窃听风暴

九月的这一天，洒下蓝色月光洋李树下一片静寂依偎在我怀中，宛如美丽的梦夏夜晴空在我们之上一朵云攫住了我的目光如此洁白，至高无上我再度仰望，却已不知去向。

影片又译《别样人生》、《别人的生活》，举重若轻地将民主德国情报局令人发指而不为人知的大规模窃听行径对无辜人士的迫害公布于众。

但作品让深不可测的黑暗迎来一缕人性的曙光，颠覆了盖世太保、克格勃横行的“冷血特务滥杀无辜”俗套--不经意间同情上窃听对象的男主人公，在明白自己截获的所谓情报不过是一段真挚爱情时，开始反思该行为是否正义，并最终参与到这对无辜鸳鸯的生活中，为保护他们而不吝冒险。

1984年的东德。

距离乔治奥威尔开始写作《1984》的1948年，36个年头又过去了。

距离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领袖发动的反右运动28年。

距离文化大革命爆发18年。

奥氏在书中描绘的大洋国，已在东方与西方开花。

相似的审讯，将人的尊严践踏到最卑微。

待遇等同的知识分子、艺术家、思想者、有思想的人、有良知的人、不甘于无知的人……沉默，失踪，自宫，自杀，暗中反抗，在最黑暗里通向必经死亡的路，选择仍在发生。

这是无所不知的世界。

1984大洋国的电幕， 和1984东德的窃听，知道的是老大哥，无知的永远必须只能是屁民。

即使是已被制度驯化成为果敢决绝地为了“主义”“安全”“稳定”做一切见不得光的勾当的窃听者，依然会有制度灭不死的欲望。

当妓女肥大的屁股为着赶着下一场交易而从他的面前决然离去，他的脸部有一丝抽动，我听到某种东西死去的声响，那里面，不只是肉体的绝望。

在庞大机器碾压下侥幸不死的灵魂们，终于，或者为了恶的被揭发，或者为了恶的被避免，为了那将女人的肉体作为政治献礼的肮脏国家，为那可以让满腹文章的男人变得如婊子般无义无耻的制度，与恐怖作战。

即使是一首再简单不过的小诗，那白描勾勒的明净世界，已足以让灵魂干渴者第一次感到自己所处时代的荒谬。

艺术家的演奏声中，窃听者潸然泪下。

或许在那一刻，他想起的是多年前失踪的母亲在自己儿时温厚的脸，和母亲说过的，要做好人。

你要做好人。

和主义无关。

和信仰无关。

和组织无关。

和领导无关。

和强制无关。

和恐惧无关。

和名利无关。

和死亡无关。

你要做好人。

因你对恶天然的反抗，对善不可抑制的趋同。

因你对光明的向往，对黑暗的唾弃。

你要做好人。

因你所承受的世界，并不因为它正存在着，就是合理。

掌权的人狂妄着叫嚣，你这不听话的蠢货，你要被派去做最差的活，二十年！

哈哈，二十年！

至少的，直到你死去。

那是个万劫不复的结局。

只是4年又7个月过去了。

1989年11月9日。

昔日的窃听者，今日的拆信人，在身后人猛地一声惊呼中——“Die Mauer ist offen！

”（柏林墙开放了！

）——缓缓转身。

观影的我已然对着电脑，簌簌泪流。

你要做好人。

因你的好，不只会拯救一个人，更会拯救整个世界。

又过了21年，东方的铁幕继续自顾自的深沉。

曾有位德国友人当面再次推荐，我低头说，我知道，只是我仍不敢。

今夜。

翻开已经存了三年的电影，看这部伟大的作品向着历史罅隙里不曾堕落并将被永远铭记的人性致敬。

想起2009年12月7日，站在柏林墙前，从昔日的东柏林望向西柏林时，仰起头看到的那抹光。

身陷囹圄的人啊，你的自由只在你的心底，只要你要她，她就会来找你。

你要做好人。

你可以选择，即使你被告知那反抗是无益的，即使你可以心安理得的将所有的罪孽在体制的名义之下正当行使，即使你的周遭已然万劫不复。

因为——墙，终将倒下。

电影是一门艺术，人们都说艺术是真正可以跨越国界跨越民族而存在的东西。

我们看德国人的电影，也能看到热泪盈眶百感交集，免不了政治文化上的相似性所带来的共鸣，但我想，更重要的是电影中反映的全人类的历史苦难、全人类的人性选择、全人类对未来的企盼这些不同种族不同国家的人都可以共享的东西。

看完电影，还是忍不住看了很多影评。

当然，不外乎都是从别人的苦难中看自己，看现在中国的“窃听风暴”。

看电影的时候我确实也有这样的想法和感受的，觉得自己从某种程度上来讲就是一个介于德莱曼亦或卫斯勒之间的人——明明有自己热爱的生活和事业，却总是被社会制度劈头盖脸地打压，只能做他们需要我们做的事；好像也很想相信社会告知我们的都是对的，但内心却经受着折磨和质疑。

《窃听风暴》这样的电影是有历史有思想有深度的作品，它所得到的大奖足以证明它的意义。

然而，国内的影院里随处可见各种浮夸卖弄的影片，却极少会出现这样的经典。

正巧不久前刚刚回顾《霸王别姬》（这部影片曾在内地禁播），两种不同的风格和剧情却在我心里碰撞融合了。

让我禁不住想问，是不是有些细节太精致，太真实，真实得不像电影而像现实，真实得足以唤醒人们那似乎麻木已久的心？

是不是有意无意地回避这些作品说明有人怕它们？

我确实这样想的，越想越觉得自己和主人公一样痛苦而迷茫，越想越希望自己能够逃离现实，然后就不敢想了。

下课回去的路上，我一个人走，一直在问自己，如果你是德莱曼，如果你是卫斯勒，你敢不敢坚持你自己热爱的东西，敢不敢坚持自己相信的东西，敢不敢舍弃一切维护最真实的东西？

我到现在依然无法回答自己。

“列宁在听完贝多芬的激情奏鸣曲后说，‘如果我一直听这首曲子，革命就不会成功。

’”雅斯卡死后德瑞曼弹着雅斯卡送给他的《献给好人的奏鸣曲》，对克丽丝塔如是说。

然后镜头切入窃听室里，卫斯勒落下两行清泪。

也就是从那一个镜头我们几乎预见了之后会发生的事。

　　 　　 在网上看到下面这段话。

—————————————————————————————— 全共产世界(不日落国)都在纪念列宁逝世二十五周年。

在莫斯科，面带笑容的斯大林和其他共党重要人物坐在莫斯科大剧院观礼……如往年一样，一整天都是歌颂列宁的演讲致词，还包括一个以列宁生平为内容的广播剧，长达一小时。

广播剧以列宁最崇拜的贝多芬《热情奏鸣曲》作为压轴尾声，并配上列宁的话作为旁白: “没有比《热情奏鸣曲》更美的音乐了，惊人、超寻常的音乐！

它总让我像孩子一样由衷地觉得自豪——怎么人类可以创造出这样奇迹似的乐曲。

”广播剧以最甜美的声音结束:“列宁，就是这样一个人！

” 四十五分钟之后，美国电台也开始发音，播放美国版的列宁生平。

贝多芬的《热情奏鸣曲》也响了起来，列宁热爱这个曲子的话，也被引用，但是，这一回是全文: ……让我像幼稚的孩子一样由衷地觉得自豪——怎么人类可以创造出这样奇迹似的乐曲。

但是我不能常听这个乐曲，因为，它会影响我，使我有一种冲动，想去赞美那些活在污秽地狱里而仍旧能创造美的人，想去亲抚他们的头。

可是这个时代，你不能去亲抚人家的头，除非你要让你的手给咬断。

你得重击人家的头——毫不留情地重击——虽然说，理论上我们是反对任何形式的暴力的……我们的任务真的很难搞。

东诺士马克心里已经有一个故事:一个共产东德的秘密警察如何监听一个名作家的私生活。

三年的时间，他藏身在维也纳一个修道院里写剧本，但在动手写作之前，他已经花了好几个月的时间采访曾经做过秘密警察和线民的东德人。

“我发现，”东诺士马克说，“秘密警察是一群把内心情感上了锁的人。

他们变成只讲究原则的人，感情元素整个被排除、被封存起来。

而这其实就是列宁所表现的:他害怕他的感情会坏了他对原则的追求。

” 有一个退休的秘密警察邀请东诺士马克到家中晚餐。

很愉快地，这个人告诉他东德秘密警察如何以最高效率搜集“潜在敌对势力”的“气味样本”，只有一次失误:有一个女人，被搜集“气味”的时候，她刚好来月经。

秘密警察把带血味的“样本”给狗去闻，“那狗被搞胡涂了”。

讲故事的前秘密警察说着说着就大笑起来。

东诺士马克坐在一旁喝茶，心中战栗不已:原来，“彻底的野蛮和文明，隔得那样近”。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生活在污秽的地狱却创造出美。

这大概就是全片最精彩的一处互动，德瑞曼，和卫斯勒其实都是这一类人。

　　 记得在拿《辛德勒的名单》当作作文论据的时候，总会拿出一句很套数的话，是这么说的：他拯救的不是一千五百个犹太人，而是一个文明。

于是看着窃听风云就满脑邪乎地想说，卫斯勒所拯救的不是几个艺术家，而是艺术本身。

可是这个说法问题很大，因为享受艺术本应当是人类的本能，应当说，艺术生而令人着迷。

所以我并不觉得卫斯勒是怀着着救世主的心，去隐瞒足以将那些艺术家置于死地的证据。

这是一个不受控的过程，我倾向于认为是超出意志的、原始自然的力量。

监视是他用二十年光阴去学习的事，然而只是听着那首好人奏鸣曲的几分钟里，自己的命运就已经被扭转乾坤。

所以他开始看那些莺声啭啭、白云流水的诗歌，邀请妓女小姐上门服务，作出一系列一个上尉大人不该干的事。

那种感觉，就好比是自己在补着一门很重要的必修课，补他在学习监视和执行讯问的二十年里所缺掉的课。

　　 这个电影令我感触很深的地方不仅在于人性本身在闪光，也在于还原给了观众一个二战结束后30年、一个依旧灰暗、阴郁和凋败的德国。

战争已经过去，内部的怀疑和猜忌却没有结束，那些讯问和手段令人望而生怖。

我们唯一感觉到的一丝狂喜全都来自于耳机里传来的柏林墙被推倒的喜讯以及人们疯狂兴奋的呼喊声。

倒是汉普部长在最后和德瑞曼的一次谈话发人深省：听说自从柏林墙被拆你就没有再从事任何创作，柏林墙被拆了又有什么好呢，没有可依循的信念、没有可反抗的目标，还不如回去之前的小共和国。

好一句“没有可依循的信念、没有可反抗的目标”，这似乎真的是曾经辉煌于世的大艺术家们的后艺术生涯，所谓后艺术生涯，我指的是艺术家们在战后、在重大转折之后的艺术表现。

时代的劫难令人痛苦，却也造就出了不起的经典，可是在相对和平和文明的环境中，我们如何从“好”走向“更好”，似乎成了更令人困惑的问题。

更何况，这“好”，不过是就以往相对而论的。

美国和中国都宣扬人民民主，可是无论是美国还是中国的社会调查都有说到：高喊着民主、给人民以充分的表达自由，可是以种种手段限制这些言论的传播自由，从本质而言这还是一定程度的反民主。

　　 所以窃听风暴结构上的第二个大巧妙之处就是让人性之光强烈地闪烁两次。

让德瑞曼发现所有真相，让德瑞曼了解并且见到HGWXX/7，最重要的是，让他重新找到创作的动力。

我们终于看到了风雨过后艺术的形象定格在了什么位置，尽管那还是一种追溯，但是那无疑是积极的。

　　 还有关于卫斯勒和克丽丝塔两人的一组矛盾令我记忆恨深。

自从他们第一次见面，卫斯勒说出他心里想说出的那些话，克丽丝塔就明白这个人了解自己并且不坏恶意。

而当克丽丝塔被讯问时，当卫斯勒一遍又一遍地用“观众”这个名目来勾引克丽丝塔内心的艺术欲望时，难道卫斯勒不明白么，倘若克丽丝塔日后还能够登台，那么那个台上的女人将永远不再是克丽丝塔。

难道克丽丝塔自己不知道么，可是在她心中比起不登台，上台做些自己不太乐意的事显得好一些，因为不登台意味着对艺术家最严重的剥削，身份，社会地位，自尊，信仰。

卫斯勒当然不想讯问，可他必须这么做，他一定不希望眼前的女人那么果断干脆地给出他想要的答案，可他必须要得到答案。

在这场讯问里，卫斯勒和克丽丝塔都输掉了自己珍贵的道德底线。

也正是因为如此才会有之后两个人的自我救赎。

卫斯勒移走打印机，克丽丝塔对着迎面而来的大卡车选择了死。

每个人都背叛了什么，每个人又都在弥补什么？

这种无声的行动和温度实在是摄人心魄。

　　 人生其实就是这样。

有背叛但从来没有绝对的背叛。

有罪孽但终究有一天能心安理得的顶着这些罪孽，完成自我救赎的同时生活着，这些人，毕竟都是人，都是好人哪。

　　 在来一遍结局好么？

　　——先生，你要不要把书包起来送给朋友？

　　——No. It's for me. 　　 HGWXX/7。

我会记得你。

感觉像是辛德勒的名单，不同的故事，相同的感动。

故事发生在前民主德国，在看了hustwj提供的背景资料之后（http://www.douban.com/subject/discussion/1047371/），片中的那种人人自危的紧张状况并不是导演在故意的夸大，前民主德国有85000名秘密警察和数十万名埋伏在社会各个角落的"线民"。

着确实反映了当时统治者的病态心里。

德国人性格严谨细致是出了名的，上海地铁一，二号线的设计查别让很多中国亲身体会到了这一点。

在这部影片中这一特征表现得淋漓尽致，身为特工学校教授的主人公Wiesler原来是一名监听特工，是一个民主德国统治人民的国家机器，一个很合格的特工人员，他不苟言笑，业务熟练，虽然已经身为老师，在上课学生提出一个关于人权的异议的时候，他还会不自然的在学生的名字上打叉。

生活中几乎没有其他的表情，对时间敏感，生活有条不紊，他是那个时代很多德国秘密特工的典型代表，是一个合格的特工，他也是个木讷的人，不太会表达自己的心里想法，但也正是他这样的人，没有可能成为他的同事那样的高官，永远只是作为一个螺丝钉在慢慢的工作着，在这样一个平常的人身上，会有怎样的事发生呢？

一天，一个已经身为高官的安全局的老同事来找他帮忙，完成对作家Dreyman和他的夫人Sieland的监视。

在监听这对艺术家夫妇生活的时候，wiesler慢慢的爱上了热爱和崇尚自由的他们，在他们的生活中，他找到了另外的自我，对于这对夫妇，他现在的地位就像是一个幽灵一样无时无刻不在监视着他们，但却像上帝一样控制改变着这他们，他通过安装在门铃上的电线，让作家知道了妻子为了自己而和文艺部长约会的秘密，而也是他在酒馆里见到了女演员，通过自己的话感动了她，让她回到了作家的身边。

他完全被他们吸引了，感动了…….有一个镜头是而艺术家夫妇幸福的拥抱在一起，而他在耳机的另一边也侧着身体，环抱着手臂，仿佛是在安抚着爱人，这时另外一名接班的特工来了，他马上坐正身子，严肃的说：“你又迟到了5分钟”。

当晚，他找来一个妓女用来宣泄自己的感情，幼稚得要妓女配多陪他一会……他在被这对夫妇的生活感动的同时，也渐渐的厌恶了体制下的人们:文艺部长要求调查打压Dreyman的真正目的是要追求Sieland, 在局中老同事作为上司变态的调侃恐吓一个年轻的职员.同时他的内心也异常的矛盾着，真正的转变点是他掌握了Dreyman足够的证据要向老同学报告的时候，却犹豫了，彷徨了，最终，他选择了要求一直信任他的同事撤走所有的其他的监听人员，自己一个人来保护这对夫妇。

他知道所有的真相，而且他的高官朋友也和他说了不只一次，如果这一次窃听计划成功的话，他们都会得到提升的，而且也表明了失败的后果，这里面甚至在暗示他只要断章取意的抓住一点把柄就可以。

但是，他用尽了自己所有的力量，去保护这对夫妇。

当看到自己心爱的人不幸被汽车撞死的时候，他再也抑制不住心中的冲动，不顾自己特工的身份，像个孩子一样疯狂的冲了上去，跪在女演员面前，女演员对他说：“我不会忘记你做过的一切的”他说：“别说话了，你不会死，我已经把打字机转移了”这时，作家从楼上冲了下来，而Wiesler，像影子一样躲到了一旁，作家抱着 痛苦失声的时候，Wiesler的心中也在为自己的爱人默默的流着泪。

最后，当作家知道真相的时候，他去找Wiesler，而这时Wiesler已经成为了一个小小的邮递员，拉着一个小车子，步行在街上，一家，一家的送邮件，作家最后还是决定没有去影响他现在的生活，而是决定写一本书，来纪念这个曾经保护过自己的人。

==========================================影片最大的亮点==========================================影片表现前民主德国人们对自由民主的追求与向往，文中的主角应该是那对艺术家夫妇，但是，如果仅仅是这样，作品的震撼力必定会大大降低。

创作者很巧妙的选择了窃听特工这个特殊的角色，一方面，他是普通大众的一员，他的心路历程在体现了人心所向；另一方面，在他决定用自己的前途命运作赌注来挽救这对夫妇的时候，一个平常人的这样的决定，其本身的震撼力就远远超过了艺术家们所做的一切，而这个动人的故事又与那个大的时代背景交织在一起，足以撞动每个人的心弦。

片中wiesler所做的无疑是伟大的，也是浪漫的，这可能也是导演想传达给我们的德国式的含蓄的浪漫，他似乎也想让我们了解，真正的伟大与浪漫，永远来自与普通人........======================================================================================================

这是南方人物周刊记者杨潇写的《另一个国度》，也是去追寻那段历史。

非常喜欢这样的取材和情怀。

————————————————————另一个国度稿源：南方人物周刊 | 作者：本刊记者 杨潇 发自德国日期：2012-11-16一　　墙倒后，我们很快就忘掉了东德的日常生活是什么样的，随之而去的还有那无数个庸常的日夜。

我们压制自己的真实经验，用一系列奇怪的、宏大的，但其实和我们的生活不那么相关的大事件取而代之。

　　——Jena Hensel（东德人，明镜周刊前记者），《墙倒以后》　　和安佳的交谈刚开始时，我想到的正是这段话。

她看上去比53岁要年轻得多，笑起来有少女神态，她带着我去看全世界最大的马克思像，然后在细雨里 给我留影，她主动谈起中国，“蛮奇怪的共产主义国家，斯大林以后就和南斯拉夫一起被踢出去了”，谈起把中国“踢出去”的苏联，“不喜欢。

就像你有一个大 哥，你被一遍遍告知他是独一无二的英雄，听了无数遍后你会怎么看他？

”又谈起马列，“以前想学马克思的哲学，但不喜欢列宁。

为什么？

因为他的simply stupid words……”　　我是在开姆尼茨见到安佳的，坐火车从柏林往东，在莱比锡换乘一次，两个小时就能到达。

两德统一前，这里叫卡尔·马克思城，安佳1959年出生在 这里，16岁去了莱比锡，20岁到了柏林——当然是东柏林。

整个冷战期间德国被一分为二，地处东德境内的柏林也被柏林墙切割成东西两个世界。

我和安佳有一 个共同朋友：《明星周刊》前驻华记者佳杰思（Adrian Geiges），在一个饭局上，听说我对共产主义历史感兴趣后，他介绍我认识了安佳。

　　对于一个中国记者的到访，安佳的不安似乎多过了好奇，我偶尔在纸上记一些笔记都让她紧张地大笑：“你真的在做笔记吗？

我的故事真的有意义吗？

”　　二　　非工农子弟，有一个比自己大4岁的姐姐，16岁离开学校到莱比锡的切·格瓦拉俱乐部学习跳舞（“其实格瓦拉在东德不受欢迎，因为他受西方年轻人 的欢迎！

”），业余时间为德国自由青年团（FDJ，东德的共青团组织）工作，表现够好，两年后顺利入党，“我就是这么长大的！

”安佳说。

　　她一颗红心忠于党，对马克思主义而非西德的电视节目更感兴趣——另一个原因是，由于山谷的遮挡，开姆尼茨和德累斯顿都不容易接收到西德的电视信号，而能够收到西方节目的莱比锡在1989年成了首义之地。

　　至于墙呢？

来德国之前，我读了英国人弗雷德里克·泰勒的《柏林墙》，这本书给人很大一种感觉：东德历史就是一部追求自由的翻墙史。

到柏林后，展 示东德人民各种“翻墙”绝技的查理检查站博物馆又加深了这种印象。

不过对于墙里面的安佳来说，墙从来不是一个问题。

14岁时学校组织游柏林，她就被老师告 知：柏林墙很重要，它可以保护我们免遭帝国主义的毒害。

她从不知有人因为越墙而被射杀，也没有亲戚朋友在西边，不必在弗雷德里希大街（东西柏林分界站）的 站台上泪水涟涟地告别，自然也没人在圣诞节时给她邮寄西方的糖果巧克力。

　　她如此无害地长到20岁，再次来到东柏林已是威廉·匹克青年大学第31届民主德国学习班的学员，他们穿着自由青年团的统一蓝衫，和150名来自 世界各地的共产主义学员坐在礼堂里聆听“世界形势报告”。

佳杰思也是其中一员，他在《我的愤青岁月》一书里描绘了当时的场景：埃塞俄比亚的女同学跳起舞 蹈，表现的是非洲革命解放斗争的题材；越南的女生则一边唱着胡志明颂歌，一边翩翩起舞。

大厅里还坐着来自巴解组织和南非“非国大”的同学、受智利军政府迫 害的革命者和阿富汗的大胡子男子，当然，少不了像佳杰思这样来自西德、丹麦和挪威，穿着破洞牛仔裤的西方左翼青年。

　　白天的课程是马列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晚上则是丹麦同学的音乐PARTY——校方对这些西方学生管理相对宽松。

安佳当时不太能说英 语，每次见人都是这几句：Hi！

Bye！

See you next time！

后来她认识了丹麦男生皮特，对方会说一些德语，两人颇谈得来，很快就放弃Sie（德语“您”，敬称）开始用Du（德语“你”，较随意，用于关系 亲密的人）来互相称呼。

皮特邀请安佳参加PARTY，“开放、自由……”三十多年后安佳回忆起这些仍然面露骄傲。

皮特为她弹奏贝多芬的月光奏鸣曲，但没有 弹好，于是他站起来像个绅士一样地道歉，“这一刻我爱上了他。

”　　也是从这一刻起，她意识到“墙”的存在：一年后皮特就要返回丹麦，她，一个“完完全全的共产党员”，可能和他在一起吗？

　　三　　他们热恋9个月，直到毕业分别。

皮特回了哥本哈根，安佳回了开姆尼茨，循规蹈矩地结婚，工作。

她偷偷地给皮特写信，把他的回信都藏在办公室的一 张地图下，那时皮特是世界银行一位收入可观、前途大好的年轻职员。

不过安佳并不知道，在学习班一位老师的劝说下，他已经成了一名共产党间谍，回到丹麦是为 了继续给斯塔西的海外分支工作。

　　斯塔西（Stasi）全名“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国家安全部”，是东德的秘密警察机构，在“我们无处不在”的口号下，斯塔西给600万东德公民（占 总人口1/3）建立了秘密档案。

“柏林是当时冷战的中心，在两德有全世界最集中的军队和武器对峙。

一旦冷战升级，甚至核战爆发，德国就会首当其冲。

在这种 情况下，东西方对彼此越了解，爆发战争的危险就越小。

而间谍是双方了解彼此的最佳手段。

”给我的电邮回复中，皮特这样解释自己的动机：“我希望能借此保护 东德和安佳。

”　　“也许他们说的是对的，如果你年轻时不是一个共产主义者，你就没有良心。

”皮特又说。

　　在安佳的描述里，皮特是个有艺术家气质的反叛者，这让我想起比他们年长正好10岁的“1968一代”。

牛津大学教授、中东欧史学家 Timothy Garton Ash在《档案》（The File）一书里描述了自己对这群西方左翼青年的复杂感受：他们追捧东德这样的共产主义国家“好”的一面，比如全民保险、全民就业，却对同样真实的“恐 怖”一面视而不见；与此同时，他们反抗的其实是冷战背景下他们父辈粗暴的反共主义，与其说他们“亲共”，不如说他们“反‘反共’”，他们期望的是他们理想 中的社会主义，他们不认为东德乃至苏联东欧的实践代表了社会主义的惟一可能……他们中的一部分人走得如此之远，以至于乐意为斯塔西工作。

Ash采访的好几 位前斯塔西官员都告诉他，“1968一代”为他们的招聘提供了人才沃土。

　　1982年，安佳藏在地图下的信件被同事发现，这个同事是斯塔西的线人——一个难以证实的数据说，东德约有1/10的人为斯塔西提供情报。

因为 和西方人私通信件，她丢了工作，被开除党籍，“一夜间失去所有东西，包括我的信仰。

”也差不多是那个时候，皮特要来柏林，安佳和他在柏林相见，萌动着出逃 （以及私奔）的打算。

然而皮特却是来告别的，“他说他要去美国，再也不能和我见面，祝我幸福……”　　她最后的救赎之桥垮了，好一阵子，整个人都是“空的”，后来她决定要一个孩子，“女儿救了我。

”也许她还该为另一件事庆幸：斯塔西对她的调查并没有进行下去，后来她觉得，那是因为皮特特殊的身份——皮特自己大概不会想到，自己也算以这样的方式保护过安佳。

　　四　　1980年代对安佳来说是平淡无奇的，她在开姆尼茨的一个小工厂上班，像东德大部分妇女一样，下了班就直奔厨房。

她们煮“昂纳克咖啡”——由于 咖啡豆在国际市场价格昂贵，政府推出含有51%咖啡豆、34%黑麦和5%糖粒的混合饮料，买“东方牌”牛仔裤——模仿西方流行的Levi's牛仔裤造出来 的合成纤维产品。

多数时间她们的钱多得花不完，因为商品总是短缺。

当时流传着一个笑话，瓷器厂厂长问领导人昂纳克：我们有5%的出口产品被退货了。

昂纳克 答：这够全国人民用吗？

　　假期时，他们会领着国家发放的旅游券，举家去北部海边度假，住一种叫DACHA的度假屋。

有一次，在波罗的海海边，女儿指着远处的白色轮船问 她：“那些大船要去哪里呢？

”“去北方，去瑞典、丹麦。

”“丹麦好吗？

”“丹麦很好，是安徒生的故乡。

”“我们可以去吗？

”“不可以。

”“为什么 呢？

”“……”　　然而1980年代也是变革的年代，东欧国家（与政府相对的）“第二经济”崛起，“第二文化”与“第二社会”也开始活跃起来，而随着改革承诺的落 空，人们对改革渐渐失去了信心。

东德的一名持不同政见者回忆说：“在50年代，当人们谈论政治时，总会有一位共产党同志站出来维护党的立场。

可是到了70 年代和80年代，在对政治问题进行争论时，共产党员们不是离开会场就是建议换一个话题。

”　　Jena Hensel在《墙倒以后》里描绘了1980年代一个典型东德家庭聚会的场景：聚会通常持续到很晚，10点左右，男主人会从橱柜里拿出一瓶酒，给每个人端 上一碟怪味花生，碟子很漂亮，是他从布拉格带回来的。

女人们喝汽酒，孩子们则喝盛在巧克力甜筒里的蛋奶酒。

其中一个男人会清清嗓子，发表祝酒词。

祝酒词通 常相当严肃，让人感觉像是要宣布一场小规模起义。

他会抱怨现状，抱怨共产党给他们和给这个国家干的“好事”，他说话时，妻子会把食指放在唇上，紧张地环顾 四周。

大家会纷纷对他的看法表示赞同：西方什么都比这里好，如果我们也有他们那么多机会，事情就不会是现在这个样子，我们只是没有机会掌握自己的生活罢 了。

其他男人还会讲几个昂纳克或者戈尔巴乔夫的段子，然后他们就用带着酒味的吻，送孩子们上床睡觉。

　　五　　1989年11月9日，墙倒了，东德公民的旅行限制被取消。

次年10月3日，两德正式统一。

　　安佳用“变化”这个中性词语来指代这期间发生的一切，“每天都有邻居离开（去西德），你会忍不住想，是不是我也应该离开？

”“以前我们在鸟笼里，每天有人来喂水喂食，突然鸟笼的门被打开了，我很好奇，我想出去，我想学飞，但我也担心，以后还会有人给我水和食物吗？

”　　眼下他们还可以领取100西德马克的欢迎金。

在科尔政府的强力推动下，1990年7月，西德马克取代东德马克成为官方货币，并以1：1进行兑换（实际汇率是1：4），此举取悦了东德民众，但东德的企业尤其是出口企业却遭到毁灭性打击。

　　许多人失业了，而一些“职业”也不再需要有人去做了：马列主义教员、国安人员和线人、国家控制的工会职员……统一社会党（东德执政党）的许多党务工作消失了，但同时消失的也包括“异见人士”和“革命者”。

　　“资格认证很重要，西方政治还是非常精英的系统，”来自东德的社会民主党（SPD）政治家Hans Misselwitz告诉我，他当年也曾走上街头，领导抗议，“我是比较幸运的，个人基础比较好，但不少反对派缺乏专业技术。

我们那一代很多人不再从政 了，当然也有人脱颖而出，比如默克尔，她比西德人更西德。

”　　更多变化或许与意识形态不直接相关，统一以后，大批来自西德的法官、律师、教授取代了他们东德的同行，“（因为东德并入西德，实行西德的制度） 面对20000条新的法律法规，他们等于生活在一个自己不认识的世界，也没有时间留给他们去学习……”东西论坛（Das ost-west-forum）的创始人Axel Schmidt-Gödelitz说。

　　“也许问题之一就在于，一切进行得太快了。

”Hans在社民党总部楼下的咖啡馆里对我说。

这栋大楼看上去像一块巨大的三明治，一楼沿街开放给了 普通商铺，据说延续的是魏玛共和国时代的传统，大厅中央是社民党前主席勃兰特（Willy Brandt）的塑像，这位德国当代史上的著名人物1983年曾这样评价马克思：“伟大的思想家（对资本主义）的分析是正确的，其分析工具和分析方法至今 光辉不减，但他的解决办法却被证明是错误的。

”　　统一之初，一些东德的反对派和西德的知识分子曾希望能找到“第三条道路”，“某种混合性的‘社会民主主义’，它能防止资本主义社会的一些弊端， 比如贫富分化”，但回到当时，即便是东德人民也不支持他们，“那时的普遍情绪就是，历史终结了，再也不要走回社会主义的老路了。

”Hans说。

　　安佳的丈夫“变化”前就职于一家出口电器的国营企业，不出意料地失业了，“像许多东德人一样，他无法适应新生活，找不到工作，开始酗酒，脾气变 得很坏……后来我也开始抽烟、酗酒……”她形容那几年的生活，就是work and cry，后来她决定带女儿离开这个家，“我的女儿才13岁，要是不走的话，我们都会完蛋。

”　　我曾在柏林的DDR（“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德文缩写）博物馆看过一段“变化”前的东德新闻，报道罗斯托克为市民新建了大量住宅，记者没忘记在 中节目加入“梦想”的成分，他采访了一些罗斯托克的学童——和安佳的女儿一样，他们大概是东德最后一代“祖国的花朵”——请他们梦想1990年甚至 2000年的房子会是什么样。

孩子们展开畅想：建在水上的，倒金字塔形的，长得像花儿一样的……节目最后，一个浑厚的男中音总结道：当然！

这些都会实现， 各取所需，这，就是社会主义社会！

　　他们肯定不会想到，在新的时代，他们成了“失败者的子女”，他们的父母曾憧憬墙那边的生活，以为一旦获得自由便可自己主宰命运，到头来却被历史 遗弃。

没错，他们可以自由旅行了，他们可以去看看真正的巴黎、伦敦、罗马（如果他们有钱的话），他们可以投票了，可以公开谈论政治而不用担心告密（如果他 们有兴趣的话），但生活已不再属于他们，这个新的社会看起来也不再需要他们——你很难就此责怪西德，事实上他们做得已经够多：转移支付、团结税，也许这就 是历史的荒谬。

“现在好是好啊，”他们总是这么说，“但它是年轻人的了。

”　　“东德的问题不只是政治经济的问题，也是头脑和心灵的问题。

”出生于西德的Axel说。

他的东西论坛致力于推动西德人和东德人的对话，“你相信吗？

直到现在，还有一半的西德人从未来过东德。

”　　我们谈起在东德的新纳粹，“失业率增加，贫富分化，找不到工作的年轻人需要一种存在感（sense of life），于是他们聚在一起滋事，在群体中寻找力量。

”　　又谈起电影《再见列宁》和东德的怀旧情绪，很长一段时间，我对类似的怀旧情绪感到不以为然，认为是它是对过去的选择性记忆，是一个竞争激烈的社 会的副产品——所谓“极权的诱惑”：把你的身心都交给我来安排吧，多么轻松，多么省事！

但是Axel提供了另一个视角，“90%的东德人都不愿意回到共产 主义时代，但他们希望找到一种平衡，一种尊重。

”“他们曾经在这个国家里生活，不需要你来告诉我这个国家是什么样的。

”　　Axel说，他曾吃惊于一些老人对当年的战争岁月有着美好回忆，试图历数战争罪恶并和他们辩论。

“你是对的，但我们那时正年轻啊。

”老人们这么跟他说。

　　有谁会把自己的年轻拱手相让呢？

　　六　　已不再年轻的安佳起码还有一个指望：皮特。

　　“墙已经倒了，我也不能再躲在墙后假装无法动弹了。

”1998年，她给皮特的母亲伊丽莎白打电话，讲述了自己的状况，“伊丽莎白是一个非常好、非常温情的人，她知道我们之间的所有事情，就连我自己的父母也不知道。

”　　伊丽莎白从丹麦来了德国，在德累斯顿和安佳见面，又打电话给儿子：你有责任来见安佳，把事情解释清楚。

于是在这么多年后，他们又见面了。

　　“他出现在莱比锡机场，就像一个梦，”安佳说。

他们抱头痛哭，皮特递给安佳一张CD，里面是他做的音乐，他当年受斯塔西之命去总部工作，后来又退出这个特务组织，现在已是一位不错的音乐人。

“他说有一首歌是为我写的，真是悲哀而又甜蜜啊！

”　　然后他开始讲述“那詹姆士·邦德的故事”——用流利的英文。

“我的英语那时不是很好，听不太懂，也不相信他说的，太疯狂了，就像一出蹩脚的电影，”安佳告诉我，“有可能，我当时根本就没有怎么听，我满脑子都想着，他来了，他来了，这就够让我恍惚的了。

”　　但她很快发现，皮特只是想把整件事情做一个了结。

几个小时后，他就变得客套起来，那是11月，莱比锡阴冷灰暗，“他就像一块冰冷的石头，你可以想象那些东西：我们俩没有未来……”　　他来了，又走了，接下来两年，安佳去了两三次哥本哈根，一次是和女儿去的，女儿终于见到了安徒生的故乡，但这里并没有童话那样美好，“她很失 望。

”另一次，皮特带着她游览了这座城市，他谈了很多，也谈到了他正受美尼尔综合症（多发于中年人，以突发性眩晕、耳鸣等为主要临床症状）的困扰，但就是 不谈他们俩之间的事，安佳终于意识到，这一切都是一个错误，“我渴望了多年，但这不是现实。

”　　回到开姆尼茨，她开始接受心理医生的治疗，寻找与过去和解的办法。

　　“Rehabilitation”（康复），安佳在我的笔记本上写下这个词，当人们需要描述戒毒时，用的也是这个词。

某种程度上，我觉得这是所 有东德人的处境，他们年轻过，失落过，革命过，幻灭过，欺骗过，被骗过，如今他们要学会与过去相处，也许更重要的是，与自己相处。

　　七　　柏林东部，Magdalene地铁站附近，尽是些长得差不多的暗色公寓楼，离开主街百来米，踱入某大院，可见一座老旧的8层大楼，同样毫无特色，墙体已发黑，只有后来换上的白框玻璃窗显示着它和时代的某种联系。

这是从前的斯塔西总部1号楼。

　　如今它被改为斯塔西博物馆，向公众开放，也是德国中学生接受“政治教育”的重要基地。

走进大楼，2006年奥斯卡最佳外语片《窃听风暴》里的场 景徐徐展开：审讯室、录像带、蒸汽开信机、装在玻璃罐里的保存有受审者体味的皮革，还有千奇百怪的窃听设备：提包、手表、领带、皮箱、花洒、垃圾桶，甚至 一个木桩子里面都藏着老大哥的耳目。

　　“到1989年为止，斯塔西有正式雇员9万人，通报合作者18.9万人，”斯塔西档案联邦管理局（The agency of the Federal Commissioner for the Stasi records，简称BStU）信息部主管Joachim Förster告诉我。

柏林墙被推倒后一个月，斯塔西开始销毁档案，后被冲入这里的柏林市民阻止，未被销毁的档案文件排起来长达180公里。

Förster说，阿拉伯之春后，不少中东国家派人来讨教民主转型的经验，“他们想要知道如何对待这些遗产，我每次都说，在现阶段，最重要的是保存好每一 份档案，防止有人盗窃和破坏。

”　　BStU最重要的两个部门是档案部和信息部，前者负责整理和保存那浩如烟海的文件，后者则负责接受和处理社会各界要求查看档案的申请。

在他们网站上，一个常被问到的问题是：我想知道我的邻居、同事和熟人是否曾为斯塔西工作过，可以查询相关信息吗？

　　1991年，统一后的德国就是否公开秘密警察档案展开长时间讨论，东德方面担心开放档案会给未来的民主转型带来太大负担，甚至担心随之而来的报复与社会骚乱。

最终，议会通过了一项法律（Stasi Records Act），确保档案“有控制地开放”——　　记者和学者可以申请查看某一领域或时段的档案，但不能针对个人去查询他是否与斯塔西有染。

公民个人只能申请查看与自己相关的档案。

为了保护其他 公民的隐私，档案在公开前还会由专员一一查看，将无关的人名等信息涂黑。

而政府部门则可以申请查看公职人员的档案，如同运动员尿检一样，以确认他们不是 “高克阳性”——出身东德反对派的现任德国总统高克正是BStU第一任负责人，直到现在德国人还把BStU叫做“高克办公室”。

　　“与东欧其他国家不同，德国的公开申请以个人为主，这20年有290万人次提出了申请。

”Förstr说，“他们想知道身边哪些人曾经告密，也 想知道哪些人值得信赖。

”他给了我一份BStU对查看档案者的问卷回访，并特意说明，因为样本只有500人，而且不是第三方调查，所以数据只能提供趋势性 的参考，不一定具有代表性：在2008年的回访里，被问及“这些档案是否给你造成了情感上的巨大冲击”时，45%的人回答“是”，39%的人回答“还可 以”，14%的人回答“没有”。

被问到“你会进一步申请查看那些被涂黑的人名吗”，一半的人选择了“不会”，“有许多原因，有人已经猜到，有人不想知道。

还有一些人，原本放弃查看，后来他们老了，又回来再次申请，这时他们想要知道了。

”　　还有一个问题是：查看完档案，对你个人来说，这件事情是否就告一段落了？

20%的人回答“是”，33%的人回答“差不多”，还有46%的人回答 “不是”。

不过一些人担心的事情并未发生，“有个别告密者自杀了，但没有报复和暴力，也许正是有控制的公开防止了这类事情发生。

”Förster说，“但 另一方面，也没有出现呼吁公开者所希望的：受害者与加害者重新开始对话。

事实情况是，大多数人不再谈论此事。

”　　我们自然聊到了著名的《窃听风暴》，“它对当时社会气氛的描绘非常到位，但Wiesler（监听特工，影片主人公，最后放弃了对作家的监听，反 而开始保护他）这种情况我在真实世界里从没听说过。

”Förster说，“事实上，斯塔西的制度也决定了不可能出现一个Wiesler，没有一个人能独自 做出这么多重要决定，每个人都被其他人牵制和监视着。

”　　八　　安佳和皮特的档案都已不见踪影，她觉得自己的档案很可能是连同皮特的被一块销毁了。

后来她又提交了查看父亲档案的申请，某一天，在她自己都忘了 这事儿的时候，收到了一个大包裹。

里面是斯塔西对他父亲的监视记录，以及，1980年代初她与皮特的通信。

“我真没想到。

我的背上冷汗直流，我的双手也在 发抖……知道你被监视是一回事儿，而亲眼看到这些档案是另一回事儿。

”她坐下来读起那些信件，仍然能读出自己当时的绝望，“他们还记下了1982年我和皮 特在柏林最后一次见面的情形。

多么远，又多么近。

”　　有一段时间她听不了DDR或者斯塔西这两个词，“让我觉得恶心”，但随着时间流逝，她也开始慢慢能够面对这些令人不快的遗产。

　　参观完世界最大的马克思像后，雨势加大了，我们去了当地最高建筑的楼顶咖啡厅，我们边喝咖啡边聊天，透过玻璃幕墙，她把自己当年学习、工作过的 地方，1989年游行开始的地方一一指给我看。

然后她驾车带我去了郊外一家特色餐馆，在那里吃了一种奇怪的本地鱼，之后我们向更远的郊外进发。

奥古斯图斯 堡（Augustusburg）那巨大的宫殿就建在山顶，远远望去，像是漂浮在半空之中，气势不输新天鹅堡。

她的车里放着皮特的音乐，有一首歌，皮特用中 文反复念着“夏日长”，安佳问我那是什么。

“long summer！

”她听了哈哈大笑，说怎么也不会想到，有一天会有一个中国人坐在她的车里，帮她翻译那句她听了无数遍却不知其意的中文。

我说，我也不会想 到，有朝一日会坐在一个德国女人的车里，听一个丹麦男人用中文唱歌。

　　2001年，安佳的女儿背着她，把母亲的社交网络状态改成了“单身”。

后来安佳在网上认识了现在的丈夫卡罗，两人结婚前，卡罗为她买了一张飞往 哥本哈根的机票，“他和女儿都对我说，你需要自己去面对，去感受，（你和皮特）这段关系还重要吗？

你得自己做这个决定。

”安佳去了，并且相信自己解决了所 有问题，“是的，激情的日子让人怀念，但毕竟已成过去。

”她爱着自己的丈夫，也仍然爱着皮特——以另外一种形式，“这算是什么？

柏拉图式的恋爱吗？

”她大 笑。

　　皮特仍然单身，他在电邮里对我说，虽已不是共产党员，但他“仍然不是资本主义的粉丝，仍然喜欢马克思和他的理念”，当然他也不喜欢某些国家对人权的压制。

　　“他有时会抱怨说，”安佳告诉我，“总有一天，我们都得给中国人做玩具！

”皮特说他正准备建立一个新的政党，要“运用互联网等手段来推动直接民 主（direct democracy）”。

有趣的是，他同时也接受了那句话的下半句：“如果你年纪大了，还不是一个保守主义者，那你就没有头脑。

”　　安佳后来还见到了当年介绍皮特加入斯塔西的那个老师，“原来他是一个非常开明友好的人，我们不怨他，当时他和皮特都相信他们做的事情是对的。

没人知道历史会怎样前进。

”　　分别前我们又喝了一次咖啡，那家咖啡馆开在一个共产主义时代的监狱里头。

我们什么都聊，她说起自己失业15年的姐姐，又说起她以前所在保险公司 的一个小领导，“‘变化’的时候坐牢了，只因为当年采购时赚过差价。

其实他是很好的人……”看得出，和同辈人相比，安佳对自己现在的状况挺满意：经济独 立，家庭幸福，能去更多的地方度假（今年她去了葡萄牙），不过说到1990年的民主选举是安佳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投票时，我还是有点吃惊。

问她现在为什么 不投票了，“那些政客们都差不多！

”　　九　　2009年，安佳在网上找到了老同学佳杰思，“嘿，Adrian，你的头发去了哪里！

”三十多年过去，佳杰思也从革命青年变成了记者，又从记者变成了CEO，不过那是另一段传奇故事了。

　　这一年的11月9日，柏林墙倒塌20周年纪念日，她、皮特和佳杰思一起来到柏林的勃兰登堡门，参加这里的庆祝活动。

中途佳杰思接了一个电话，然后开始说中文，原来是一家中国的电台打电话给他，请他谈一谈“柏林墙倒塌20年的意义”。

　　我试图在网上寻找那期节目的文稿，但没有找到。

我很怀疑5分钟的连线可以谈论哪些“意义”，正如我也怀疑自己写的故事，对于大多数中国人来说， 一个遥远大陆上普通的人发生的普通故事有什么“意义”呢？

可是，我又想起安佳给我描述的一个场景，在柏林的车站，她和皮特坐上一辆出租车，司机大概是看出 了他们关系的不同寻常，问：　　“发生了什么？

”　　“这是很长的故事。

”　　“没关系，前路漫漫，我有时间听。

”　　没错，前路漫漫，所以我也决定把他们写出来。

就是这样。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的安佳和皮特为化名，感谢佳杰思先生提供帮助）

1、相比本片通行的译名，我更喜欢另一个，《别人的生活》，更配得上这部电影内敛、忧伤、沉默的气质；2、在本片的最后，当编号为XX/7的窃听员拖着小箱子沿街派送信件的时候，他的背影，看起来孤独极了，但是，谁也看不透他的内心，那里，也许平静得像落满了花瓣的湖面；3、如果某些人优越的人生，必须以另一些人的悲惨生活来交换，我们会怎么做？

会视而不见的吧，因为我们是优越的那一方。

会逐渐习惯的吧，因为我们的悲惨似乎很难反抗。

但是，电影里的那些人，却都做出了相反的选择；4、真正的恐怖，不是电梯里遇见鬼，而是，前天晚上跟妻子说的体己话，第二天，却被打印工整，放到了许多人的办公桌上；5、所谓的良心，不是随手给路边的乞丐一枚硬币，而是，忠于自己的内心，期望温暖的平静，即使知道前路一片泥泞，依然，不回头的，风雨前行。

但是，为什么这样的人在电影里出现后，会让我们感到如此感动，会让我们眼眶湿润，那是因为，在现实里，这样的人，似乎从来不会出现；6、影片当中，扮演窃听员XX/7的演员拥有令人赞叹的演技，他似乎有一颗大理石做成的心脏。

他没有朋友，没有爱人，没有亲人，但他顽强地活着，就连喜悦，也要被掩饰起来。

但我们能明白地发现，最后那一个镜头里，他对营业员说：这本书，是送给我自己的。

他脸上的那份轻松与满意，足够使他，觉得人生都不虚此行；7、如果有人以为，影片当中所暴露出来的现实，已经足够黑暗而恐怖的话，那么，只能说是太乐观了些，为了能获得我们想要的，为了平静地活着，其实，我们需要付出更多更多的努力，而不仅仅是将打字机藏在地板下而已；8、作为一部现实主义的电影，也许，更多的是理想主义，到最后的时刻，色彩终于明亮了起来，但是，明亮永远只是暂时的，会有新的黑暗，很快来到。

只要人心不变，凡事都不会有改观，但是，人心会变吗？

这个世界会好吗？

9、本片最令人感动的一个镜头，出现在作家的演员妻子被车撞倒的那一刻，窃听员XX/7跑上前去，喃喃说道：您不要死啊，我已经把打印机转移了。

可是，一切都晚了，只是，他脸上的表情，看了让人心疼；10、如果谁去期望，仅仅一部电影，能留下多少感动，能让人心有多少改变，那，太天真。

我们依旧，在黑暗里活着好了。

黄金甲和这个片争竞oscar最佳外语片奖,可谓蚍蜉撼树.oscar当然要选择政治正确,无为歧路,意识形态,今日的我们自能洞察艺术奖项后面的政治之眼.不过oscar之可信,是建立在政治/艺术两手都要抓的基础上的.要是黄金甲真的中标,参标单位多数要说有黑幕的.国人的弯曲肠子都是被逼出来的，自家人不争气，我们只好间接感谢这位导演的处女作，若让日本人的《硫磺岛岁月》占了上风，那可真是难堪耻辱了。

我们这么强大的宣传机器，内战内行，外战外行，让人好生气闷。

现在中文翻译为争夺眼球，走大片路线，用词凌厉非常，却让人懒次回顾。

历次“审计风暴”“反贪风暴”都是如此色厉内荏。

“别人的生活”，生活在别处，人云中国人和德国人一样富有历史感，可为什么德国人的历史反思更令人信服得多？

此片可和《帝国的毁灭》参照阅读。

翻案也罢，立案也罢，浅尝辄止来蒙事，总归不成样子的。

我们对待历史，有时像无可无不可世故宿命的糟老头子，“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历史既然循环，个人何须努力较真；有时却像复仇主义者伍员或美狄亚，天翻地覆慨而慷，鞭尸历史，你鞭过来，我鞭过去，赢者通吃，一朝天子一番说话。

枭雄曹操在京剧里可是个丑角，我们演义的历史就像戏剧一样天真，道德和因果报应笼罩着一切。

——这是我们乐见的历史。

枭雄要么是枭雄，要么是豪杰，可是，怎么也不应该涂抹为小丑的。

粱任公曾愤怒过“二十四史，二十四家谱也”；——我们既认识不到英雄的残酷和伟大，也不肯承认普通人在历史涡流中的生存意义。

至今我没看见过关于文革像样的电影，把那个年代涂抹得很bt的电影不少，可这是浅尝辄止的bt，坏人穷凶极恶，这丑角的力量孤零零的。

《无极》里没有人，《英雄》里没有人，《黄金甲》里还是没有人。

《无极》里有为了一个馒头而被葬送做好人机会的偏执狂；《英雄》里有面对大一统皇权匍匐在地的刺客，《黄金甲》里有乱伦有阴谋有秘药有颓废长子有被宠坏的小儿子有虎狼之年的继母有“朕不给你，你不许抢”的一家之长……这里没有尊严甚至没有历史。

——它所宣扬的都是当代心史，刻板的教育，刻意的恫吓；和谐有理，阵痛有理，忍耐的好孩子才会有糖吃。

几年前那部脍炙人口的《再见，列宁》相比这片子就有点讨巧了。

其实《再见》路数和港片《金鸡》挺像的。

而这部片子，大抵称得上“不稳不火”，结尾略煽一把，也是意料中事。

很多时候是观众承受不了更残酷的东西。

（《南京梦魇》那记录片，可真够梦魇的。

让人反胃恶心而生就爱国之心，这的确太野蛮了。

）细节1：某小哥讲述了一个关于民德主席罗里克的笑话。

“早上，罗里克对太阳说：我起床了，太阳你好。

中午，罗里克对太阳说，太阳日安。

晚上，罗里克对太阳说，太阳晚安。

太阳终于说，你这混蛋烦了我一天了能不能消停会儿？

”安全局负责人忽悠他讲了这个笑话，又问询了他的姓名工号，一席人面如土色。

负责人一个人肆意地大笑，居然亲自讲了一个关于罗里克的笑话，“罗里克和电话有什么区别？

都是接起来放下。

”xx7被斥退到信件拆分办公室，某小哥就在他的身后。

一切不言中。

最佳报应是，热情饶舌的某小哥最后又八卦了下，“柏林墙推倒了。

”细节2：XX7最后到一家名叫“karl marx”的书店买书。

那本书29。

8欧元，上面写着，献给XX7。

“HGW XX/7 gewidmet,in Dankbarkeit (深表感激地赠与HGW XX/7)”那本书的名字叫：《来自好人的旋律》（Die Sonate vom guten Menschen）。

这也是诗人在得知朋友自杀后弹奏的曲名。

细节3：布莱希特无疑作了这电影的精神道具。

Wiesler偷走的那本诗集，正是Jerska在诗人生日会上独坐一边读的那一本。

字幕翻译如下：初秋的九月中每一天都是忧郁的那些笔直的小树向着天空就像爱情一样茁壮地生长着头顶上是湛蓝的天空空中飘着一朵棉花般洁白的云彩而只要你心中有信念它将永远不会离你而去其实德文原诗如下：Erinnerungen an Marie A.1An jenem Tag im blauen Mond SeptemberStill unter einem jungen PflaumenbaumDa hielt ich sie, die stille bleiche LiebeIn meinem Arm wie einen holden Traum.Und über uns im schönen SommerhimmelWar eine Wolke, die ich lange sahSie war sehr weiß und ungeheur obenUnd als ich aufsah, war sie nimmer da. 2Seit jenem Tag sind viele, viele MondeGeschwommen still hinunter und vorbei.Die Pflaumenbäume sind wohl abgehauenUnd fragst du mich, was mit der Liebe sei?So sag ich dir: ich kann mich nicht erinnernUnd doch, gewiß, ich weiß schon, was du meinst.Doch ihr Gesicht, das weiß ich wirklich nimmerIch weiß nur mehr: ich küßte es dereinst. 3Und auch den Kuß, ich hätt ihn längst vergessenWenn nicht die Wolke dagewesen wärDie weiß ich noch und werd ich immer wissenSie war sehr weiß und kam von oben her.Die Pflaumenbäume blühn vielleicht noch immerUnd jene Frau hat jetzt vielleicht das siebte KindDoch jene Wolke blühte nur MinutenUnd als ich aufsah, schwand sie schon im Wind. 国内有黄先生译本： 回忆玛丽·安布莱希特著 黄粲然译 那是蓝色九月的一天，我在一株李树的细长阴影下静静搂着她， 我的情人是这样苍白和沉默， 仿佛一个不逝的梦。

在我们头上，在夏天明亮的空中，有一朵云，我的双眼久久凝望它，它很白，很高，离我们很远，当我抬起头，发现它不见了。

自那天以后，很多月亮悄悄移过天空，落下去。

那些李树大概被砍去当柴烧了，而如果你问，那场恋爱怎么了？

我必须承认，我真的记不起来，然而我知道你企图说什么。

她的脸是什么样子我已不清楚，我只知道：那天我吻了它。

至于那个吻，我早已忘记，但是那朵在空中漂浮的云我却依然记得，永不会忘记，它很白，在很高的空中移动。

那些李树可能还在开花，那个女人可能生了第七个孩子，然而那朵云只出现了几分钟，当我抬头，它已不知去向。

电影为了此主旋律，当Wiesler开车送上司回去的时候，镜头特意照向那明亮的天空，照着天空下面交织的细长的树枝。

八卦1：导演33岁。

九年前，东诺士马克还是个慕尼黑电影学院的学生，有一天在家中发呆，听贝多芬的《热情奏鸣曲》，突然想到列宁当年是怎么谈这个奏鸣曲的：没有比《热情奏鸣曲》更美的音乐了，惊人、超寻常的音乐！

它总让我像幼稚的孩子一样由衷地觉得自豪——怎么人类可以创造出这样奇迹似的乐曲。

（苏联电台到此为止。

美国电台则播出列宁这段话全文：……让我像幼稚的孩子一样由衷地觉得自豪——怎么人类可以创造出这样奇迹似的乐曲。

但是我不能常听这个乐曲，因为，它会影响我，使我有一种冲动，想去赞美那些活在污秽地狱里而仍旧能创造美的人，想去亲抚他们的头。

可是这个时代，你不能去亲抚人家的头，除非你要让你的手给咬断。

你得重击人家的头——毫不留情地重击——虽然说，理论上我们是反对任何形式的暴力的……我们的任务真的很难搞。

”八卦2：此片饰演窃听人员的男主角，其真实经历恰如诗人，他的妻子曾经向斯塔西告密他的生活种种。

龙应台关于此片评论：http://ent.sina.com.cn/m/f/2007-03-05/09291466821.html

当永远穿着灰色夹克衫旧西裤的魏斯曼拖着要送的邮件机械般得走过一个书店时，他看到作家的新书宣传海报挂在书店窗户上。

过了一会，他回到画面中，进入了书店，翻开了那本书。

一页页得翻到献辞的那一页时，上面写着：献给好人的奏鸣曲——HGWXXX/7。

他合上书本，依旧面无表情得毫无声响得走到收银台。

当收银员随口问到，这是送给别人的吗？

魏斯曼的眼神从未如此得温柔，仿佛春风吹过从而融化了严冬的第一滩雪，如此的单纯，仿佛一个小男孩得到了父亲的赞许。

除了他的眼神，他的面部依然如面具一般。

他依旧操着那个低沉的声调说，这是给我的。

音乐响起，画面定格在他的那张永恒的冰块脸上，而冰块脸的中间是一双严冬中如火炉般充满生气与灵魂的眼神，仿佛在渐渐地融化整一个冬天。

这一幕我翻来覆去看了好多次。

一开始我没有弄明白魏斯曼到底是正派反派。

他仿佛是被组织训练到毫无感情的特工机器人，永远冷峻无表情，声音不带任何感情，毫无私生活，真正的喜怒哀乐不形于色。

放到生活中就是一副及其boring的肉体。

可是，当他在那黑暗的仓库中戴着大耳机听到作家演奏钢琴曲时，在黑暗中他流下了两行热泪，我开始不解究竟为何；当他在小酒吧里，训练有素得隐藏在灯光的阴影中，安慰作家的妻子，那个剧作家，说观众很喜爱她的表演时，我还在疑惑他是否来害她的；当他埋在妓女的怀中却被妓女退走的时候，我觉得他是如此的可怜又可悲，对他有一种既同情又冷血的态度；直到他在打字机上记录作家他们是在编写共和国成立纪念日的剧时，我才确定，他或许是一个有血有肉的灵魂，一个隐藏在程式化冰冷的面具下的炽热又克制的灵魂。

或许是他尘封已久的心灵被作家的激情所触动，或许他是个良知未泯的特工（在他被贬去做拆封信件的工作人员时听到柏林墙倒了的消息时，可以感受到他的一种解放、感动、隐忍的喜悦的心情）。

这个演员实在太impress me，单靠眼神就可以讲述一部动人的故事。

特别是当Christina居然招供出了打字机的所在地时，他的眼神仿佛一瞬间有震惊，有难过，有愤恨，有惋惜，仿佛在吼叫着：你怎么可以说出来？

你怎么可以说出来？

你是他最爱的情人，你怎么可以出卖他？

可是他的感情流露永远是一瞬间。

他依然面无表情的完成了所有审问流程。

而他的感情流露最多的一次便是Christina无法忍受自己背叛的行径从而自己冲上马路被大卡车撞飞的时候，魏斯曼跪下来，仿佛要哭出来，喃喃地说，我已经把打字机拿走了，我已经把打字机拿走了，他不会有事的…或许观众在期待着他抱着那个女人痛哭，将一直以来所背负的苦痛和秘密全部发泄出来，可是当作家他们赶来时他只是默默的站起来退到了后面，整整衣服，又恢复了一副冰块脸，随着警官离开了。

当作家在多年后翻开当年记录自己的档案时，他震惊地发现他最爱的女人竟然签下了同意监视并汇报他行径的保证书，他更震惊的发现当年他投稿反动文章到西德的如此的大风波竟然在监听记录中找不到蛛丝马迹。

他不停地看到HGWXXX/7这个代号。

令我印象深刻的一幕是，前台的助手在一堆堆的卡片中寻找这个代号，那些卡片如此小如此多，让人觉得生命这么伟大的事物也只能是一个代号，是一张被遗忘在角落的卡片。

我曾遗憾为什么作家明明远远地看到了魏斯曼却不上去表示他的感谢，那个曾经救了他生命，救了他创作生命的英雄，如今在寒风中一家家得投邮件并将继续投20年。

某种意义上，他用自己的生命拯救了另一个生命，用自己喽啰般的未来换他涅槃而绽放的生命，用自己的生活为他人的生活铺路、燃烧。

Lives of others。

直到4年后作家写了那一本书：献给好人的奏鸣曲，我想，这大概是最完美最深沉最超越平凡的答谢。

我本以为这是一部间谍剧，或者是一部讲述众叛亲离出卖背叛的故事，但它讲述了即使在如此恶劣黑暗的环境下，人性中伟大的光辉依然熠熠发光。

http://www.bedtimepoem.com/?p=5811这应该是最准确的一个译本。

▍回忆玛丽·安那一天，蓝色月亮的九月静静地，在一棵年轻的李树下我搂着她，沉默苍白的情人像搂着一个妩媚的梦。

在我们头顶，夏夜美丽的空中有一朵云，让我久久凝望它很白，不可思议地高远当我抬头，它已不知去向。

那天以后，许多，许多个月亮在空中悄然坠落，消失。

那些李树们或许也已被砍去若你问我，那个情人后来怎样了？

我会这么对你说：我已想不起不，我确实明白，你想问的是什么但她的脸，我真的再也想不起我只记得：那天我曾将她亲吻甚至那个吻，我本该也早已忘记若不是因为那朵云我还记得它，也将永远铭记它是那样白，来自高高的天上。

李树们也许仍在开花那个女人或许已生下了第七个孩子但是那朵云，盛开得如此短暂当我抬头看它，它已消失在风中。

作者 / [德国] 布莱希特翻译 / 媛的春秋Erinnerung an die Marie A.An jenem Tag im blauen Mond SeptemberStill unter einem jungen PflaumenbaumDa hielt ich sie, die stille bleiche LiebeIn meinem Arm wie einen holden Traum.Und über uns im schönen SommerhimmelWar eine Wolke, die ich lange sahSie war sehr weiß und ungeheuer obenUnd als ich aufsah, war sie nimmer da.Seit jenem Tag sind viele, viele MondeGeschwommen still hinunter und vorbei.Die Pflaumenbäume sind wohl abgehauenUnd fragst du mich, was mit de Liebe sei?So sag ich dir: Ich kann mich nicht erinnernUnd doch, gewiß, ich weiß schon, was du meinst.Doch ihr Gesicht, das weiß ich wirklich nimmerIch weiß nur mehr: ich küßte es dereinst.Und auch den Kuß, ich hätt ihn längst vergessenWenn nicht die Wolke dagewesen wärDie weiß ich noch und werd ich immer wissenSie war sehr weiß und kam von oben her.Die Pflaumenbäume blühn vielleicht noch immerUnd jene Frau hat jetzt vielleicht das siebte KindDoch jene Wolke blühte nur MinutenUnd als ich aufsah, schwand sie schon im Wind.Bertolt Brecht由于是距离地球最近的星体，月亮的变化对于人类的影响也许不比太阳小多少。

满月时分，诗人的作品尤其多。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今夜鄜州月，闺中只独看……”“秋空明月悬，光彩露沾湿……”“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云中谁寄锦书来，雁字回时，月满西楼……”《世说新语》里，东晋大司马桓温北征，见到自己年轻时种下的树亭亭已冠，大为感慨：“树犹如此，人何以堪？

”睹月最易变身，睹物最易思人。

布莱希特却完全是在记忆里，搜寻过去的场景。

月色几经更替，曾经依偎其下的树木可能已被砍光，甚至连爱人的脸庞，也忘掉了。

不过诗人强调，有一朵云，短暂盛开，正是这一转瞬即逝的云朵，让他记住了一个吻。

总有一个微妙的细节，成为记忆之海里的浮标，锚定一件重要的、永志不忘的事情。

荐诗 / 范致行2015/09/27