枪声俱乐部

我只说一个我自己看电影后查看各种影评和资料理解到的，关于《饥饿的苏丹》这张照片的拍摄者：凯文·卡特。

饥饿的苏丹（The Starving Sudan）又名欺凌的苏丹，是摄影师凯文·卡特的作品，刊登在《纽约时报》上，凭借该作品作者赢得九四年普利策新闻特写摄影奖。

该张照片上是一个苏丹女童，即将饿毙跪倒在地，而兀鹰正在女孩后方不远处，虎视眈眈，等候猎食女孩的画面。

大概在初中的时候，就在一本有关普利策新闻摄影奖的图册中看到过这张照片，清晰的记得书中写了这张照片的摄影师最后因为受不了舆论的压力而选择自杀，当时真的被震撼到，但是时至今日我依旧觉得摄影师并没有做错什么，在这张照片获奖之后激起强烈反响，引起了国际舆论对苏丹饥荒和苏丹内乱的关注，很多人因此得到了各国的救助。

如果当时他选择救这个女孩而没有拍下这个震撼人心的场景，让世界上其他生活在和平年代的人们就不会了解这个战乱的国家正在发生的事，又有多少人死于非命。

不管最后有没有救助这个女孩，可以确定的是，凯文·卡特在按下快门的那一瞬间就改变了很多处于战乱之中的人的命运。

可惜的是他自己却没能躲过舆论的压力。

今天看完电影，我一如既往在豆瓣找影评，大家也都在讨论这张照片关于救还是不救的道德问题。

然后我再搜这个摄影作品的介绍，却看到了不一样的版本。

“肯·奥斯特布鲁克是凯文的朋友，他们一起组建了“砰砰俱乐部”。

1993年，就在凯文拍到那张著名照片后不久，“砰砰俱乐部”一伙人又来到托可扎采访一次暴力事件，由于阳光太强，凯文先回到了城里，但很快他就收到了肯在托可扎被枪杀的消息，此事几乎彻底击溃了凯文的意志，事后他曾经表示，应该是他而不是肯去挨那颗子弹。

据凯文的朋友们回忆，从这之后凯文开始公开地谈自杀的事，一部分是因为肯这件事，但更大的原因还是他对钱的焦虑，入不敷出的经济状况让他不得不接受了一份到莫桑比克采访的任务。

这时凯文的状态确实出了一些问题，尽管使用三个闹钟，他还是耽误了前往莫桑比克的早班飞机。

当然，更糟的事还在后面，当他从莫桑比克回来时，居然把一包未冲洗的胶卷弄丢了——种种不顺让他感觉生不如死。

1994年7月27日，凯文在他生命的最后一天中显得很快活，先是在床上一直呆到午时，然后又出去拍了一张片子，他还向朋友们倾诉了他的苦痛，有人劝他去看精神医生……肯的莫尼卡是最后看到凯文的人，那天傍晚凯文来到她的家里，向她讲述自己的事情，还没有完全从丧夫的悲痛中恢复过来的莫尼卡当然不能给他什么安慰。

晚上7点，凯文开着他的红色长车来到有着他美好童年记忆的布莱姆方特恩斯普洛特河边。

他用银色的胶带把一截花园里用的软管固定在排气管上，又从车窗送进车内，穿着没洗的牛仔裤和T恤衫，他启动了车子，然后打开身旁的随身听，用一只袋子枕在脑袋下面当枕头……”看完这段我开始回忆电影里的场景，确实有镜头很明确的表明他最后自杀是因为是“误了航班、丢了胶卷、密友被杀、入不敷出、受不了官僚作风”。

而不是仅仅因为当时没有救助女孩而备受自己内心道德折磨这个流传甚远的版本。

这段明确表明导致他自杀的原因不只是舆论的压力，还有很多其他因素。

再往前看肯被维和军队不小心射中以后进医院，然后凯文赶紧到医院那段。

他把相机放到车里面忙急忙慌往医院跑却没有把车窗摇上，可以看到后面那辆车那三个年轻人一直在盯着他看。

医院里的镜头结束以后，肯的女朋友等人赶到医院时，后面那三个人已经不见了，在这里是否可以理解为凯文的胶卷就是在这个时候被偷掉了？

可能是我想多了，但是那三个人盯着凯文的行为确实有点奇怪。

最后还有这段耐人寻味的采访：“颁奖之后不久，一家日本电视机构驻美国的记者打电话希望采访作为评委之一的约翰．卡普兰。

约翰．卡普兰接受了采访。

记者一开始问了一些关于评审程序的问题，话锋很快一转：对于《饥饿的苏丹》的争议你是怎么想的？

约翰．卡普兰十分诧异：什么争议？

在评审的时候，评委们没有任何争议。

日本记者转述了佛罗里达一个记者就这张照片写的一篇专栏文章，大意是：你看这自私的、不关心民众的媒体和记者，踩在小女孩的尸体上得了普利策奖。

约翰．卡普兰还是第一次听说这样的评论，他对记者回忆道，评委们当时非常仔细地看了这张照片，照片有注释，提示会有人来帮助这个小女孩，给人的感觉小女孩不是独自一人在荒无人烟的沙漠里。

约翰．卡普兰还指出，小女孩的手上有一个环，说明她当时受着人道保护，所有的评委都注意到了这些细节。

在评审的时候，评委们都信任这个摄影师——如果这个小孩需要帮助的话，摄影师一定会施以援手的。

但是，这个节目在电视上播出的时候，约翰陈述被无情地切掉了，节目还是紧紧围绕新闻伦理和道德观展开，对凯文．卡特和普利策奖进行了猛烈的抨击。

”

导演的态度不够坚定，总是在探讨和表达之间挣扎徘徊，那种拍不出现实感也玩不好文艺范的矛盾心理让整部戏都显得有些心不在焉。

毫无章法的剪辑把叙事的节奏拉扯得游离不定，使得情感张力尽失。

全片除了写实的冲突场面能带来一定的视觉冲击力之外基本上都是零零散散，拖拖拉拉的平庸片段。

其实导演有如此之好的题材着实应该在编剧上多下些功夫，少一些血腥画面多一些戏剧冲突，少一些经典解密多一些情感投入,让电影本身更配得上那些美好动听的插曲吧.

与其说影片牛叉，还不如说这几个记者本身的经历牛叉。

在枪林弹雨中奔跑，为了买一瓶可乐；躲过刺来的一刀，仍然坚持拍完照片（话说这大刀砍头的照片视觉冲击力太强了点吧）；站在两个即将群殴敌对派别的中间。。。。。。

这部影片让我问自己，如果我能，我会选择一个看起来政治不正确的一派进行报道，我会承担在枪林弹雨中抓拍的风险吗？

我会提供秃鹫相伴垂死的小孩更多的救助吗？

失去了环境、背景这样的假设往往显得没有意义。

即使这样，我依然觉得能够做到片中几个记者做到的，非常不容易。

对与错，道与德，正与邪，统统都不重要，有追求的人生才是最重要的。

有些影片就是这样，用真实或虚构的场景逼着观众去思考，如果我是XX又如何？

这样的人性拷问往往难以得到答案，却是不断成长的捷径之一。

在看到《枪声俱乐部》中，战地摄影师肯（Ken Oosterbroek）遇袭身亡的那组镜头时，总有些似曾相识之感，后来翻找了之前看过的以詹姆斯•纳切威（James Natchwey）为主角拍摄的纪录片《战地摄影师》，原来肯遇袭身亡时，詹姆斯纳切威也在现场，而且有现场的影像资料保存下来。

对比两部影片的影像，《枪声俱乐部》对于事发现场的还原已经做得相当逼真。

除了这段影像，《枪声俱乐部》对于当年“The Bang Bang Club”成员的很多著名摄影都做了现场影像还原，为那些伟大的摄影作品做了生动的，准确的，更加完整的扩展和延伸。

单从这一点来评价《枪声俱乐部》，它已经是一部不错的电影了。

枪声俱乐部即“The Bang Bang Club”，一个活跃于上世纪90年代初南非种族隔离制度末期的战地摄影师团体，团体的名字“The Bang Bang Club”最早来自于南非当地一家杂志《Living》对这群战地摄影师做的专题，当时杂志用到的名称是“The Bang Bang Paparazzi”，但是“paparazzo”这个词本身有些“狗仔队”的意味，这也代表了一部分所谓的人道主义者对于战地摄影师的误解，关于这种误解，最突出的例子就是枪声俱乐部成员凯文•卡特（Kevin Carter）和他那张举世闻名的《饥饿的苏丹》的摄影。

枪声俱乐部主要成员有四个人：肯、凯文•卡特、格雷格（Greg Marinovich）以及吉奥•席尔瓦（João Silva），同时还有一些跟随他们一起拍摄的战地摄影师，比如上文提到的詹姆斯•纳切威，以及加里•伯纳德（Gary Bernard）等。

俱乐部成员的摄影作品主要供南非当地报纸《星报》使用，很多摄影作品也会被高价卖给路透社等世界知名通讯社，成员格雷格一张反应南非种族暴力的照片获得了1991年的普利策摄影奖，凯文•卡特依靠那只虎视眈眈的秃鹫和蜷缩在地上的小女孩获得了1994年的普利策奖。

凯文获奖后不久，4月18日，在团体中发挥领袖作用的肯遇袭身亡，时年31岁。

7月27日，凯文在自己的车中自杀，时年33岁。

对于凯文卡特的死，流传着各种各样的臆测，对于凯文卡特其人，也存在着很大的误解。

凯文卡特出生于中产家庭，父母均是赞成种族隔离的虔诚的罗马天主教徒，早年的从军经历也让他目睹了过多的种族迫害，这都让反对种族隔离的凯文饱受内心折磨。

凯文•卡特骨子里的自由主义也让他的生活一团糟，嗜酒，吸毒，易怒。

在一次藏毒被抓后，凯文被《星报》解雇，后来潦倒窘迫的凯文被迫去苏丹“试试运气”，和凯文同去的还有吉奥•席尔瓦，吉奥也拍下了秃鹫和小女孩的照片，只不过他没有获奖。

在凯文获奖后，新闻媒体片面的带有倾向性的报到为凯文带来了诸多莫须有的责难，在凯文死后这种责难也没有停止，更有变本加厉者认为凯文卡特就是死于愧疚。

肯去世以后，凯文非常伤心，同时由于无规律的生活，凯文与教师女友也分手了，凯文还独自抚养着一个私生女，加上当时凯文所签约图片社里存在的官僚作风以及他遗失的一卷有关莫桑比克的胶卷，潦倒苦闷郁郁寡欢的凯文最终选择了自杀。

在凯文的遗书中，不只是那句著名的被广泛断章取义的“真的，真的对不起大家，生活的痛苦远远超过快乐的程度。

”还包括了“绝望……没有电话……没有付房租的钱……没有供养孩子的钱……没有还债的钱…钱！！！

我被鲜明的杀人、尸体、愤怒、痛苦、饥饿、受伤的孩子、快乐的疯子的记忆纠缠不休, 总是警察、总是屠夫……”然后是:“ 如果运气好, 我去找肯了。

”根据与凯文同去苏丹的吉奥•席尔瓦的描述，他和凯文是随同联合国分发粮食的直升机着陆苏丹的，当时他们有三十分钟时间进行拍摄，他们拍摄了很多饥饿儿童的照片，那个著名的《饥饿的苏丹》中的小女孩只是其中之一，小女孩的妈妈就在不远处领取救济，只是暂时无法照顾小女孩，而就在这时，一只秃鹫降落在小女孩身后。

当时的普利策奖评委约翰•卡普兰也表示，照片有注释：小女孩会得到救助。

而且照片中小女孩的手上也配带着圆环，表示她正受着人道保护。

但是以上这些细节问题全部被媒体有意无意的忽略掉。

民众、学者在媒体倾向性报道的引导下，展开了对战地摄影师们的幼稚的道德伦理攻击，认为战地摄影师们把成就建立在了人的痛苦之上。

这种片面性的肤浅的裹挟着所谓大爱，所谓人道主义的捧杀是最最可怕的，因为没有经历过战争的人，根本不了解什么是和平。

在当时南非的新闻摄影界有一个被广泛接受的白人法则，在种族隔离制度末期的南非，斗争最激烈的是当权政府煽动的祖鲁族战士同曼德拉所领导的非洲国民大会党的斗争，两个种族一直在打打杀杀，而这种族之间的暴力与杀戮，只能通过南非的一些白人摄影师拍摄记录下来，传达给世界，告诉世界这里正经历着怎样的灾难。

之所以是白人，因为杀戮的两个种族都是黑人，白人摄影师的先天优势就是，他们可以保持中立，不支持任何一方，这样他们可以同时深入到两个阵营斗争冲突中，如果你失去中立，后果不堪设想。

格雷格是枪声俱乐部里最勇猛的摄影师，既拍到过祖鲁族对非洲国民大会党的杀戮，也拍到过祖鲁族人遭到的杀戮，他根本没办法去搭救那些在他镜头下被杀戮的个体，如果他强行出手，不但于事无补，自己也会因为失去中立立场而遭遇不测，而明天、后天，这些种族间的杀戮依然还会继续。

当人们安逸的生栖在和平环境里，是不是也应该学会设身处地？

战地摄影师最大的痛苦在于，他们亲历着人类最丑恶最野蛮的行径却无能为力。

而我们更多的人，都像电影里格雷格的女友一样，直到自己亲手举起蜡烛照亮那具被摧残过的死尸时才痛彻心扉，才发觉这些摄影师们，每天都经历着这种痛彻心扉。

在电影里角色最轻的吉奥席尔瓦2000年签约《纽约时报》，足迹遍布卢旺达、克罗地亚、以色列、巴基斯坦、索马里、苏丹、伊拉克、阿富汗。

2010年10月23日，在阿富汗踩到地雷，受伤严重，炸掉了双脚。

电影里的主角格雷格之后工作中又有过三次中枪，现在已经不再从事战地摄影工作。

我突然又想起了在利比亚去世的纪录片《雷斯特雷波》导演蒂姆•海瑟林顿。

还有很多很多默默奉献的战地摄影师，致敬！

“如果你没法阻止战争，那你就把战争的真相告诉世界”，这就是战地记者永远的格言。

这是部讲诉战地摄影师的电影，哪里有战争，哪里有危险，哪里就有他们的身影。

危险如影随形，主人公们也无一例外，或死或伤，或留下永久心理创伤。

面对犯罪，摄影师应当上前制止，还是仅仅作一名旁观者忠实记录，永远是社会对他们的质疑。

好比那张著名的照片，一苏丹女童即将饿毙跪倒在地，而兀鹰正在后方虎视眈眈地等待着她的死亡，骨瘦如柴的小孩即将成为它的食物。

凯文•卡特的这张《饥饿的苏丹》，1994年4月获普利策“特写性新闻摄影”奖，面对荣誉，拍摄者却陷入记录者与拯救者的道德困境，更糟的是媒介放大该照片内容，并指责其踩在小女孩尸体上获奖。

无法自拔的他，3个月后选择了自杀。

这是优秀的电影，不仅是令人思考的争议，紧张激烈的剧情，和那些伟大的作品，还有那些人遭遇，人性的关怀。

我喜欢这些人，无论坚强或是脆弱，这些举着相机穿梭在危险世界的男人是最帅的，因为他们不单是把拍照看成是工作，那是他们的事业，是他们的理想。

而做一名战地摄影师，曾是我诸多梦想中的一个。

我也曾希望自己能够游走在危险的世界之中，拍下的照片能够牛逼地记录历史。

结果我没能让时间定格，时间却把我打磨的面目全非，如今梦想不在，仅仅留下了摄影及旅行的爱好。

1990-1994年实行种族隔离的南非政府蓄意在曼德拉领导的非国大与以祖鲁族为主的黑人民族政党因卡塔自由党之间挑起腥风血雨，The Bang Bang Club(枪声俱乐部)的四位摄影记者深入火线，将战争的真相揭示给世界。

他们中的两位死于南非战场或职业带来的次生灾害，电影根据另外两位幸存者的回忆录改编，他们分别在战地中失去双脚，以及中弹4次。

又回到了战地摄影记者的伦理老问题——他们为什么要去拍摄别人的苦难和受难，他们是不是在剥削受害者，他们是不是在以别人的苦难谋生并获得荣誉，他们除了拍照什么也没有改变。

电影还原了传主之一的葛雷格拍摄他那张获得普利策奖的照片《沙巴拉拉之死》的“名场面”，看着葛雷格追拍受害人被点燃并补刀的瞬间，愤怒得全身紧绷，心中对葛雷格充满怨怼——毕竟是他“拉”我目击了暴力。

事后明白，如果不是摄影师，我一定不会有这种刻骨铭心的折磨，受害者变得历历在目，而不只是新闻中的一个数字。

当灾难降临时，人会下意识地闭上眼睛，在我看来，战地摄影记者就是在这一时刻替人类睁大眼睛的那个人（017）。

想起之前听的一期podcast的嘉宾是一位之前做过战地记者后来总是在采访一些极端现实事件的记者，当时刚好对新闻采访有兴趣并且在考虑学新闻传播然后考研，听完以后认识到自己大概没有办法去做记者，因为没有足够强大的心理去面对现实中那些残酷又真实的事情。

电影里的葛瑞格和凯特虽然都获得了普利兹但是都受困于自我的矛盾和心理斗争，作为一名战地摄影师在面对战争和死亡时人性和专业素养的斗争。

全世界都在问凯特为什么没有帮那个女孩，都在问凯特女孩的结局是什么；有人说葛瑞格是走狗屎运而Ken反驳说这是葛瑞格在冒着生命危险去记录的一瞬间；再到Robin作为一名编辑每天都在与写实的残酷照片打交道但是真正看到死去的孩子的时候仍然难以坚持下去而崩溃。

突然就让我意识到他们可以做这份工作所需要的不仅仅是专业素养，更多的是一种克制，知道自己能力有限所以只是尽自己所能的克制，绝非见惯了死亡而产生的冷漠，而是知道自己能做什么就尽力去做到最好的克制。

抽象 设计的艺术里一位艺术家说，没有人喜欢真实。

是的，但我们总需要面对真实，而他们是真实事件最忠实的记录者。

突然就想买个相机了，记录一切。

虽然影视与相片记录下来了真实世界的残酷，但我想总需要真正去现实世界里看一看，才能去体悟到更多关于人生关于生命关于一切的一切的更多的体验。

一“我可以管，也可以不管，这是我的事。

”如果是我，我就这么回答那些提问的人。

电影是为了告诉大家，战地记者也是人。

当人做一件很不寻常的事，处于一个很不寻常的处境，我们就不好用自己常规的生活经验去评价了。

他已经去了那个常人不愿去的地方，他要做很多事才能保证自己还活着，他看到一个场景，正好能够完成自己的工作，工作完成了，他还要想是否提供额外的帮助？

这也太难为了他了，须知彼处不是他属所的国度，他孤身一人不可能有任何作为。

他今天帮了这个，明天呢？

后天呢？

今天的帮助解决问题吗？

明天的帮助解决问题？

后天呢？

假如一经看到人类的疾病、痛苦就停下来帮助，我们就都成了耶稣基督。

要时刻提醒自己，即便是耶稣基督也对非犹太人疏远的。

耶稣竟然说“你不是犹太人”，耶稣啊，这可是耶稣！

他竟然对可怜的母子拒--绝--提--供--帮--助！！

所以电影的核心信息就是他说的那句感悟“我们的工作就是来到一个地方，在一旁看着，除了看什么都不做。

”这个角色才是电影的主角。

至于名义上的男主角其实是个反面角色，他是个野蛮人，他不愿意思考，他经常用暴躁的举动释放焦虑以求平衡，所以女朋友一开始离开了他。

他不承认嗑药的家伙的这句至理名言，他坚持自己的“赤子之心”。

他很乐于参与。

不过也只是从他自己单方面看来。

因为他根本什么都改变不了。

他好像故意忽视这一点。

反倒是这个嗑药的家伙，看起来更像个思考的人，他的观察是客观的，是对大量事实的客观总结。

无论大家愿意面对还是不愿意面对，战地记者的工作就是这么一种状况，除了拍照，最后什么都别做。

所以他一定是电影的主角。

所以那些质问他是否救助被秃鹫盯上的小孩的人们很蠢。

生活中总是充满了这样的蠢人。

我以为确定愚蠢的比例应该在80%以上，你也可以想一想，肯定会发现这个二八开是人们使用聪明和愚蠢这两词时的默契。

“你为什么不去帮助？

”这句话让我想起来那些歇斯底里的爱宠人士。

哈哈哈哈！

十足的蠢货。

二其实电影还有另一个很值得探讨的事情，就是什么可以拍照，什么不可以拍照。

名义上的男主角拍刚刚被砍死的人，旁边的人告诉他不要再拍了。

我以为对于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的人，无论生产力水平、文化习俗，对于人的死亡，总是赋予一种特殊的敬畏和尊严。

死亡不可亵渎。

想起前些天看到一个爱猫人士把自己猫临终前的样子用手机拍了下来，发到网上，还配了俗不可耐的流行歌曲煽情。

我看着看着忽然极其愤怒。

她亵渎了死亡。

所以事情变得很讽刺，她以爱她宠物猫的名义，将这猫的弥留之际拍了下来让我看到，我以最鄙夷她这类人的初衷，却因发现她亵渎了一只动物的死亡而感到愤怒。

我感受到的是她对死亡件事这的不尊重。

这里面有一种处境的对调。

最后被刺激得最厉害的反倒是我。

我想了很多，而且发现我远远比她有良知。

（首先，有一点技术性的问题。

她说她的猫在注射药物之后躺在自己的怀里不停滴哭泣，眼泪代表它悲伤。

我不相信动物的眼泪和人的一样，和人一样有表达心理的功能。

猫在临死前的眼泪很可能是某种生理反应，就像人在窒息而死时会大小便失禁一样。

鳄鱼的眼泪是该吃饭了。

她只是把事情往自己希望的地方想罢了。

）我想了很多。

我为什么被极大地刺激到了？

因为我看到的不光是一只宠物的死去，而是看到了一个人对待另一个个体死亡的态度。

我不认为将一个个体的死亡拍摄下来让别人看是对的。

我认为这样的行为亵渎了死亡，让死亡成了一次表演。

那俗不可耐的流行歌曲简直让我发疯。

既然她可以让她宣布她爱的个体用最后的死亡作为一次表演，一次表达她宣布的对它的爱，那她的这种爱，谁能忍受？

为什么似乎所有地方的人都本能地反对围观一个人的死亡（拍摄等于围观）？

因为以隐蔽、沉默的方式对待死亡是人类的本能，人类似乎要尽量的让死亡事件在安静中、尽量不打扰周围环境地远去。

因为死亡仅仅意味着危险，各种危险，甚至是传染的，所以我们的祖先不可能不把已经死亡的人隔离，只不过加上了很多文化仪式，但核心总是隔离。

这个爱猫的女人触犯了这一条人类最根本的禁忌。

所以，她要么是一个变态，要么是一个极端冷漠的人，只是想让自己看起来有人情味罢了。

所以电影里名义上的男主角是个有问题的人，他什么都要拍，对死人也要拍。

他就是以上拍摄自己宠物死去的人。

他为了一个狭隘的目的不择手段，他心里只想着要拍出照片。

他践踏了很多很多人的尊严。

电影是用他这个角色在对比中诠释嗑药男的思索的。

他是电影中最疯狂、变态的人。

所以，电影是在以嗑药男的良知针砭他的疯狂忘本。

所以我说嘛，歇斯底里的爱宠人士都有很大的问题。

可他们就是不承认。

是什么让一个人疯了一样放下自己手上的工作奔去高速路拦截狗肉厂的送货卡车？

是什么让一个有家有业的中年人在自己家里养十几只猫，假如亲人反对还痛斥他们无权干涉？

这都是正常人的行为吗？

假如网瘾可以定为某种心理问题，以上爱宠行为更应该去看心理医生。

片子仿佛是用一张张纪实相片拼成，我喜欢它的构图和颜色。

看完后，感觉到导演想表达很多内容，可每一个主题都没到位。

情节推进得很慢，仿佛要把事情娓娓道出，但最终种族冲突的原因交待不清，主人公内心的矛盾刻画不够深入。

直到影片结尾，两位主角身中子弹，一位选择了自尽，却未能引起我心灵的冲击。

因为一切早在预料之中。

1，首先作为一名记者就特别难，尤其是战地记者，我们应该对其所持有的态度应该是尊敬。

2.战地记者的这个身份本来就是一个矛盾的身份，电影当中的男主角去采访别人的时候，他的那个女同事在哭，那个男同事(现实就是如此)不完美成就完美，所有事情都没有感通身受这一个说法，你无法明白别人的感受，因为你不是别人，你在没有真正经历一些事情以前还是不能替别人做总结。

3.人性永远是复杂，我们一边觉得凯文和他们拍的照片非常好，一边又要要求别人救那个小女孩，又要熊掌，又要鱼，那样的结果我们很难达到，事事都能做好的人很少，所以我们不应该以一种救世主(局外人)的身份高高在上去对那些冒着生命危险去工作的人指指点点，就像有句话说的“未知全貌，不予置评。

”4.电影的最后凯文自杀了，是因为人们的舆论，有时候虽然真实的战争很恐怖，但是这些大众的舆论也特别恐怖。

逃离现实世间，本来就对现实世界有点失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