敬畏

文 ／賴勇衡《高達：革命性改變》（Le Redoutable） 的導演米修．哈薩拿維斯（Michel Hazanavicius）在一次座談會上說，他並不對尚盧．高達 （Jean-Luc Godard）着迷，其實並非想拍一齣有關高達的電影。

[1]Godard is not GOD-ard，高達並非高達雲端的電影之神。

[2]不論他多有才華和抱負，都只是個普通人。

這把一個享負盛名的大導演、無數影迷的偶像拉下神壇的想法，成了一齣喜劇的好題材。

《革命性改變》改編自高達第二任妻子安妮．維雅嬋絲基（Anne Wiazemsky）的自傳《一年之後》（Un an après），講述1967-68年間高達在藝術及政治上轉型的困境，以及他和維雅嬋絲基的愛情故事。

我們或許可以這樣理解這部電影：（一）這電影不是為高達而拍，維雅嬋絲基才是電影的中心，她主導了叙事觀點；或（二）影片裡的高達沉溺於自己的政治和藝術事業難題，對妻子和朋友變得冷酷無情，哈薩拿維斯正是要對這個「以高達為中心的高達」保持批判的距離，並從中產生笑話。

《革命性改變》跟哈薩拿維斯叫好叫座的前作《星光夢裡人》（The Artist）同是有關電影的電影，男主角一樣要面對時代轉變及電影藝術轉型期的困頓。

電影風格表面看來大相逕庭，《革》彩色有聲的，反覆利用間離效果；《星》黑白無聲，大部份篇幅都是默片，最後迎接有聲歌舞片的興起。

事實上，兩者的手法相似，是導演賣弄小聰明的方程式：故事談及哪個時期及哪個類型的電影，便利用那個時期及那個類型的電影語言來戲仿。

哈薩拿維斯拍這些「關於電影的電影」，目標觀眾顯然是藝術電影或電影節圈子的小眾市場。

沒有看過高達作品的觀眾看《革命性改變》，大概只會看到一個不懂愛人、被慣壞了的大孩子，不會看出導演借用或戲仿高達當時期的電影風格，趣味會大打折扣。

對於高達的忠實影迷來說，面對導演把年近九十仍銳意實驗創新的電影藝術家「當佢死咗咁嚟拍」，感到不是味兒──尤其當他們看到高達試圖（為情？

）自殺的虛構情節 [繼續閱讀......]

胤祥发自戛纳http://cinephilia.net/57328评分：★★★★（场刊体系，四星满分）哈扎纳维希乌斯的新作《敬畏》（这个译名不够好啊，应该翻成“革命时期的戈达尔/1968年的戈达尔”之类才能抓住重点嘛）在今年戛纳之前普遍不被媒体看好，被认为是扑街片的最大热门之一；但在经历了史上最长排队（之一？

）之后，推迟了45分钟才开始的媒体场放映却，出乎意料地让全世界记者在此起彼伏的笑声和掌声中心满意足地离开（为啥没有标喜剧！！

）。

其实我看到一小半就觉得此片处处惊喜，看到一半就觉得70周年纪念金棕榈大奖非本片莫属——本片对1968年的戛纳电影节吐得一口好槽，真是十分欢乐；但又因为手法比较复杂，大概有几位评委很难明白片中的槽点，估计更get不到本片的笑点和精妙之处……所以大概顺水推舟发这么一个纪念奖是最平衡的选择。

影片根据戈达尔的前妻安妮·维亚泽姆斯基（Anne Wiazemsky）的自传《一年之后》改编，讲述戈达尔从拍摄《中国姑娘》之后政治倾向愈发激进，最终与妻子分手的故事。

故事看上去是部普通的传记片，但阿扎纳维修斯在影片中完全挪用或戏仿戈达尔惊世骇俗的电影手法，堪称最大的惊喜。

影片分为十个以小标题字幕卡开始的段落，并包含一段“尾声”，片中则不时就蹦出一些戈达尔的技巧，比如跳切、变速、突然变成负片、间离性旁白、不匹配的字幕（以表达人物潜台词）、声画对位式的配乐、音轨混录的各种突然变化、材料的混用（如超八摄影机）、没事儿就打破第四堵墙，并且直接挪用如《中国姑娘》中的横移镜头，甚至让扮演戈达尔的路易·加雷尔直接说出“我又不是戈达尔，我只是个扮演戈达尔的演员”这样让全场会心大笑的台词，可谓是一部有关戈达尔的自反式传记片。

除了这种戏仿或者自反的典型后现代手法之外，影片最具喜感的部分就是对戈达尔“小资产阶级性”的嘲讽。

影片从前妻的角度，把戈达尔塑造成一个善妒的、控制欲极强的、难于交往的、夸夸其谈的、刚愎自用的、自视极高的、极为情绪化且极为自恋的“天才”（与影片开始安娜描述戈达尔的那些美好的词语完全相反）。

从这个角度看，本片在戈达尔和安娜的关系上，事实上构成了一个失败的皮格马利翁故事：戈达尔试图按照自己的理想状态去塑造或者调教安娜，但最终他失败了。

而失败的原因在安娜看来，是戈达尔在事业上的自负与自恋，同时也是在两人关系上所要求的极度控制，并完全无视安娜的情感与需求。

但影片剧作的高超技巧就在于对调子或曰“尺寸”的精细把握，因为安娜逐渐认清戈达尔的“渣男本质”之余，对他仍然崇拜得无以复加（“你是伟大的戈达尔”）；从这个角度出发，阿扎纳维修斯很好地用一种揶揄而并非刻意丑化的方式写出了戈达尔的复杂性：这包括他对自己“不再年轻”这一事实的恐惧以及导致的不自信和控制欲；因为思想愈发激进而陷入的创作焦虑——包括对自己得意之作《中国姑娘》受到恶评的“恼羞成怒”，对自己此前作品的勇敢否定却不得不面对路人、粉丝和同行（甚至包括贝托鲁奇）更加喜爱他此前《筋疲力尽》《蔑视》等作品的事实而感到的无奈；因为被“革命小将”们频频打脸而进一步强化的自我怀疑；以及综上所有因素而导致的脾气反复无常和与朋友交恶……

影片把戈达尔思想和艺术创作的激变时期与1968年红五月（连带着当年在开幕式上就闭幕的戛纳电影节）的社会背景，以及戈达尔与安娜的情感危机很好地结合了起来，更为难得的是，阿扎纳维修斯非常准确地再现了戈达尔这一时期的思想困境。

这包括他对电影的资产阶级属性的反思，以及他要从电影语言到创作方式全面革新电影的勇敢尝试以及失败过程。

阿扎纳维修斯成功地揭示了因为戈达尔本人的局限性（用我们熟悉的批判话语来说，主要是无法摆脱他的阶级属性，比如贝托鲁奇指出的“你根本不了解工人阶级，只是对他们抱有幻想”），他所设想的那种纯粹的革命电影必然失败——正如法国1968五月风暴必然走向失败，但他成功地革新了电影语言——正如五月风暴留下了从社会运动到批判理论的丰富遗产。

虽然关于戈达尔如何改变了电影并不包含在影片故事文本之内，并且结尾从安娜的角度来看，维尔托夫小组的《东风》完全是一部不可理喻的失败之作，但戈达尔在电影史中至高无上的地位显然是不言自明的、或者是未曾说出已然说出的事实，是并不需要安娜或是不知戈达尔为何人的普通观众认可的事实；而且本片采用的复杂形式（甚至包括这种嘲讽的调子），恰是对戈达尔的丰功伟绩最直接的赞美和歌颂。

所以这部影片最终完成了两种彼此分离的，甚至截然相反的叙事：显而易见的是一个盲目崇拜著名导演并嫁给了他的年轻女演员，从亦步亦趋到发现他的偏执与嫉妒难以忍受，同时逐渐自我意识觉醒并离开了他的故事；而另一个需要大量电影史知识与背景的故事则是伟大的戈达尔在孤独地自我质疑并尝试完成“创造一种新的电影”这样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并最终悲壮失败的故事——比《八部半》更令人扼腕叹息。

戈达尔的举动无异于堂吉诃德挑战风车，但安娜所谓的觉醒也不过是离开戈达尔的革命电影，去担任一部意大利软色情片的女主演（简直嘲讽到了极致）。

最终影片唯一的主角当然还是近乎小丑的戈达尔（忽然想到如果能用40岁的伍迪艾伦来扮演这个角色会多么的出彩——当然路易·加雷尔真的完成得很好，他的敏感、脆弱起码值一个凯撒奖或是欧洲电影奖的影帝提名），而最高级的喜剧正是这种在嘲讽之余令人难过，主角令人发笑却又引人同情的喜剧，更难得的是这部影片同时又有着极为精致和高级的形式，还难得地能引入电影史和思想史的角度来反观无比重要的1968年——跟这个一比，其他的简直都是噱头。

硬要说点遗憾的话，大概最主要的是对1968年的戛纳电影节只能通过广播报道来交代，而并没有再现（实话说片中对五月风暴的再现已然很棒了）；同时并没有对五月风暴的终结极其后续影响，显得不够完整——当然这一点也可以理解成戈达尔最终的逃避。

片尾戈达尔在意大利探班时候的企图自杀一方面有点太情节剧化或者说是矫情，另一方面也使得结尾欠缺一个视觉上有所提升的场面；而最后落到《东风》上，其实也有点力度不够，如果稍稍往思想上面翻一下可能会更好。

但言而总之，本片的完成度甚至比《艺术家》更高，关键是它更为欢乐（居然还有专供中国的笑点），一扫前几日的疲惫，我差点手一抖就拍出个本届最佳……

继电影《艺术家》中以默片形式致敬无声电影时代，并成功夺得奥斯卡最佳影片后，导演米歇尔·阿扎纳维希于斯又一次玩起了“非典型”传记片，这一次，他选择了法国电影新浪潮的领军人之一——让-吕克·戈达尔的故事。

《敬畏》改编自戈达尔前妻安妮·维亚泽姆斯基的自传《一年之后》，讲述五月风暴期间，戈达尔与安妮之间随着革命逐渐消亡的爱情。

电影在外在的叙述格局上，就呈现出不同寻常的风格。

以九幕剧的形式，一幕一幕的递进，既是戈达尔一步步走入“革命”极端的心理变化，也是他与安娜的爱情走向终端的过程。

而九幕剧的形式，本身就值得玩味，电影中的段落分层，事实上，让人联想到的，更像是中国一幕一幕的样板戏。

联系现实，作为一个彻头彻尾的毛主义者，戈达尔还曾赞美过样板戏是最伟大的电影，而对照电影中，戈达尔对革命电影的无比推崇，如此看来，这种推测似乎也不无道理。

要解读《敬畏》，关键突破口在于《中国姑娘》。

这部由戈达尔执导的“红色”电影，在电影中起着至关重要的线索作用。

一方面，它代表着戈达尔个人的政治倾向，即崇尚革命的毛主义者。

另一方面，这也是戈达尔生命中的一个分水岭，因为拍摄这部戏与安妮喜结连理（而《敬畏》这部电影中的叙事也由拍摄《中国姑娘》一片开始），也恰恰是这部戏之后，他开始对革命思潮越来越狂热，最后直接导致了他与安妮爱情的终止。

电影一开始，便是《中国姑娘》的拍摄现场，十九岁的安妮背着保守派作家爷爷，偷偷在这部电影中扮演一个信仰毛主义者的学生。

她年轻，所以显得无畏，她敢于与32岁的戈达尔相恋并结婚，敢于与爱人一起走上街头游行的队伍，并大声呐喊政治宣言，为了表现这种年轻的无畏，电影中甚至常常让她以裸体形式出现，或是穿着泳衣晒太阳，大胆奔放的同时，与戈达尔的肉欲，亦是一个青春发泄的出口。

在电影语言方面，《敬畏》则刻意模仿戈达尔，九幕剧的字幕卡、跳接、摄影式连环大特写、负片、人物内心潜台词......各种技巧在戈达尔的电影中都有迹可循，整部戏也由此增添了一份迷影色彩。

有一处有趣的场景在于，被学生小将们批驳后转头就走的戈达尔，看见外墙上书写着“戈达尔：超大号瑞士亲毛蠢蛋”字样。

之后，电影一下子变成了负片，也正象征着戈达尔失落的内心。

正如我一开始所述，导演米歇尔·阿扎纳维希于斯并无意于拍摄一部常规的传记片，除了这些电影语言上的小花招，米歇尔还在戏中对各种人事物进行调侃，比如让扮演戈达尔的路易·加雷尔借着剧情大喊“我又不是戈达尔，我只是个扮演戈达尔的演员！

”，又比如在还原历史的同时，对1968年的戛纳电影节和戈达尔本人进行极力的嘲讽和揶揄。

除了电影手法上的剑走偏锋，电影的叙事同样是反高潮的。

不似正常的电影一般将叙事高峰放在结尾，在我看来，《敬畏》的叙事高峰恰恰在电影中第七幕：救救你自己（和你的婚姻）的结尾。

在800公里旅程的车上，因为戈达尔搞革命而去不成戛纳的新晋导演，与戈达尔政治观点不同的友人夫妇，在后座的和事佬......车上六个人，争执的交点在于戈达尔，唯独安妮一人安静地沉默不语，每个人的心理在此刻一览无余。

事实上，戈达尔身上一直具有极强的矛盾性，一方面，他吐槽中国大使馆不喜欢自己的作品，另一方面却又不得不因为热衷毛主义而不断进行自我安慰。

正如他一方面批判资本主义的腐朽，却又不得不向美国借钱拍电影一样。

电影中的戈达尔，被放大了作为一个“革命者”的狂热，同时也缩小了作为一个“人”的勇敢，在面对众人的演讲面前，他胆怯得不敢回答学生的辩论，拉着妻子离开。

在游行运动中，他呐喊的口号又被人群的声音盖过，只能顺着大众一起呐喊。

在电影研讨会上，他又被群众群起攻击愤怒离开。

甚至在电影的结尾，拍摄电影时提出要使用推轨镜头的他，又一次被群众以“少数服从多数”给说服。

而在安妮面前，他则是个完全的独裁者，安妮必须顺从地陪同他到世界各地进行电影宣传或是出席研讨会，也必须因为他不同意拍摄裸戏过多的戏而差点辞去片约，更是因为他对自己身边的男人耿耿于怀而饱受指责与怀疑。

不难看出，戈达尔身上的大男子主义与近乎偏执狂的政治狂热，才是逐步疏离他与安妮之间的感情的真正因素。

但在整体的叙事之中，对于安妮的心理描写并没有做到很好的外在化，于是我们无法切实感受到在一幕幕故事进行中戈达尔与安妮爱情的变质，是为一大不足。

沉迷到革命之中不可自拔的结果是，戈达尔开始以一己之力对抗众人，他像个偏执的孩子，死死地盯自己的观点不放，反对贝托鲁奇等同行友人，甚至开始全盘否定自己以前的作品（《筋疲力尽》、《轻蔑》等），由此而来的是价值观的冲突，是友情的崩坏，更是爱情的变质。

据说，现实中的戈达尔，比起电影中更为偏执，更为“混蛋”，在纪录片《脸庞，村庄》中，阿涅斯就因登门拜访戈达尔被拒之门外而破口大骂他“臭老鼠”，也有记载，戈达尔在和新浪潮双杰的另一位导演特吕弗闹翻后，还问后者借钱拍戏，且仍旧出言不逊。

《敬畏》选择让饱受打击的戈达尔以自白的方式收尾，结构上又与开头的自白相呼应。

电影中的戈达尔失去爱情，再一次钻入电影的世界，若有所思，“有些东西不复返了，或许这就是革命吧。

”而戏外的戈达尔，则似乎更加偏执，终究，理想输给了现实，不免令人唏嘘。

改一改电影里的这句话，拿来似乎也没什么问题：有些东西不复返了，或许，这就是生活吧。

一个crazy-deadpan comedy-biopic导演让-吕克·戈达尔。

妄自尊大的人欣赏的让-吕克·戈达尔在他最高傲的,第二职业阶段停止制作有趣,任性和充满创意的电影，而是成为马克思的学徒——这对《敬畏》是沉重打击。

戈达尔本人称这部由艺术家米歇尔·哈扎纳维希乌斯执导的喜剧传记片是“一个非常愚蠢的想法”，尽管哈扎纳维希乌斯(大部分)忠实于戈达尔曾经的女演员妻子安妮·维泽姆斯基撰写的一本广受好评、充满智慧的回忆录中的第一手证词。

当你拍《中国姑娘》和《东风》这样的电影时，你失去的就是幽默。

在那里，维泽姆斯基是一个苍白而有趣的屏幕存在，就像斯塔西·马汀的“漂亮娃娃”一样，是一个无助的受害者。

作为作家弗朗索瓦·莫里亚克的孙女，在《敬畏》的早期场景中，她被讽刺地说成是一位学识渊博的导演的花瓶配偶。

她丈夫的浮夸被路易斯·加雷尔用尖锐的技巧描绘了出来。

这位法国演员(《梦想家》、《炎炎夏日》)把戈达尔塑造成一个口齿伶俐的绅士，这让他在艺术浮夸的人群中失去了个人声望。

这个戈达尔太像了:标志性的有色眼镜,几乎秃顶的头发,加上嗜好崇高事业得人仰马翻。

他总是在演示或混战中破坏他的既定风格。

(你可能会认为这个闹剧装置会让杰瑞·刘易斯的粉丝高兴，戈达尔仍然是他的粉丝。

显然没有。

)规格问题只是个小问题。

还有一些严肃有趣的场景，米歇尔在其中找回了他在《艺术家》中表现出来的电影幸福(在他把它遗失在饱受批评的巴尔干战争史诗《搜寻》之前)。

戈达尔在1968年的戛纳电影节上做出了极为激进的壮举，在此之后，一场多人在车里争吵的戏堪称瑰宝。

导演和妻子赤裸裸地走在公寓里，猛烈抨击电影中毫无理由的裸体，他们之间的对话二重唱也是如此。

我不想剧透这部电影诙谐的标题，还有那句名言“这就是在《敬畏》上的生活”，这是一个完美的结局。

米歇尔以原生态风格见长。

这部电影有一种既沉着、飘忽又面无表情的气势。

这是非常早期的戈达尔式风格:甚至是风格的反复无常和政治正确的瘟疫时刻的疯狂偷窥。

史黛西·马丁不止一次出现在镜头中，让我们想起戈达尔在《蔑视》中对芭铎的著名媚眼。

也许会有更多关于戈达尔、他的电影和他的激进主义的严肃电影问世。

但我不确定我是否想看到它们。

戈达尔太认真了，我们还没听够吗?现在，他和他的朋友们一起“啧啧”，这部电影从未失去对戈达尔现实的把握，即使为了滑稽的变化而动摇戈达尔的角色。

有时——在影片最精彩的时刻——加瑞尔就像巴斯特·基顿在一个充满敌意的世界里挣扎求生。

目睹这位法国电影中短暂的魔法师将他的下一个时刻，或者下半个世纪，投入到煽动性的电影制作中，这是令人心酸的，甚至是痛苦的，仿佛整个世界都想看一个聪明的小丑，不明智地变成了乖戾的李尔王。

By：Nigel Andrews

电影分两种，让-吕克·戈达尔之前的，以及之后的。

作为法国新浪潮的鼻祖、旗手，戈达尔开创新的电影形式，甚至可以说，他创造了一种电影类型——就叫戈达尔片。

戈达尔的电影形似散文，从某种意义上说，是把三类传统影片做了富有个性的结合，外加一些他特有的小花招，以强化叙事效果，形成风格。

1968年，震动欧洲的五月风暴开始时，语言学、符号学大师罗兰·巴特为声援学生运动曾说：“如果我们不能颠覆社会秩序，那么就让我们颠覆语言秩序吧。

”年轻的戈达尔作为新浪潮的开山鼻祖之一，相应了这次颠覆号召，他对电影语言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造，使用大量跳接、省略、拼贴、嵌套、浅化场面调度，致敬默片、音画错位、不规则的灯光使用等让他的影片一下子把电影从叙事到结构、元素都急速带入到了全新的领域。

《精疲力竭》和《轻蔑》两部影片仿佛新的电影《圣经》让戈达尔红遍欧美，震动影坛。

天才、智者、大师等美誉纷沓而至。

日后，他与弗朗索瓦-特吕弗、克洛德-夏布罗尔共同创立了引领电影新浪潮的《电影手册》，强调“个人影像风格”或“视听语言方式”，提倡电影“作者论”，对欧美电影发展影响至今。

作为享誉世界的大师，你能想象现实生活中的戈达尔形象吗？

醉心于书籍文本，遨游哲学幻境，博古通今，温文尔雅？

扶着镜框，桀骜不驯的把弄着手中的摄像机，暴君般的指挥着演员？

NO！

最近有部极具韵味，又恶趣味十足的怪片让我们看到了一个“不一样”的戈达尔。

致敬满满，却又嘲讽不断，就连片名都不竭余力的调侃——《敬畏》（对照戈达尔的影片《轻蔑》）！

《敬畏》（Le Redoutable）？！

敬畏谁，敬畏什么，片名叫做《敬畏》，可全片却是对戈达尔在1968年那段生活和思想，包括婚姻生活的全盘否定与质疑。

正话反说，影片表现的就是一个从敬畏到轻蔑的过程。

用一个又一个愚蠢的戈达尔形象，分离戈达尔的本我和超我，让观众看到一个作者论下自我的戈达尔。

《敬畏》讲述了戈达尔沉迷左倾主义思想，马克思主义，深受阿尔都塞霸权理论影响，积极参与五月风暴的经历。

现实中，他和自己的电影缪斯，妻子安娜·卡里娜刚刚离婚。

随后，戈达尔拍出了带有自传隐喻的影片《轻蔑》，该片描述了年轻的导演和新婚妻子去拍摄电影的过程中，从热恋到厌恶，最后离婚的故事。

而这部《敬畏》无疑是对那段戈达尔过往的高度提炼和延伸。

在《敬畏》中，主线故事是戈达尔和19岁的新婚妻子安妮之间感情的起起落落，最后戈达尔以自杀未遂宣布了两人关系的彻底崩裂。

影片一开始，展现了两人感情的甜蜜，眼神中全是爱意，安妮更是把戈达尔看作偶像，敬他为神。

可当五月风暴越演越烈，戈达尔陷入批判一切的精神迷宫，不停参与极端的革命活动后，两人的关系生出间隙。

敬畏感逐渐消散，轻蔑之心不断膨胀。

《敬畏》中，通过呈现两人的爱情始末，把戈达尔塑造成了一位极度自我，傲慢无礼，同时又懦弱，爱猜忌的“小媳妇”形象。

令人大跌眼镜的是，在所谓的革命中，戈达尔极为矛盾。

在他看来，新就是年轻人，那些学生思潮是他的最爱，面对学生的指责他唯唯诺诺，即使有人嘲讽他的电影是资本主义的垃圾，他也全盘接受。

而面对权威，老人时，他时分鄙夷，甚至骂一位反对革命的老人的妻子为“婊子”。

在和主流电影界同人谈话时，更是刻薄且无礼。

为了革命，他让所有人都开始讨厌他，他以为妻子安妮是懂他的，可最终安妮也变成了他革命的“对象”。

《敬畏》最独特的地方在于，用戈达尔的方式“杀死”了戈达尔！

在故事上表现为大量的“戏仿”，《敬畏》借用了戈达尔的《精疲力尽》和《轻蔑》中的大量电影元素，包括故事和人物设置，以达到调侃、嘲讽、游戏的目的。

全片最明显的一大段戏仿来自戈达尔与妻子安妮在戛纳的海边小屋度假的一场戏。

当时正处革命高潮，戈达尔自然不愿离开巴黎，而且海边小屋是资产阶级名流的房产，那些看起来布尔乔亚十足的生活气息让他不耻。

而安妮却安逸其中，对戈达尔的革命行为越加看不惯，轻蔑感开始动摇她对戈达尔的爱。

这一段的高潮是一大帮人拥挤在回巴黎的小车上，戈达尔嘲讽了一车的人，希望参加戛纳电影节的导演，懂艺术的朋友；不懂电影，作为普通观众的司机；为你凸显自我的革命的决心，他一一怒怼所有人，无论作为好友还是陌生人，这些言语都极为偏激，不近人情。

一个落寞的特效给到生无可恋的安妮面部，爱情在归家的小车上被拉扯到四分五裂。

而现实中，在拍摄《小兵》杀青后，戈达尔开车载着妻子，影片中安妮的原型卡里娜从日内瓦返回法国，抵达巴黎后，戈达尔问：“在哪儿下车？

”卡里娜回答：“别让我下车。

这个世界上我只有你了。

”对比现实和电影，真是令人感慨万千，又大笑不止。

影片的高潮也是一段明显的戏份，安妮摆脱了戈达尔的控制，接受邀请出演女主角，戈达尔之前就因为对方要安妮出演裸戏而拒绝，对方修改剧本后，加上安妮的强烈要求，最后只能妥协。

可探班后，面对活力十足的剧组，帅气的意大利男主演，戈达尔醋意大发，暗示安妮肯定出轨，贬低了安妮的演员天赋和付出。

两人的婚姻彻底走到了终点。

现实中，也是因为一部电影让两人的婚姻终结，令人吊诡的是，戈达尔多次在自己的影片中要求女演员全裸出演，包括好莱坞女神碧姬芭铎。

他甚至说过，“他们（观众）就爱看这个（裸体）”。

现实，戈达尔的那部《蔑视》，配合这部《敬畏》，简直就是一杯味道浓烈的调和酒，果汁成分和底酒高度融合，一口下去，过喉烧心。

《敬畏》用了太多的戏仿，模糊了现实和虚构的界限，以强烈的互文引发了多个场域的文本共振。

那些戈达尔爱用的“小花招”在《敬畏》中也层出不穷。

戈达尔和妻子在观看默片电影时，接着荧幕对话的口吻相互“配合”对话；戈达尔在遭受打击，情绪低落后，影片突然曝光过度，变成失去色彩的底片特效画面；具有欺骗性的副标题、分章节叙事结构；对话中，台词和潜台词，人物说的话和内心想法同时打在荧幕上；戈达尔用摄影机假装自杀时的“枪声”画外音；包括大量的以字幕代替镜头，这些特征性无疑是对戈达尔风格的高度戏仿。

在故事里，特别是角色上，戈达尔谙熟布莱希特的“间离”方法，他追求的是，让观众和剧情、角色和感情上拉开距离，使观众不完全被剧情吸引，诱使他们“理智地评价所见到的事物的思想含义。

”在《敬畏》你，戈达尔和安妮两位主要人物奉行了间离的表现方法，用演员将角色表现为陌生的。

带有纪录片类型的叙事方式，人物突然打破第四面墙，对着观众道出内心想法的叙事方法，都是一种明显的间离。

影片里，戈达尔多次提到，我不是“戈达尔”，甚至不是“让吕克”，“我只是在表演一个叫做戈达尔的人”，而妻子安妮也反复的说，“那个戈达尔已经死了”间离，就是要让观众对所描绘的事件，有一个分析和批判该事件的立场，调动观众的主观性，推倒舞台上的“第四堵墙”，破坏荧幕上的幻觉，突出戏剧的假定性。

《敬畏》里，有人反复提及生活和电影之间的关系，普通观众，甚至是大师们都希望电影高于现实，不要高度再现现实。

而戈达尔却希望电影就应该是现实，电影就应该原汁原味的表现革命，表现风暴中年轻人的反抗精神。

《敬畏》靠着故事上的戏仿，人物上的间离，对事件或物进行了陌生化处理，把事件或人物那些不言自明的，为人熟知的和一目了然的东西剥去，使观众对之产生惊讶感和好奇心。

把戈达尔和五月风暴，这些事件和人物作为历史的，暂时的，去表现，主观-客观、主体-客体之间的界限便不断被画出又抹除。

塑造一个戈达尔，又杀死他！

《敬畏》干地就是这个事儿。

主题是什么呢？

片尾，戈达尔实现了电影革命的梦想，建立了“小组”，不写剧本，每天拍摄前，和所有人讨论该如何拍摄。

面对不懂拍摄的人，戈达尔无奈的摸着自己越加靠后的发际线，哼哼唧唧的说，“少数服从多数吧”。

为了革命理想，他最终放弃了自己的生命灵魂——电影。

因为革命，戈达尔变成了朋友、妻子、同行眼中的对立面，可他依然难以融入激进的学生群体，最后，他还必须放弃思想，放弃梦想，放弃电影。

可结果呢？

《敬畏》有着丰富的文本内涵，但这样展现戈达尔，左派思潮，一定会引发激烈的口诛笔伐，让评论超越了影片本身，夹裹着历史和意识形态等东西，最后和这部电影一样，变成一个巨大的迷幻泡沫，你要么跟着它膨胀，要么装作看不清，或者直接戳破，可最后发现里面空空荡荡。

回复一下评论前几那位除了骂人就拉黑封评论的人：安妮拍这个，说明这部电影主要就是经验性的电影，你却要偏偏执着于戈达尔本身对于电影或者政治上的建构性，来讥讽别人没有拍出你心中的戈达尔。

你心中的戈达尔是历史的还是经验的还是符号的？

既然瞧不起这个编剧的表达方式又干嘛引用别人对于戈达尔的评价显得你很高深？

她能说出这话你说不出来说明还是要比你强一点，你凭借自身想象所构筑的戈达尔形象，不比别人在日日夜夜与当时事件的时刻接触下所感受到的高贵。

金庸写的是小说，照你这么说是不是金庸的小说笔下所有人都要跟戈达尔一样不能改编了，而且人家金庸是东邪西毒编剧我又没有喷：这个电影好得真烂，完全破坏了东邪西毒的伟大形象！

P.S.戈达尔在68年五月风暴后的业界形象可以说是两头不讨好，一方面他想搞完美化的毛主义，一方面中方不买他票，而且走向了极端，跟当时文化革命与日常生活批评的综合走向格格不入，具体怎么样你可以去参考一下《东风》这本书。

@比耶侯以及，戏仿不等于嘲笑。

随意

看《艺术家》的导演通过一部《敬畏》来表达对戈达尔的戏谑，一开始还不觉得有什么，越看到后面，尤其（或者说或许）是看了豆瓣影评后，对这部片子的厌恶有增无减。

卖弄小聪明，投机取巧，就像一个三十岁的已经有了一定的社会经验的半吊子用它所学到的半吊子水平去嘲讽一个五六十岁的老前辈。

有勇气，但又不是青年志士的血气方刚，更像是一个市侩小民在街头发发牢骚碎碎念；有本事，但也谈不上娴熟出色的技术输出，更像是一个电影技术教学课堂，跟艺术家一样，罗列已有，中规中矩，没有突破没有超出；有聪明，但又没有强烈的个人色彩和观点输出，看完了片子就好像是听一个会说话的朋友念叨了一个下午的流水账，但这位朋友归根结底要表达的东西似乎也就只是发发牢骚，走出门可能就忘了这回事。

里面所呈现出来的戈达尔的形象甚至比导演本人都更有输出，这或许是戈达尔的功劳，因为戈达尔的个人魅力太强烈了。

而louis的表演也值得表扬，后来才发现这是他，包含五月革命内容的片子他还真是不落下。

louis一直都是有灵性的，在我看来。

但anne的角色不知道有什么存在的意义，她的身份除了所谓戈达尔的妻子这样看似举足轻重的角色之外，完全可以被任何其他角色取代。

看上去就是一个情绪化的有事不说闷在心里的普普通通的寻常女朋友，这种人物出现在现实生活已经不讨喜了，当然，批评这个角色跟现实生活没有什么大关系。

在电影里，当以更理性的方式看待时，这个角色没有存在的作用和必要性，连推动情节发展这样简单的任务都不曾有过。

当一部电影里只有一个人物在输出，其他都是陪衬的时候，我个人认为这不是好的电影。

当一部电影有过分的炫技的嫌疑时，便已然给人一种不真诚的观感。

这在当今乐坛选秀也是层出不穷的。

但这也很矛盾，一首歌四五分钟，一部电影最长两小时，如果你想得到人们的关注，炫技是否也无可厚非呢。

毕竟观众越来越难抓住了，这个时代让所有事情都变化得很快，尤其是人心。

但也可能是人反过来作用了时代，然后把错误归结到时代身上，时代也很委屈。

尽管我本人认为不论各行各业各种方式，能够长期吸引人的方式都是真诚，真实。

但其实从这部电影里能看到的也是一个警告。

片中的戈达尔在激进时期所说的言论，对自己言论的自信和坚持，对他人的蔑视和无礼等等，我们无法说对错，但我们确实抱有一定的态度。

他很真实，又或者说，他假装得很真实，但这种真实是否来源于他自己，他自己又是什么，或许片中的他也没有想明白。

真实难道就真的是真实吗，这是我要表达的意思。

时间地点，人的成长和变化，人的经历，场景，思想，甚至气候等等的变化都会让真实有所不同。

一旦这种真实被后来的自己推翻了，那在前段已经输出的被人所推崇的真实是否也需要由后来的自己化身敌人粗暴革命呢。

就不要在这里纠结什么还可以温柔改革的无聊问题了。

这又来到了之前和美术系的朋友争执的问题：对待艺术要包容还是挑剔。

如果我能对影片中戈达尔表现出的气质感到鼓舞和共鸣的话，那很明显我是挑剔的批评家，一个不愿与世俗同流合污的卫士，一个拒绝平庸和平常的脾气不好的怪人。

到底是包容使艺术进步还是挑剔使艺术进步呢。

好像这是一个无法辩论的命题。

朋友并不赞同我对另一个共同认识的人做出的艺术的评价。

那个人之前把学校的废弃车辆涂成白色写上问号，我认为这是非常垃圾的手法。

原谅我如此偏激的语气，我真的不喜欢。

我也当面跟那个人说过，我认为这是非常差劲的如果非要说是艺术的东西的话。

要么融入，让人隐晦地发现，要么别出心裁到令人欢呼，我认为这些车应该这么处理，如果单纯地想引起注意的话。

而把他们涂白写上问号，就像一种投机取巧哗众取宠，说这是艺术，我更倾向于是一种消费。

对，他们更像广告和商业性质的纪录片，消费完了就抛了，引发讨论然后呢，没有然后。

而所谓的引发讨论，引发了什么呢，所谓的讨论呢，所谓的关注呢。

如果我们想要平庸的艺术，那这已经达到了，这可以说是了。

但如果我们想要有突破，或者说，有更进一步的结果，那做到这一步是不够的，或者说，想到这一步是不够的。

什么才是艺术，这他妈的谁知道。

谁都不敢也不能瞎说。

你想扣个帽子，扣什么都行。

但如果你真的想做出点什么，你确实得有行动，得做，但与其做出这样的东西，不如先想，想到几乎要放弃了，或许才是起步阶段。

我个人认为，咱们只说艺术，不是其他方面，也不是，也不止，好吧我也不知道怎么界定这个范围，挑剔出精华，但也有可能是错误的精华，跟真实一个道理。

包容出多样性和可能性，也有可能出精华，但那是平庸大众的“精华”里偶尔出现一两个天生丽质难自弃罢了。

我个人是这么认为的。

不过这一切也需要我再好好研究完戈达尔的各种人物传记才能有七成底气地评判关于戈达尔的电影的好坏吧，做人要谦逊，也要自知。

革命从来不是抽象的东西，但艺术却是高度概括性的存在。

艺术家真的能逃过政治化的命运吗？

或者说政治化后的艺术是不是只能成为一种propaganda？

看完Le Redoutable，我不禁想起这个话题。

不是什么新颖的题目，但在这部影片里，则成了一切的始与终。

“不选择政治，也是一种政治化的态度，”电影中的戈达尔如是说，一语击中要害。

要么选择政治，要么选择电影，要么用创作取代革命，要么用革命取代创作，这在如今是多么可笑的观点，在六十年代的巴黎，甚至世界，却是那么强有力的表达。

无论合理与否，那是一种态势，一种急于改变一切的热忱。

每个人都被卷入，没有局外人，要么左脚穿鞋，要么右脚穿鞋，可最终我们渴望的或许不过是赤脚。

我喜欢这个关于革命的比喻，幽默，顽皮又不过分傲慢。

戈达尔个人艺术生命的转折点是以一种大多数艺术人难以理解的方式进行的，他想要使艺术成为真正革命性的东西，不为任何阶层说话，不代表任何一派，因此他才那么欣赏发动运动的学生身上的那股子年轻的热情。

“值得赞美的是学生运动，是运动，不是学生，”这句话由戈达尔说出来，恰如其分。

最终他自己杀死了那个从前的戈达尔，却忠于了自己，虽然这个站在“敬畏者”号上的自己显得尖酸、刻薄、冷漠而且愚蠢。

但是深彻地了解自己的愚蠢难道不是一种智慧吗？

然而，戈达尔绞尽脑汁想要摆脱的阶级身份却是他无法抗拒的，在那个凡事都需要划分阵营的年代，你不可能做一个旁观者，你的生活不是拍电影，没有人会为你念旁白，被误解似乎是正当的，也应该习以为常，电影中每次戈达尔眼镜摔碎都是他在革命中尴尬身份的暗示。

他所热爱的学生们鄙视他，觉得他是敌人，而戈达尔自己既无法认同以前自己所属的那个肤浅愚昧傲慢无知的中产阶层，却也根本不理解工人阶级为何物，他成了被孤立的人，成了那个真正“赤脚”的人。

他的革命注定不同寻常，因为他即背离了原先的群体，也无法适应新的集体。

他终究还是一个浮浅的中产阶级知识分子罢了。

他把自己置于两者的夹缝之间，既不能往前，也不能后退。

这样的身份尴尬性似乎是知识分子在革命中最容易形成的状态，普希金笔下的叶甫盖尼·奥涅金、托马斯·曼《魔山》中的汉斯·卡斯托尔普多多少少都有与这部影片中塑造的戈达尔相似的地方。

而我们也都知道，戈达尔对自己艺术的改造注定是会失败的。

这种改造是杜绝私欲的，要求人成为一个圣人，去关切那些苦难中的人民，人民不获救，所有人都没有资格享乐，更不容许逃避和自我麻痹。

回想中国当时的现实，所谓权力斗争不过存在于权力内部，而那些无数被鼓动的人，则更多的是相信了、迷醉在了这个“成为一个真正高尚的、不愚昧肤浅、不自私自利的人”理想里。

戈达尔在寻求摆脱一种对主流政治的媚俗的同时，却被另一种激进的构想吸引了。

当时谁也不知道革命会不会成功，有的人敢于以行动呼应他们内心真实信仰的更好的可能，有些人却也因此备受伤害，但更多的人对此嗤之以鼻。

结果是这场革命忽视了人性的幽微之处，忽视了绝对民主带来的暴力和对知识的践踏，但它行进过程中的生命力和抗争精神，那种不满足于现状的的反叛者的勇气却值得敬畏。

这也便是影片最后一幕戈达尔拍摄《东风》所表达的观点。

无论是艺术还是社会，在“敬畏者”号上，便意味着永远执着于改变和挑战现有的格局，为了更好。

这是出于好的意图和正当的目的，无论事实证明它是对是错，是有效还是无效，都不能掩埋运动本身所揭示的东西。

而当我们回到艺术本身，或许摆脱政治性是可能的，因为惠特曼、T.S.艾略特、庞德，甚至艾伦·金斯堡都这样做了，用纯自由的文本，不让语境代替语境。

但是他们本身却无可避免地卷入政治中，即使政治不认同他们，他们也无法回避，这同样也可以用来解读Le Redoutable中的戈达尔。

片中还有几个亮点值得提及。

戈达尔、安妮一行人乘车从康城返回巴黎途中的争吵配上欢乐的背景音乐，讽刺效果一流，戈达尔在革命中身份的尴尬性再次凸显。

而戈达尔回到巴黎后，突然的反色调的处理和背景中不断卡顿在最后几个音的肖邦夜曲，则像是一场冰冷的自我透视，使狂热瞬间冻结沉淀，效果类似于自我审视。

《敬畏》：“五月风暴”中的让-吕克·戈达尔1966年，正处在婚姻关系破碎边缘的法国著名导演让-吕克·戈达尔与年仅19岁的安妮·维亚泽姆斯基的关系越走越近。

当时，位于巴黎近郊工薪阶层地区的南特大学刚刚录取了维亚泽姆斯基，这所大学修建的目的别无其他，只是想舒缓索邦大学和巴黎其他高校的人口压力。

毫无疑问，愿意放弃索邦等院校前往这种贫民大学就读的学生和在那里授课的老师都是相对激进的左翼人士，所以每当戈达尔前往南特大学约会时，都会遇到维亚泽姆斯基的那些左翼朋友。

自此开始，戈达尔接触到了当时法国青年中逐渐兴起的左翼思潮，而这些看似不起眼的会面，实际上潜移默化地改变了戈达尔，最终凝聚为他生命中最重要的转折之一。

戈达尔和法国左翼人士，尤其是毛主义人士的关系越发密切起来，一方面是因为他对这些激进分子的意识形态抱有强烈好奇，一方面也是被这些人的精神力量所鼓舞和感召。

在这个深入了解的过程中，戈达尔逐渐脱离南特大学的无政府主义学生群体，遇到了改变他电影观念甚至人生走向的重量级人物——他的亲密“战友”，供职于《世界报》的让-皮埃尔·戈林（Jean-Pierre Gorin，这一人物在片中也有出现，但其在影片中的地位远不如史实中重要，个中原因之后还会提到），并通过戈林结识了全法最核心的毛主义组织——在法国高等师范学院教授路易·阿尔都塞（Louis Althusser）影响下的毛主义者朋友们。

同样是在1966年，文化大革命在中国正式拉开帷幕。

高师的毛主义者们深深赞叹和钦佩红卫兵在中国掀翻旧秩序的一系列举动，也很希望能像他们一样将自己所拥有的知识权威转化为政治权威。

在他们的影响下，戈达尔以维亚泽姆斯基为女主角创作了反映革命精神的电影《中国姑娘》（La Chinoise, 1967）。

片中，维亚泽姆斯基饰演的维罗妮卡在火车上与大学教授对话，直言想要改变制度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炸毁大学”，而有趣的是，这一现在看来基本属于恐怖主义的做法是戈达尔通过耳机现场提词告诉维亚泽姆斯基的。

由此我们可以看到，戈达尔当时的思想已经激进到了何种地步。

不过，艺术家的直觉总是惊人的。

戈达尔对法国当时这股意识形态思潮的捕捉、记录和再创造恰好反映了“山雨欲来”社会现实，这也使得《中国姑娘》成为了一部公认的预言之作：不到一年时间，“五月风暴”恰以南特大学学生抗议为导火索展开，及至68年5月中旬，巴黎大学学生占领学校，以萨特为代表的高级知识分子发表宣言，全国工人掀起罢工运动支持学生……法国近现代历史上影响最大的政治、文化和思想变革，如是爆发。

弄潮，还是嘲弄？

谈及《敬畏》这部电影，就不得不提到主人公“戈达尔”所处的历史背景，因为其在片中的一切行为和故事的主体部分，可以说都是围绕“五月风暴”这一历史事件铺展开来的。

在影片中，戈达尔数次参加学生游行，和学生并肩对抗警察（尽管每每以落荒而逃收场）等等情节，其实都并非导演迈克尔·哈扎纳维希乌斯杜撰，而是曾经真实发生的历史事件，甚至就连影片中一再强调的喜剧性情节——戈达尔的眼镜被打掉，都是确凿无误的历史细节。

《敬畏》：戈达尔与维亚泽姆斯基 除了高度考究的细节之外，《敬畏》的选角也堪称一绝：男主角路易·加莱尔从外形上有多像戈达尔，观众自有分辨，这里不再赘述；他的父亲，至今仍然活跃在法国影坛、备受《电影手册》青睐的导演菲利普·加莱尔（Philippe Garrel）更在“五月风暴”期间与戈达尔并肩“作战”，前往电影中心研究处“索取”（中心总监大呼“敲诈”，戈达尔则说这是一个“建议”）摄像机[1]，而这恰好与影片中戈达尔手持超8摄像机在巴黎街头记录抗议实况形成互文。

虽然哈扎纳维希乌斯在访谈中表明选择路易·加莱尔担任男主角仅仅是出于角色特质[2]，但这种惊人的“巧合”无疑为我们点明了《敬畏》与现实在更深层次上隐秘交汇。

从历史角度看，“五月风暴”并不是一个孤立的事件：早在这一事件之前，法国当局就已经和电影界爆发了一系列冲突，为“五月风暴”的发生埋下了致命的隐患。

1968年2月，法国当局决定撤换法国电影资料馆创始人、时任馆长亨利·朗格卢瓦（Henri Langlois），这激起了大批自称“电影资料馆的孩子”的导演的不满。

得知这一消息后，戈达尔、特吕弗、夏布洛尔，以至让·雷诺阿等人联名禁止他们拍摄的影片在电影资料馆放映；几日之内，世界各地的重量级导演纷纷加入抗议，包括卓别林、德莱叶、奥逊·威尔斯等在内的导演纷纷要求电影资料馆撤下他们的影片，除非朗格卢瓦复职。

新浪潮与“旧浪潮”、左翼人士与右翼人士、国内导演与国际影人竟在一个事件上展现出相同的立场，这既体现出全世界电影人对朗格卢瓦一生致力于电影保护的认可，也表明六十年代末期全球范围内权力与艺术之间的张力已达到释放甚至爆发的边缘。

在《敬畏》中，哈扎纳维希乌斯并没有直接展现“朗格卢瓦事件”发生的经过，而是凭借其对历史的巧妙编排和对细节的高度敏感将其与“五月风暴”的主体巧妙糅合在一起——维亚泽姆斯基和她的闺蜜正在度假，忽然听到收音机里记者歇斯底里地报道特吕弗和戈达尔占领戛纳影节宫，并要求电影节停止举办——实际上，这一事件正是史实中戈达尔参与学生运动与特吕弗呼吁朗格卢瓦复薪两大要求的结合，而戈达尔又双叒被打掉眼镜也正是在此时真实“上演”。

于哈扎纳维希乌斯而言，这股抗议力量自有强大之处，但其如猛兽般的非理性和不可控性也无疑让人“敬畏”，哪怕是已经在全世界拥有极高声誉的戈达尔，都无非是被裹挟进历史的洪流之中，甚至在抗议后期成为学生抨击的对象。

影片里，戈达尔到各地参加学生集会，但无论他多么想接近学生的观点，多么想“重新做人”，学生都不买他的账；与此同时，戈达尔思想的激进化还导致其与朋友日渐交恶，由此成为了孤家寡人甚至“过街老鼠”（索邦大学的围墙上不少标语都是嘲讽辱骂戈达尔的，比如“艺术不会回来了，就算戈达尔也无力回天”“戈达尔：史上最大的亲中混蛋瑞士佬”）。

从另一个层面上说，戈达尔不仅在生活中遭遇困境，在意识形态上也陷入了两难：他既批判资本主义，又为了拍电影去美国寻找投资；既要在行动上支持学生运动，又不得不远赴重洋寻找精英认同……正如戈达尔的眼镜多次被打掉这一黑色幽默所昭示和隐喻的那样，他的身上存在着太多矛盾甚至虚伪，存在着太多抹除不掉的阶级属性，这注定他在只能被翻涌的波涛卷起又被吞没，腾空而又坠落。

——不过，又有谁不是呢？

理智，还是情感？

应该说，《敬畏》能够给人以历史的无奈和挫败感，绝非是一种巧合或者自然而然形成的结果，因为一部“传记片”的视角可以有千千万，却只有选择其中一种，即维亚泽姆斯基的视角才能传达出如此微妙的效果。

虽然哈扎纳维希乌斯在接受采访时只是称自己觉得维亚泽姆斯基的自传体小说“有趣”，并以此说服后者出让版权[3]——我们可以将这理解为一种直觉——但简单的“有趣”当中，必有哈扎纳维希乌斯从剧本创作时就植下的思考。

这里所谓“微妙”，首先是一种若即若离的距离感。

如果问“五月风暴”当中的戈达尔与谁的关系最为亲密，那维亚泽姆斯基一定数一数二。

这种超近距离“特写”显然为展现戈达尔这段时间的生活奠定了非常坚实的基础。

但同时，维亚泽姆斯基与戈达尔之间的关系也因为政治立场的微小分歧而显得稍有距离：现实中，戈达尔本想让维亚泽姆斯基在其68年的反映“五月风暴”的作品《一部平淡无奇的影片》（Un film comme les autres）中饰演激进派学生但遭到回绝，理由是“无法接受这种意识形态”，而这仅是一个显见的例子，《敬畏》里还有很多维亚泽姆斯基与戈达尔在思想和情感方面渐行渐远的具体体现。

这使得前者能够跳出迷局，以旁观者的身份看待戈达尔在这一时期的种种行为举动，由此显露出这些举动甚至是时代浪潮本身的荒谬之处。

《敬畏》：心灰意冷的安妮·维亚泽姆斯基 其次，之所以说维亚泽姆斯基与戈达尔的亲密关系“数一数二”，但并不能确定二人是否最亲密，是因为这段时期，前文提到的戈林与戈达尔的关系也非同一般，二人经常一起讨论如何制作革命电影，并在“五月风暴”之后一起创立了吉加·维尔托夫小组（Dziga Vertov Group）。

这一时期，二人在思想的契合度上无人可以企及，以至于无论是在片中还是在现实里，维亚泽姆斯基都对二人的“形影不离”显得醋意十足。

通过这样的“三角关系”，哈扎纳维希乌斯实际上是为戈达尔清楚地排定了政治、电影和爱情的座次，同时他又刻意通过维亚泽姆斯基的视角降低了戈林的重要性，把爱情这个深藏在历史之中的因素凸显出来，开掘了作为电影天才的戈达尔和作为爱情白痴的戈达尔这二者之间无法填补的沟壑。

应该说，正因为戈达尔不完美，其作为“人”的向度才得以确立下来，这一切都要归功于片中一直耐心等待他的爱人。

影片结尾时，戈达尔夫妇的关系无可挽回地走到了尽头，这意味着他人生中的第二段婚姻又失败了。

于维亚泽姆斯基而言，戈达尔依旧让人崇拜，只是现实过分透支了他的理智，让他变了一个可怜又可恨的迷途青年[4]。

反过来，戈达尔也仍然深爱维亚泽姆斯基，但政治已经使他失去了表达情感的能力，让他退化成了一架宣教意识形态的机器。

遭遇感情危机和事业挫败的“戈达尔”最终只能选择自杀——这是哈扎纳维希乌斯在《敬畏》中对戈达尔生平最重要的虚构成分（现实生活中的他从没自杀过，但确实在1971年经历了一场重大车祸，险些丧命），也无疑是一个合情合理且充满象征意义的举动。

的确，处在这个历史节点上的戈达尔不应被杀死，他只能自杀。

只有这样，他才能脱胎换骨地根除“前维亚泽姆斯基”时期的自己，迎接一个全新的、更加无畏、更加政治的人生。

只可惜，一段原本曼妙美好的爱情也随之化为悲剧。

电影，还是政治？

归根结底，戈达尔只是一个电影导演而非其他。

他只能用艺术表达自己的观点，而“五月风暴”是戈达尔一生中最接近现实、最能触碰大众的一次良机。

正如前文所说，戈达尔在“五月风暴”前夕拍摄的《中国姑娘》标志着其电影生涯的某种转型，尤其是特立独行的表现手法让整部作品充满了鲜明的政治色彩。

比如，戈达尔在片中全程大量运用间离手法（插入字幕卡、演员与导演对话、拍摄人员出现在片中……），目的就是打破观众对影片的沉浸，让观众积极投入思考，意识到资本主义电影的虚幻之处。

[5]戈达尔研究者理查德·布罗迪则关注到了片中另一个有趣的段落：男主人公吉列姆（让-皮埃尔·利奥德饰）在黑板上写下几乎历史上所有重要剧作家的名字（契诃夫、莎士比亚……），然后一个个擦掉，最后剩下了布莱希特。

这一举动被布罗迪称为智识清洗（intellectual purge），吉列姆这么做，显然是因为戈达尔认为只有布莱希特的陌生化能够符合其政治信条的诉求，让人清楚地意识到革命的必要性。

《中国姑娘》：被擦掉的名字 中间是布莱希特 在很多层面上，《敬畏》都和《中国姑娘》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比如片名“中国姑娘”指的是片中的维罗妮卡，而其饰演者便是《敬畏》的主角维亚泽姆斯基；为了让《敬畏》呈现出“五月风暴”前后的精准年代感，导演也是从《中国姑娘》中提取了影调和主色调，并还原了戈达尔和维亚泽姆斯基拍摄《中国姑娘》时工作和居住的房间。

除此以外，哈扎纳维希乌斯也运用了不少戈达尔独出心裁的标志性手法，甚至还能在其中看到《安妮·霍尔》的影子。

间离也是必不可少的：路易·加莱尔在片中一脸严肃地表示，“我不是戈达尔，我只是扮演戈达尔的演员”，这既表明了导演希望观众重新审视戈达尔的态度，也分明表现出1968年时戈达尔重新在社会/政治中进行自我身份定位的渴望。

总而言之，哈扎纳维希乌斯的《敬畏》真的做到了用戈达尔表现戈达尔，绝对可以称得上妙趣横生。

诚然，“以彼之道，还施彼身”，这是迈克尔·哈扎纳维希乌斯的看家本领，若非如此，他也不会凭借默片《艺术家》同时在奥斯卡和戛纳两大评奖体系中左右逢源。

但是，哈扎纳维希乌斯绝不是一个拙劣的模仿者，他更是能将自己对电影本体、电影制作和电影历史的思考灌注进作品的能工巧匠。

《艺术家》对声音的惊人展现和探讨就属一例；《敬畏》更是如此。

在本片最后，维亚泽姆斯基又一次出现在了戈达尔的影片《东风》（Le Vent d'est） 中。

这一次，为真正实现电影的政治化和民主化，戈达尔在拍摄过程中召开了数次全体大会（《敬畏》对此作了精准的展现），但毫无疑问，这样的尝试只能让电影拍摄失去方向和控制。

维亚泽姆斯基生无可恋地坐在一旁等待着大会讨论结果的出炉，“小将”们则个个发表着自己的看法，试图在戈达尔的电影中占据一席之地。

“你是要电影，还是要政治？

”（Politics, or cinema?）有人问道。

戈达尔挠挠稀疏的头发，选择了后者。

艺术创作的流程可以民主化吗？

艺术与政治的关系又当如何？

哈扎纳维希乌斯在最后一刻抛下的这些博大精深的疑问，值得人们永世追寻，而让-吕克·戈达尔本人，也将用一生寻找问题的答案。

[1] 具体参见 Everything Is Cinema: The Working Life of Jean-Luc Godard, Chapter Sixteen, by Richard Brody[2] 要演戈达尔，这一度让我觉得恐惧——专访戛纳竞赛片“敬畏”主创 真多亏导演“一意孤行”，时光网，2017.6.1[3] “他杀死了那个戈达尔”，南方周末，2017.6.10[4] 现实中的戈达尔甚至比片中还要混蛋，比如戈达尔跟特吕弗绝交之后依旧管他借钱拍电影，而且还毫不客气的撂下几句风凉话。

从这些细节上看，哈扎纳维希乌斯对戈达尔的叙写算是“手下留情”了。

[5] 东风：法国知识分子与20世纪60年代的遗产，理查德·沃林

不了解戈达尔的生平 只是觉得看着蛮好玩的 调侃和情绪的控制也恰到好处 我觉得不错 看到评分这么低 评论里也不外乎都是说导演没资格调侃戈达尔 电影与戈达尔本身经历不符之类的 我只想说 呵呵 你们选择把戈达尔摆上神坛是你们的事 但你们不仅自己要对着他上香磕头还不许别人说他一句半句的不是 这就不太好了吧毕竟这片子只是个喜剧片 符不符合事实也并没那么要紧吧？

人家也没打着纪录片的名号啊～到底戈达尔在那个时代的生活状态是怎样 也不是每个观众都想要真正去了解的 大多数人不也只是想看个热闹而已嘛 因此导演极尽调侃 突出一下戈达尔的自我 戏说一下戈达尔的情事 到底又有何不可？

我倒也没有想说这片子有多么多么好 只是想说 个人崇拜情结还是稍加收敛比较好🙃还有 说导演想拿这片子来黑戈达尔的…也真好笑 人家至于这么费尽心机的专门拍一部电影出来黑你们家男神戈达尔么 少在那边阴谋论了 导演也最多不过就是耍个小聪明 塑造了一个自我矛盾冲突明显 观众喜闻乐见的剧中人物罢了 只不过这个人物碰巧跟史上某位导演的经历雷同 碰巧也叫戈达尔 也许换换思路 这么想想 大家的精神洁癖就会好很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