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日之下

作为记者，最感同身受的也就是那种无力感。

新闻没办法抵达真相，法律也没办法对付恶人，一切就发生在白日之下，那么真实，那么绝望，最后连愤怒都麻木了。

和《不止不休》歌颂纸媒黄金时代，处处都洋溢着乐观向上的氛围不同，《白日之下》从头到尾都弥漫着新闻已死的味道。

你不可能改变世界，你只是记者；报社效益不好，深度部随时可能被裁撤；实习生面前不要谈待遇，让他们保留最后一点理想；领导不喜欢社会新闻，要做领导喜欢的内容；做新闻不能投入太多感情，要不然自己会受不了；社会新闻记者辞职，公司公关是首选……这些让人苦笑的细节，正是行业普遍的日常，一般观众可能无法代入，但是同行真的太有共鸣了。

影片结尾，难得一见，没有强行大团圆，故事只是冰山一角。

片名《白日之下》最后显现，铿锵有力，余味无穷。

因为我们都知道“让无力者有力，让悲观者前行”已经成为最后的理想意义。

地狱空荡荡，恶魔在人间。

香港电影真的很敢拍。

《白日之下》根据真实的新闻事件改编，讲述了新闻社接到有关残疾院虐待院友的线报，记者凌晓琪潜入院舍追查真相，想通过自己的报道揭露残疾院舍的非人道生活，寻找日光之下的残酷真相，希望改变社会改变现状的故事。

这部电影由尔冬升监制，简君晋导演并参与了编剧。

能发现这样的题材，其实是国产电影的幸运。

社会上，有太多的真相值得被揭露了。

《白日之下》豆瓣评呢烦恼8.0，除了题材能够刺痛观众以外，该剧的导演、编剧、摄影都非常厉害，在有趣的人物之下，含蓄的镜头表达下，这部电影的主题和内涵意蕴在观众的脑海里久久不能逝去。

欣慰的是，在这部电影结束之后，在场的观众几乎都不约而同地坐在影院等待，等着全部的字幕放映完毕后才有序离场，这是对所有主创团队的关注，也是对所有电影人的信任。

1、何为“家人”？

表面上看，电影探讨的是香港法律的纵容，是制度的不健全，是社会的阴暗面，是发生在一家残疾院里的惨不忍睹的事件。

然而，抛开所有的有色眼镜和质疑，这部电影所想要表达的，实际上是人性最根本的问题——养老问题，家人的问题。

当你的家人出现了问题，比如智障、残疾，你选择抛弃？

还是选择陪伴？

之所以这家残疾院发生了虐待老人和残疾人的事情，实际上就是亲情的淡漠导致的。

“彩桥之家”的院长章剑华，天生视力有问题，所以家人将他送去了一家盲人学校，从此对他不闻不问。

而他后来一直从事残疾人救助的工作，做过盲人游泳教练，又做了多家残疾院的院长。

看上去很体面，很有爱心的人，实际上是衣冠禽兽。

他口口声声说给了这些残疾人爱，因为他确实对他们亲力亲为，他们的家人不管他们，而这位院长却亲自帮助他们吃饭，给他们住的地方，又陪那些智障儿童玩耍。

可是，天使与恶魔只有一步之遥。

他也同时纵容了社工虐待残疾人，他还性侵了多名智障少女。

是家人的失陪导致了这个悲剧的发生。

“老人就是包袱。

”这是电影里经常说的台词。

水哥被家人抛弃，想要参加孙女的婚礼也被赶了出来。

女主角凌晓琪的爷爷也被家人嫌弃，而凌晓琪的母亲却觉得对这位公公仁至义尽了，谁让凌晓琪的父亲早逝呢。

相反，凌晓琪和通伯却组成了没有血缘关系的爷孙。

通伯是一个精明的老头，他知道要想在这家残疾院活下去就要装傻，于是他明明知道凌晓琪不是自己的孙女，还是装疯卖傻。

通伯应该从来没有结过婚，所以根本不会有什么孙女，但是他没有揭穿凌晓琪，因为他心里知道，凌晓琪的目的是来揭露真相。

最后凌晓琪拿到的关键证据也是通伯给她的，最后，当这家残疾院被停业整顿，所有人都在骂凌晓琪的时候，只有通伯安慰她，并且对她说“不要因为做对了一件事情就内疚”。

这个电影里最糊涂的老头，其实是最清醒的那个。

说完，通伯又装疯卖傻地上了大巴车，准备去下一个疗养院。

电影其实揭露的不仅仅是真相，更是香港社会对老人和弱势群体的忽视。

家人们都在忙于工作和生活，以为花点钱把这些“包袱”交给社会组织就万事大吉，殊不知是把他们推向了深渊。

2、记者能改变世界吗？

记者可以改变世界吗？

这当然是天方夜谭。

当新人记者第一天上班，高举“使命感”大旗的时候，凌晓琪和其他记者都嘲笑她。

凌晓琪说，自己做新闻只是为了升职加薪。

但实际上呢？

当她发现了残疾院所做出的一切，她想要改变的已经不仅仅是自己的钱包和职位了，而是她想要用自己的微薄力量，帮助到被性侵的小玲，被迫跳楼自杀的明哥……事实往往事与愿违，记者在制度面前是无能为力的。

纸媒有太多的束缚，很多事情不能报道，很多真相要等到证据非常充足的时候才能报道。

好不容易证据充足了，警方介入调查了，但是恶魔还是可以脱身。

原因在于，被性侵的是一个心智不成熟的少女，她已经PTSD了，为了保护她，原告决定撤诉。

在制度和法律面前，受害人真的可以获得保护吗？

无罪释放的章剑华还在媒体面前毫不脸红地说，自己才是真正的受害者。

当在记者的努力之下，“彩桥之家”终于关门大吉的时候，那些曾经遭受过虐待的老人和家属，竟然是一味指责凌晓琪，因为是这位记者的报道让自己无家可归，家属们认为是这位记者的报道让他们多了负担。

所有真相都具有两面性，一方面，记者想要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但实际上，是受害者自己造成了自己的处境。

虽然在“彩桥之家”仿佛身在炼狱，但是如果没有“彩桥之家”，他们在社会上也无法立足，还是会被抛弃。

这让我想起了欧亨利的小说，他描写了一位流浪汉总是故意犯罪，等到刑满释放又会继续犯罪，因为这名罪犯觉得，在拘留所里至少有口吃的，也饿不死，但是在外面就要风餐露宿。

《白日之下》和这篇小说一样讽刺，庇护所与炼狱是一种相对关系，我们觉得“彩桥之家”是炼狱，但是也许香港社会才是真正的炼狱。

3、含蓄的镜头语言当我走入电影院的时候，我最担心的其实就是删减问题。

早就听说这部电影有很多揭露社会现实的镜头，那么一定很劲爆，比如性侵……然而，这部电影的镜头拍的很隐喻，大量的特写，使整部电影又含蓄又有质感。

除此之外，还有一些诗意化的镜头，比如明哥跳楼那一段，他撕掉了窗户上的黑色塑料袋，打开窗户，看着漫天的纸屑。

当时我还在想，这漫天飞舞的白色不明物体到底是什么？

雪花吗？

香港怎么会下雪？

看到后面才明白，那不是雪花，是烧纸后飞上去的灰尘。

明哥打开窗户的时候，他往外探出头，其实是一种向往光明的表现，撕掉黑色塑料袋就是与他黑暗的生活告别，打开窗户的那一刻，阳光照射在他的脸上，他看到了光明。

而漫天飞舞的纸灰其实是一种死亡征兆，之后，明哥跳楼，凌晓琪与明哥的母亲一边祭奠明哥一边聊天，烧火的桶里飞出来的纸灰和明哥看到的一模一样。

电影也有一些转场很有趣，比如当水哥死了以后，一个升格镜头拍摄了工作人员往地上浇水，水缓缓漫过镜头，然后转场到了工作人员在收拾明哥的床铺，很快又有新的老头高高兴兴地入住了进来。

小玲被性侵的那一段视频也很有趣，先是特写镜头拍摄小玲的痛苦表情，之后隔着磨砂玻璃拍影子，全程没有任何不堪入目的镜头，但是观众都懂。

导演简君晋在豆瓣上写了一篇文章，他指出电影也许不能解决问题，但是可以向社会提出问题。

这部电影反映了香港社会的养老问题以及对弱势群体的关注问题，由于社会资金不足以及土地面积不足，导致了这种社会型公益福利院并没有办法支撑香港越来越多的残障人士，于是大家选择了私立组织。

不挣钱又压力大，私立组织的工作人员也不会对老年人太好，所以就存在了各种虐待的问题，而香港的制度也存在一些漏洞，导致没有办法真正保护有需要的人。

电影所提出的问题值得深思，能够引起社会反思，便是一部电影的价值了。

一如上届的《正义回廊》，十六项提名在手，《白日之下》诚然是本届金像奖热度最高的一部。

这热度，简君晋时隔十年才拍出第二部自编自导的长片，非常需要，金像奖影响力总被判为式微，自然也需要。

在二者相辅相成的催热关系外，还有另一重相互成全。

《白日之下》所取的材，乃是曾经轰动全港的安老院系列恶性事件，包括2015年，剑桥护老院的老人家被脱光后露天冲洗，2016年，康桥之家院长张健华性侵女性智障人士，十四岁自闭症智障男孩跳楼，统共六位院友在大半年间离奇死亡等等。

相对应的则是，正因为电影叫好又叫座，当年这些不乏不了了之的事件得以重回公众视野，并且引起高度关注和热烈讨论，最终，哪怕受害者家属持续上诉却依然能够置身事外多年的张健华，上周被定了罪。

现实往往比电影残酷，但现实偶尔也可以比电影解恨。

哪怕现阶段只治了一个小小的「标」，距离「本」的疗愈仍有漫长距离。

而这对于导演曾经构想的，「电影未必可以解决问题，但至少可以向世界提出问题」，事实上起码进了一步。

康桥之家改成彩桥之家，张健华改成章剑华，如此显白的控诉，正是郁结在心的导演，对迟滞现状提出了理应尖锐的质问。

这也是对人人或真或假健忘的网络时代，做出一次打捞、归档、质询的重要动作。

而这样的动作，哪怕是对事件外沿的我们，不对，应该说，尤其是对同在漩涡当中的我们，展现出极富人性的示范，并且提醒我们，很多已经消失在视野的公义、抗诉、记忆，依然有在开花，也有在结果。

概念先行，却又做到不负众望，继而众望所归，《白日之下》并不简单。

特别是，它本身并不容易控制的矛盾性，有被处理得颇为漂亮，或至少是让人信服、叫人动容的。

它首先是个野心很大的电影，要囊括长者、病患、残障人士、女性等弱势群体面临的诸多议题，有适才提及的虐待、侵犯，就有施虐者的明知故犯与逍遥法外，这当中有关乎权欲、色欲、利欲熏心的人性扭曲，也有社会资源严重不足、制度保障明显滞后、司法漏洞无从填补等等结构问题。

更需要彰显的，是当下媒体持续娱乐化、流量化之后的严重倾斜，严肃社会新闻被一再挤压、遮蔽乃至抹煞，心灰意冷的记者由无从在场，渐渐变成不愿在场。

由里到外，从上到下的万马齐喑，是《白日之下》竭尽全力在呈现的悲哀。

电影的源起固然是简君晋对往事的念念不忘，但在转化的过程当中，当事人也有参与。

余香凝扮演的女主角，「A1新闻社」侦查组记者凌晓琪，还有同事阿亮，主管Eric，原型分别是当时任职《香港01》侦查组的记者龙婉琪、劳显亮和采访主任蔡传威。

可以说，这是不甘消失的记者借助电影这另一种媒体在留痕，甚或翻案，哪怕依然不在起初怀抱多大希望。

而简君晋和《白日之下》，则成了另一种记者与新闻报道。

无论是这些记者，还是导演，在声量早被调低的行业里，本来都是声量较小的存在。

小人物孜孜不倦地借助比社会新闻受众更广的电影观众，还有知名演员、知名奖项提名等等来放大声音，很聪明，也很不易。

有时候电影人就是需要这些野心，但这句话不是对霸占资源的财奴、小丑和庸才说的。

野心给到依然善良且依然相信正义的能人，才是好的，他们会想尽办法，争取更大的舞台，更多的发声机会，这样才有可能做出更多改变。

反过来则是，合该让这些人尝到名利的甜头，这样很多事情才会连带着不再蒙尘。

完成了这种闭环的《白日之下》，野心所对应的落脚实体，其实容易被指摘为简单。

本土历历在目的真人真事作为骨架撑着，电影在凸显真实的力量时，并没有太多出人意表的改写，最多是把坠楼者的年龄加大，给人物关系增添必要的戏剧性联动这些。

说实在的，很多人与事，至少在大的走向上，观众可以判断个七七八八。

放在一般的悲情电影里，那就是套路过深，人物太平，情感太滥。

但这些评语，我们不太会关联到这部电影。

《白日之下》所传递的焦虑与揪心，构建在曾经的罪行上，也构建在依然发生的苦难里。

它潜在地吻合了大众的认知，甚至重申了大众的惊恐。

它的简单恰恰在这样一个先天熟知的方向里，强化了现实的避无可避，以及改变的迫在眉睫。

简单点说，它很通俗、迅疾地取得了最广大受众的信赖。

先天的题材优势拿到了，《白日之下》又需要在另一组矛盾的拉力间，打破简单带来的廉价，即质朴得来，也要高级。

电影名为「白日之下」，用导演的话来说，那就是我们总觉得罪恶发生在黑夜，但其实很多时候，那也会发生在光天化日中。

相对片名带来的明亮，电影调光恰恰是偏灰偏暗的。

从一开始，我们就很容易走到一座不再具象的罪恶都市的阴影里。

它本身的审美偏好，带有刻意的病态寓意，那种灰暗，既是现实难以割舍的压抑氛围，也是身为发声者乃至英雄的凌晓琪们，长期目睹怪现象后心灰意冷的精神状态。

电影虽然遍布寻常碎片，但是组装起来，往往喜欢在反差对比中寻找一些出乎意料的拐点。

如果说「驯服」黄小铃的法宝，她母亲不愿上诉的顾忌，明仔决心自尽的契机，潘律师拿到证据后的作为，各有触动情绪的预判，那么，院长章剑华应对公众的话术，院友周健通应对环境的装疯卖傻，则是跳出窠臼更强的推力。

从记者到导演，诚然都在以正义之士的立场，为弱者维权。

林保怡饰演的施虐者章剑华得以逃脱罪名，恰恰在于利用这两个身份，他既是被抛弃的残障人士，也是所谓避免院友流落街头的监护者，通过狡辩，钻了体制漏洞，打破受害者与施害者的界限，成为电影控诉与反思的双重落点。

至于姜大卫饰演的周健通，看透世事，也知晓运作方式。

他在电影里成为带领凌晓琪，也带领所有「好人」走出所谓道德困境的灵魂人物。

当安老院被吊销牌照，院友齐声责骂凌晓琪的时候，他说出了导演借机表达的关键意思，「不要因为做对一件事而内疚」。

前阵子大热的港剧《新闻女王》，也有对天台冲洗这些虐老事件的披露，但是终点止于记者忍受千夫所指。

周健通这句话的重要，不只是推动电影境界更上一层，而且是在升华里，为早该平反的公正、正义平反，重新召唤记者，召唤新闻，召唤监管与呼喊。

在这些基础上，人事编排，戏骨支撑，再加上反高潮的设置，对冰山一角的叹谓，戏里戏外的紧密呼应，《白日之下》确实是港片当中相当老道且出彩的。

无独有偶，《白日之下》与本届劲敌《年少日记》之间，有着很多相似点。

它们都取材自曾经轰动且依然延续的社会民生事件，都在关注受难者本身，又通过受难者观看整个外在环境，最终通过事件本身的残酷性、紧迫性，对比事件解决的可能性、迟滞性，拓开非常广阔的审判、反思空间。

尤其是，两部电影的导演，都相对年轻，都处在创作的开端，都很无畏与赤诚，都还愿意相信黑暗里仍有一线希望，而且，都因为地位与题材面临募资的困难，又都在香港影坛前辈的帮助下，出色完成作品，反哺影坛。

我们可以看到，香港电影没落的这些年，除却票房相对较高的动作片、警匪片与喜剧片，很多时候能够拿来印证生生不息的，往往是这些新锐人马通过冷静的触角，考究的编排，对老弱病残、性少数等弱势群体一叶知秋的普世体恤、整体观照。

过去的十年里，这一特色颇为突出。

从《踏血寻梅》《幸运是我》《一念无明》《黄金花》《沦落人》《翠丝》《叔·叔》《浊水漂流》《流水落花》《正义回廊》等等电影，一直到《白日之下》《年少日记》，都是年轻创作者初执导筒的出色作品。

不是说无可挑剔，但恰恰是不惮出错的「冒进」，在颓唐的港片序列里展现出更多可能，更多火力。

我们见证了这些现实题材创作的兴盛，而它们也成了我们再度从港片里寻找新希望的坐标。

（原载于虹膜公众号）

所谓“白日之下”，即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看到的地方，但绝大多数的我们都选择了视而不见，于是，这成了一个“白日之下的隐秘角落”。

十年前，香港导演蔡敬文拍摄了一部名为《不是白痴》（2014）的电影，其题材与《白日之下》（2023）密切关联，讲述了一个贫病母亲和她的弱智儿子的故事。

影片以笨拙而刻意的白描手法拍成，只能算是勉强及格的写实之作。

影片的制作成本极低，以半数预算请来黄金绿叶陈丽云主演，但陈的表现只是中规中矩，差强人意，远不如她在《天水围的日与夜》中那般出彩。

影片中的其他演员都是非职业演员，演技比较生硬，或者是导演指导能力不足所致。

但影片所彰显的社会现实与社会良心还是让我颇有触动。

我因为这部影片才知道香港的公共福利机构的床位是如此难申请，轮候时间往往超过十年。

影片中的弱智儿子若不是因为母亲患癌即将无人照料，根本无法提前入住公共福利机构。

而《白日之下》中的残疾院舍“彩虹之家”，是香港社会福利署外包出去的私人经营的残疾院舍。

为什么要外包？

当然是为了省钱省事。

政府经营的公共福利机构，人员配备相对充足，管理、监督也比较到位，但运营成本也高。

外包的残疾院舍，政府只需要给予一定的政策支持以及一定的资金补贴，就可以以较低的成本创造更多的床位。

花更少的钱，做更少的事，却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纾解“一（床）‘位’难求”的困境，何乐而不为？

问题是，在资金投入不足的情况下，这些私营残疾院舍还要盈利，除了极限压榨不幸的“舍友”们，这些私营残疾院舍也没有第二条路可走了。

于是，“舍友”们只能吃过期的食品，遭受护工的打骂、凌辱（暴力是非常“有效”的管理手段），参加毫无尊严可言的集体淋浴，甚至，在长期的虐待中或意外或“正常”死亡。

他们为什么不说？

首先，他们本来就是社会上最没有声量的边缘群体，大多数人甚至不具备正常的表达能力。

其次，如果他们揭露、反抗，等待他们的往往不是搬入正规的残疾院舍，而是流落街头。

他们的家属为什么不说？

住在这种条件恶劣、护理欠缺的私营残疾院舍的“舍友”们，要么来自底层家庭，要么是家庭的嫌弃者或遗弃者，他们的家属要么无力发声，要么不想发声。

这个白日之下的隐秘角落，是他们的地狱，却也是他们的港湾。

所以，当记者凌晓琪把这个人间地狱揭开给公众看，并引来社会福利署的取缔的时候，一些“舍友”并不感恩戴德，甚至怨恨她把他们的“家”弄丢了。

“彩虹之家”的院长章剑华是性侵惯犯，却总能够洗脱罪名，因为他抓住了性侵对象难以有效控诉或不便作证的“命门”。

凌晓琪试图以小铃被性侵事件对他发起致命一击，最终又因为同样的原因让他轻松逃过法律的制裁。

作为一部社会写实影片，它实在得让人深感无力乃至窒息。

私营残疾院舍的脏、乱、差难以得到真正的治理，公营残疾院舍的床位紧缺依旧，甚至，坏人继续逍遥法外，法律的“有限的正义”得不到声张。

去年内地上映的同类题材的《不止不休》（2020）虽然也没有迎来圆满的大结局，但国内一亿多的乙肝患者在近十余年的待遇是得到了非常明显的改善的。

当然，《不止不休》成片于“破局”之后，而《白日之下》拍摄的时候，香港残疾院舍的问题，仍然是“困局”。

电影改变社会？

这不是没有先例，当年的X级影片《强奸》（1993）便意外地推动了保护女性权益的立法。

但香港的残疾人和失能老人的社会福利问题由来已久，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一部电影能够带来多少改变？

我个人是持悲观的态度的，但乐见它推动香港相关政策的变革及慈善机构的介入，让那些可怜的人们活得有尊严一些。

“Happy ending”是很多观众的心愿，但对于一部反应社会问题的电影来说，电影结束于残酷的现实与尖锐的问题也许更有力量。

影片以16项提名领跑今年的香港电影金像奖，如果影片在颁奖典礼上大放异彩，影片的能见度将会大大增加，也许真能够给现实带来一些改变。

记得在“双非”年代，那些协助内地孕妇赴港产子的中介总是强调香港的社会福利多么好，孩子生在香港成为港人就获得了基本的生活保障。

事实上，香港虽然有比较完善的社会福利制度，但其福利政策和北欧的一些发达国家比起来，还有很大的差距。

孩子生在香港远没有达到“躺赢”的程度。

香港与内地复关以来，赴港旅游风光不再，而港人北上成为了新趋势、新现象。

就拿近日的复活节清明节假期来说，港人北上消费越演越烈，已经导致香港本地的一些食肆（餐厅）倒闭。

近日又有媒体报道，港人北上吃喝玩乐之外，看病就医也成为了一些港人的选择。

香港市民是享受免费医疗的，他们为什么要舍近求远花钱看病？

这个问题和残疾人及失能老人的社会福利问题有点类似，就是等不起！

香港的免费医疗是真的，但就诊、手术等同样要轮候。

小病忍不了，大病等不起，有时候还是得花钱解决问题。

套句时下的流行语，香港的社会福利制度也需要“供给侧改革”！

说完了社会问题，谈谈电影吧。

很多人对香港电影的刻板印象是：打打杀杀、搞笑胡闹、爱来爱去，分别对应动作片、喜剧片、爱情片三大类。

其实，香港也拍摄过不少反应社会现实社会问题的影片。

我曾写过一篇题为《香港电影中的社会边缘人》的文章，介绍了《何必有我》（1985）、《癫佬正传》（1986）、《听不到的说话》（1986）等几部反映香港社会的边缘人群的影片。

香港关于边缘人群的社会写实片，还有一部经典之作，是我在文章中没有提到的，那就是张之亮导演的《笼民》（1992）。

但此后30年间，香港再也没有同类的佳作出现，直到《白日之下》来到我们的面前。

有意思的是，《白日之下》的监制尔冬升和主演姜大卫，正分别是《癫佬正传》和《听不到的说话》的导演，而且，他们还是同母异父的兄弟。

尔冬升和姜大卫还有一个大哥，叫秦沛，是《癫佬正传》的重要配角，奉献了神乎其技的演出，他也凭借这个角色同时斩获了金马奖和金像奖的最佳男配角奖。

可以说，秦沛、姜大卫、尔冬升这一家子在电影艺术表现上的“社会责任感”可为香港影坛的楷模。

《白日之下》是导演简君晋的第二部剧情长片，影片在剧情结构、人物塑造、节奏控制等方面，都已经表现得比较成熟。

影片开头和结尾的歌曲，低沉、舒缓中有悲伤，也有期待，这样的起手式和收势，和影片的主体故事看似疏离，却起到了淡化情绪、冷峻叙事的效果。

“水哥”胡枫今年已经92岁高龄，他自1953年入行，一直到近年还戏约不断，演了70年有余了！

他现在演戏已经不需要演技了，演啥是啥。

姜大卫饰演的通伯看到一半时我才认出来，其实，他那标志性的笑容和肢体动作，和半个世纪前也没有什么差别，只是，我最近看他的戏少了，记忆的刻度变浅了。

通伯看似糊涂，实则是大有智慧的老者，可谓藏而不露，而他确实演出了大侠（智者）归隐之感。

他的哥哥和弟弟都得到过金像奖的肯定了，这一次，希望他也能捧回小金人。

林保怡很少饰演这样猥琐、变态的角色，这一次也算“毁容”演出了。

这种高反差的表演是最容易获得评委青睐的，在五个金像奖最佳男主角提名者中最有竞争力。

《白日之下》也许成不了经典之作，但大奖加持之下，说不定能产生良好的社会效果——相对于电影史留名，这个成就更有意义。

报业救不了社会，电影救不了记者。

白日之下，数十年来都如此，红星照耀，电影的结局也快要完。

看到有说“余香凝不停抽菸看起來卻不會抽菸”，真是这样啊这电影可能好在，濒危的职业又关于一次剑指社会制度的报导，倒是技法没够熟练，刚刚够做一件临终的分内之事。

不觉得好看，但是也珍贵。

一间院舍两个案子，视点由姜转林有些散乱，不过能看出来是要拍记者。

可这个职业的戏份并不多所以有些模糊，不晓得影片在关心谁。

开始以为姜大卫的角色是外人眼中癫，疯人心里明，听懂他的记者是融入到这层语境中的。

但电影没有取用这个视角，就像在说“我替你们发声，听到否”全片最动容的地方，我感觉是通伯水哥出狱那里：车窗落下，看看天空白云、水边夕照，能透口气（打工的畜生也算知晓这点意思了）

传媒题材的电影，又是年轻记者作主角，通常是英雄主义拍法，不外乎良心媒体人矢志不渝坚守信念，劳心劳力对抗险阻，痛击罪恶和权贵，令正义得以伸张。

但本片却反其道而行之，大书反英雄的悲情无奈。

想看爽片，请绕道而行。

余香凝所饰的记者，坚定勤奋干练，由衷关怀身障人士，一腔热血卧底查案，对上司的犬儒观点嗤之以鼻，个性棱角分明，正义感旺盛，完全符合传统商业片中理想主义记者的模板。

她卧底残疾院舍，发现虐待病人痕迹，调查取证掘出触目惊心的真相。

一直到这里，都还有往商业道路靠的机会，接下来不外乎对抗阻力，甚至遭遇危险，取得定罪证据将人渣送入牢房。

但本片却不遵循此走向，她的一切努力不断撞墙，堕入黑暗。

她苦心积虑不断受挫，终将恶人送上法庭，控方却撤诉了事。

是恶势力只手遮天？

律师向她解释原因，出庭作证只会加剧女孩精神病症，以及秉持一罪不二审，以图将来再有机会控告。

这两条有理有据，跟她心中口中的“保护女孩，惩治罪犯”的诉求全无冲突，高度一致。

因此对撤诉的合理性，她理性上心知肚明，半个字也无法反驳，感性上依旧怨愤难平，只好继续输出情绪。

那场戏令人心酸，乍看是一个外行对内行的无理取闹，其实是她不得不接受世道艰难理想难申后的发泄。

律师也看出这一点，语气平静，眼里对她只有同情。

与此同时，调查中她更不得不面对，林保怡所饰的院长尽管多次性侵残障，道德沦丧，却也相对有能力和意愿照顾这群人。

而剥夺院友尊严的洗浴和虐待等行为背后，更有复杂难解的源头成因。

双方对质时院长作义正词严状疾呼：你这种健全人，根本不懂我们的感受！

她也无言以对。

她与母亲的争执，关于晚年阿爷缺乏照顾而孤寂自尽，也提醒她理想主义的脆弱与想当然——平日前往院舍探望和关怀，冬至去超市买食物陪他们过节，固然体现她的慈善关爱之心，可假如要专职照护大群生活无法自理的人，日夜负责他们的吃喝撒拉，她能做到不将他们当包袱，始终这样细致耐心吗？

恐怕也骗不了自己。

于是她也能理解母亲的苦衷。

甚至唯一一点起色，在媒体压力下院舍关门大吉，也并未提供心理安慰，反而让她在雨中被亲属谩骂，陷入更深的自责。

这些身障者暴雨之日被扫地出门，无处可归，势必遭受亲属更敷衍或恶劣的对待，那么她的一番努力，究竟是为他们讨得了一些公道，争取到了一些改善，还是起了反效果，把他们推向更绝望的处境呢？

要不是有姜大卫所饰的老人几句宽慰，恐怕她真的要理想动摇，信念崩塌了。

回头看，那个把“新闻改变不了什么”挂在嘴上的上司，反而是看透世情的代言人。

在热血商业片里，这样的角色多半使人嗤之以鼻，而且一定会遭打脸，可这里他的言论至少反映了大部分事实。

看这样的电影，自然难以得到反派伏诛、正义昭彰的情绪满足。

但电影也是媒介载体，表现阴暗角落，不生造什么奇迹之光去照亮，同样是一种传媒的责任体现。

既然世界并不是只有一种面貌，媒体故事当然也可以不只有一种拍法。

《白日之下》。

8分。

简君晋编剧、导演，姜大卫、余香凝、林保怡主演作品。

触目惊心，现实主义作品永远都直指人性的恶、社会的暗，无论你愿不愿意承认，这个世界总有人在作恶，也总有人在为除害而斗争，悲痛的是，并非人人都会醒悟。

故事根据新闻记者报道的真实案件改编，一家名为“彩桥之家”的残疾人慈善院残暴对待、伤害甚至侵犯残疾人、智障女的事迹被揭露，在社会上引起轩然大波。

余香凝饰演的晓琪是这起案件的追踪报道记者，她利用伪装的孙女的身份走进了慈善院，扮演了姜大卫饰演的痴呆老人通伯的亲人，过程中发现了许许多多的问题。

彩桥之家的院长和工作人员不仅虐待老人，残暴对待残疾人士，林保怡饰演的章院长更是对智障女长期实行性侵。

而这一切，都被慈善院的离奇死亡事件逐渐引爆。

人性本恶。

换句话说，里面有人很坏，外面的就都是好人么？

姜大卫和林保怡奉献了惊人的表演，老演员确实有两把刷子。

而余香凝表现也很不错！

值得点赞！

2023年最出圈且对内地观众暂时未露庐山真面目的港影除了刚刚定档的《年少日记》以外就是这部《白日之下》，两者都关注社会议题，并且无论是在票房还是口碑上都取得了不错的成绩，这样的港片市场环境相较于往年似乎是有了一些好转。

可惜《白日之下》的真实水准着实难以令人夸出口。

看到选题时我就产生了一些疑虑，在真实事件发生将近10年后选择改编成电影，到底要选取当下社会怎样的剖面来与之产生勾连才能显得表达不那么过时。

原事件又是当时相当轰动的社会新闻，其中的各种角度早已被充分挖掘与讨论，10年后的复写又要开辟出怎样令人耳目一新的视角才能让故事观感不透着陈旧。

而令人尴尬的是，导演根本没想着满足以上任意一点，最终选择了做顺拐的吹哨人视角作为主线，并且没有刻画该事件折射出的表达与当下香港社会的任何呼应便草草收尾。

甚至连将原事件涵盖的最基础的几层议题都讲不清的讲不清、故意回避的故意回避。

看到结尾女主角彻底化身为短视频新闻评论区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只会情绪出征不懂礼法的小将时我觉得又滑稽又疑惑，不懂导演为什么要在连自己都说服不了的情况下改编这起事件，输出着毫无意义（甚至有反作用）的价值观。

影片可以简单拆解为三个议题的并行推进，分别是“人老了成为累赘后该何去何从”、“私立护理院中的利益涌动”以及“第四权利的逐步消亡”。

三个议题随着女主角卧底进入彩虹护理院调查的深入逐步展开，我们也来一个一个谈本片为什么一个都没拍好。

既然是社会议题片，影片首先要关照的自然是该事件中的弱势群体，为他们的权益奔走呼号是最重要的一环，本片这部分的表达落在了通伯和水哥两个角色身上。

两人都是被子女遗弃在护理院的留守老人，而通伯对于自己被抛弃的现状相对豁达，也有一套cos司马懿的“装疯学”应对窘迫甚至危险的处境。

水哥则没有通伯那么自洽，虽然嘴上总讲认清现实，但是还是渴望与家人一起的生活。

通伯的前史在他的人设面前显得没有那么重要，无需浓墨重彩地刻画，因为他已经看淡，余香凝这个假孙女的存在也能令他万分喜悦，而水哥则是由一场想要参加真孙女婚礼的戏带出他的详细遭遇。

水哥得知孙女婚礼就在当日后因为顾虑自己没有合适的礼服与会而不敢前往，余香凝帮他找到了一身旧西服穿上赶到后却被其女儿严辞赶走，话语中可以得知一家人对水哥的恨主要来源于其对妻子的亏欠。

这场戏似乎将老人被黑心护理院虐待的矛盾核心直指子女的失职甚至是恶意遗弃，但是同样值得在意的是水哥曾经作为丈夫、父亲的身份似乎也没有完成，才会导致如今的“现世报”，子女将其送进护理院却已经尽到了最基础的赡养职责。

这样的互相比烂虽然未必能争出谁更有理，谁更吃亏的真相，但是这种家长里短导致的恶果作为展示社会问题的终极答案显然是偏颇的、狭隘的。

尤其是这场戏从表现手法上有带有偏袒水哥的色彩，就更加背离此处本应起到的戏剧效果。

换位思考一下的话，如果我父亲在我婚礼当天突然出现要强行进场，我的表现也未必会比水哥的子女友善多少，并且我会认为这次看似残忍的拒绝和他罄竹难书的罪行相比简直微不足道，该进监狱的人只是被丢进黑心养老院虐待，已经便宜了他。

所以综上所述，只要转换视角就会得出完全不同结论的事件，在《白日之下》中被导演如获至宝般当做挖掘到的当前社会版本答案般书写，是现实题材片最令人不耻的笔触。

而且相对于刻板化的恶子女形象，片中护理院里的老人形象和孩童形象其实也是刻板化的。

老人都是和蔼可亲却碍于身障无力反抗的可怜人，孩子们都是阳光可爱却由于残疾无可奈何的被害者，他们在人设上都非常完美，在性格上都毫无缺陷。

看一部由一群完美受害者组成的群像戏，就如同进入了兵马俑遗址的一坑一般，凝视着那些毫无情绪、不具灵魂的空壳，得不出任何现实问题的解法。

以至于看到《白日之下》后甚至对内娱都产生了几分希望，内娱甚至已经拍出了《不完美受害人》这样虽然成色不尽人意但意识略显先锋的社会题材剧，港影居然还在1.0时代原地踏步。

关于受害人如何无辜如何可怜是本片前半部分的核心内容，而后半部分则将镜头转向了林保怡饰演的邪恶院长，企图揭开滔天罪行背后的幕后主使的真面目。

首先令人啼笑皆非的是，在叙事全部转向院长后，老人们从角色到身上背负的议题就如同消失了一般在电影中无影无踪。

因为导演着重刻画的院长的罪行是虐打和性侵害智障儿，完全和讲了半部戏的虐老事件无关，加上在群戏铺陈上老病人和儿童病患两组角色也毫无交集，最终导致整部片子看起来像是两部电影剪接在了一起。

《复仇记者:无限虐老》+《复仇记者:终局之战》，背靠背拍摄的两部电影共享大反派灭霸林保怡。

但其实虐老事件又怎么可能与院长无关呢，分明只是导演思维所碍，根本不会写院长介入其中后的戏剧冲突。

一直如同幽灵般出现的女护工和院长之间是怎样达成一种帮助对方助纣为虐的默契的；院长自己作为有被遗弃创伤的老人却在行虐老之事他是如何自洽的；院长之上有更高层的体制内保护伞，他又是如何成为他们的麾下猛将的...以上都是值得展开详细讨论的极具张力的细节，但是本片一概略过，揪着最具膻腥色、最煽动直男恶趣味、最能作为营销卖点的性侵儿童大书特书。

整个段落构思地也依然非常刻板和猎奇，这边院长侵害了小女孩，那边小男孩就刚好坠楼自尽，然后维持了经年累月的畸形平衡的护理院就突然面临大厦将倾的危机，各种想当然的写法只暴露出导演认知的局限。

紧接着就进入了香港版《坠楼死亡的剖析》（北大法学教授，米兰昆德拉唯一的中国弟子，《坠死剖》北大映后嘉宾，与杨紫琼聊起过奥斯卡的董强会译为《坠亡剖析》），余香凝在走访了受害者家属后讲院长请到编辑部对质，想要搞清这无锋的大恶背后究竟是怎样的机理。

院长的回应中除了一些如同尊者上身般的诡辩以外，给出的对自己罪行解释的有效内容主要有两条，第一是承认虽然彩虹疗养院的硬件落后，但是最起码给了这七八十位老人一处居所，总好过将他们遗弃的子女；第二是讲出了由于公立疗养院申报困难，而私立疗养院又被体制遗忘，所以总是处于供不应求且资金短缺的窘境中，以至于无法尽到正常疗养院应尽的职责的现实困境。

很显然其实以上两点都是可以自圆其说并且客观真实的，第一点回绝了子女作为事后诸葛亮声讨疗养院的可能，第二点堵死了记者作为公众监督理中客地审判疗养院的视角，并且将悲剧背后的难处交代的也非常明晰。

虽然现实在困难也不能成为将错就错甚至错上加错的借口，但是当巨大的显示阻力被摆上台面时，起码应该就事论事的找出解法才能做出有力的回击。

（包括大状最后提到的女孩因为有应激可能性而无法作证，保留起诉的可能性是为了养精蓄锐而非向不法低头也有扎实的逻辑，但女主同样无脑回绝）

而本片对于问题的讨论却戛然而止，女主角一副得理不饶人的样子不断输出着被情绪裹挟的毫无内容的正确废话，站在道德的制高点批判院长行为的可耻。

这些事情只要但凡不是个哑巴都可以做，为什么非得要你来呢？

你口口声声代表的正义也好第四权也罢，进场一件引起民愤的社会事件，扮演的角色就止步于最基础的互联网嘴替吗？

跟着民一起愤居然已经是记者身份的终极追求。

况且帮助观众和网民共同用口水淹死可恨者这样的叙事财富密码已经跟不上时代了，现在大家已经进化到要看阮经天这样的互联网杀替才能解恨的程度了。

真是硬蹭都赶不上热乎的。

对于真正有价值的，蕴含更高层次矛盾的，直指最高权利机构的社会问题的避而不谈，背后只有两重原因，其一是导演自己对于议题的认识不足以支撑其将这些内容拆碎讲清，其二是深度讨论或将触碰审查的红线并且未必讨好市场，这样的“双输”局面令导演望而生畏。

当然我也早就过了慷他人之慨，逼迫他人行自己为竟之事，超越自己未企及之勇敢的傲慢阶段，所以我也十分理解尤其是在当下香港的环境下，有些东西讲起来很困难，甚至是不能讲，我们也应该看清创作者无法尽善尽美的背后确有无形却巨大的压力存在。

但倘若是这样，影片中便不要提什么为了正义做新闻、为了社会做调查云云。

人总是要知行合一的，看着犬儒、窝囊、自费武功者升起大义凛然、感召全社会雄起的论调着实是令人感到不适和愚蠢。

那么便也借此丝滑过度到对影片最后一个命题“第四权的死亡”的讨论。

女主角和报社众人初登场时的状态是令我耳目一新的，她们不同于经典的主流的记者为主角的电影中那些充满雄心壮志和社会责任感的圣人记者，而是对于“哪还有人看新闻”、“调查小组不赚钱还总惹祸”这样凉薄的现实认命后摆烂。

女主也一早亮明如今还在做记者就是为了赚钱的意图，不断地给上司和下属一起浇冷水。

其实无论是就现实情况还是导演个人情况而言，这条线索都应该写成一丧到底的模样，最终流离失所的老人没得住，穷凶极恶的罪人没得告，女主想赚钱的行当自然也没得干。

可是导演大约还处于我上文提到的那种傲慢阶段，虽然自己折戟沉沙，但是笔下的小将出征的旅途必须刚刚启程。

于是他让女主角在参与这次案件的调查过程中逐渐找到了自己职业存在的初心，寻回了利用记者的权利和能力为弱势群体发声的快感与价值，树起了要为日薄西山的第四权争一口气的信心。

滑入了同题作文的窠臼，十分的顺拐、了无新意且生硬。

我个人非常难以相信一个已经对记者行业的存在失望心死多年的职场中登，会因为替疗养院中的两个老人两个孩子的不幸遭遇发声后遭遇了几次重磅打击后，居然会重新燃起担负第四权监督社会重任的责任感。

现实中这种心态的人到了曝光露台洗澡轰动后就会见好就收了，享受这次作为轰动性事件发吹哨人带来的红利，成为网红，成为公共平台kol，成为语言类节目座谈嘉宾，才是这种人的标准结局。

因为混迹职场这么多年，没人不知道如果继续追这条新闻会将要把刀刃划向怎样可怕的深渊，要面临怎样庞大的压力，一个没有社会责任心的人是不会选择铤而走险，出力不讨好的。

所以女主其实在进入这个故事时就已经被导演打上了圣人的底色，起码也是个被奥丁打入凡间的索尔，只要稍微感受点人间自有真情在，滴一点淡尸斑精华就会瞬间恢复为复仇记者。

所以在我看来很多人为之感动、愤慨的雨中诀别其实毫无意义。

慈祥的兵马俑们忽然活过来，为老不尊起来指责女主角“拯救不彻底，不如彻底不拯救”，通伯则一面继续看破红尘，一面继续把余香凝当女儿养地讲“不要因为做了一件对的事而愧疚”，其实都根本无法在如此虚伪和悬浮的故事里成立。

无论是作为摆烂老油条的女主角，还是网络评论员小将的女主角都根本撑不起通伯的这句金句，只是既不会写议题也不会立人物的导演此刻化身姜子牙，强行要为女主封神，可是阿斗他扶不起啊！

整场戏一副“人类不感谢罗辑”的姿态，好似女主角真的是为了虐老事件鞠躬尽瘁到要身故于五丈原了一般，但其实就是个毫无专业性，毫无新闻调查能力的浪子稍微回了一点头就被现实打回去于是找干爹求抱抱的巨婴哭奶戏。

这一切都让我感到既尴尬又悲凉，真正的如鲠在喉并非有苦说不出，而是群体性的苦难被一个外人以偏激傲慢的姿态荒腔走板地说给了大众，而大众还真的信以为真。

希望这白日之下的创作者可以少树错碑，以至于让大家少哭错坟。

收听链接：https://www.xiaoyuzhoufm.com/episodes/66193fa65dae7932c61d0e47本期主播：小s蜂鸟剪辑：西红是番茄主播打分：蜂鸟 6.5 小s 7.5镜面计划是一档由独立影迷共同创作的电影评论播客。

我们试图用拆解一部电影的过程来重构与它的连接。

节目每周一、三、五更新，分为「解剖」和「速通」两种类型。

镜面计划会坚持鼓励所有真实的表达，用观点激发观点，也欢迎一切讨论和批评。

时间轴：00:18 影片信息01:33 主播打分02:48 缺点环节07:22 对导演立场的看法10:00 女主原型12:24 结尾过于煽情14:10 优点环节14:16 议题选择准确15:21 比《熔炉》好在哪里17:04 案件原型25:53 外延环节 金像奖音乐片头：曝光 - 朱云编转场：你记者嚟㗎咋 - 朱云编片尾：日光漂白 - 黄妍提及片目：《年少日记》《熔炉》《不止不休》《热搜》《毒舌律师》《命案》《金手指》《周处除三害》

真正长期关注香港电影的影迷当然不会认同“港片已死”这一看似“正确”实则荒唐无比的谬论。

如果说“港片已死”，那恐怕死去的也只是过往大陆观众记忆中的那些以癫狂过火闻名，将取悦观众感官作为首选的犯罪、喜剧、武侠等传统商业类型片而已。

相反，近十年来，一批选择固守本地的年轻创作者，已经用一系列批判现实主义的，关注本地市井底层的，聚焦敏感社会议题的，气质严肃沉郁的作品，与选择北上拥抱大陆资本的传统港片划出了泾渭分明的界限，在港片内部完成了一次创作理念上的“割席”与“分立”。

近两年一系列此类新港片“四字”佳作的接连问世，如《浊水漂流》、《正义回廊》、《窄路微尘》等，已经让人看到了港片的新样态新生机。

2023年的《白日之下》仍是这股新港片势潮的延续，电影讲的虽是十年前的旧闻，但片中对于正义、真相、公道这些概念的提及，却恰好再次切中近几年来港人心中的痛点，引发共鸣与热议自然也是在情理之中。

倘若用一句话讲述《白日之下》的故事梗概，那便是社会新闻记者调查私立福利院舍虐待老弱残障人士之丑闻。

基于这样的故事大纲，借鉴以往的类似作品，影片可以有两种制作思路：一种是参考《聚焦》、《熔炉》此类的经典剧情片，加入大量犯罪、悬疑等类型元素，将影片主线聚焦于记者在探寻真相中对罪恶的逐渐揭露，展示主角在这一过程中所遭遇的愈来愈大的外界压力，以及个人在罪恶和压力面前的内心彷徨不安，主角虽经历种种磨难考验，却最终能够坚持个人之信念，以邪不压正的偏传统结尾来收束全篇。

显然，《白日之下》并未采用这种更为传统的方式结构故事，如果导演有意如此，大可在影片开始后不久，借着肥佬华身亡后落到通伯手里的那部智能手机，让女主角由此一步步抽丝剥茧，揭露开彩桥之家的种种不堪内幕。

然而，这部手机在影片中并未真正扮演推动解谜的重要角色，和讲一个悬念丛生的故事相比，导演更大的兴趣在于藉由调查虐待老弱残障人士这一事件，去引发对一系列客观存在于当下香港社会严肃社会话题的探讨，这些话题主要可以概括为以下三点：其一是在传统纸媒日渐衰落凋敝的大环境下，社会新闻记者要如何继续坚守曾经信奉的新闻理想主义，新闻只是一份养家糊口的普通工作还是一个也许可以改变一点点社会现状的崇高理想？

其二是以老弱残障人士为代表的少数社会最底层，在二十一世纪的香港，何以沦落至生不如死的悲惨境地？

“东方之珠”的华丽外袍之下，还有多少这样见不得白日青天的肮脏污点？

其三则是在保障老弱残障人士正当生存权益的过程中，“善”与“恶”，“破”与“立”的悖论困局——倘若社会尚无能力为老弱残障人士搭建一个足以荫蔽风雨的居所，那么在此之前选择摧毁那破败不堪的猪圈是否显得有所冒失？

恶人所行之恶究其根源不乏各种难言之隐，站在恶之对立面的人们，其所信奉的善的初衷与善的行为又是否一定可以保证收获善的结果？

有意思的是，以上所言及的三个话题恰好在近年陆、港、台各自一部社会题材影片中均有所反映，这三部影片分别是大陆有关社会新闻记者的《不止不休》，香港有关社会底层街友生活的《浊水漂流》，台湾有关未成年残障人士校园性侵的《无声》。

从这点来说，《白日之下》野心极大，试图统合多个严肃社会话题，在同一文本同一事件中多点发力。

虽然从最后成片来说，影片不可避免存在顾此失彼，徒有话题失之深度，感性抒情重于理性思辨等种种缺憾，但在严肃社会题材并不讨喜的香港（包括大陆），能够有此类大胆尝试，已是难能可贵之事。

从创作源流来说，《白日之下》的血液中流淌最多的还是从《笼民》、《千言万语》起延续下来的港片中“非主流”的“左派”传统——揭开社会运行中客观存在的种种疮疤，为弱势群体之公平权益而发声呐喊。

因此，从这个角度来看，相比于并不罕见的社会新闻记者的生存困境，对老弱残障人士悲惨遭遇的成因探讨，仍是此片相对而言最值得分析的地方。

诚然，片中的彩桥之家是处处漏风入雨，仅能令老弱残障人士于其中勉强苟活的残破之地，甚至在其中不乏各种体罚、虐待、性侵、侵吞私人财物的恶劣行径，说成是地狱亦不为过。

但究竟又是何种力量驱使着老弱残障人士长期栖身于此，又是什么让他们宁可置身于地狱，也不愿离开半步呢？

对此，影片有着较为全方位的展现。

于制度层面，老弱残障人士的悲剧起源于社会资源的分配不公与体制的监管不力。

本世纪初，社署无力承担高昂的福利开支，将赡养老人、抚养残障人士等事业推向社会，从此将照看老弱残障人士从事业变成了生意。

一边是条件更加优越，管理相对更加正规透明的公立院舍僧多粥少，迟迟等不到空余床位，无奈之下不少经济条件有限的老弱残障人士家属只能将眼光投向私立福利院舍。

私立福利院舍出于自身利益考虑，将控制成本牟取利润作为维系院舍运营的长期方针，无论在硬件设施还是软件配套上，私立院舍均远远达不到社署的理想要求。

院舍居住条件恶劣，在饮食、医疗等环节极度敷衍，看护数量明显不足，看护素质良莠不齐，看护长期在恶劣环境下的高强度工作使其对老弱残障人士更加心生厌恶，遂将虐待作为发泄个人心理压力的手段。

社署长期以来对于私立院舍的种种恶行自然不会全然不知，但在根本无力提供更加充足社会资源用于改善老弱残障人士生存现状的客观现实下，有得一处残破的茅屋终究好过令众人赤身裸体曝露于荒野之上，由私立院舍经营者管理老弱残障人士总好过自身亲自下场处理烂摊，于是对私立院舍的各种考核检查也都成了例行公事的过场，一纸豁免书更是成为了私立院舍可以堂而皇之作恶的免死金牌，更何况私立院舍的经营者中有相当一部分与体制本身就存在着利益上的关联勾兑，“恶魔院长”章剑华能够在性侵前科累累的情况下依然经营院舍十余年，甚至在提交性侵录像证据后依然被免予指控，靠的当然不是个人的闪转腾挪，而是那些个为他写出纸条上无耻谎言的幕后真凶。

地狱虽然恶劣，但如果没有一种力量推动和制约，老弱残障人士也并不会落入其中，并不会发觉已经堕入地狱后无路可寻。

与制度上的种种客观缺陷相对应的是，老弱残障人士各自家庭，包括整个社会对此类人士的冷漠残忍同样也是悲剧的重要成因。

当代香港社会巨大的生存压力下，传统家庭观念逐渐走向解体，亲子关系开始重构，老年人逐渐成为不少家庭，尤其是社会中下层家庭的拖累负担，子代无力亲自承担照料父母的重任，各类福利院舍成为养老首选，与其说将老人送入院舍是在尽一份孝心，倒不如是在为子代们寻一份清净，亲情在令人喘不过气的现实面前太过不堪一击。

无论是电影里水哥精心参加孙女婚礼却被轰出现场，还是女主角和母亲由于父亲死于养老院而生出的各种嫌隙，都是这种养老困局的具体体现。

有家室的老年人尚且如此，那些鳏寡孤独，无人问津的老年人生存现状恐怕更加可怖，片中女主角行车于香港街头，镜头所及之处，不乏街头拾荒露宿的老年人身影，虽只是几秒的短暂镜头，却不乏悲凉之感，在这里，《白日之下》某种程度上完成了对《浊水漂流》精神上的传承接力。

弱势群体的困境是共通的，在老年人之外，身体与智力障碍者同样需要面对家人和社会的冷眼对待，他们的存在是家人的负担，他们的离去对家人而言反而意味着彻底解脱。

因此，他们在彩桥之家中看似荒唐的种种表现，并非是他们在地狱中罹患上了斯德哥尔摩症候群，不过是因为当走出地狱后，所面对的也不过是一片荒凉而已。

章剑华面对检控方询问时的种种辩解，也不能简单视之为一种出于恶人之口的无耻说辞，他对老弱残障人士的关爱也许是扭曲畸形的，是充满瑕疵污点的，但这种爱对于老弱残障人士而言至少是聊胜于无的，为他们提供了微弱的荫蔽遮挡，不至于直接面对健全人社会的种种白眼相向。

作为一名残障人士以及某种意义上的“手套”，章本人又何尝不是制度缺陷与人心冷漠的受害者？

在这起虐待事件背后真正需要检讨的，不应该仅仅是少数个体人性中的恶，没有谁能够心安理得的将自己定位于无辜者的角色。

影片并不讳言在虐待事件中客观存在着的道德困境：私立院舍在运营中尽管存在诸多问题，严重侵犯到了老弱残障人士的正当权益，但在香港短期内无法从根本上妥善解决绝大多数老年人和残障人士赡养问题的大环境下，选择交由社会和市场，由私立院舍消化这一人群，只能是一个相对来说不太糟糕的选择（0.01比起100差了很多，但总归要比0好上一些）。

片中，女主角在与张议员的交流过程里，张议员也有过类似观点的表达，即无论是政客还是记者，他们推动问题解决也好，或袒护问题不被曝光，出发点更多只是出于自身所在阶级或职业理想的考虑，他们再差也有片瓦遮身，有咖啡冻柠可饮，他们很难感同身受的真正从老弱残障人士角度出发去想出一个相对更完美的破局方法。

而且，作为局外人的他们自以为是的种种行动，却极有可能伤害到本就已经所剩无几的弱势群体的权益。

譬如说作为记者，诚然大胆揭露真相，加以舆论监督是其天职所在，但这种揭露效力如何？

揭露后是否能够真正有益于问题从根本上解决？

在传统媒体日渐式微的当下，其实都是要打上问号的，片中女主角与上司Eric的几场对手戏里，对这种困局已经有所呈现。

影片结尾，当彩桥之家由于虐待和性侵等一系列丑闻曝光，豁免书被吊销，众多老弱残障人士无家可归，从而迁怒于女主角的时候，影片中一直存在的关于“善”与“恶”，“破”与“立”的矛盾终于彻底呈现在了观众面前。

相比于此前《无声》里对类似矛盾的隐晦处理，《白日之下》这次倒是做得异常干脆利索。

如果影片在完整呈现出一个开放式的道德困境后就此告终，将道德审判的裁量权完全交由观者，似乎并无不妥。

但在本就由于种种原因亟需呼唤正义、力量的当下香港，与其用一个看上去更加深刻却也更易致郁的尾巴作结，不如由导演在道德天平一端赋予重量，亲自完成审判，给出一种更符合当下观众主流期待的答案，从而激励困境中的港人继续前行。

所以，也就有了其后通伯与女主角最后的交谈，才有了雨后的白日重现。

正确的事情，也许做了没有效果，也许不会得到所有人的认可，但做正确的事情本身，在当下就是一种难能可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