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罪谋杀：科林尼案

本文发表于《上海电视》2021年5月某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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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茜茜公主”罗密·施耐德在1982年的生命最后阶段主演了一部根据她钟爱的小说改编的电影《无忧的过客》，影片跨时多年的绝恋故事背后，是二战受害者通过私刑处决战后逍遥法外、摇身变巨富的纳粹军官这个很可能潜藏在当时很多人心底的愿望，故事里对仇人执行这一处决的男人最终被释放，又与妻子被新纳粹处死。

1982年5月29日，罗密突然死于心力衰竭，同一天，一名叫埃利亚斯·穆巴里克的德国青年出生，三十多年后，他主演了《无罪谋杀：科林尼案》，将罗密遗作没有提及的涉及德国司法黑幕的层面接着讲完，这名小伙饰演的是为杀死前纳粹的意大利老人科林尼辩护的律师。

历史的神秘轮回。

被杀的纳粹迈耶，是国民口碑良好、连仆人都敬爱之的善良温和老富翁，也是陪伴那位律师从童年到青春期时代类似父亲角色的一个人，老人的亲孙女是他初恋，控方律师又是小律师的导师。

剧本在一言不发、放弃辩护的杀人者，和陷入多重熟人关系的律师之间，制造一种悬念，迈耶的前纳粹身份，也是影片铺垫很久之后才引出的事实——迈耶曾在意大利小镇大屠杀二十个平民，其中包括科林尼的父亲。

这段历史故事，是顺应情绪要求，一点点剪进影片后半截各个剧情节点的，在事件最恶劣的顶点，我们看到儿童科林尼被迈耶胁迫着观看他父亲被两次枪杀的过程。

我们知道，没有人能过得去这种坎儿。

这只是真相的第一层，惊人的是，科林尼曾企图通过法律途径申诉讨回公道并被驳回，这才引出影片最震撼的炸雷——随命令“报复式”屠杀平民的纳粹军官要被判误杀罪，但二十年追责期后，荣升政要的纳粹们，在1968年合力颁布了不允追究他们罪行的法律。

当法律不再公平，受害者只好自己行动。

回头看，大人物被谋杀，却派一个初出茅庐、没接过案子的小律师做科林尼的辩护律师，就是准备草草结案的。

影片没什么炫技的拍法，只用了镜头缓慢拉近说话人以增强分量之类古典技法，结尾也像是顺从原著小说家不知让法官如何判决而安排的看似合理实为偷懒的结局。

但影片的价值在袒露惊人的司法黑幕，真相被人看见，正义才得以伸张，这也是为何报仇后也没获得安宁的科林尼，最后能够自我解脱。

一老人主动投案杀了一长者，并不再开口为自己辩护。

法院给他安排的公益无偿律师是个菜鸟，这是菜鸟第一次作辩护的案件，而且被害人是领养过他若干时间的长辈。

《无罪谋杀：科林尼案》故事轮廓清晰，涉及的面广，包括悬疑、复仇、纳粹、司法黑暗和公正、个人情感等等，本可以拍得异常悲壮、后劲十足，但是剧本和导演认知把电影拍得像红色题材的口号宣传片一样，恨不得每一秒都尽可能嫌疑化、沉重化。

从人物设定、台词交代、表演处理，都特别讲究得很外化，特别是男主律师，应该是个偶像需要他来吸引票房吧，处处强化若有所思和灵机一动，直接怀疑导演和他是从国内某影视城毕业出来的，硬生生把一部沉重的反思佳作处理垮了…PS：值得敬佩的是，德国作为二战的罪恶国，他们大部分民众并不回避曾经的过错，并积极反思。

这样的国家才是伟大的！

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和个人所有行为都是正确的，那如何正确对待和规避过错呢？

我想他们的权力监督管理和法律惩罚是尽可能完善的，首脑和民众都明确的知道国家基本情况，透明了几乎所有。

最最重要的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德国1968年悄悄通过的《德雷尔法案》就是为纳粹时期非第一战争罪犯脱罪的法案，这就让当年只有10岁的柯林尼亲眼目睹德国上校迈耶下令杀死自己的父亲的惨烈场面，而无法在战后让迈耶得到应有的审判，随即在47年后，柯林尼送走了不愿报复的姐姐后，用当年杀害自己父亲的型号手枪向迈耶射出了复仇的子弹。

老年的迈耶是个多么慈祥的老人，怎么也无法与当年那个残暴的纳粹军官联系起来竟然是同一个人，迈耶当年身为德国国防军的军官，他在执行命令，死一个德国士兵要用10个敌人的生命做代价，而这10个人无所谓士兵和平民。

保护平民最有名的法案是二战后的1949年《关于战时保护平民的日内瓦公约》（第4公约），但在1899年7月29日海牙第二公约《陆战法规和惯例公约》都有对平民的保护条款，只是不太明确。

在一个独裁暴政狂热的法西斯国家，无视国际公约，作为战争机器的一分子，效忠国家执行命令就是犯罪，无论你的教养/身份/地位/学历，在罪恶的制度下把邪恶的事情做完美就是犯罪。

而战后的《德雷尔法案》又让那些双手占满鲜血的刽子手逃脱制裁，让受害者柯林尼陷入无比的痛苦之中，法律得不到正义和公正的伸张，他只能动用私邢来解决公权力丑陋的漏洞，让受害者变成罪犯。

最终柯林尼脸上露出了微笑，他下定决心追随天堂的父亲，他走的很坚决，与父亲一起消失在小镇的街道中。

人类经过了野蛮的杀戮时代，制定了无数符合文明发展方向的国际法律，倡导了更多和睦相处的普世价值观，但如果哪个国家的发展方向与世界主流价值观相悖，以这个国家名义而公然违反国际法，无论个人和团体都一定会在适当时候得到正义的审判。

在次次审讯中沉默不语的科里尼第一次向律师坦明心迹，是声泪俱下地表达对迈耶的控诉和对法律的疑惑，“我只想要个公道，到底凭哪条法律让迈耶可以逃脱？

”法律天平的倾斜，给特定群体覆上了保护伞。

即使在法治社会，法治也是由人来完成的，法律由人来制定，也由人执行。

1968年德国《行政犯罪法的实施法》颁布，让无数二战罪犯得以逃脱法网，在国家强制力的制裁下侥幸生存甚至成为业界翘楚，这无疑对受害者造成了二次伤害。

而这条法案的带头人是转业为德国权威法官的二战纳粹，他的身份为法律蒙上了浓重的价值判断色彩，让一国之法成为维护特定群体的工具和冠冕，失去了科里尼所追求的“公道”。

面对不公正的法律，个体该怎么办？

是遵守它？

还是用自己的双手做出审判？

科里尼选择了后者，伸张了正义，也招来了牢狱之祸。

我联想到与科里尼相反的苏格拉底，他在雅典不公正的法律审判中拒绝了弟子们帮助他逃脱的请求，依旧坚持法律的审判结果，维护法律的权威。

公正是一种价值判断，人人对于公正的理解因自身的处境、地位而异，若是每一个人按照自己的公正判断选择是否遵守法律，法律也就失去了其强制性的约束，也就不再是社会秩序的支撑，那法律将何去何从？

《无罪谋杀》的“罪”更多是道德、道义，是我们理解的“恶有恶报”的应该如此，特别是在电影情境化的故事叙述中，在接触到战争罪犯的惨无人道后，我们对于这场谋杀也就有了自己的价值判断，而不仅仅是在法条方面对事件的动因进行模式化的判定，因为法律从来不是脱离具体地方道德环境的象牙塔里孵化出来的产物，而是与情理融合一体。

《无罪谋杀：科林尼案》是好的教材，可以一窥当代德国人对他们那段黑暗历史的精神分裂，包括本片在内的一大批作品，都是为了调适这种紧张，不致于发疯，在这个世界活下去。

但是效果却是欲彰弥盖。

以下有剧透。

主人公是个萌新律师，第一次接公家的活，替犯罪嫌疑人辩护，全是内部人，简单交待工作，却穿律师袍去，被前辈笑话。

这一幕设计地很巧妙，律师袍是体制的象征，分不清场合，反而暴露小伙子尚未体制化，对工作，对法律还保有纯粹的信仰。

这是为后面铺垫。

但他马上惊奇地发现，受害人是他的恩主。

一家工业企业的大老板，热衷收藏老爷车，凡尔赛本凡。

他从小在他家，和他的孙子女一起长大，青梅竹马，在老爷车里为爱鼓掌。

还供他上大学，读最贵的法律专业，才有今天。

后面竹马怒斥他，没有我爷，你今天只能当烧烤店的伙计。

我始终没搞清楚这是什么关系，没有交待老爷和主人公的妈有关系，那样的话和孙子女也不能这么亲密。

还是容克贵族的什么风俗，给孙子女找个玩伴，或者如同我国的旧士绅，赞助穷亲威的聪明儿子，光大本宗族。

不管什么关系，我不知道德国法律对于回避如何规定，又执行到什么程度，但是显然存在利益冲突，不适合担任这一职位。

编剧显然意识到这个bug，让他一度表态退出，但还是继续下去。

这么安排，金手指开地很大，是为了让主人公牵涉进个人感情，而不只是公事公办，体制的螺丝钉。

后面揭示了，这次谋杀是复仇，老爷当过党卫军，在驻意大利期间枪杀了嫌疑人的父亲。

后来按照1968年的某法案，以职务行为脱罪。

但是根据当事人的回忆，其所作所为根本不是职业需要，纯粹为发泄自己虐杀的欲望。

主人公是老爷的镜像，同样有一己之私，不同的是，最后克制了私。

当然这么安排刻意了。

另一个镜像是主人公在法学院的老师，跟他打对家，替受害人辩护。

直接的戏剧冲突，全片的高潮，都是在师生之间展开的。

老师在体制内德高望重，驾轻就熟，虽然口口声声信仰法律，但是私下交涉赶紧结案，让竹马来色诱主人公，并亲自登门利诱，已经在法律的边缘试探，还在法庭上说俏皮话，其实是缺乏尊重的，就是在玩弄法律。

并且老师作为实习律师参与了1968年法案的审议，也有个人的渊源。

也曾经青涩过，和现在的主人公一样，但是对非法的法案保持缄默，顺理成章地浸染成一个官僚主义者，体制的老油子。

这个故事有个正义的走向，主人公一再挑战即定程序，通过古怪的凶器，揭露嫌疑人的动机，这里有点推理元素，但还是利用开挂的优势，直接摸进老爷家取证。

当老师用嫌疑人曾经申诉过，宣判无罪，暂时扳回一城，主人公最终在法庭上审判了老师，逼他当众认错，也审判了已死的老爷，以及1968年立法的高官们，这时多半也不在了。

尽管审判如此有力，但是编剧最后安排复仇者上吊，当然可以理解为他大仇得报，心愿已了，或者怀有负罪感，当年因为他无知指认，导致父亲被杀害。

但是很显然这就让法庭，让体制逃脱了判决的尴尬。

因为按照现行法律，复仇者就是有罪，法庭无权撤销此前法庭对老爷的脱罪，更不用说1968年法案。

但是戏都演到这份上，要这么判，观众不能答应。

编剧就只能耍滑头，已经开了这么多挂，再多一根绳子何妨。

本片一直不诚实，这是最鸡贼的地方。

最后的最后，主人公开着自己的律所，雇了办案期间结识的外卖小妹当助理，上班穿渔网袜，两个人很来电，暗示断了与名媛的关系，也没有上流社会的客户。

主人公放弃了自己的大好前程。

虽然气氛很欢快，这个代价无疑是沉重的。

电影越高光，也就越不现实，正常人都会选老师的路。

个人不可能对抗体制。

但是这一类电影仍然执迷这种套路。

他们的说辞是个人良心作主，其实是回避“(这国怎，亏总民，我陷思)定体问”。

1968年法案暗示上层有内鬼。

在舆论场中，德国的认罪态度较好，以勃兰特华沙一跪为高潮，总被拿来与日本对比，也确实立法禁止一般纳粹成员任公职，但很多军政高层凭着旧关系，被招安加入新政府，1968年法案就有这些人的影响。

在更高层次上，德国是西方文明的外围，纳粹是1929年大危机的产物，最初以“尊王(西方文明)攘夷(苏联)”的面目出现，一战前威廉二世鼓吹“黄祸”同理。

纳粹为什么能够做大，主流叙事归因于西方的绥靖主义，被一战吓破胆，这种批评中隐含着开脱，实际上西方的作用远比这积极地多，与纳粹暧昧，苟且。

只是不料被反噬。

纽伦堡-东京审判最大的问题，德日罪行确凿，但是其共犯没有得到审判，反而坐在审判台上。

德国扮演了成济这样的倒霉角色，保卫司马氏，由贾充直接下令，杵死废帝曹髦，最后被诛的只有成氏兄弟。

苏联是抗德主力，消灭大部分德军，但是盎格鲁撒克逊系登陆摘桃子，占领德国大部分领土和人口。

战后世界霸权在盎-撒系内从英国转至美国，战前德国是霸权的挑战者，战后则变成了附庸。

黑历史也是一种控制手段。

昔日共犯又凑到一起，冷战再次向苏联和其它“蛮族”发动进攻。

就决定清算不可能彻底。

奥斯威辛是整个西方对人类犯的罪，实际上西方的光环早在一战就已经破产，靠阿伦特的“理论建设”修饰，锅全让德国背，“平庸的恶”，又让所有的德国小人物背，从而撇清了精英体制和西方，宛若白莲花。

本片也忠实地执行阿伦特路线，塑造了两个小人物二元对立。

施密特指出，纳粹是启蒙的终点。

纳粹和他们的法国先驱是同一种套路，或者说低配的启蒙。

《三体》的术语是思想钢印。

有人会争辩他的思想钢印比别人更高级，但只要单方面打钢印，就像《庄子·胠箧》的道理，人们把财富锁在箱子里，只能防小贼，大盗整箱劫走，反而提供了方便。

从阿伦特的论断推出，还是要启蒙，向个体灌输“平庸的善”，培养本片主人公这样的好孩子。

这就是现代性的死循环，总是用麻烦制造者来解决麻烦。

并且结尾揭示，这个体制没有好孩子的容身之地，这就是伪善和愚忠了。

尽管德国的跪姿很端正，但只要西方没有反思，且一直反思到启蒙，就不是反思，而是逃避和遗忘。

启蒙在今天的中文语境，仍然是个美好的字眼。

这一类作品中最成功的是《辛德勒的名单》，但是在集中营幸存者凯尔泰斯·伊姆雷看来，是部拙劣之作，“把劫后余生看作胜利是绝对荒唐的。

”用中文语境的一个术语，丧事喜办。

各种泪点，黑白片嵌套红衣小女孩，结尾变彩色，全是好莱坞套路。

最近的一部《波斯语课》也依托刻奇的设定，纳粹军官没有别的求证源，不学语法，只学单词，以及犹太人记忆力超群的刻板印象。

和主人公都是为了保存2840个名字的工具人。

在更高层次上，观众都被“文化工业”物化。

这也是一种启蒙，但不是为了建设理想国，而是票房。

不只历史题材，表现小人物都天然正确，问题在于这种表现往往碎片化，也就是刻奇的。

难的是表现小人物与世界的联系，特别是现代世界，影响命运的力量往往来自远方，一块屏幕塞不下。

这个问题可以更具体地表述为，行业剧怎么拍。

这方面的典范，是山崎丰子的《白色巨塔》。

《游浪地球》的饱和式救援一反好莱坞孤胆英雄的套路，更接近现实，同时照顾到个体。

也是所有科幻作品共同的命题，如何通过人物的活动，带出与现实歧异的世界设定。

或者更抽象地表述为，电影是一种话语权，存在制约与自我制约的问题。

当我们自以为在呈现现实的同时，遮蔽更多的现实，可能是更重要的，尽管不是更具戏剧性，感官冲击力。

这里面存在滥用权力的可能。

先后看了两遍《无罪谋杀：科林尼案》，每次看到结尾小男孩与父亲手牵手远去的背影都会忍不住泪奔。

这部德国电影又名《罪人的控诉》，是一部悬疑感很强的剧情片。

影片的开场即是一宗谋杀案，85岁的成功商人迈耶被人残忍杀害，头部连中三枪，并在死后被踢碎了颅骨——要知道，人体头颅非常硬，最多能够承受200500公斤的重量。

在死后仍被如此对待，足以说明杀人者的残暴以及对死者刻骨的仇恨。

令人疑惑的是，这位手法残暴的凶手在行凶后却并没有逃走，而是主动伏案，并始终缄默、不为自己的罪行做任何解释与辩护，一心求死。

承接此案的新手律师莱恩面对重重疑点，拨丝抽茧，最终披露了这个案件的真实背景，引发众人一片唏嘘。

影片中的矛盾冲突非常复杂——谋杀、恩情、二战、复仇、法律的合理性与维护公平的意义……重重悬念下虽然可以令人产生较强的代入感，却也未免觉得戏剧冲突有些过多了——这世上哪有这么多巧合的事？

直到二刷后，我才恍然大悟，之所以主人公莱恩刚刚开始律师生涯、接的第一个庭审案件就遇到了这么多“巧合”，是因为从一开始，他就是被人挑选好的棋子。

他曾经的法学教授、明星律师马丁格早已在暗中选中了他，这个从各个角度来看都不可能打赢这场官司的律师：既是菜鸟律师，又视自己为恩师、偶像，死者对其恩重如山，和死者一家存在着千丝万缕的关系……这就是为什么起初莱恩因私情决定放弃这次辩护，却被马丁格鼓励其坚持下去的原因——这是自己千挑万选后选中的棋子，是必定会输给自己的对手，再没有比他更保险、更可能对自己言听计从的人选了。

正如马丁格向莱恩讲述的那个关于律师和魔鬼的传说，他早已把自己的灵魂与魔鬼做了交换。

但，令马丁哥万万没想到的是，这位新手律师竟然油盐不进，真的执拗到愿意为探究真相、维护正义推翻一切。

随后，我因为好奇去查找了这部电影原版小说的创作始末及作者的经历背景后，再次意识到为什么这部电影的信息量会如此巨大——这简直就是一部近乎自传体的表达，讲述得几乎就是作者自己的人生经历。

和电影中初出茅庐即敢于揭露司法黑幕的新手律师莱恩相同，电影原著小说的作者费迪南·冯·席拉赫同样身为律师，同样凭借自己的处女作轰动了德国司法界，并且，他自己的祖父也出身显赫、也曾是一位纳粹高官。

电影原著小说的作者费迪南·冯·席拉赫《无罪谋杀：科林尼案》的原著小说《科里尼案件》取材于真实事件，是作者费迪南·冯·席拉赫45岁时发表的处女作，该作品在德国一经出版即登上畅销榜、反响巨大，至今已有60多个译本。

随后，该作品获得了德国文坛的重要奖项克莱斯特文学奖，并当选了《慕尼黑晚报》“年度文学之星”，该书的中文译制版《谁无罪》在豆瓣上评分高达8.2，非常具有可读性。

这本借由谋杀案指向德国司法丑闻的小说不但具有很高的文学意义，更具有极高的社会关注度，甚至直接促使德国司法部重新成立了一个历史调查委员会。

具体事件需要追溯至1968年10月1日的德国，一条《行政犯罪法的实施法》在悄无声息的情况下被联邦议会通过，进而在一夕之间将历史改变。

依据德国战后司法裁判，只有纳粹的最高领导才被定性为“凶手”，其他人都属于“帮凶”，而这条新法则进一步规定：帮凶只按普通杀人罪而非谋杀罪处置——也就意味着，除了纳粹最高领导人，其他人的罪行突然之间就过了追诉期限，可以逍遥法外、逃避法律的惩戒。

这即是科林尼和姐姐第一次控告迈耶失败的原因。

用费迪南在小说中的话来说，“在帝国安全总局工作过的那些官员们，他们当年组织了在波兰和苏联的大屠杀，他们对上百万犹太人、牧师、共产党人和吉普赛人的死担负责任”，他们手中沾满鲜血却突然就全被赦免了，甚至继续在联邦德国担任要职，这令曾经的战争受害者们极难接受。

德国有这样两个公共名词：如果说纳粹时期的直接伤害是“第一罪恶”，那么，《无罪谋杀：科林尼案》所披露的这桩丑闻则是“第二罪恶”——即，在宽待处理纳粹罪犯时对受害者所导致的二次伤害。

这部小说的作者费迪南·冯·席拉赫出生于1964年的慕尼黑，除了作家之外，他的另一个身份是一名律师。

与此同时，他也是希特勒青年团领袖巴尔杜尔·冯·席拉赫的孙子。

“席拉赫”家族曾是德国的名门望族，而在二战后，由于巴尔杜尔·冯·席拉赫的纳粹身份，这个姓氏已被视为丑闻与耻辱。

作者的爷爷巴尔杜·冯·席拉赫（1903-1970）1925年加入纳粹党，是全德青年领导人，同时也是驻维也纳总督。

他曾把全德青年组织统一到希特勒青年团内灌输纳粹思想，一手策划了纳粹青年运动，促使青年团成为希特勒的忠实拥护者。

纽伦堡审判中的 （从左向右） 戈林、赫斯、里宾特洛甫、凯特尔，后排：邓尼茨、雷德尔、席拉赫、绍克尔纳粹德国战败后，巴尔杜尔·冯·席拉赫被捕，是纽伦堡审判中的 22 位被指控纳粹主犯之一 。

1946年10月1日在纽伦堡法庭上被判危害人类罪20年徒刑——作为大区领导人，他要为18.5万被驱逐到集中营的犹太人负责。

本书的作者、席拉赫的孙子——费迪南德·冯·席拉赫，由于律师和作家的双重身份，在德国知名度颇高，他和影片主人公莱恩一样，坚守公平正义，并借由文学创作让纳粹暴行及法律黑幕曝光于阳光下。

值得一提的是，同样表现二战伤痛题材的影片《朗读者》的原著作者施林克正是费迪南德学生时代的法律教授；在费迪南德看来，施林克不仅是自己的老师，也扮演着自己父辈的角色，他说自己的《科里尼案件》代表了更年轻一代对德国历史的反思。

费迪南德的祖父，巴尔杜尔·冯·席拉赫服刑 20 年后，巴尔杜尔于1966年出狱，而当时的费尔南迪仅 2 岁。

费迪南德对祖父的唯一直观印象停留在4、5岁时：半盲、爱收集拐杖、送过他一把银色小刀、在玩游戏时总喜欢用同样的伎俩赢过他。

直到费迪南德12岁时，他才第一次意识到祖父曾经的历史对家族意味着什么。

在读书期间，费迪南德阅读了有关纽伦堡审判的一切，包括祖父的档案，尝试着理解那段历史。

但，正如费迪南德在采访中所说——“如果有关自己的祖父，那么历史学家的解释毫无用处。

”费迪南德说自己无法回答关于祖父的一切，因为“我不认识他，我不能问他什么，我也不理解他。

”这让我想到在电影中，律师莱恩在了解案件的真实始末后，长久地驻足于迈耶的墓前，眼神迷茫、心情复杂。

此时的他，回忆着迈耶曾经对他的种种帮助，却充满迷惑，仿佛从未认识过这个自己曾经无比熟悉、崇敬的老人。

在战争中，迈耶曾是冷血残暴的纳粹狂魔，残忍杀死了科林尼的父亲和数多无辜百姓；而在莱恩的记忆中，迈耶又是那么慈祥慷慨的一位老人，甚至为了激励他认真向学奖励了他一辆名贵的汽车，帮助贫苦的他改变命运，最终成为了一名律师……善恶两个极端同处于一个人身上，到底哪个才是真实的迈耶呢？

自此，引发出了这部电影的另一个议题：人性的复杂。

作者费迪南德·冯·席拉赫在一次采访中如此评说：“现实生活当中，在我作为刑事辩护律师的生涯中，从来没有看到过一个纯粹的恶人，或者纯粹的善人。

人都是混合体，只是恶的程度的差别。

如果经常和这些犯罪分子打交道的话，就会发现这些罪犯有一个相似之处，他在其所处的环境中，看不到别的出路，像是走在长长的隧道里。

”在此，不禁想到《乌合之众》中的一段话：“ 一切精神结构都包含着各种性格的可能性，环境的突变就会使这种可能性表现出来。

这解释了法国国民公会中最野蛮的成员为何原来都是些谦和的公民。

在正常环境下，他们会是一些平和的公证人或善良的官员。

风暴过后，他们又恢复了平常的性格，成为安静而守法的公民。

”这段话，用于战争、政治对人性的影响尤为贴切。

战争不但会令人自相残杀，更会让人裹挟在群体中，逐渐失去理性与悲悯之心，激发出人性中最野蛮、最邪恶的一面。

战争结束后，曾经的纳粹军官迈耶可以通过司法黑幕逃脱制裁、重新回归正常的生活，而在战争中因他之手失去父亲的小男孩科林尼却因此坠入一生的痛苦深渊。

家破人亡、身无子嗣，一生只盼望正义的到来……在对法律绝望后，在让自己发誓不再追究过去的姐姐去世3个月后，科林尼选择亲自为父报仇。

在杀死年迈的迈耶时，科林尼也已是一位鬓发苍白的老人，他决定通过这种惨烈的方式终结对方的罪恶与自己的痛苦，并在事发后缄默不语，因为他对法律所应秉持的“公平与正义”早已绝望。

因为他坚定的沉默，曾令他的辩护律师莱恩愤怒，当莱宁质问科林尼：“你知道吗？

你的一言不发，会带给亲属多大的痛苦？！

”科林尼听闻后有所触动，依然缄默却表情复杂——他何尝不知道这种痛苦？

他早已被这种痛苦纠缠折磨了整整一生。

和姐姐不同，虽然同样承受着失去父亲的痛苦，科林尼还背负着间接害死父亲的愧疚——如果不是年幼的他指认了父亲，或许父亲就不会死。

亲眼目睹父亲在自己面前被枪杀至死，令科林尼在此后的人生中背上了沉重的心灵枷锁。

没有人可以承受这样沉重的自我谴责，他的一生，都在为了复仇而活，致使他一生再未品尝过幸福的滋味。

在他67岁的这一年，他通过一种无比惨烈的方式完成了复仇，了结了一切罪恶与怨恨，当真相大白后，他终于可以心无所愧地终结自己痛苦的一生、坦然去面对自己的父亲。

影片的结尾，从街角中走出的小男孩抱着皮球与父亲嬉笑着牵手远去，仿佛时光倒流，一切苦难都好似从未发生，这美好的一幕让人感慨万千、令我一次次潸然泪下…“多去探望你的父亲，他不会永远都在。

”

最后，推荐这篇关于作者费迪南德·冯·席拉赫的采访实录，文中记录了他对祖父的回忆以及小说的创作背景，或许会让大家对这部电影的理解更为深刻。

《揭露了纳粹“第二罪恶”的费迪南德·冯·席拉赫，拒绝把写作动机归因于他的姓氏》

首先感谢#桃桃观影团#提供的观影机会，但很遗憾这部审判纳粹暴行的片子并没有想象中那么激动人心，也就临近片尾科林尼自杀后情绪才略微调动了起来。

原因有二，其一:影片叙事有种左右横跳+强行推进的迷惑感，粗略捋下剧情:一开始莱恩傻乎乎接了案子准备为凶手辩护→发现被害人是熟(en)人(ren)准备打退堂鼓→转头又对老相好表示得尽律师义务(咱可不是亲属关系哦，回避不着哦)→见科林尼死活不开口便开始划水顺便跟老相好打一炮(绿帽+1)→发现凶器有蹊跷果断化身名侦探（太弱智了）打算背刺→约老相好再打一炮(绿帽+2)然后偷摸搜集证据准备背刺→隔天在法庭上掀桌“異議あり!”→四天就挖出了迈耶黑历史(之前早就给了护照的镜头，诶，我就不去查就是划水，就得先跟老相好搞搞不伦，就是玩儿，DDL是第一生产力！

）→马丁格反杀一回“法院早就判啦，迈耶是无辜哒，血亲复仇damedane”(可电影都给了迈耶准备在童年科林尼面前杀了他父亲的镜头，这么变态的人渣还有脸说无辜?这什么弱智阴间辩护?）→莱恩懵B了“科林尼你丫之前咋不跟我说?跟我这儿挖坑玩儿呢?”→科林尼痛心疾首“这国怎，总亏民，我陷思，定法问!”→一查还真这么回事儿→马丁格GG→科林尼自杀。

其二:人物刻画比较扁平，科林尼还好些，眼里的悲愤、大仇得报后的空虚和解脱都能让人感同身受，你一开始死活不开口就不开口吧，可从莱恩身上就很难看到法与情的纠结(也不是没有刻画，但就那几个画面很难让人产生共情啊)也看不出对律师职业道德有多坚持(前期不是打退堂鼓就是划水，也不知道马丁格后不后悔当时点了他一句，后边查案与舆论的阻力也不是很大，对比理查德朱维尔的哀歌，戏剧冲突的张力简直差远了)哪怕是最后的正义审判也略显爆发力不足，拔屌无情搞不伦的形象倒挺令人印象深刻的。

剩下的角色里老爹&太妹纯工具人，老相好一副不太聪明的样子，马丁格表现拉胯卖相还行，哦还有挂掉的发小就是个最后憋了的电灯泡，简直不知所谓。

本文文笔是有些胡闹轻佻，但实属不吐不快，不过虽然片子不大合我胃口但若能让观众对当年那段历史产生兴趣，去了解去反思，我觉得还是值得看看的。

没想到是这样的故事，没想到是这样的原因。

有些后悔没有在电影院里看这部片子了。

一场莫名其妙的凶杀案，一个缄口不言的罪犯，一个人人口中的好好先生。

可在短短几十年前的历史里，原来一切都这么不同。

那个法律前辈说不要追究了，那个孙女说毕竟已经过去太久了。

可是，如此深仇大恨，终极一生都未能忘怀分毫。

可我们看到的只是冰山一角，区区其中一位罢了。

可本片想探讨的应该远不止纳粹的残忍凶恶之处，而是我们现行的法律。

法律未必等于正义，甚至可能成为罪犯的帮凶。

可法律还是有其意义所在，能给到人宽慰和或许迟来的审判。

最后老爷子自杀时我想他是满足的。

世界知道了他的过去，法庭承认了法律的疏忽，他总算有了这场迟来的交代。

记得谁曾经说过，希特勒一个人是无法屠杀这么多犹太人的。

可除了他以为，大家仿佛都在做“不得已的本职工作”罢了。

不过是押送犹太人，不过是在集中营里做饭或烧火，不过是士兵中的一员……人人都以为不干自己的事，说一声自己也是被迫的。

可是，人从来都是有选择的。

我记得那个在人群中唯一一个不给希特勒敬礼的照片。

是的，在历史的洪流中，这样的人很少，很难，很伟大，可能芸芸众生难以付出自己牺牲自己来完成真正正确的事情。

那么，事后清算的时候，也不要觉得委屈了。

总体来说是好电影，节奏感好，镜头语言也很棒，唯一缺点就是详略不够完美。

比如被害人的儿子孙子一家的车祸事故，对剧情发展没啥推动作用啊，再比如男主的父亲和朋友们和披萨小妹可以融合成一个角色再多点剧情的。

男主和被害人孙女的感情线倒是有用的，毕竟男主要去被害人家翻东西。

有的地方太简略了，突然就找去被告的家乡，突然就找到了他的家人的墓地和在世的朋友，突然就反过来指控被害人有战争罪，“合理化”谋杀行为。

最有意思的最精华的部分其实应该是指控对方律师参与制定法案帮助战争犯们脱罪，这也是电影的核心思想：反对战争和此法案，笔墨却太少了（可能这样拍出来实在是无趣吧）。

这部电影其实也算点小反转吧，而且人物都没有脸谱化，杀人犯可以是“好人”，而那个“好人”也可以是杀人犯。

看着自己的家人倒在敌人的枪下的那一幕让我眼泪直流。

最后的最后最重要的就是：反对战争！

《科林尼案》是一部2020上映的德国悬疑剧情电影，又名《罪人的控诉》，由马可·克罗伊茨派因特纳执导，演员埃利亚斯·穆巴里克、亚历山德拉·玛丽亚·拉娜、曼弗莱德·扎帕卡主演，剧情讲述在柏林豪华饭店内，85岁的企业家麦尔遭到凶手科林尼枪击头部死亡，虽然他坦承犯案，但却对详细情况三缄其口而使得案情胶着。

同时，承接此案的菜鸟律师卡斯珀也在发现死者是成长过程中对他情深义重的长辈之后，让原本成名的大好机会瞬间成了梦魇。

《科林尼案》把故事聚焦在三个月前才刚取得律师执照，富有相当程度热诚与理想抱负的主角卡斯珀，正准备在自己首次委托中大展身手，就碰上一起艰险棘手的案件之上，不仅身为财团总裁的死者使案情受到广大民众和媒体的关注，犯人科林尼在投案后始终不向警方和自己透漏事件的发生经过、细节与犯案动机，反而一心求死所显示的众多疑点，《科林尼案》光是故事背景就带有着浓厚的未知悬疑感。

不只如此，《科林尼案》片中卡斯珀作为公设律师，除了必须为自己早已承诺接下的案件负责之外，死者多年来跟卡斯珀这种没有血缘关系却情同父子的关系，对他人生带来重大影响，使他得以从大学毕业、考上律师的恩情，也让卡斯珀陷入了自己身为一位具有责任感的年轻律师，是否要为以行刑式枪击手段杀死麦尔的科林尼辩护的两难挣扎，使《科林尼案》在全片弥漫的悬疑氛围中也有着对角色内心的描写。

整体而言，《科林尼案》能把一起涉及德国历史污点的杀人事件延伸到司法判决标准的反思实在令人惊艳，电影不禁让我联想到近期台湾吵得火热的无差别杀人事件，许多人批评给出判决的是恐龙法官，而其他人则指责这些人是只以自身价值观来判断是非对错的法盲，但到头来，这个问题的重点不也跟《科林尼案》相同，在于可能不够完整法律之上呢？

我们如何记起这些历史教训，制定更健全的法律规范与制度，让所有人的人权都能受到妥善的照顾和保护？

我想正是整部电影的希望传达的主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