理，构图本身充满了美感，这在国产电影中应该说是较为精细的。

《钢的琴》对于音乐的使用也是比较有特色的，其配乐使用的较紧，配乐几乎从片头一直紧紧延续到了片尾。

如果说对于配乐是否运用过渡还存在争议，这部影片最大的特点则是，配乐本身与影片的内容结合的较为合理自然，无论是展现人物状态和情绪，还是展示背景的音乐，基本上都为影片的叙事和人物塑造增色不少。

也弥补了影片中一些小的瑕疵。

尤其是俄罗斯风格的音乐和经典中文老歌，与环境和剧情连接紧密，本身也具有强烈的表现作用。

《钢的琴》剪辑和摄影也比较成熟，节奏既不快也不慢，和影片的整体风格相适应，镜头画幅也松紧适中，该松的地方为环境流出了足够空间，该紧的地方也不掉节奏。

基本没有国内电影一沾文戏就拖沓的毛病。

5.其他有点——态度亲切、表现丰富、处理含蓄《钢的琴》讨人喜欢的地方，还包括创作者的态度。

按照导演自己的话说，这是给工人阶级拍的电影。

实际上也确实是这样。

尽管角色处境并不如人意，但导演并没有突出刻画其苦难，而是让其保留着不失尊严的态度。

影片该煽情的地方煽情，例如影片中一群人歌唱怀念战友。

而该收敛的地方也收敛，例如对于陈桂林前妻，前妻的新男人也没有用态度鲜明的批判态势，这就让影片能够贴近角色又不失风度的讲故事。

这在中国电影不是猛捧塑造偶像就是瞎踩咕使劲批判的姿态中，也是较为难得的。

影片的表现手段也较为丰富，例如影片开篇的追悼场景，影片中间的追逐场景，收集木板的废墟场景，改造烟筒的长颈鹿，以及接近片尾的舞蹈场景，这些运用较为大胆，也足够丰富，增添了影片的观赏性，也突出了导演和影片的个人风格。

此外，创作者在虚实的表现上也比较合理。

例如陈桂林捉奸的时候一句“隔壁老王”就用较为含蓄而又不失幽默的交代了情节。

虚实结合的较为成功。

二.《钢的琴》还有哪些问题有所欠缺1.叙事节奏存在前松后紧的硬伤尽管上文论述了《钢的琴》在叙事上思路较为合理，创作构想也较为合理，但是应该说，在影片成片后，还是有一些值得商榷和改进的地方。

其中在情节和叙事上问题较为明显。

首先是影片的叙事节奏有一定问题，前松后紧是一个问题。

开篇导演光顾着让人物出场，多少有些罗嗦，导致了影片后半段有些太过紧凑，尤其是最后三十分钟情节的压缩太大，甚至出现了场景衔接生硬和不合理的硬伤。

例如一场抓胖头女婿，接着接结婚，这就对观众造成了巨大的误导，炸了烟筒和继续开工也缺乏因果铺垫。

尤其重要的是，节奏失衡导致了中心事件——造钢琴被弱化。

总片长就那么多，“砸挂”“包袱”多了，自然情节就显得薄弱，也让影片在应该出现的高潮处显得中气不足。

2.叙事线索单一复线累赘此外，影片的两条暗线，一条是陈桂林前妻对孩子的争夺，显得较为尴尬，要么应该加强这面的描写，强化一下人物的动机，也增添一些困难，要么则略写，甚至不写，尤其是前妻的戏份过多，但是有没有影响到主线“造琴”，现在有些删之可惜添则不足的味道。

另一个烟筒的线索，在这帮废柴大叔造钢琴事件的背后——两根烟筒的去与留也不太理想。

现在影片中的跟烟筒与主线情节的联系太过松散，实际上应该加强烟筒的去留对于角色们内心的触动。

导演似乎也是想表述烟筒倒了角色们才继续造钢琴，但是由于铺垫不足，观众对于这种情感也不会太认同。

倒不如说本来他们要造琴，后来忽然觉得保住烟筒更重要，烟筒倒了伤心过后才继续造琴这样才能体现出主角们情绪和心态。

其他配角的戏也显得交代不足，最重要的是，那些配角的情节和主要情节无关，就让他们在影片中显得累赘，如果删去影片又单薄了。

所以应该增加支线和主线之间若有若无的联系，比如他们抓了胖头女婿强迫那小子造琴之类，观众一看就明白了。

3.角色塑造存在重复现在角色单个人物基本上问题不多，其合理性、逻辑也没有问题。

问题主要是作为群体性角色之间的重叠和欠缺。

可以看出，导演的创作意图应该是交代陈桂林哥们们不同的能力和性格特点，让一群人活起来，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可是现在看来这些地方处理不够。

首先是角色彼此区分不大。

换言之，次要角色的人物定位并不太到位。

一个人的状态不是设定的，而是依靠其在影片中的表现逆推才能反映的。

简单的说，收废铁的头目，被劳改的小偷，窝窝囊囊的二姐夫，他们江湖义气，凶蛮，窝囊应该是各自特征，可这些还仅仅停留在陈桂林等人语言的定位上，并没有通过剧情来展现给观众。

而且角色之间相互的人物关系网也设计的不到位，在这部电影中，男人间的友谊和矛盾其实也是很容易出效果的地方。

应该说导演还是明显有意图来交代人物关系。

例如陈桂林与王援朝关于女主角的争斗，快手和胖头之间的恩怨，但是这些仅停留在思路阶段，没能在电影中很好落实，明显有些力不从心，信息的交代手段也没有跟上。

有一些场景信息量交代显得单一和累赘。

还有一个较为重要的问题就是人物缺乏变化与成长。

尽管大家都明白，陈桂林造出钢琴并不能赢得女儿，其他人的生活也还会是老样子，但是观众们总是希望看到角色有所成长的，不一定是精神层面，即使是恩怨的化解，习惯的养成，一句口头禅或者一个小动作这样的细节，也会让故事看起来更丰满。

总之，在人物和情节上，影片还是有着较大的提升空间。

三.整体评价标准剧情上应该是个三星。

人物上是三星半。

导演技巧在四星。

创作意识在四星半。

视听语言在四星半。

社会意义和题材选取应该在四星半到五星之间。

总的来说，影片应该属于四星电影，但是考虑到电影之外的东西。

给个五星也不为过。

因为这不仅是一部拍给工人阶级的电影，更是拍给每一个在种种困境中坚持活着的中国人的电影。

他们既是我们的爸爸妈妈姥爷小舅子，更是我们自己。

仅此一点，推荐身边的人必看。

贫穷的爸爸要为了女儿做一架钢琴——多美好的念头。

电影制造奇观与美梦，使其跃然于银幕之上，着实动人。

但空有念头并不能代表什么，就像电影里一样，制造一架钢琴，得搭伙找人，材料，术业专攻，分配，连带做饭……一个也少不了。

念头固然好，但过程百般辛苦，孤独，无法言说，打落牙自己咽……最终才成就一桩美事。

我知道这部电影有个好念头。

在一个没有是非与良心的国度，它的视角与勇气可敬可佩（说这部电影在当下中国是可贵一点也不过分）。

但，电影的过程远没有念头那么可人。

虽然材料一应俱全，剧本和演员都算是一流，但掌勺的将菜捣得四分五裂，虽然尝着还有那味儿，但菜早已不是那菜。

看看《钢的琴》中后段剪辑的那种仓促，情绪未完已经赶趟儿似转场的忙碌，以及那些没完没了的音乐，根本不给你任何沉浸思考的时间。

这部电影早已经偏离自己的念头。

如果它是奔着温情去的，这时已经是滥情（如果不是因为那个滥情韩国导演郭在容的话）；如果它还想触及一下所谓的时代痛楚，现在也不过就是隔靴搔痒。

黑色幽默与镁光灯打下的那一束束光，连带那些忙不迭跑出来的音乐，在商业片里看着肯定节奏明快美轮美奂，而在这电影里，也不过浮躁二字而已。

我当然知道张猛是个好导演，不矫情的说，在中国导演里，能文以载道地看到他难得的对弱势群体的悲悯和同情。

但他对于电影语言的短板也很明显，《钢的琴》更是在节奏上失衡得厉害。

电影当然可以谈主题先行，可以谈中心思想。

但念头可贵并不可能就让电影本身跟着高贵起来。

结尾那架钢琴做完之后，工厂里的大吊臂吊着它在画面中缓缓运动。

突然间整部电影的节奏都慢了——这才是应该属于这部电影的节奏之一，希望营造一种沉稳内敛，希望在生活表象下直指人心的力量——而现在不过是感受到了表象而已。

《钢的琴》算是一部真正的电影，而现在院线上映的电影中很多连“电影”的称谓都够不上。

文艺作品在中国电影市场中处境堪忧，所以我依然愿意买票支持，并推荐大家去戏院，因为它的难得。

但一切不代表这是一部优秀的电影，对一个导演而言，肯定固然是好事，而过誉则如揠苗助长一样没有什么好处。

毕竟这才是张猛的第二部电影，当虚浮的荣誉涌来的时候，票房的惨况会被暂时忘记，而再好的念头也会变得不理智起来。

《钢的琴》是一部由张猛执导，王千源和秦海璐主演的喜剧电影。

《钢的琴》讲述了一位父亲为了女儿的音乐梦想而不断艰苦努力，最后通过身边朋友的帮助用钢铁为女儿打造出一架钢琴的故事，通过小人物幽默与艰辛，展露一段感人至深的亲情和友情。

这是一部有生命的电影，小人物大梦想。

上世纪90年代初，东北某重工业城市。

原钢厂的工人陈桂林（王千源 饰），终日为生活奔波。

他的妻子小菊（张申英 饰）离家出走，投入有钱人的怀抱。

婚姻失败、事业无成、养儿无望，桂林四处筹措买钢琴，一心要将女儿培养成钢琴家。

当所有的方法都无济于事的时候，桂林翻到一本关于钢琴的俄国文献，于是在早已破败的厂房中开始了手工制造钢琴的征途。

导演用平民化的中国式黑色冷幽默反映社会现实，笑中带泪！

影片不光有对生活无奈的戏谑和自嘲，更是对一个逝去的时代，一批旧人缅怀和追忆。

对于现实也许我们什么也改变不了，但只要努力过，制造不了风景线，也能留下一段自豪的回忆。

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

“也就我呗，二了吧唧，你干啥我跟着你干啥。

”“你二吗？

”“就你看我不二呗”我对片子这几句东北台词印象特别深刻，大概是我听过的最真实最朴素的爱的告白。

今天去国贸那儿连看了两场电影，先看的是《战略特情组》，然后又看了《钢的琴》。

看完《钢的琴》之后，我在路上用手机发了一条微博：刚才看了《钢的琴》，在黑暗中流干了眼泪，原来我会嫉妒山西出了个贾樟柯，现在不嫉妒了，终于也有关于东北的好看的电影了。

《钢的琴》中那些东北特有的破败场景我实在是太熟悉了，我就是在那样的环境中长大的，所以片中的很多细节和气氛都让我情难自禁。

《钢的琴》作为一部文艺电影，它最难能可贵的是，它看上去一点都不闷。

我们都知道，很多深刻的电影都不好玩，很多好玩的电影则不深刻。

而《钢的琴》却是一部又深刻又好玩的电影，它让我想起了黑泽明的某些市井电影，黑泽明的电影的艺术性自然毋庸多说，早已经被夸得天花乱坠了，但黑泽明的电影好玩的那一面更吸引我，他在电影中探讨的那些高深的主题都是用一些生动有趣的情节表现出来的。

当然我不会说《钢的琴》达到了黑泽明的那种高度，我只是觉得能拍出一部又深刻又好玩的电影真的挺难的，而《钢的琴》就是这样一部电影。

看《钢的琴》的时候，我想起了贾樟柯的《二十四城记》，这两部电影题材相似，只不过后者既是一部伪纪录片，同时也是一个房地产项目的软广告（虽然《二十四城记》是一个软广告，但我个人还是挺喜欢这部电影的）。

关于《二十四城记》，贾樟柯曾说过这样一段话：“越老的工人越在维护这个体制，绝不是他对这个体制没有反省，没有批判，而是他很难背叛他过去青春的选择。

”在《钢的琴》中我再次看到那样的画面，剧中人物家中的墙壁上贴满了奖状，那些奖状让我想起张胖儿曾对我说她老爸任劳任怨地在一家国有企业工作几十年，退休的时候得到了什么？

只得到了一堆奖状，还当个宝贝似的都珍藏在家里。

当时我对她说，那些奖状见证了你老爸的青春，只能说他们的骗术太强大了，用几张废纸就偷走了几代人的青春，偷走了几代人的一切。

说到这儿我想起了一部俄罗斯电影，名叫《小偷》，也是一部挺深刻、挺好玩的电影，其中的政治隐喻耐人寻味。

说回到《钢的琴》，它是今年到目前为止我在电影院里看过的文艺电影中最好看的一部，如果你是东北人，我强烈建议你看一看这部电影，你看的时候肯定会感觉既亲切又心酸。

如果你不是东北人，我也建议你去看一下，我相信你一样会感同身受的。

这就好像我虽然不是山西人，但我在看贾樟柯的《小武》和《站台》的时候同样会感同身受；这就好像在中国，即使是异性恋者，看了王小波在《似水柔情》结尾写的这段话可能同样也会产生强烈的共鸣：“他不知道该到哪里去。

他不想回家，但是不回家也没处可去。

眼前是茫茫的黑夜。

曾经笼罩住阿兰的绝望，也笼罩到了他的身上。

”

荷马的时代，人们向奥林匹亚山的诸神献上表演；而今天人们为了自己而表演，自己已变得很疏离陌生，陌生到可以经历自身的毁灭，竟以自身的毁灭作为一等的美感享乐。

这就是法西斯主义政治运作的美学化。

共产主义的回应则是让艺术政治化。

—瓦尔特•本雅明《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结语康文署今年的中国电影展，海报上排在首位的主打，是《钢的琴》。

香港和东北，这看似相隔万里的“华夏边缘”的两端，如何能够链接起来？

早在1997年，来自东北沈阳的艾敬就有传唱全国的民谣“1997快些到吧！

我就可以去香港”；在陈果的《榴莲飘飘》中，秦海璐扮演的妓女从黑龙江来到香港，挣了钱再回到东北，却找不到自己的位置；生于辽宁鞍山的许鞍华，更是在《姨妈的后现代生活》中塑造了来自东北小城的姨妈，在大城市上海遭遇的种种幻灭，最终不得不回到自己“破败”的故乡。

有人问许，将鞍山拍的那么破败，是不是在诋毁自己的故乡，许说，自己80年代回过一次鞍山，看到的就是电影中那样……于是，在当代中国的社会变迁中，从香江北望中国东北，成了一个巨大的空间寓言：从艾敬、陈果、到许鞍华，我们看到一次文化和精神的“出走（exodus）”，看到由东北换喻的社会主义中国的远去。

而我想问的是，当我们再次穿越时空，从香江北望，是否会有不同的可能性？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们等《钢的琴》这样一部作品等的太久了。

2009年年底，我将硕士毕业论文的田野地选在了钢城鞍山，于我来说，这是在经历了漫长的理论旅行后对故乡的一次再发现。

在一个下岗老工人家里，他站在自己巨大的书架前跟我说，“当年的感觉就跟离婚一样，过的好好的，无缘无辜就离了，而且卷走了所有家产，邓小平在深圳画了一个圈，就是给我们判了个死刑。

”老工人用寥寥数语穿透了历史的真相。

这就是《钢的琴》的开始，一次离婚，和一场葬礼：“那什么，让老人加快脚步吧”“加快脚步去哪啊？

”“你管他去哪的！

”葬礼是个喜丧，工人们想吹《三套车》，让老人在冰河上再跑一会，家属们却想要高兴一点的，于是一曲步步高、一个大火球，在巨大工业废墟上搭建起简易的灵堂，我们就这么敲锣打鼓走进了新时代。

自此，工人阶级不再是历史的主体，而成了历史的包袱。

于是，在工人的物质废墟上，主流的表述又给他们覆盖上一层精神的废墟。

工人阶级的没落不仅仅是“落后”体制的结果，更来自本身“智力和道德的缺欠”。

工人成了改革开放的废品。

对于毛时代的怀旧，只不过是历史的幻觉。

我们听过太多类似上面的叙述，而《钢的琴》试图给出了一个不同的答案。

社会主义的三十年对于工人来说究竟意味着什么，仅仅是国家资本主义的工业化历程么？

他给我们留下怎样的遗产，这些遗产真的死去了么？

在这个超现实的集体造钢琴的故事里，蕴藏了许多从历史面向未来的可能性。

“咱们工人有力量”，我们都熟悉这句口号，可工人的力量在哪里，我们是否知道，是男性气质么？

是工人的社会地位与福利么（有论者认为，中国社会主义的工人阶级，不过是另一种形式的“城市中产”）？

钢的琴讲了一个回归劳动的故事。

工人的力量，正体现在劳动實踐之中。

陈桂林为了给小圆造一架钢琴，带着工友们回到铸造车间，开动车床，制作沙箱，使得工厂在工人自己的手中再次运转起来。

作为个体被抛入历史的工人们从各自相似却又不同的命运中回到工厂，回到了集体之中。

这个“超真实”的故事透露了某些“真实”的社会主义理想：生产不是为了榨取剩余价值，工人了解自己的生产工具、了解劳动过程、了解自己的产品，从共同的劳动中获得尊严。

本科2年级的时候，我作为材料科学与工程专业的学生被送入车间，跟老工人们学习。

去之前，我们这些刚刚学了钢的热处理论、能看懂三相晶图的“大学生”们觉得自己什么都懂，可进了车间，才发现书本上的东西工人们都懂，而车间里的一切，我们都不懂。

我们从头学起，车工、钳工、铸工、焊工……车刀与零件如何配合，如何确定进刀量与转速、如何选择沙箱、做沙模、浇注、成型……直到在工人们手把手的指导下，我们浇注出了自己设计的产品。

记得我想在一块圆饼上浇注图案并刻字，自己觉得工艺不可行，决定放弃，一个老工人对我说，铸造是门艺术，工艺是人发明出来的，只有想不到，没有做不到！

于是，在他的指导下，我真的让铁水凝固成细密的文字。

这像极了片中汪工说的那句：“见了困难就退缩，那不是我们工人阶级！

”汪工作为一个“知识分子”，是这个工人团体的一员，在这个集体劳动中完成自己的分工——看文献，画图纸，他并非因“知识”而成为某种“统治者”。

通过造钢琴，不同的劳动者们再次团结在一起，成为一个共同的“阶级”。

在這裡沒有“勞心“與”勞力“者的社會差別，有的只是不同形式的勞動合作。

这与冯内古特在《自动钢琴》中看到的未来正好相反，在这部出版于1952年的长篇小说中，冯描绘了一个生产自动钢琴机的未来世界，当时几乎所有的工作都可以通过机器完成，手工劳动变得多余。

社会分化成两个阶级——精通技术和管理、只需动脑不需动手的富有的上层阶级，和那些由手工劳动者组成、相对贫穷的下层阶级。

一个叫做“鬼魂衫”的革命组织试图打破这种社会格局……在中国成为世界工厂与富士康连跳的今天，从社会主义的废墟中挖掘出面向未来的另类可能性，也就具有了现实意义。

社会主义“未完成”的劳动理想，与现代资本主义工业中将人像螺丝钉一样拧进流水线中，变成机器的一部分，是截然不同的。

在机器消灭手工业者的维多利亚时代，卢德份子的回应方式是捣毁机器；而“亚当斯密在北京”的时代，所谓的“技术革命”将人变为机器的一部分，成为机器无法代替的那“最灵巧的双手和眼睛”，于是，后工业时代的卢德份子只能通过捣毁自己身体的方式来使机器停转……而社会主义的卢德份子对此说不！

除了劳动，我们同时在思考的是，在社会主义实践的历史中，艺术的功能是什么？

张猛镜头里的工人形象总是与文艺脱不了干系，《耳朵大有福》中的王抗美是当年宣传队里长征组歌的领唱，《钢的琴》中的陈桂林是乐器外语样样精通的乐团团长。

在这里，艺术家与工人，并没有一条清晰的界限，劳动与演奏，也不见得必然分离。

可以说，王抗美与陈桂林，只是社会主义庞大文化工业流水线上出来的两个普通的“标准件”，在这种生产中，艺术之于他们的并非单纯的“技艺”，而是经由艺术所释放出来的人的主体性。

在工人阶级的历史崩塌后，这种主体性在工人的日常生活中以惯习的方式幸存下来，却不得不时时经受与市场经济大众文化的剧烈交锋。

王抗美的“长征组歌”，无时无刻不在流行音乐与二人转的“混响”之中，陈桂林也要以吹啦弹唱的“技艺”为生……（这是需要进一步理清的大问题……）《钢的琴》可以看作对《铁西区》的一个回应，看做对《24城》的一个拨乱反正。

这部小成本歌舞片，超越了《铁西区》那种小知识分子式的悲观主义，更超越《24城》对历史轻蔑的拼贴和景观化处理，而赋予了工人前所未有的主体性和行动力。

张猛对于工人历史命运的同情，对于工人阶级主体性与尊严的理解，超越了贾樟柯和王兵。

由香江北望，让我们也跟随张猛的革命乐观主义，从智识的悲观中解脱出来休息一下，将权力交给想象for a moment。

今天劳动者能造出一架钢琴，明天也要造出一新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